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平：“說實話”是我的宿命_農民真苦農村真窮

　　漁民的兒子 　　 　　1963年，李昌平出生于毗鄰長江的湖北省監(jiān)利縣。革命歷史題材的經典電影《洪湖赤衛(wèi)隊》就是在這一帶拍攝的。監(jiān)利縣風景優(yōu)美，水產品豐富�！逗楹�水，浪打浪》里有幾句著名的歌詞描繪這里的風景：四處野鴨和菱藕，秋收滿帆稻谷香。人人都說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魚米鄉(xiāng)……
　　但是，詩情和浪漫只有在藝術作品中才能夠出現。李昌平一出生就感受到了生活的殘酷。
　　李昌平九歲的時候，長江大堤洪湖段燕子窩決口，洪水淹沒了整個村莊。父母帶著姐姐、哥哥和弟弟外出逃荒，把李昌平留給了奶奶照看。奶奶帶著十七個孩子，在一個五百平方米見方的小孤墩上生生堅持了漫長的三個月時間。孤墩四周被水環(huán)抱，無數的老鼠、蛇、螞蟻和蚊子包圍著它。有的孩子染上了重病，有的孩子就此夭折。孤墩上沒有哭泣和喊叫，只有一個老太太和她帶領的孩子們望著無盡的洪水在內心泛起無窮的恐懼和戰(zhàn)栗……
　　父母都是農民。家里共有五個孩子，負擔很重，種田和打魚沒有多少收入，經濟實在太拮據。
　　十五歲的時候，李昌平考上了湖北省重點中學監(jiān)利縣棋盤中學。
　　父親劃著小船送他上學。但李昌平對家里實在放心不下。父親離開學校了，他又回頭追上他，要跟父親回家，種田、捕魚，供哥哥弟弟上學。
　　父親一腳把他踹倒在地，給了他一記耳光，憤怒地丟下一句話：
　　我李家?guī)资�代魚花子，不缺你這個打魚的!
　　父親劃船走了。李昌平跪在地上痛哭失聲。他暗暗發(fā)誓，一定要好好讀書，改變自己以后的命運，回報自己的父母和腳下的這一方水土……
　　大學時代，李昌平是學生干部。他本來有更好的選擇，但還是回到家鄉(xiāng)湖北省監(jiān)利縣，當了一名鄉(xiāng)干部。
　　
　　為民請命，向總理說實話
　　
　　李昌平先后在監(jiān)利縣的四個鄉(xiāng)鎮(zhèn)擔任過主要領導職務。他發(fā)現，與中國歷史上的歷朝歷代相比，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農村已經有了明顯進步，但是，如果拿城市和農村、干部和農民、官方數字和實際情況進行另一番對比的話，情況就是另一回事了。
　　就拿監(jiān)利縣來說，八成左右的農民種田要虧本，甚至連簡單的再生產都難以維持�？h里開會時卻反復宣稱：監(jiān)利農業(yè)已經發(fā)展到了新階段。
　　財政供養(yǎng)的人口很多，而且像氣球一樣還在不停地膨脹。當地的一位領導干部概括干部的工作作風：早上，你約我，我約你(安排一天活動)；中午，你請我，我請你(公款吃喝)；下午，你贏我，我贏你(打牌)；晚上，你摟我，我摟你(跳舞)……
　　而農村和農民，在大量稅費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
　　現實觸目驚心，李昌平心里非常沉重。
　　1997年6月，李昌平任黨委書記的柘木鄉(xiāng)的一位村民因不滿鄉(xiāng)政府提前征收稅款而以死抗爭。受此事牽連，正在武漢學習的李昌平代人受過，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兩年的平民生活，使他更了解和理解了農民，也更能從農民的角度來觀察和思考中國的“三農”問題。
　　賦閑兩年之后，1999年12月，李昌平被任命為棋盤鄉(xiāng)黨委書記。
　　2000年正月初四，李昌平去上班，也想看看棋盤鄉(xiāng)的農民是怎么過年的。
　　他開車從縣城出發(fā)，往棋盤鄉(xiāng)去。一路上，他看到農民們冒著凜冽的寒風，三三兩兩，背著行李，結伴出去打工。那些農民不管看見拖拉機、客車還是貨車，只要是往南方向的，一律試著攔下來搭乘。農民們就像裝貨物一樣被裝上了，直擠到車上沒有一點空隙，車子才晃晃悠悠地離開。
　　李昌平和他們聊天。一個農民告訴他，種了一年田，除去上交政府的，家里沒剩下多少了。種糧食實在不劃算，不如撂下土地，出去打工還能混幾個錢。
　　另一個青年農民干脆說：你們當官的心太黑了，我們不出去，沒有活路。
　　這些話，錐子似的扎著李昌平的心。
　　他是農民的兒子，太知道“農民”這兩個字意味著什么。
　　他生長在這一片土地，太清楚這一片土地上的酸楚與苦難。
　　更加讓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手下的村干部在路上攔截這些農民外出，要他們交了錢再走。村干部的理由很簡單：他們走了，誰來種地?上級下達的交糧交款任務找誰要去?
　　晚上，李昌平一個人躺在鄉(xiāng)政府的宿舍里，久久不能入睡。他想給縣領導寫封信，反映真實情況。但又遲疑了。
　　1993年，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對當時縣里的經濟規(guī)劃思路提出不同意見。文章引起了許多干部的共鳴，卻得罪了領導。縣委的主要領導將他視為另類。他雖多次登門做“深刻檢討”，卻得不到原諒。
　　再說，他所了解的情況，縣領導乃至市領導也都是知道的。給他們寫信有什么用?
　　他思前想后，輾轉反側，最終，作出了人生中的一個重大選擇：寫信給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朱?基。
　　當他提起筆，在稿紙上寫下“總理”兩個字的時候，眼淚打濕了他的眼眶。
　　總理：
　　我叫李昌平，今年三十七歲，經濟學碩士，在鄉(xiāng)鎮(zhèn)工作已有十七年，現任湖北省監(jiān)利縣棋盤鄉(xiāng)黨委書記。我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對農民的深切同情，含著淚水給您寫信我要對您說的是：現在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yè)真危險!
　　李昌平在信里反映了當地農村的幾大問題：盲流如“洪水”，土地撂荒嚴重：負擔如“泰山”，還要年年增加；鄉(xiāng)村債務如“珠峰”，基層政府難以運轉；財政供養(yǎng)的干部多如“蝗蟲”，農民受不了：聯產承包責任制被農民視為交費的枷鎖：中央扶持農業(yè)的政策難以落到實處：基層干部對上級撒謊成風。
　　李昌平還說：“我在農村工作已有十七年，先后擔任過四個鄉(xiāng)鎮(zhèn)的書記，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沉重過。我不知道全國的情況，至少我說的情況在湖北省有一定的代表性�，F在農民太苦了!農村的工作太難了!農業(yè)潛在危機太大了!”
　　信寫完了，李昌平還沒有想好。他不知道到底應不應該把這封信發(fā)出去。他很清楚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假如這封信真的引起了中央高層領導人的關注，對于他來說。是福是禍很難預料。
　　他有底線。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危險的。若自己有什么問題，一個大棒砸下來，他將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他有家庭，有父母妻女。他必須為他們負責。
　　他考慮了一下，自己有沒有說實話的“資格”――自己有沒有貪污腐敗，有沒有安排親戚吃財政飯?
　　他覺得自己沒有問題。他李昌平是清白的。
　　既然在經濟上是清白的，那么在政治上講幾句實話，他相信自己不會坐牢。只要不坐牢，他什么都不怕。
　　而促使李昌平最終義無反顧地把信發(fā)出去的有兩件事：一件事是縣委在工作會議上下達了2000年的財政指標，他當黨委書記的棋盤鄉(xiāng)農民人均負擔又要增加二百元：第二件事是，李昌平在大會上紅著臉把“工作經驗”吹了一通牛皮之后受到了表揚，但在小會討論時揭露問題時卻被縣委書記指責為“不講正氣”。
　　3月8日，李昌平把打印好的信交給妻子，想聽聽她的意見。妻子看完信后流了淚。她沒有阻止丈夫，反而主動幫他把信發(fā)了出去。 　　
　　轟轟烈烈的失敗
　　
　　李昌平的呼吁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視。3月中旬，朱?基總理作出批示，要求各級政府正視“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并派農業(yè)部的同志組成調查組到棋盤鄉(xiāng)考察。
　　湖北省委、省政府也作出決定，派出了省市縣三級政府機構人員組成的工作組。監(jiān)利縣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以化解鄉(xiāng)村債務、裁減人員、緊縮開支為主要內容的改革。
　　工作組在監(jiān)利縣待了一個月之后就離開了。改革“收到了成效”，“取得了指導湖北全省的‘監(jiān)利經驗’”。
　　然而這只是紙面的經驗。實際上，改革談何容易!
　　改革的主要任務是要減輕農民的負擔�？烧l都知道農民負擔重，誰都不愿落實政策減輕農民負擔。減輕農民的負擔，干部的利益和特權怎么辦?一般鄉(xiāng)鎮(zhèn)千萬元以上的欠債怎么辦?
　　改革的另一個主要任務是裁減人員�？芍鞒诌@項工作的正是有權力安排自己的親戚朋友“吃皇糧”的人。讓他們來裁減他們安排的人員，他們能下得去手嗎?
　　李昌平陷入了人生中最孤獨的困境。監(jiān)利電視臺沒有了他的鏡頭，《監(jiān)利報》用“棋盤鄉(xiāng)領導人”代替了他的名字。在縣里開會，他不得不單獨坐一個位置。散會后，他不得不最后一個離場。碰到官場的朋友，他不得不視而不見。他接觸到的省市縣幾十個領導干部中，省長蔣祝平是唯一一位在公開場合贊揚他說真話勇氣的領導。
　　李昌平四面楚歌，陷入了萬分尷尬的境地。
　　2000年9月1日，監(jiān)利縣委組織部盛部長約李昌平談話，傳達了上級領導的意見：監(jiān)利縣很不穩(wěn)定，李昌平是不穩(wěn)定的中心；以后再有意見，盡量在黨內說，不要讓媒體介入：如果李昌平覺得在監(jiān)利縣工作不方便，可以把他調到別處，另行安排工作。
　　聽說自己成了監(jiān)利縣的“不穩(wěn)定因素”，李昌平很激動。但他馬上就沉默了。多年的經驗告訴他，胳膊無論如何是扭不過大腿的。
　　他想到了離開，并且去意已決。
　　2000年9月16日，李昌平從鄉(xiāng)政府出發(fā)，直奔縣城。一路上，他一邊開車，一邊流淚。他把汽車停在江邊，面對滾滾東去的江水大放悲聲。他想讓淚水洗去他的痛苦、孤獨和深深的悲涼。
　　晚上，他把一紙辭職書交到了縣委領導手上。
　　就這樣，從2000年3月8日到9月16日，李昌平經歷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這個事件以他遠走他鄉(xiāng)而結束……
　　選擇辭職，對于李昌平來說，是勝利還是失敗?
　　媒體上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有人說，李昌平是個逃兵，他選擇了躲避，使得監(jiān)利縣的改革很快出現了倒退，李昌平辜負了國家領導人的批示，也辜負了自己。也有人說，李昌平是明智的，改革的對象太復雜，牽涉的利益集團過于強大，單靠國家領導人對一封信的批示就想解決問題，想得過于簡單了。
　　而李昌平認為，改革總是要付出代價的。犧牲一個小小的鄉(xiāng)黨委書記而能夠讓國家領導人了解中國“三農”問題的實際情況，這種代價是愉快的。
　　當年，被朱?基、胡錦濤、溫家寶等國家領導人批示之后，李昌平信中所反映的情況成為國家制定有關“三農”問題政策時的重要參考依據。李昌平也多次接到國家有關部委的咨詢電話和信函。此后，“三農”問題在中國社會各個階層引起了廣泛關注。
　　2006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yè)稅條例》正式廢止。這標志著在我國延續(xù)了近三千年的農業(yè)稅從此退出歷史舞臺。中央還連續(xù)幾年發(fā)布了關于“三農”的一號文件，希望通過一系列的制度創(chuàng)新，促進農民增收，加強農業(yè)綜合生產能力建設。2006年。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目標。
　　這當然是后話了。
　　漂泊
　　
　　辭去了鄉(xiāng)黨委書記的李昌平開始了他的漂泊生涯。
　　他來到深圳，在一家臺資的農業(yè)性企業(yè)打工。后來藍田股份公司找到了李昌平，讓他到珠海藍田公司做總經理。
　　藍田公司是個大型企業(yè)，專門給香港和澳門供應農產品，生產基地主要在湖北荊州(監(jiān)利縣屬荊州市)。荊州市政府給了藍田公司一些特殊政策。
　　李昌平希望徹底告別過去，從頭開始。媒體、朋友、農民不停地有人找他，干擾很多。為了能夠一心一意地為藍田公司工作，他改名李盛安。但是仍然沒有避免麻煩。一個偶然的機會，湖北荊州的領導在藍田公司發(fā)現了他，就給藍田老總打招呼表達了不滿。
　　老總把李昌平找來談話說，荊州的領導知道他在這里工作，很不滿意。藍田公司的主業(yè)在荊州，離不開當地政府的支持，希望李昌平能理解企業(yè)的苦衷。
　　老總并沒有說讓李昌平離開，但他是個很敏感的人。他知道自己該走了。
　　李昌平的藍田公司珠海分公司總經理生涯就此告終。
　　走投無路的李昌平陷入了更深的思考。他悲哀地發(fā)現，他是失敗的。中國“三農”問題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會背景，而解決“三農”問題，更需要全社會各個層面的共同配合，單單就農村來談農村，意義并不大。就拿他李昌平來說，他給總理寫了信，總理很重視，當時的七位政治局常委都對他的信做了批示。湖北的地方政府也做足了表面文章，但一陣風刮過之后，農民負擔又開始報復性地反彈。他辭職后，老家有四個農民因無力繳納稅費而死去。連自己到了企業(yè)，地方政府都不放過，還要把他逼走。這說明什么問題?
　　李昌平想到，把他給總理寫信，到離開湖北，再到離開藍田公司的全過程原原本本地講出去，應該借這些事情引發(fā)社會共鳴，推動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
　　他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初稿寫出來了，這本書就是后來引發(fā)轟動的《我向總理說實話》。
　　2001年9月，李昌平來北京談此書的出版事宜。在一個飯局上，他遇到了溫鐵軍先生，溫先生是著名的“三農”問題專家，中國改革雜志社的社長、法人代表。得知了李昌平的近況，對他說：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李昌平正求之不得，馬上表示同意，
　　于是，他來到了中國改革雜志社，做《中國改革》農村版的副主編。這是他人生中的又一次轉折。
　　在中國改革雜志社，李昌平經常下基層去采訪，因為他的知名度，他采訪時往往受到優(yōu)待。其中最大的優(yōu)待是作為記者參加了四川步云鄉(xiāng)鄉(xiāng)長直選換屆選舉的全過程，寫了《步云直選：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的長篇報道，那是真正的獨家報道，在步云直選“不宜報道”的情況下，《中國改革》是全國唯一同步報道的媒體，并且還意外地受到了領導的好評。
　　他的《我向總理說實話》出版后，來信來電來訪的人很多。雜志社只好安排了兩名助手，專門幫他處理各種信件和電話，但還是忙不過來。他每天都要用三個多小時的時間接待來訪的人，雜志社又請了一名律師代他全天候接待。
　　那些千里迢迢來北京上訪的人，向李昌平訴說他們的冤屈，希望他能幫助他們。
　　李昌平仔細地傾聽每一個上訪者的訴說，勸慰他們。盡管他確實為其中一些人解決了問題，但他發(fā)現，他們中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沒有辦法提供幫助。當他告訴他們自己也無能為力，并希望他們不要上訪，而應該“記憶過去，藏在心里，面向未來，重新開始”時，來訪者盡管很失望，但還是流著淚握著 他的手，表達對他的感激。
　　每次遇到這樣的時刻，李昌平的心里就特別無奈和難過。
　　李昌平特別感謝溫鐵軍先生和中國改革雜志禮的同事。他們在他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收留了他，還給他提供了無私的幫助。
　　不過，2003年9月，他仍然選擇了再一次離開，一方面，他覺得做媒體非常不輕松，常常要經受一些心理上的煎熬；另一方面，他認為，自己的長處在于和農民打交道、做實際工作。老待在北京，他有一種脫離了大地的失重感，心靈空空落落，沒有底氣。他萌發(fā)了到一線工作的想法。
　　李昌平的下一個工作是香港樂施會。這是一個公益組織，一直倡導扶貧。其理念是充分結合當地農民的需求開展工作，比方說山區(qū)的農民提出需要修路，干旱地區(qū)農民需要水井、水窖等，經過考察后，樂施會就會開展項目幫扶。而且這不是一種短期行為，會在較長的時間內持續(xù)開展相關工作。
　　李昌平認為和自己關注的那些人命運結合在一起才踏實。樂施會的工作恰好給他提供了這樣的平臺。
　　
　　追求一種自由的生活
　　
　　現在，除了樂施會的工作，李昌平的另一個身份是河北大學中國鄉(xiāng)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那是2006年，河北大學需要尋覓一位對農村問題兼具實踐經驗與理論積淀的研究者，找到了李昌平。于是李昌平就去做了一名兼職研究員。
　　河北大學的工作以研究為主，而樂施會的工作以實踐為主。兩個平臺正好形成互補，李昌平可以借助樂施會的渠道經常下農村調研，而河北大學則可以讓他把調研與思考轉化為教學和科研成果。
　　2009年3月出版的《大氣候――李昌平直言“三農”》是李昌平的最新成果。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一個“李昌平難題”：假如中國不減少農民，農民問題會越來越嚴重，中國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假如中國減少農民，將農民轉變?yōu)椤稗r民工”越多，中國“農民工”――工人問題就更加嚴重，中國也不可能實現現代化。李昌平認為，僅僅免除農業(yè)稅、提出“建設新農村”的口號還不足以讓中國的農村走向現代化道路，中國應該有新辦法解決這些問題，這樣的新辦法應該是“中國式辦法”。
　　不過，李昌平從來就沒打算成為一個學者，成為一個教授。他說：“這些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彪m然他一直不停地在寫書、寫文章，但他堅定地要按照自己的邏輯去生存、生活，不熱衷名譽與地位，也不看重別人的評價。河北大學方面曾表示，允許他將以前發(fā)表的文章整理一下，憑此申請教授職位。但李昌平并不在乎這個�！澳憬o我職稱可以，你不給我，我也不會去申請�！睂τ谟腥送扑]他去讀個博士，去評個專家之類的建議，李昌平說：“這些我沒有什么興趣。”
　　除了正常的兩份工作，李昌平做得最多的就是演講了。常常一個月會有十場左右。李昌平直言，有時候一個月有幾千塊錢的收入，有時候是公益性的，一點收入都沒有。自己從來沒有把這個事情當做一個正兒八經的職業(yè)去做，而且也沒有更多的時間。
　　他一直在追求一種不受約束的生活。他說，自己很渺小，很平常。“要是有人叫我李昌平教授，我會立刻告訴他，你們錯了，我不是教授。是不是教授對我來說，一點都不重要，我只是李昌平。體制內的人能夠得到的東西，我得不到，得不到就得不到。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活法�！�
　　
　　圣誕李昌平
　　
　　“說出來，心里就舒服了”
　　《名人傳記》：您是農民的孩子，這種經歷對您以后觀察和思考中國有什么樣的影響?
　　李昌平：主要是一種身份認同。我是農民的孩子，我看問題的時候往往就站在農民的立場上。比如說，針對一個農村的政策的制定，我要看農村和農民是不是真的從中間獲益。只有他們獲益了，這個政策才是有效的。
　　《名人傳記》：回想當年的舉動，您覺得，您寫信這件事和當今農民處境的改善有沒有關系?
　　李昌平：總體上看，今天的農村和農民，處境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個人做什么是個人的意愿，和大的環(huán)境、政策的變化到底有什么關系，這很難講。中央在調整政策，讓農民也可以分享改革的成果，我覺得這是很積極的
　　《名人傳記》：當年您“向總理說實話”引發(fā)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您和朱?基總理之間有沒有個人交往?
　　李昌平：沒有任何交往。實際上，我把信發(fā)出去以后根本就不關心這個問題。我只是想說出來自己想說的，別的，我不管。說出來，心里就舒服了，至于說完之后，能在當地留下來，我就留：留不下來，我就走。
　　《名人傳記》：針對社會問題，您說，“不喊幾嗓子就不痛快”，而對一些具體的社會工作您又直接介入。你追求的是“知行合一”的人生狀態(tài)嗎?
　　李昌平：在中國，研究農村問題，不去做實際工作是不行的。中國太大，一個政策制定下來，在北京和貴州，后果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很多研究農村問題的人，沒有切身感受。他的文章只是寫給圈子里的人看，農民和基層干部看不懂，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
　　這種研究實際上是有害的，可能會把政策給搞偏。
　　我是從底層走出來的人，明白一個道理：北京的邏輯和棋盤鄉(xiāng)的邏輯，農村的邏輯和書齋里的邏輯肯定是不一樣的
　　我們需要更多地按照農村和農民的邏輯，在實踐的基礎上總結，再提出建議。
　　對實踐不了解，一定會帶來很多負面的東西。
　　《名人傳記》：您在《大氣候》一書中提出了“李昌平難題”，也就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難題。您認為這個問題根本上可以解決嗎?
　　李昌平：全球化格局一定程度上是中國農民推動的農民離開土地到沿海工作，是資本主義體系的分工的結果――把農民納入這個體系中去。
　　中國的農村問題不能僅僅在農村的框架里解決必須調整我們的發(fā)展模式。簡單說，單單依靠外向依附性經濟的模式，中國農民的權益就將繼續(xù)被剝奪，中國難題是沒辦法解決的。
　　我覺得，出口經濟要做，內需更重要。我們應該大力發(fā)展省級經濟的貿易交換。兩者結合起來，問題的解決才有希望
　　《名人傳記》：如果當年您沒有向總理寫信，您認為現在會是什么樣的一種狀況?那樣的狀況與現在的狀況相比，您更滿意還是不滿意?
　　李昌平：可能還在官場�；斓绞裁闯潭�，也不知道。但是會很受煎熬。我的天性不適合做地方官員。我1985年二十三歲就起步了，做鄉(xiāng)干部，一直很順。但總體上適應不了。雖然我和我的下級關系都很好，上級中也有一些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但是這個體制我不適應。
　　現在的生活，是我自己選擇的。我基本滿意。收入還可以，過得下去。原來當基層干部的時候，要去催糧收款，給農民施壓，內心的煎熬很多�，F在都不需要了。我自己在市場找飯吃，可以不做我不想做的事。我喜歡這樣的自由。
　　如果說有不滿意的，就是我現在還是農民工待遇。我在北京工作、生活、交稅、交社保，但沒有北京人的待遇。沒人承認我是北京人。我要出國，就得回到湖北去辦手續(xù)。有一天退休了還要回湖北去。我不知道我算是哪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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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丁東曾經說過，一個時代�？倳�出現一些焦點人物。如果說，梁漱溟、彭德懷曾經是20世紀50年代的焦點人物，那么。李昌平就是當今中國的焦點人物之一。他的命運，高度地濃縮了中國社會的矛盾。
　　李昌平是第一個系統(tǒng)提出并用數據和切身經歷講出20世紀90年代中國“三農”真相的人。
　　雖然李昌平手持“尚方寶劍”也避免不了在當地改革失敗的命運，最終導致了他的悲壯辭職，但毫無疑問，他的實話實說，引起了中國高層領導人對“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此后，“三農”問題逐步得到解決，農村的面貌發(fā)生變化。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責任編輯　劉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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