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尚玨：“我在的時候，總理還年富力強”]年富力強

　　在與周尚玨的整個交談過程中，他反反復復對筆者說的話就是：“我在周總理身邊的時候，他還年富力強，沒什么病癥，所以我并沒有做多少工作。倒是在我之后的卞志強、張佐良大夫，他們到總理身邊的時候，總理年紀逐漸大了，特別是后來又逢我們的黨和國家處于非常時期，總理的處境異常艱難，一些病痛也開始折磨他，他們確實在醫(yī)療、保健方面為總理做了有益的工作，值得記述一筆。而我的故事，放在醫(yī)療保健工作者群體中一筆帶過即可�！�
　　他越是這么說，筆者倒越是渴望與之交談。當仁不讓、滔滔不絕的人，你倒沒有必要去窮追不舍，因為他所說的一切說不定已經(jīng)對多少人說過了。而懷有這等情操的人，你卻一定要為他留下一些記載，因為你不刨根問底，一段歷史或某個重要細節(jié)將永遠不為人知。
　　
　　
　　傅連?到醫(yī)院挑人，結果選中了周尚玨
　　周尚玨老家在吉林。1931年“九一八事變”，蔣介石下令不抵抗，東北淪喪，周尚玨全家流亡到了北平。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北平、天津相繼又都處在了日寇的鐵蹄踐踏之下，周家人感到無處可逃了。那時，周尚玨初中剛畢業(yè)，他已經(jīng)懂得了痛恨�！皣�民黨政府把那么遼闊的國土都讓給了日本人，把那么多的老百姓都丟棄了�！敝苌蝎k如是敘說自己的革命緣起。
　　特別是到了1945年，日本剛投降，國民黨就來搶著接收，又弄得怨聲載道。最讓學生們憤怒的，是國民黨當局對日寇占領區(qū)學生進行的甄別審查。
　　中國共產(chǎn)黨順應廣大學生的心愿，組織了反甄別運動。接著，國民黨政府又違逆民心，挑起了內戰(zhàn)。進步學生們成為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反內戰(zhàn)的主流。在學生運動中，周尚玨接觸了共產(chǎn)黨，認識了共產(chǎn)黨，并漸漸地向共產(chǎn)黨靠攏，并于1946年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周尚玨說他剛入黨時，談不上什么覺悟，就是對國民黨的腐敗和不抵御外侮不滿。
　　1948年8月，周尚玨的名字被列入國民黨報紙上刊登的通緝令上，當局要所有被通緝的人到特刑廳報到。實際上一報到，就將被投入監(jiān)獄。那是內戰(zhàn)發(fā)動后當局公開通緝的第一批學生。
　　周尚玨在北京待不下去了，組織上就安排這些被通緝的學生們去了解放區(qū)。周尚玨先到了臨近山東的泊鎮(zhèn)。后來，為了解放北平，有些從北平撤到解放區(qū)的同學又被派回北平。但周尚玨是被公開通緝的，他的身份已暴露，無法回去，就又被分配到駐扎在建屏縣的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醫(yī)務室當醫(yī)生。在當醫(yī)生的同時，他還擔負一些保健工作。他的第一個保健對象，就是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李維漢。
　　那段時間，中國共產(chǎn)黨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召開新的政協(xié)會議，以建立新生的國家政權。許多民主黨派領袖及社會知名人士，都經(jīng)中國共產(chǎn)黨的周密安排，從中國各地來到河北建屏縣的西柏坡。他們到來以后，都由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負責接待。因此，他們也成為周尚玨的醫(yī)療和保健對象。
　　1949年3月，中共中央的領袖們及中共中央的核心機關，從河北建屏向北平進發(fā)，周尚玨跟著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進了北平。在進駐中南海的中共中央機關中，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是最早的機關，先于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辦公廳部分機關好幾個月。作為統(tǒng)戰(zhàn)部醫(yī)務室的醫(yī)生，周尚玨也進了中南海。
　　
　　開國大典過后，工作的忙碌有所減輕，周尚玨向領導提出到醫(yī)院臨床實習一段兒。因為他是遭國民黨當局通緝離開北平的，當初未能完成實習。組織上同意了他的請求，安排他到人民醫(yī)院外科實習，因為他學的專業(yè)就是外科。
　　1950年實習結束時，按他自己的意愿，是想留在醫(yī)院當外科大夫。但恰逢當時中央保健委員會要加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保健工作，為中共中央的幾位書記配備專職保健大夫，主管這項工作的傅連?到醫(yī)院挑人，結果選中了周尚玨。
　　周尚玨說他并不愿意當保健大夫，但自己是黨員，得服從組織分配，于是就到了中央保健委員會工作。剛一去，組織上安排他負責董必武的保健，半年后，即到了1950年年底，周尚玨就開始擔任周恩來的專職保健大夫。
　　說到進中南海，周尚玨記起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當時的中央保健委員會還有一塊牌子，即中央軍委保健委員會，在這里工作的大夫都是部隊的編制，級別都套用部隊的級別。周尚玨到中央保健委員會時，組織部門給他定的級別是營級。
　　周尚玨調去做周恩來的保健大夫時，人事關系隨之轉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wèi)處。中央辦公廳警衛(wèi)處為他填了一份新的履歷表，結果填表人在填級別一欄時由于疏忽，把“營級”寫成了“管級”。“從那以后，我就成了‘管級’干部�！敝v到這里，周尚玨也忍不住呵呵笑了起來。
　　
　　我每天都要在總理臨睡前，去給他做一次治療
　　第一次去見周恩來總理，是傅連?帶著周尚玨去的。他們一起進了中南海，到了周恩來辦公兼住宿的西花廳。關于那次見面，周尚玨還能留下的印象就是周恩來的工作特別忙。傅連?把周尚玨簡單地介紹了一番后，周恩來與他隨便聊了幾句家庭情況什么的，接著就忙他的工作去了。
　　周尚玨對他的“第一次”的追述，讓人感到有些輕描淡寫。他說他當時還很年輕，內心沒有什么更多的想法，因此即使是見地位很高的首長，心理上也沒有什么顧忌。
　　然而在周恩來身邊工作了一段時間后，周尚玨對一個國家總理之忙碌有了真切的感受。他去的時候，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政權剛剛組建，一切還沒有走上正軌，國民經(jīng)濟的恢復還處于起步階段。除了總理國內事務之外，周恩來還身兼外交部部長，許多涉外事務都要由他親理。
　　特別是1950年仲秋以后，抗美援朝戰(zhàn)事又起，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zhàn)。雖說有關入朝和戰(zhàn)役部署等大決策都由毛澤東決斷，但許多具體指揮部署和準備工作，毛澤東均委托周恩來處理。
　　周尚玨告訴筆者，在抗美援朝作戰(zhàn)期間，周恩來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4點，一定要等到朝鮮前線的戰(zhàn)報來了以后，他批完了才去休息。
　　20世紀50年代，周恩來在北京工作期間，一般情況下，保健大夫并不需要時時跟在他身邊。周尚玨說：“總理忙碌得白天我經(jīng)常見不到他的身影，但為什么我能準確地知道他睡眠的時間呢？那是因為總理患有慢性咽喉炎，我每天都要在總理臨睡前，去給他做一次治療�！�
　　每天凌晨4點左右，周恩來的衛(wèi)士成元功或者張樹迎，就會給已經(jīng)睡下的周尚玨打電話，叫他起來為總理做治療。因此每天的這個時候，他都要和周恩來見一次面。除了由周尚玨給周恩來治療咽炎外，多數(shù)情況下還要由護士為周恩來做做頭部按摩，這主要是為了讓他安靜下來，盡快地進入睡眠。
　　
　　周恩來還有一項鍛煉的項目，那就是跳舞
　　周尚玨剛到周恩來身邊時，周恩來剛五十出頭，他的身體情況還是不錯的。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內政、外交、經(jīng)濟、軍事戰(zhàn)線許多重大事務，都要周恩來直接領導、部署，這使得他長期處于疲勞極限狀態(tài)。終于，他頂不住了。先是不斷感冒發(fā)燒，后來轉為低熱不退。但他從沒有放棄工作。
　　后來，還是毛澤東親自批示，要周恩來休息，這樣，周恩來才去了遼寧省大連市做短期的療養(yǎng)。周尚玨陪同周恩來去了大連，住在海邊上一個白顏色的建筑物中。那時已經(jīng)是夏季，可以游泳了。
　　當時對周恩來的治療，并沒有組成專門的醫(yī)療組，就是臨時請幾位專家來會診。當時主管此事的是北京醫(yī)院的院長周澤昭，由他牽頭帶一些專家，包括在華的幾位蘇聯(lián)專家參加治療。
　　周尚玨陪周恩來去大連的時候，周恩來的病已經(jīng)治好了，主要是休養(yǎng)。當時正趕上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進駐大連的蘇軍開始撤回，所以，周尚玨說他清晰地記得在街上走的時候，�？吹教K聯(lián)軍人在擺攤賣東西。
　　周恩來在大連療養(yǎng)期間，有自己獨特的鍛煉方式，他和朱德一樣，自編自創(chuàng)了一套比較簡單的操，每天早晨自己做做操。另外就是打打乒乓球，因為他的右手有殘疾，所以打得不太好，每次打球的時間也不太長。還有就是打臺球。
　　此外，周恩來還有一項鍛煉的項目，那就是跳舞。他常常是在星期六晚上，暫時放下手頭的工作，去春藕齋跳舞。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共中央領導和中央部分機關搬進中南海以后，每星期六晚上的舞會，就在春藕齋舉辦，有時有關部門還會在北京飯店舉辦舞會。如果沒有特別緊急的公務要處理，周恩來還是會抽點兒時間，去跳跳舞放松一下。
　　當周恩來去跳舞的時候，周尚玨都跟隨而去。后來，國務院這邊的紫光閣也舉辦舞會了，周恩來就不大去春藕齋了，而且?guī)缀趺看翁�舞之后，他都還回辦公室接著工作。
　　周尚玨說周恩來跳舞的時候特別注意禮貌，他的舞姿十分正規(guī)。國務院這邊組織舉辦舞會，都是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張羅。周尚玨記得有一次，周恩來到北京飯店跳舞，發(fā)現(xiàn)舞廳里擺放了許多比較高級的夜宵，便露出了不悅之色，說：“準備這么多這么高級的東西，都得由國家花錢，我不吃�！�
　　筆者曾聽鄧穎超秘書的孩子說，周恩來特別尊重參加跳舞的女同志，在小規(guī)模的舞會上，盡可能地同所有到場的女同志都跳一段兒。如果他要退場了，還有好幾位女同志沒和他跳過舞，他就會在一首樂曲中同這幾位女同志都跳一下。
　　
　　
　　周恩來說：“周醫(yī)生，你的衛(wèi)生是怎么檢查的？”
　　周尚玨說，他并沒有專門學過如何做保健工作，即使是從董必武身邊調到周恩來身邊，他還是不太熟悉怎么做保健工作，都是摸索著做。
　　當時中國還從蘇聯(lián)請來一些專家，除了一些醫(yī)術高明的大夫外，還有一些安全保健方面的專家。在周尚玨進中南海時，中南海里就有一位叫斯喬賓的蘇聯(lián)專家。他把蘇聯(lián)的那一套安全保健的方式都帶到中國來了，要中國的保健大夫們照著做。
　　斯喬賓經(jīng)常強調的是要嚴格地檢查衛(wèi)生，他所說的檢查衛(wèi)生還包括檢查空氣，要查看空氣里有沒有什么有害物質。此外，他還告誡中國的保健大夫們，要檢查首長駐地及其周圍擺放的花盆，要翻翻土，看里面有沒有炸彈。這些，實際上都不應該是保健醫(yī)生該干的事。
　　另外，蘇聯(lián)安全保健專家還比較注意保健對象們的飲食營養(yǎng)，要求經(jīng)常對食物進行化驗，當然這個化驗主要也是為了防止有人在食物中投毒。這使保健大夫們增長了一些知識，知道如何注意營養(yǎng)均衡。他們還要跟廚師們商量如何保證飲食營養(yǎng)的問題，協(xié)助制訂菜譜，搞好調劑搭配，注意保持食品衛(wèi)生等。這些按說也都不屬于臨床醫(yī)療的范疇。
　　保健工作要求對各方面的事務都十分細致周密，但作為一位未婚的男同志，盡管他對醫(yī)務方面的事情很專注，但在生活瑣事上還是會有些小小的紕漏。
　　周恩來要求自己非常嚴格，而且心又特別細，因此他也要求其他人同樣嚴格細致，不論大事小事，都要一絲不茍。有一次，周恩來在刷牙的時候，發(fā)現(xiàn)刷牙缸子底下沉淀了一層牙膏印兒，就叫人把周尚玨叫了去。
　　他見到周尚玨，指著刷牙缸子里的沉淀物說：“周醫(yī)生，你的衛(wèi)生是怎么檢查的？我們小時候，大人說了一件什么事情，我們都要由此及彼，舉一反三，相關的事情都會加以注意。你怎么這么不注意？”
　　周尚玨那時還很年輕，周恩來對他就像長輩對孩子一樣。聽了周恩來的批評，周尚玨好長一段時間內心都忐忑不安。
　　幾十年過后，周尚玨在追憶自己的那段保健工作經(jīng)歷時說：“對從事保健工作的人來說，預防的觀念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當年都沒有這方面的經(jīng)驗，這都是許多年以后才意識到的。比如老年病，并不是到了老年以后才患上的，在年輕的時候、甚至少年的時候不注意預防，就可能埋下了病根。我是在脫離了保健工作之后，接觸了老年病的臨床診斷才認識到這一點的�！�
　　
　　 “我覺得在總理那兒工作時，我只做了一件比較
　　有意義的事情”
　　周尚玨回憶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往事時，反反復復說的就是：從1950年到1955年，他雖然做了六年周恩來的保健大夫，但那時周恩來正年富力強，也沒得過什么大病，因此，他也沒顯現(xiàn)出多大的作用，不值得一寫。
　　經(jīng)不住筆者一再刨根問底，周尚玨才說道：“我覺得在總理那兒工作時，我只做了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情。那就是發(fā)生于1955年3月中旬，在萬隆亞非會議前夕緊張準備過程中的一件事情�！�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了亞非會議。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亞洲和非洲國家自己舉行的國際會議。它反映了亞非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侵略戰(zhàn)爭、維護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促進各國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對由印度、印度尼西亞、緬甸、巴基斯坦和錫蘭五國發(fā)起的亞非會議，中國一直抱積極的支持態(tài)度。早在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印度時，就曾向尼赫魯總理表示中國贊同醞釀中的亞非會議。同年12月，毛澤東向來華訪問的緬甸總理吳努表示，中國將參加亞非會議。1955年年初，中國政府接到正式邀請后，決定由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
　　為了力促會議的成功，隨即開始了緊張的準備。進入3月以后，周恩來除了日常的國務工作外，召開了一系列會議研究出席亞非會議的相關問題。
　　在一次會議后，周恩來找到周尚玨，對他說：“我的肚子痛，請你給我開一點兒藥�！敝芏鱽懋敃r根本沒有把肚子痛當做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周尚玨卻態(tài)度認真地說：“肚子痛？那我可得仔細做一下檢查�！�
　　周恩來一口就回絕了：“不行。我現(xiàn)在要開會，正忙著呢！檢查的事以后再說�！庇械谋＝〈蠓蚵犑组L這么一說，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但周尚玨那時正年輕，他認為對于病癥，醫(yī)生認為應該怎么做，就一定要表達出來，而不應該因首長的意志而放棄自己的職責。
　　而且跟隨周恩來的時間長了，周尚玨和周恩來的關系也比較隨便了。周恩來總把周尚玨當做晚輩，在私下里常常以“中學生”稱呼周尚玨。這種融洽的關系，也使得周尚玨敢于堅持自己的意見，他一定要給周恩來做檢查。
　　經(jīng)周尚玨一檢查，他感覺周恩來有闌尾炎的癥狀。周尚玨說：“你有可能患了闌尾炎，我必須向領導匯報。”他立即向北京醫(yī)院院長周澤昭報告了情況。周澤昭立刻帶著蘇聯(lián)專家和北京醫(yī)院的外科主任一起來到周恩來這里。在做了一番認真的檢查后，他們確診周恩來患了急性闌尾炎，并決定讓周恩來馬上住院動手術。
　　手術是在3月12日晚上由北京醫(yī)院的外科主任王勵耕大夫做的。因為發(fā)現(xiàn)病癥及時，并及時做了手術，所以周恩來恢復得很快，3月28日就出院了，沒有耽誤他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萬隆會議。
　　周尚玨說他及時發(fā)現(xiàn)了周恩來患闌尾炎，并不是因為他的醫(yī)術如何高明，而純粹是因為他的專業(yè)是外科。在外科看來，肚子痛是急腹癥，很多病都能夠引起肚子痛，例如腸梗阻、闌尾炎、膽囊炎、急性胰腺炎都屬于急腹癥，這些病癥都不能輕視，一旦耽誤了就容易出大問題。所以周恩來一說肚子痛，就引起了周尚玨的高度重視。
　　“及時發(fā)現(xiàn)周恩來的闌尾炎，實際上是一次學以致用，而并非明察秋毫�！敝苌蝎k說。但這也說明做一名稱職的保健大夫，打下扎實的醫(yī)學基礎也是很重要的。
　　
　　萬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飲用水放在專門的水缸里，并養(yǎng)了一條魚
　　周恩來此次參加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可謂險象環(huán)生。就在周恩來動身前往緬甸，再由緬甸赴印度尼西亞的前夕，中國的公安部門就偵知相關情報：美蔣特務機關已獲悉新中國代表團的行蹤，正策劃乘新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之機，謀害周恩來及代表團成員，并已分頭行動，其行動代號為“一號”。代表團如果出席亞非會議，有可能出現(xiàn)意料不到的情況。
　　為確保周恩來及代表團成員的安全，中共中央決定加派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以代表團顧問的身份，隨代表團去印度尼西亞，全權負責會議期間的安全警衛(wèi)和情報工作。還增派中央辦公廳警衛(wèi)局副局長李福坤，參與周恩來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
　　意料不到的情況果然發(fā)生了，當周恩來和陳毅等代表團主要成員到達云南昆明，等待前往緬甸首都仰光之際，傳來了“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從香港啟德機場起飛后，在北婆羅洲沙撈越西北海面上空突然爆炸，機務人員企圖在海上迫降失敗，飛機在撞擊水面的瞬間破裂，機上除三名機組人員從斷裂空隙處被拋出，其余十五人皆遇難的消息。
　　然而“克什米爾公主號”的失事，并不意味著美蔣特務謀害周恩來行動的終結，相關的新情報還在不斷傳來：并沒有被邀請參加亞非會議的美國，派往印度尼西亞一個由七十多人組成的“記者團”。而這個“記者團”中有很多以前活躍在朝鮮板門店和日內瓦談判期間的間諜，以及從香港、臺北等地調來的特務……
　　“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表明，蔣介石集團的特務為刺殺周恩來及中國代表團成員，已經(jīng)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因此，代表團對在萬隆會議期間的任何行動和生活的細節(jié)，都必須從防范的角度加以考慮，自始至終保持高度的警惕。
　　為了預防特務在代表團的食品和飲水中投毒，周尚玨他們把代表團的飲用水，放在一個專門的水缸里，在水里養(yǎng)了一條魚。只要看到小魚在水中游動，就說明水是安全的，可以飲用和做飯。
　　“每一餐的飯菜做好以后，由醫(yī)生先嘗，也就是由我先嘗。我吃了以后沒有問題，總理他們再吃。要是那次只有我一個大夫去的話，一旦我死了，總理出什么問題，也麻煩，因為沒醫(yī)生救他了。好在那次因為總理行前做了闌尾炎手術，所以又加派了中央保健局副局長黃樹則也去給總理保駕，多了一個大夫�！敝苌蝎k說。
　　在萬隆會議期間，中國代表團的警衛(wèi)和醫(yī)務工作者們就是采用這樣的方式，確保代表團成員的生命安全。周尚玨說在當時的情況下，也沒有別的辦法，沒有帶化驗的設備，就只好用這種最簡便、最原始的辦法。當然，這種辦法還是非常有效的。
　　此外，周尚玨出國時帶了足夠的急救藥品和急救器材，隨時準備著應對可能出現(xiàn)的各種意外。
　　萬隆亞非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這中間也包括中國代表團成功而且有效地遏止了蔣介石集團企圖在會議期間刺殺新中國領導人的陰謀。
　　
　　毛澤東說：“他們要是反黨小集團的話，我就是這個反黨小集團的總后臺”
　　周尚玨到周恩來身邊工作的時候，他所歸屬的單位是中央辦公廳行政處保健科。這個科的干部和醫(yī)務人員辦公居住的地方，都在中海和南海交匯處的西六所。在中南海里直接管理這一攤子工作的是中央辦公廳行政處處長羅道讓。
　　1954年，中央辦公廳的警衛(wèi)處和行政處合并為中央辦公廳警衛(wèi)局，保健科改稱為保健處，也就是警衛(wèi)局的四處。中南海里涉及保健的事務，也就轉由局長汪東興主抓了。
　　也就是在中央辦公廳行政處保健科的這段日子里，周尚玨和他后來的妻子王力相識了。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始，中國內地的政治運動逐漸多了起來，中南海里的保健大夫們也受到了運動的波及。
　　這個時候，周尚玨還不過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當時多數(shù)在中南海保健處的保健大夫，也都和他年紀差不多。他們思想上沒有什么禁忌，有些什么看法往往直接表達出來。例如他們在一些場合，經(jīng)常提出保健大夫擔負著那么大的責任，業(yè)務上應該保證一定的水準，否則，難免出紕漏。特別是他們認為做保健大夫應該有一定的臨床經(jīng)驗才行。然而，就是因為這些議論，再加上那期間發(fā)生了一兩樁醫(yī)療小事故，其中一樁是一位保健大夫在為林伯渠拔火罐時，發(fā)生了燙傷林老皮膚的情況。于是，除了劉錦奎外，其他幾位年輕的保健大夫，都被打成了“反黨小集團”成員。所有“小集團”的成員，都挨了一通批判。批判之后，“小集團”的成員們都搬出了集體宿舍，被分散安排住到各自的保健對象家里去了，據(jù)說是以此防止他們再在一起“活動”。周尚玨說：“后來我們想起此事，都覺得這樣的安排有些滑稽。因為如果我們真是反黨小集團成員的話，把我們弄到首長身邊去住，豈不是對革命的威脅更大嗎？”
　　此事的終了也很有意思：有一天，毛澤東的護士吳旭君突然對毛澤東說：“主席，我大概不能再在您這兒工作了�！泵珴蓶|問：“為什么？”她回答說：“我愛人被定為反黨小集團成員了�！�
　　吳旭君的丈夫徐濤，也是北大醫(yī)學院的畢業(yè)生，比周尚玨低一年級。他曾于1953年被傅連?安排擔任江青的保健大夫。
　　毛澤東聽了吳旭君的話哈哈大笑，說：“他們要是反黨小集團的話，我就是這個反黨小集團的總后臺�！泵珴蓶|的這句話被傳了出去，批判“反黨小集團”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后來，最初被定為“反黨小集團”的成員們，還是陸續(xù)被調離了中南海。
　　
　　天天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地給保健對象做治療和探視
　　周尚玨離開周恩來身邊后，去了北京的協(xié)和醫(yī)院學習內科。這一學就是四年。到1959年學完之后，傅連?依然惦記著周尚玨，還是把他拉回到保健系統(tǒng)，跟著傅連?工作。
　　不久，中央保健局撤銷了，由傅連?帶領的這一批人，都轉到了北京醫(yī)院，成立了保健辦公室。當時北京醫(yī)院內有兩個保健辦公室，第一保健辦公室，就是原先跟著傅連?工作的中央保健局的那一批人，主持日常工作的，就是周尚玨、趙夷年、何惠德。第二保健辦公室，是由為中南海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服務的醫(yī)務人員組成的，他們實際上并不在北京醫(yī)院上班。這個辦公室的主任是馬蘇高，副主任有李志綏、卞志強、錢貽簡。主管這兩個保健辦公室的，是傅連?離開中央保健系統(tǒng)后任中央保健局局長的史書翰、副局長黃樹則。
　　從協(xié)和醫(yī)院學習出來后，周尚玨就從事內科醫(yī)療工作了。當時有關領導幾次找周尚玨，要他擔任行政領導工作，但是他不太愿意，堅決要求從事醫(yī)務工作，他的人事關系后來就落在了北京醫(yī)院的內科部。
　　第一保健辦公室，負責的是除了中南海以外的所有“四副兩高”領導以及軍隊元帥、大將的保健工作。那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三○一醫(yī)院還沒有接受保健任務，所以連部隊的高級領導人也是在北京醫(yī)院進行治療，周尚玨在這里干了八年。
　　當時由周尚玨直接負責的保健對象，主要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程潛、何香凝；有軍隊的領導劉伯承元帥、徐海東大將；另外還有一些部長，像王鶴壽等。負責多位領導人的保健工作很辛苦，天天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地給保健對象做治療和探視。除特殊情況外，每個禮拜都要做好計劃，安排得滿滿的，星期一看某某、某某，星期二看某某、某某，星期三看某某、某某……
　　
　　“如果有來世再做選擇的話，我還會欣然地以此為職業(yè)”
　　在“文革”中，周尚玨利用自己手中尚未被剝奪的一點點權限，盡可能地為以往的保健對象做一些有益于他們身心健康或病癥診治的工作。
　　當時北京醫(yī)院內科的十位主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有些大夫被剝奪了診治的權利，治療的任務就落到少數(shù)解放了的大夫身上，工作相當繁重。
　　但是這種情況，恰恰給周尚玨提供了更多的臨床實踐機會，他的醫(yī)術得到了較大的提高。后來北京醫(yī)院新的北高干樓建成，醫(yī)療事務還是歸內科管，周尚玨仍在這里，基本上沒有脫離為領導做保健的工作。
　　哪怕社會上打倒那些老首長的聲浪再高，只要他們來到北京醫(yī)院，周尚玨就會按照以往的態(tài)度和以往的規(guī)格，為他們診治。“因為我覺得上級并沒有通知我們取消他們的醫(yī)療待遇，他們還是在我們這里進行醫(yī)療，所以我對他們一切照舊，該使用進口藥品的時候就仍然給他們使用進口藥品�！敝苌蝎k說道。
　　此外，在“文革”中，周尚玨在北京醫(yī)院工作期間，還遇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例如一些重要的外國客人的醫(yī)療保健工作，也交由北京醫(yī)院的大夫擔當過。
　　1970年3月18日，柬埔寨王國的首相朗諾、副首相施里瑪達，發(fā)動了推翻西哈努克國王的政變。西哈努克到中國后，依然受到了國家元首規(guī)格的接待。早在朗諾、施里瑪達發(fā)動政變后，哥沙曼王后就一直遭到軟禁，政變政府企圖以此迫使西哈努克放棄與之抗爭。但王后寧愿做人質被軟禁，也不屈服于政變政府的要挾。
　　年近七十歲的哥沙曼王后一直患有疾病，她一到中國，中國政府就為她安排了體檢、治療和休養(yǎng)。1974年王后到北京后，中央指示北京醫(yī)院組織了一個醫(yī)療組，擔負王后的醫(yī)療保健工作，由陶桓樂、周尚玨負責，直至1975年4月27日王后辭世。
　　此外，1972年2月，當時的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來華，在被尼克松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的訪問過程中，周尚玨也擔任了他這期間的保健工作。
　　再有，就是從1973年1月周恩來出現(xiàn)尿血癥狀后，直至他于1976年1月去世，曾幾次組織各地醫(yī)療專家為之會診，進行手術和治療，這期間先后組成過幾個醫(yī)療小組。當為周恩來治療的第一個醫(yī)療小組組成時，周尚玨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的第一位保健大夫，隨之成為小組的一員。
　　幾十年的保健衛(wèi)生工作過去了，已經(jīng)離休多年的周尚玨和夫人王力并沒有安享清閑，而是依然為醫(yī)療方面的事情忙碌著。
　　回首自己幾十年走過的道路，周尚玨有一種曾經(jīng)滄海后的平靜。他最后對筆者說：“雖然我們從事這樣的工作，奉獻了畢生的精力，也經(jīng)歷了許多的坎坷，但我們無怨無悔。如果有來世再做選擇的話，我還會欣然地以此為職業(y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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