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雷特?阿班：蔣介石向我親述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紀念館開放時間

　　哈雷特?阿班，1884年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貝理弗市，卒于1955年，一生未婚，無子嗣。 　　阿班在美國報界浸潤二十一年， 1926年來到中國，從事新聞采訪與報紙編輯工作，于1941年離任回國。1944年，哈雷特?阿班出版了《民國采訪戰(zhàn)》一書，回憶了自己在中國歷時十五年的記者生涯（該書近日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阿班在華十五年，后十二年供職于《紐約時報》，任該報駐中國首席記者。他在華期間，適逢“中華民國”歷經(jīng)多重巨變。他的報道覆蓋了廣州革命風云、北伐大業(yè)、東北易幟、蔣馮閻大戰(zhàn)、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一直到上海孤島時代的最后一刻，可以說，中國歷史這十五年的每一起伏、每一皺褶，無不通過他的鍵盤，傳遞到《紐約時報》，傳遞給美國大眾、全球大眾，并影響各國的政界決策及外交方略。
　　阿班之獨特，在于他的作用已完全超出了區(qū)區(qū)記者的層面。對美國政府而言，他是個不支薪的高級情報員，免費提供絕密情報，分量超過任何正式間諜。對各國政府而言，他是個編外的美國外交官，其作用常常是美國大使所不能及。因此，日美之間、中美之間、蘇美之間，都要由他來頻頻傳話。他直接接觸中、美、日名人政要，親歷了重要歷史事件。如孫中山死前向美英求助一事，阿班從美國駐廣州領(lǐng)事館采得了第一手資料，是全球報道此事的第一人；濟南慘案發(fā)生時，阿班是置身現(xiàn)場的唯一非日籍記者，對事件的陳述，具極高史料價值；九一八事變前，阿班事先得了日本人的提示，走遍東北，最早作了預報；他還曾動員《紐約時報》援救胡適出獄……本文是阿班對西安事變報道的漂亮經(jīng)歷。西安事變發(fā)生當日，阿班便憑他與蔣、宋、孔、陳的交情，為《紐約時報》搶到了全球的獨家新聞。新聞史常說，最先報道西安事變的，是路透社的趙敏恒。但趙敏恒是靠嗅覺推斷，最多是猜測，阿班則報道了宋子文及端納的親口引述……
　　
　　我的公寓在百老匯大廈（譯者――即今日的上海大廈）十六樓，高居于上海喧鬧的街道之上。1936年12月某晚，我獨自待在書房里，平靜無事。從新聞角度看，過去的幾個月頗為沉悶，不免感到無聊。約十個月前，東京中心區(qū)曾發(fā)生兵變，多名內(nèi)閣成員被殺，引起一片驚恐。隨后的仲夏時節(jié)，中國也曾一度瀕臨內(nèi)戰(zhàn)，卻因西南方面的突然垮臺而幸免，事件帶上了半喜劇色彩。這以后便不再有大事，唯見日本一以貫之，在華北從事種種窮兇極惡的活動，而蔣總司令則多次巡游中國各地，以便加深中國的統(tǒng)一。
　　目前，蔣總司令正在陜西省的西安市。該處位于中國的西北地區(qū)，距共產(chǎn)黨的軍隊占領(lǐng)區(qū)不遠。占據(jù)西安及周邊地區(qū)的則是少帥張學良的東北軍殘部。一直有惡意的謠言稱，少帥的部隊已經(jīng)與紅軍沆瀣一氣，西安與共產(chǎn)黨根據(jù)地之間，定期有卡車及巴士往返，運送人員與軍需物資。傳言歸傳言，卻一直無法核實。
　　張學良先是被逐出滿洲，繼而又被逐出華北，于是便赴歐考察，終于戒除了多年的毒癮，這才又返回中國。傳言說，此君行事詭異，對于南京的剿共命令，一向拒不執(zhí)行。我當時想，傳言一定不確，否則蔣介石就不會貿(mào)然進入張學良的地盤了。
　　那晚，我左思右想，橫豎想不出有什么消息足以作頭條發(fā)往紐約。我在書桌上一疊便條里隨手亂翻，發(fā)現(xiàn)了一份備忘錄，內(nèi)容是關(guān)于中國預算案中的海關(guān)稅收部分。一看時間，只有8點半，找宋子文聊聊的話，不算太晚，便撥通了他家的私人號碼。
　　接電話的是宋子文的男秘書，一個能干的中國人。他說：“子文不在家。他剛才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
　　我突然想起，那位著名的澳洲人端納此刻正在上海，何不找他聊聊。端納原是張學良的顧問，后來轉(zhuǎn)而任蔣介石的顧問。他住在派克飯店（即今天的上海國際飯店――譯者）。我撥通了電話，接電話的是端納的秘書。
　　他說：“他二十分鐘前還在，后來接到一個電話，就去孔祥熙家了……不知道他什么時候會回來。他走得挺匆忙的，好像很著急�！�
　　蔣夫人這時也在上海，住在法租界自家的房子里。兩天前，我剛在那里喝過茶。我決定給她去個電話。接電話的是她的私人秘書，一個年輕的英國女人。
　　我問蔣夫人在不在家�！胺蛉巳タ撞┦考伊恕！彼�答道，“我不想給她打電話。她剛走不久，看上去很急，緊張得要命。”
　　我不禁猜想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難道是召開家庭會議？因為蔣夫人、她弟弟宋子文和任財政部長的姐夫孔祥熙都在。他們匆匆碰頭，還頗為著急。但是，若說是家庭聚會，為什么把端納也叫去了？他只是個外人，還是個外國人。
　　于是，我不停地撥打孔府的私人電話，但每次都是忙音。最后，電話終于通了，接聽的是個中國人，聲音很陌生。我報上自己的名字，說要找端納。等了又等后，線路里終于傳來端納的聲音。
　　我問：“出什么事了，一家人干嗎在一起聚會？”
　　他反問：“你怎么知道有聚會的？”
　　“蔣夫人在那兒，子文和孔博士也在那兒，還有你。發(fā)生什么了？”
　　“阿班，對不起，這事沒法對你說。”
　　“重要嗎？”
　　端納陷入沉默，足足有半分鐘，最后才說：“先別掛線，我去問問子文，看他要不要公布消息。很抱歉，我不能對你透露半句�！�
　　獨家報道有時就是這么來的。
　　宋子文接過電話，對我說：“蔣介石將軍被劫持了。事情發(fā)生在他的住處，在西安城外幾英里的一座舊廟里……對，前東北軍部隊算是起義了，看來是和共產(chǎn)黨人聯(lián)手干的。總司令已經(jīng)被帶進城里囚禁起來了。他的衛(wèi)隊成員被打死了許多。蔣介石本人翻墻逃跑時，受了重傷……沒有，對方?jīng)]有提出勒索。這是場政變。起義者的要求很含糊……政府還未決定采取何種行動……沒有，上海還沒有其他記者知道此事�！�
　　重大突破！我得到了世界頭等重要的獨家新聞。但運氣卻與我無緣，此時已是上海時間晚上9點，正好是紐約的上午9點�！都~約時報》已經(jīng)上街銷售了�？上�，可惜。但是，《紐約時報》還有一招，可通過霓虹燈字幕，發(fā)布這則轟動性的快報。那時離燈火管制尚遠，時代廣場的舊建筑外夜以繼日地亮著燈牌，不斷跳動著各種文字。
　　接下來的一小時，我專心致志地忙于寫稿，每十行組成一段快訊，讓車夫送往電報局。車夫就這么來回奔波于辦公室與電報局之間。向紐約發(fā)了總共五百多字的一則快訊后，我終于稍作停歇，點燃了一支煙。這時我才想起，駐上海的美國情報官員，對此事不知是否有所耳聞。若還是渾然不知的話，我倒是有責任將蔣介石的危險處境通知總領(lǐng)事、海軍及陸軍情報部門，還有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第四團的指揮官。于是，我整理了電報稿的復寫紙，開始挨個去電話。
　　我感到，這是則頭等重要的新聞。一個泱泱大國的政府首腦居然遭到了劫持，且危在旦夕。而這次起事，又是于中共極其有利的。不知蘇聯(lián)是否會出臺強硬的相關(guān)政策？最重要的是，日本又會如何應對此場危機？若蔣介石因此殞命，中國必將大亂，日本則可趁亂進犯，借此意想不到的機會，獲取最大利益。
　　能將消息搶先告訴美國政府五個不同部門的代表，也算是我的榮幸了。各部門在獲得我的消息后，既有懷疑，也有驚慌，更有感謝，對我通報頭等要聞的合作舉措，深表贊賞。
　　但其中的一個電話，卻讓我久久不能釋懷。我國政府常將一些不稱職的情報官員派駐海外，這段經(jīng)歷便是明證。
　　我是個報社記者，于我而言，那晚的時間是極度寶貴的，但給那位情報官員打電話，卻浪費甚巨。我將復寫紙上的內(nèi)容念給他聽后，他卻讓我稍停，去找來紙筆后，又讓我再念一遍。原來，他大腦反應太慢，所有東西必須落到紙上，才能理解。于是我放慢速度，重念了一遍，他則邊聽邊記。然后，他把記下的內(nèi)容向我復述了一遍，以確定記錄無誤。
　　“記得對不對？”他問。
　　“都對了。”我答道，有些不耐煩，因為急著要寫新的電訊稿。他停了許久，又問道：“你覺得這重要嗎？”
　　所幸，美國駐遠東的各情報機構(gòu)中，愚笨如斯者，畢竟不算他如此典型。美國政府負責收集情報的官員或軍官分別來自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及商務部等，他們大多聰穎、警覺、善辨析。然而，我駐遠東前后十五年，遇見的笨人，也不乏其人。干才們辛勤工作的成果，常被他們的蠢行抵消。
　　試想，一個四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的首腦被人劫持，隨時可能被弒，卻有人發(fā)問，此事是否重要？可以想象，發(fā)問者經(jīng)年歷月所寫的各種報告，勢必是一文不值的廢料。
　　讓這種人任職美國情報部門，是誰的手筆？他們的報告必然對各種事件的重要性百無一見，又是誰容其彌留不去？
　　接下的兩周好戲連連，結(jié)果則皆大歡喜，蔣介石終于得到了最好的結(jié)局，對中國，這也是幸事。宋子文與端納冒著極大的生命危險，飛抵西安。蔣夫人也體現(xiàn)出非比尋常的英雄主義氣概，飛往西安，參加一場場談判。最終，不僅總司令無條件獲釋，而且由事件的主謀張學良親自陪同，飛回南京。
　　日本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自然是極度沮喪的。它起先還試圖抬出舊日用過的妖魔，說東亞正面臨赤化威脅。東京聲稱，它相信中國的共產(chǎn)黨不日即可支配南京政府，因而，只能由日本來扮演英雄角色，采取適當行動，以化解這一可怕威脅。
　　其實，日本深知這一威脅并不存在。相反，中國歷盡艱辛，剛贏得難能可貴的統(tǒng)一及國內(nèi)和平，卻因日本在亞洲大陸推行其帝國主義計劃，而陷入千真萬確的危險。
　　早在1937年2月，日本便已源源不斷向滿洲增兵。滿洲的所有民用、軍用庫房都囤積了大量軍需物資，以便用于對華戰(zhàn)爭。蔣總司令從西安返回南京后，過了不到七個月，這場戰(zhàn)爭便爆發(fā)了。
　　1937年年初，蔣夫人對我說，她正根據(jù)其自身經(jīng)歷，撰寫西安事變回憶錄，其中涉及她如何參與談判，爭取丈夫獲釋。該文的手稿將以招標方式出售，由出價最高者得，收入則撥入一項信托基金，其收益專用于總司令衛(wèi)隊被害成員遺孤之教育。西安事變爆發(fā)的清晨，蔣總司令住在靠近西安的一座寺廟里，他的許多衛(wèi)隊成員在此遭到殺戮。
　　于是，我電告《紐約時報》，說該手稿正在尋找買家�；仉娭甘疚掖�表北美報業(yè)聯(lián)盟競買。最后，我以一萬兩千美元的價格購得此稿，當時，這筆錢約合四萬中國元。
　　夫人所寫的手稿，特別強調(diào)總司令在被囚期間，認真閱讀《圣經(jīng)》，并在那段艱險的時期，加深了對基督教的信心。讀到這些，我不禁想知道，對蔣介石這種人，基督教到底意義何在。杭州是個美麗的城市，點綴著古老寺廟，他們在西湖邊有棟度假別墅。一次，我去做客，趁機繞著圈子探聽西安事變的情形。蔣介石在我的引導下，終于滔滔不絕起來，講述起一段極不尋常的故事。他的話，由蔣夫人替我翻成了英語：
　　“我睡在華清池北面的一棟房子里，緊靠著后墻。凌晨4點左右，我被南面院子傳來的槍聲和叫喊吵醒。我自己的衛(wèi)隊人數(shù)不到一百，都很可靠，我便猜想是有人要來行刺。
　　“我不喜歡穿整套的睡衣褲，睡覺時愛穿你們美國人說的那種老式長睡袍。被吵醒后，我從床上跳了起來，來不及換衣服，直接蹬上一雙中式的布拖鞋，套上一件深灰的綢面薄棉袍，便跑了出去。因為是冬天，早晨天還是黑的。我朝著北面的圍墻跑去，拼命爬了上去。那墻大概有八九英尺高吧。
　　“爬到墻頂后，我就兩手抓住墻的邊緣，身子慢慢放了下去，然后一松手，落了下去。原以為也就八九尺高，誰知墻的外面是條護城河，這一掉下去，足足近三十英尺，我是一點兒沒有準備。
　　“我跌進護城河底，身上全刮破了，撞得也很厲害，布拖鞋也不見了。我的尾椎骨撞得很重，直不起身，只好手腳并用，從溝里爬了出來，痛得鉆心。地面到處凍得硬邦邦的，北風冷得刺骨。到處都是一攤攤未化的積雪。
　　“我慢慢爬到了華清池北面的小山上。天色漸漸變白了，我到處找地方躲，卻是徒勞，周圍連棵藏身的樹都沒有。華清池里還在戰(zhàn)斗，我的衛(wèi)兵人數(shù)不敵叛軍，邊打邊逃，叛軍一路追趕，槍聲漸漸朝山坡方向移了過來。我相信自己是逃不了的，一定會被害，那一刻真的是非常絕望。
　　“接著，我的信心又回來了，開始長時間真心祈禱。我向上帝認罪，坦承自己的缺點，祈禱說，要是上帝真的選擇我領(lǐng)導中國走向獲救，他就會顯靈，將我引往安全之路。
　　“我睜開眼時，天色更亮了。不遠處，有兩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上帝果真顯靈了，那兩只兔子，將會把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著它們，蹣跚地走在山坡上。它們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們躲進了一塊大石后面。我跟著爬到石頭跟前，發(fā)現(xiàn)那石頭下面正好有足夠的地方，可以讓我藏身。
　　“不久，叛軍恢復了秩序和軍紀。他們在大石下發(fā)現(xiàn)了我，沒有殺我，也沒有折磨我，只是把我?guī)Щ亓巳A清池。后來，他們又把我?guī)�往西安城里，把我囚禁起來。�?
　　在西安，蔣介石被關(guān)押在張學良的總部。他不吃飯，不喝水。盡管傷得不輕，飽受折磨，卻將醫(yī)生拒之門外。對劫持者提供的服務和物品，他也一概拒絕，只提出一個要求，讓他們送來一本《圣經(jīng)》。他湯也不喝，被套床單不許人來換，澡也不洗。被抓的頭幾天，他不與劫持者說話，不進行任何談判。醒來的時候，只一門心思閱讀《圣經(jīng)》。直到幾天后蔣夫人乘飛機抵達，這一切才得以改變�！�
　　（責任編輯/陳 思
　　電子郵箱：cs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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