揭開安理會的神秘面紗:揭開貨幣的神秘面紗教案

　　在安理會工作的15個理事國外交官都按各自國家的文官制度經常輪換，但大家一回生、兩回熟，很快就猶如兄弟姐妹一般，無話不談。 　　我在安理會工作期間，始終保持我國外交官的“先進性”，注意與其他理事國的各級官兵“打成一片”。通過接觸與觀察，我發(fā)現各國外交官在衣食住行方面既有共同之處，也有不同的特點。
　　
　　一布遮百丑
　　
　　我國關于穿著的重要性早有不少說法，比如“人靠衣裝”、“三分靠人，七分靠衣”等等。由于安理會幾乎天天都要碰頭，一天之內既有非正式的內部磋商，又有公開舉行的正式會議，因此，各個理事國的外交官在衣著方面更多的是注重得體、方便、自然和舒服，大多數外交官并不一味追求“名牌”“高價”什么的。
　　英國的西服素來質地上乘、做工考究，英國外交官穿起西服時，自然就被烘托得精神抖擻。他們到安理會開會就如同“瀟灑走一回”似的。英國原常駐聯合國代表大衛(wèi)?漢內爵士每次到安理會開會，都是西裝筆挺、皮鞋锃亮，加上他說話抑揚頓挫，頗有紳士風度。在一次會議上，他甚至半開玩笑地提倡所有代表“穿著學英國人（衣著講究），說話學愛爾蘭人（發(fā)音純正），辦事學猶太人（處事圓滑）”。
　　法國原常駐聯合國代表梅內邁大使曾在法國外交部擔任過禮賓司長，出于長期職業(yè)習慣，也歷來注重“外在美”。他的襯衣袖子每天都換上不同的“金質”對扣，雙手往桌上一伸，袖子常常閃出兩束耀眼的光芒。
　　俄羅斯原常駐聯合國代表拉夫羅夫大使（現為俄羅斯外長）和俄羅斯代表團的外交官個個人高馬大、虎背熊腰，不管什么質地和樣式的西服，一披在身上就活像“男模特”似的。
　　意大利西服世界馳名。意大利的外交官“近水樓臺先得月”，在西裝樣式變化上真正做到“與時俱進”。他們在1993年穿的是兩個扣的西服，到1997年就增加到三個扣，現在則已增加到四個或五個扣，而且西裝的領子亦越來越高。
　　北歐國家的外交官的衣著歷來有樸素、內斂的傳統(tǒng)，西裝樣色變化不大，有時甚至是件西服就行！
　　尼日利亞和阿曼等安理會非洲和亞洲理事國的大使在安理會的正式會議上，則多數穿著各自國家的大袍式服裝。百衣叢中一件袍，一眼便能從人群中分辨出來。
　　當然，衣著也是因級別、習慣和收入而變化的。我就見到過一位穿著非常隨便的外交官。法國代表團原來有一位名叫帕格農的政務參贊就終年穿著他的那件綠色棉料西裝上衣開會。這種只換襯衣和領帶，不換西服外套的做法，據說是洋“懶漢”的最佳“懶法”。他在安理會內凡事總愛開玩笑，并且一有機會就與坐在他后排的本國代表團一位俊俏女一秘打情罵俏。據他說，他原來出身在法國北部的一戶農民家庭，家境貧窮，家教不足，迄今仍屬于“本性難移”的一類外交官。后來他離任返回法國外交部時，仍穿著他那件綠色棉料西裝上衣。但是，“懶漢”卻有“懶�！�。他最終以“貧下中農”樸實無華的品德贏得了那位女一秘的芳心，兩個有情人終成眷屬！
　　我和我的同事們在安理會工作期間，開始時都是清一色穿“國產”西服�！皣�產”西服耐用是夠耐用的了，但常常美中不足，不是腰部設計得太肥，就是袖子做得太寬、太長。用人們常用的一句話來形容，就是衣服里還可以“再藏二百斤大米”！
　　有一年年底，在紐約皇后區(qū)一條名為“萬達街”的街道上，有一家西服店要倒閉。這家西服店連續(xù)三周吐血“大甩賣”，各種款式的庫存西服均標上“跳樓價”。一件純毛西服便裝上衣僅售十多個美元，100美元可以買上三套“三件頭”的西服。消息最初是從我同事的配偶口中傳開的，很快就一傳十，十傳百。大家爭先恐后地去搶購。有量入為出，量體選衣的，也有人購亦購，日后用于“送禮”的。我身高1.77米，屬于“老百姓”體型，將架子上掛放的任何一件“38正碼”（美國中號碼）西服往身上一試，從沒有發(fā)現不合身的。有些外交官配偶不懂英語，干脆將“萬達街”叫做“完蛋街”。當這家西服店真的“完蛋”后，我和我的同事們全都變成了“金蛋”。大家購到的西服，既有名牌，也有實料，既有后擺兩開叉的，又有前擋兩排扣的。衣服是買來穿的。我和同在安理會小組內工作的幾個同事干脆每天換一套西服，每天都哼著“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的小曲，“滿面紅光、神采奕奕”地走進安理會。我的外國同行立即發(fā)覺我們一班人的這一“時尚”，紛紛向我們射出羨慕的目光。有些代表還忍不住伸手摸一下，嘴里咕嚕一句：“是真家伙！”
　　但大家也有穿著非常隨便的時候。如果遇到安理會在節(jié)假日召開緊急會議，各人的著裝便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既有不結領帶的，也有只穿襯衣的，甚至還有堂堂一國大使穿上牛仔褲、運動鞋闖進會場廳的。
　　這時，彼此見面當然少不了問寒問暖。有人說，他是剛從高爾夫球場而來。也有人說，他是剛從釣魚場或騎馬場而來。個中“水分”和虛實就無從查證了。倒是有一位高級外交官是個老實人，他對大家說了一句老實話：“俺剛睡了一個大懶
　　覺，從被窩里爬出來！甭瞧，睡褲還在里面哩！”
　　
　　民以食為天
　　
　　外交官不是“神仙”，不能缺“五谷雜糧”。不管世界上有多大的事件，安理會有多急的會議，代表肚子空，總想找飯桶。在安理會有人編過這么一句俗語：“安理會只管干，不管飯，不嫌早，只怕晚�！卑怖頃�每天會議連軸轉，每當會議開到中午1時以后，室內的各國代表就開始肚子打鳴、坐立不安了。會議主席如果明察秋毫，大都會“以人為本”，當機立斷宣布休會。但也有個別主席脾氣犟，辦事太過認真，非要完成當天議題。這時，各國代表便會還以顏色，紛紛在會上提出一些瑣碎問題，名為要求主席討論，實為將主席扣為“人質”。這時，誰都甭想離開會場。
　　安理會各個理事國的大使通常在中午都有“飯局”，而且大都安排在聯合國四樓的代表餐廳，或離聯合國大樓僅一街之隔的各個餐館。聯合國附近有一家中餐館叫“榮樂園”，生意十分興旺。這些餐廳和餐館都是大使們中午“扎堆兒”的地方。有時，我們需要找一些國家的大使商量一件事情，只要去這些餐館走一趟，準能碰到個什么人物。
　　在聯合國大樓對面的45街，還有一家叫“李園”的快餐店。只要花上5.95美元，就可以點上兩份菜和一份飯，外加免費茶，也可以點一碗名稱與內容相符的三鮮面或排骨面。許多國家代表團的“中青年干部”和聯合國秘書處的工作人員都喜歡光顧這家快餐店。
　　有一天中午，我和當時我國在安理會的候補代表張參贊在安理會散會后，便去這家快餐館�？紤]到他是我的“頂頭上司”，我爽快地花了5美元請他吃了一頓午餐！
　　1998年初以前，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團址在紐約曼哈頓的上城，亦即在66街155號西的一棟10層大樓內。當時，代表團開設了集體食堂，主要是為了便于大家開會回來后用餐。代表團搬到中城后，團址離聯合國近了，集體食堂也取消了。每天中午我從安理會返回公寓后，都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經過各種實踐，我發(fā)現吃意大利的比薩餅是最為“多快好省”的。在美國的超級市場內有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盒裝比薩餅，買回來后只需在公寓內的微波爐熱一下就可以馬上“進口”轉“內消”了。在取消集體食堂的頭三個月，我?guī)缀醭员榱耸忻嫔细鞣N口味和價錢的比薩餅。
　　據我的歐洲同事說，他們的代表團沒有“食堂”，午餐也因繁就簡，很少有大魚大肉的。安理會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的普通外交官常常是一塊三明治和一杯濃茶或咖啡便打發(fā)了一頓飯。一些女外交官不知是飯量小，還是要苗條，中午啃個蘋果或兩根香蕉就足夠了。他們和她們都有一個說法：“午餐吃太飽，肯定想睡覺！”
　　
　　舍遠求近
　　
　　安理會的緊張工作決定了各個理事國的外交官必須終年加班加點。外交官的住處遠近直接關系到外交工作的時效性和持久性。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原來是在一個工作與生活區(qū)“二合一”的大樓，四至五層為辦公室，其余為住房。這一做法的好處是“上班不用急，回家不用愁，大樓分兩區(qū)，上下可轉悠”。但由于辦公室和住宅均離聯合國大樓比較遠，不適應“具有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工作需要，后來在1998年初將團址搬遷到離聯合國較近的地點，并在相鄰的地方另行建造了一棟宿舍樓。這從根本上解決了辦公與生活分開的問題，也改變了以往到聯合國開會費時費力的情況，最重要的是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對于安理會其他理事國來說，由于住房已根據標準“包干”到人，因此，各國的做法也有所不同。英國、法國、俄羅斯等國的許多外交官大都在曼哈頓租房。房租雖然昂貴了一點，但優(yōu)先考慮的是工作方便。美國代表團的一些外交官則多散居在地鐵交通比較方便的紐約市郊區(qū)。而韓國的外交官多在與紐約曼哈頓毗鄰的新澤西州租房。那里房租低，房間大，住起來很寬敞。據說一棟小別墅月租才3000美元。一家大小頗有點“小康”的感覺。但他們也有煩惱，即每天到代表團或聯合國大樓上班，都需要起早貪黑、披星戴月。
　　總之，“一根針無兩頭尖”，要想少掏腰包，就需早起趕路！
　　
　　以步代車
　　
　　各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都設在曼哈頓。各國外交官“行”的問題其實與“住”的安排和各自代表團團址遠近密切相關。對于“以開會為生”的外交官來說，及時從辦公室或公寓出門，穿過車水馬龍的大街，趕到聯合國大樓內的各個會議室，確實事關重大。
　　美國是東道國，美國代表團自然借“地利”占了一點便宜。美國代表團團址就在聯合國大樓正對面（現正在改建），路程只有一石之遙。法國、英國、日本代表團離聯合國也僅兩街之隔，當屬一箭之遙。德國、韓國等國的代表團近年也想方設法將團址向聯合國靠攏。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讓外交官們“少走彎路”！
　　我國代表團在1998年初搬遷到新址后，走路到聯合國只需要六七分鐘。我和我的同事們到聯合國開會大都以步代車，既省油，也健身，一舉兩得。上午到聯合國，沿途還常常遇到住在附近的其他國家的外交官。這一大幫人穿著整齊，膚色各異，腰夾文件包，行色匆匆地奔往聯合國，構成了紐約街頭的一道“風景線”。
　　說起代表團搬家，我還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情。1998年1月，我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團址需要搬遷，從曼哈頓上城的66街西155號搬到中城的一大道35街之間。消息傳出，各國代表團都表示祝賀。它們做出積極的評論是有道理的：一是中國代表團的團址離聯合國安理會的會場近了，中國人也學會快速反應了；二是中國富裕了，有財力“喜新厭舊”了；三是中國人懂得公私劃分了，辦公區(qū)與住宿區(qū)彼此隔離了。
　　搬家是一件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既要清理陳年資料、收拾鍋碗瓢盆，又要訂購新式電器、安排人力運輸，還要確保人員安全和檔案保密等等。當時，我是代表團“喬遷辦”班子成員之一，主要負責文件資料和保密安全等工作。事前，我們做了周密的分工安排，決定以組為單位，化整為零，先家居用具，后辦公設備，逐一搬遷。
　　美國人真是“急”我們之所急，“想”我們之所想。正當我們籌劃具體搬遷計劃時，有幾家自稱是美國搬遷公司的主動找上門來，表示愿意“免費”提供搬運服務，并且保證不損一桌一椅、一碗一碟。還有幾家自稱是專業(yè)的美國電器公司派人登門拜訪，表示愿意“捐贈”一些只具有“普通功能”的辦公電器，如復印機，讓代表團先“試用”一段時間。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們一律婉言謝絕了美國人的“雷鋒精神”和“希望工程”，決定自力更生，用團內自己的面包車和我國派出的施工人員，再由團內的外交官逐一押送運輸。最終，花了兩周時間，像螞蟻搬家一樣完成了這一劃時代的工程。
　　家搬完了，大家的力氣和見識也長了。在這個復雜多變的地球上，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最好甭撿，也甭吃！
　　
　　責編：雷向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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