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相伯：三千畝田產(chǎn)與一所學校] 丹陽馬相伯學校

　　思想A 　　 　　蔡元培常常一大早就來敲門求學，馬相伯為其好學精神感動 　　 　　翰林，孝廉公， 　　有志青年一時云集 　　
　　作為教師和學校管理者，馬相伯將學生奉為上帝，無論該學生來自何方，有何信仰，更不論其長幼貴賤，一律投以真摯無私的純愛。聲稱：“只要他們誠心來學，程度相當，皆應一視同仁，盡量收納。”
　　馬相伯創(chuàng)辦震旦學院，固然與時代推助及個人經(jīng)歷密不可分，但與蔡元培等人的誠心拜師問學也有相當關(guān)系。當時，蔡元培還在南洋公學任職，執(zhí)意要跟馬相伯先生學習西方各國的母言――拉丁文，常常一大早就來敲門。馬相伯有時候還沒起來，便被他從夢中叫醒。對此，馬相伯并不介意，反而為蔡元培的好學精神所感動，主動建議蔡元培從學校中選擇一些優(yōu)秀學生一起來學。故而有所謂“二十四個學生跟馬相伯學習拉丁文”的學界佳話。
　　由于辦學初見成效，聲名遠播，致使全國各地有識之士，“遠之如云南、四川、陜西、山西的皆不遠數(shù)千里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人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有教無類的辦學方針最大限度地容納了不同地區(qū)、不同派別的有志青年，學校規(guī)模也由之不斷擴充。從創(chuàng)辦之初的二三十人，一年多以后便增至百余人。
　　弟子于右任即是諸多弟子中的一個突出代表。他系陜西三原人，有感于清廷專制主義的腐敗政治，吟詩言志，作《半哭半笑樓詩草》，其中不乏對時政的譏諷。其詠古詩中有：“誤國誰長窈窕身，唐懲禍首豈無因？女權(quán)濫用千秋戒，香粉不應再誤人�！庇墒怯|怒清廷，通緝告示，四處追捕。馬相伯從報上得知后，則視之為進步青年，不顧個人得失安危而招其入學。不僅“免其學費”，且謂之曰：“余以國民一分子之義務(wù)，為子作東道主矣。”很顯然，馬相伯對學生的愛實際上已融入整個近代中國民族解放事業(yè)的洪流中。
　　
　　思想B
　　
　　馬相伯決定汲取中國書院的簡約化管理精神,自任監(jiān)院（即院長）及導師
　　
　　民主辦學叫天主教會恐懼
　　
　　馬相伯深知，辦好一所大學的關(guān)鍵在于優(yōu)秀的師資隊伍和精干的管理人才。然而困難的是，震旦學院創(chuàng)辦之初，既無校舍師資，更乏管理人才。對于前者，馬相伯憑借其與徐家匯天主教會的深厚關(guān)系以及不久前的巨額私產(chǎn)捐獻，借到了徐家匯天文臺余屋為院舍，并聘請到若干外籍教士為學院教授。至于后者，他不能不另謀良策。經(jīng)過反復權(quán)衡和深思熟慮，馬相伯決定汲取中國書院的簡約化管理精神，自任監(jiān)院（即院長）及導師；同時借鑒西方大學的自治傳統(tǒng)，實行“學生自治”。
　　馬相伯除總攬學校教務(wù)外，常兀坐講堂親自授課，并樂于與學生同吃同住；而學生在這樣一個相對寬松的環(huán)境里也如魚得水，自由民主意識空前高漲，進步革命精神潛滋暗長。面對震旦學子們的勃勃生機，徐家匯天主教會十分恐懼，他們生怕學院背離法國教士的根本利益，要求增加法語課程，并企圖改變學院的管理模式和辦學宗旨。然而，已經(jīng)覺醒的中國學生決不愿意再蹈專制教育之轍，終因“學費繳納”的管理權(quán)限沖突,導致幾乎全校學生(僅缺2名)的罷課退學,宣布另立復旦公學。
　　作為反專制斗爭的杰出成果，復旦公學從創(chuàng)立之初即高舉震旦公學的民主自治傳統(tǒng)，并努力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fā)揚光大。一方面，馬相伯極力邀集當代名師碩儒共謀復旦盛事。組織了嚴復、熊希齡、薩鎮(zhèn)冰、張謇等28名陣容強大的校董會，除得到兩江總督周玉山的鼎力支持外，董事會更公開向社會募捐興學；同時延請留美歸來的李登輝出任教務(wù)長，并聘用張汝楫、王培元等先生分任教席。一時間人才濟濟，勃然復興。另一方面，馬相伯堅持讓學生參與各種形式的學校行政管理工作，特別是公學草創(chuàng)之際，百廢待興，于右任、鄒仲裕等弟子日夜操勞，功不可沒。
　　新學甫成，馬相伯又倡導學生主動參與學校食堂等內(nèi)部管理，設(shè)立“校內(nèi)民主法庭”以解決同學間的糾紛，殷切期待學生能夠歷練自治精神，養(yǎng)成民主健全人格。
　　
　　
　　思想C
　　
　　學校的基本規(guī)范建設(shè)乃是學校能否健康發(fā)展的先決條件
　　
　　《震旦學院章程》
　　
　　作為二十世紀初年的開明校長，馬相伯固然注重學校的民主自由精神，但自由不等于放任。在他看來，學校的基本規(guī)范建設(shè)乃是該學校能否健康發(fā)展的先決條件。
　　1902年，他手訂的《震旦學院章程》雖然整體上比較簡略，但其中對課程教學則有較詳細的規(guī)定。主張依據(jù)西方大學理念，將課程分為文學（Literature）和質(zhì)學（日本名之曰科學，Science）。其中，文學實指廣義的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正課（古文、今文和哲學）和附課（歷史、輿地和政治）；而質(zhì)學則主要指自然科學，亦包括正課（物理學、化學、象數(shù)學）和附課（動物學、植物學、地質(zhì)學、農(nóng)圃學、衛(wèi)生學、簿記學、圖繪、樂歌、體操）。這一超越傳統(tǒng)的近代課程分類，體現(xiàn)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結(jié)構(gòu)互補精神，對當代大學課程教學改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啟迪意義。
　　與《震旦學院章程》相比，馬相伯于1905年手訂的《復旦公學章程》則更為周詳細密。就課堂正業(yè)而言，章程不僅規(guī)定了分齋課程，厘定了學科程度，而且詳細列舉了包括“上下課堂鳴鐘為號，先教員入，后教員出，須有秩序”；“教員就座離座，均起立表敬意。”關(guān)于課外活動，馬相伯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周末演說會及正常的文體游戲。至于因病請假須校醫(yī)允單、每晨六時鳴鈴即起等生活規(guī)范，都作了具體規(guī)定。
　　與嚴格的學校日常規(guī)范相耦合，馬相伯在生活中則是一個風趣幽默、和藹可親的智慧長者。但在正常上課期間，則不容許學生有絲毫懈怠。有一次，馬相伯請人教學生擊劍，“間有一同學汗沈露背少休，先生遂振鈴集諸生”，厲聲訓斥，“聆者都為汗顏�！�
　　抗日戰(zhàn)爭期間，馬相伯更以百歲高齡勉勵復旦學子“宜拳拳于國家民族為己責，砥礪德行，闡揚學藝，建殊勛于朝右，樹師表于人倫”；并引《詩經(jīng)?菁菁者莪》中的“既見君子，樂而有儀”，表達其殷切期望之情。
　　
　　
　　思想D
　　
　　其有意唾棄國學,雖錄取,亦隨時擯棄
　　
　　一切學科，重在開示門徑
　　
　　馬相伯創(chuàng)辦震旦學院和復旦公學都充分體現(xiàn)了“兼容并包”這一思想。
　　一方面，我們看到馬相伯對西方大學體制的贊賞和認可。他公開表示其所辦學�！皩嵕哂形鳉WAkademin的性質(zhì)，名之曰‘震旦公學’”；并在《震旦學院章程》中明確指出：“課程遵泰西國學功令�！逼浜�，馬相伯在《復旦公學章程》中進而把“研究泰西高尚諸學術(shù)”列入辦學宗旨，置西文（包括拉丁文、希臘文及西方各國語言文字）以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聲稱：“世界競爭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為先，知彼者必通其語言文字。”否則，其新知日進，我尚懵然如故，“劣敗之憂，甚為可懼�！�
　　另一方面，我們也很容易發(fā)現(xiàn)馬相伯對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特別是書院辦學管理思想的吸收和借鑒。他在《復旦公學章程》中赫然告示：“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優(yōu)，為最合格�！�…惟中文差者，須自任于卒業(yè)限內(nèi)，能加意補習為合格。其有意唾棄國學，雖錄取，亦隨時擯棄�！�
　　事實上,馬相伯的“兼容并包”不只是停留在中西方學校管理思想的兼收并蓄上,更體現(xiàn)在對學生、對同胞的真誠愛護上,其實質(zhì)乃是救亡圖存、民族復興。對此,弟子邵力子深有體會地說:“先生對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階級而別,在救國大前提下,對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是一例的，這與先生的‘有容’精神有關(guān),這與先生的學問有關(guān)。先生精神學問的最高目標在救國。”
　　也正是從為學救國的高度，馬相伯極力提倡自主研討的真學問，反對失去自我的奴隸之學，猛烈批評中國傳統(tǒng)教育的負面影響。他說：“學問之道，有人己之別也。我國自秦漢以降，皆為人之學也。曰策論則策論矣，曰詩賦則詩賦矣，曰經(jīng)義則經(jīng)義矣，降而至于八股則八股矣。我不解奴隸性質(zhì)之何以若是之深入而難移也�！迸c之相反，馬相伯強調(diào)做學問乃思想上的自主獨立和學術(shù)上的自由研究。他說：“今茲所講，為格物窮理之學，求之一己，而無與人者也。故開宗明義，力求自主，夫自主與自由異。自由者，今日欲左則左之，明日欲右則右之。而自主則不然，有堅忍不拔之氣，強立不返之志，旦而矢之，則萬變不離。所謂三軍之帥可奪，而匹夫之志難移，此鄙人所欲與諸君子共勉者也�！�
　　以震旦學院為例，其學制僅限二年，對學院章程上所列的課程，馬相伯并不主張作過細的講授，而是著眼于治學門徑的指導和開悟。正如弟子于右任所說，當時“一切學科，重在開示門徑，養(yǎng)成學者的自由研究之風。”
　　
　　
　　思想E
　　
　　西方重視演說才能，乃是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
　　
　　“中國第一大演說家”
　　
　　馬相伯從小好學深思，博覽群書，且善于觀察生活，體悟人生。故其言談辯說，每每語驚四座，有“中國第一大演說家”之譽。這一個性魅力也為其學校管理和學風建設(shè)增添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西方教育家歷來重視演說才能，乃是其源遠流長的民主政治體制所決定。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教育雖然也是以入世參政為目的，但專制主義政治需要的是臣民恭聽圣旨，而不是過多地發(fā)出聲音。然而,進入近代以后,特別是維新政治改革運動以來，中國社會的民治之聲從無到有,自治之音此起彼伏，老百姓的發(fā)言欲望越來越強烈,參政議政意識亦日益濃厚。
　　有鑒于中國專制統(tǒng)治向民主政治的急劇轉(zhuǎn)型，馬相伯頗能把握住社會轉(zhuǎn)型期的時代精神，及時將演說術(shù)教育納入學校的整體管理戰(zhàn)略，并利用星期天休息日予以貫徹執(zhí)行。在震旦學院時，馬相伯就經(jīng)常在學院八角廳演說。弟子高平子回憶說：“馬師常在八角廳中演講哲學之類的問題�！�…常覺其析理、辨正、取譬、解嘲、舉手、瞻視、疾徐、俯仰、或引經(jīng)史、或涉俗諺，莫不自然中節(jié)。近人常推胡適之先生演說第一,然胡先生以縱橫勝，而馬師以自然勝。以書法為喻，則胡先生可比蘇黃,而馬先生則幾乎羲之也�！�
　　至創(chuàng)辦復旦公學時，馬相伯更是樂此不疲。他說：“當我創(chuàng)辦復旦公學時，我曾立下規(guī)則：凡星期日上午，學生均不準外出，由我揀定許多演說題目，輪流命諸生練習演說，并把演說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開始怎樣能抓住聽眾，結(jié)論怎樣能使人對他的演說獲得具體的了解，一班學生都很感興趣�！�
　　在馬相伯的言傳身教下，震旦學院和復旦公學學生的演說才能均十分突出，這對于提高其日后的社會政治參與度產(chǎn)生了直接影響。對此，弟子于右任頗多感觸，他說：“學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諸生演說，或討論學術(shù)，或研究時事，習以為常。先生本長于演說，高談雄辯，風趣橫生，諸同學傳其衣缽，故出校以后，從事政治革命運動，受用不盡，震旦一特點也。”
　　馬相伯強調(diào)做人應誠實率真，頂天立地；讀書做學問則要獨立自主，強調(diào)“要活讀才免做蠢蟲�！痹谒�看來，一個成功的演說既是才能的外在表現(xiàn)，更是人品的自然流露，是人品與才能的高度融合。他說：“演說只是人類在社會中發(fā)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種工具，演說最好的人不見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與德的人，其演說必有可觀。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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