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被歲月溫柔以待,不負_父親鐘敬文的晚年歲月

　　鐘敬文（1903－2002），我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創(chuàng)始者和奠基人之一，在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領域辛勤耕耘了八十年。早在20世紀40年代，鐘敬文就提出民間文藝學的理論， 1950年參與創(chuàng)辦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20世紀80年代，他提出了民俗學結構體系的學說，并于90年代提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新學說，其代表作有《鐘敬文民間文學論集》（上下）、《新的驛程》、《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鐘敬文民俗學論集》等。鐘敬文從1953年開始正式招收研究生，他領導的學科成為我國第一批博士點，并成為國家重點學科和“211工程”重點建設學科，五十年來，先后為我國培養(yǎng)了近百名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專門人才。他由此被國內外學者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在國際上享有極高聲譽。
　　
　　父親覺得
　　過年不放鞭炮是一種遺憾
　　
　　父親在生活中所表現出來的，是一個具有童趣的老人，經常跟我們開一些無傷大雅的玩笑。
　　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父親經常一個人到城里去，去和他年輕時代的詩友聶紺弩等人一起喝酒、聊天，一直到很晚才回家。在以前的年代里，這種來往可能更多。這樣的事情，我知道得并不是很詳細，好在他的東西，包括他年青時代的思想等，他都很喜歡記下來�，F在每當讀起這些東西，總會收獲一些感動。
　　在年齡上，我跟父親相差比較多，另外中間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在內蒙古插隊，沒有和他住在一起。真正跟父親生活在一起，是在他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關于父親的思想，我覺得是從他的文章中表現出來的。
　　在平常的生活中，父親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老人。比方說我和哥哥平時寫作都是用電腦，他就經常跟我們“抬杠”，覺得電腦并沒有什么好處。有時候電腦出現了問題，我們請人來修的時候，父親就會很得意地跟我們說：你看，又出問題了，電腦會經常壞吧？我就跟他講電腦的優(yōu)秀性，比如在修改文章時很方便等。在這方面，父親一直沒有體會，但是他也自己琢磨：電腦到底有什么好處呢？但是他一直沒有接受。
　　政府最初禁放鞭炮那陣子，父親很明顯表示了抵觸的情緒，他覺得禁放很沒道理。那一陣兒，只要有人來采訪他，他就跟人家說自己的觀點，也不管什么情況，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聽。我就跟他說：我還是比較贊同禁放的。一來是放鞭炮確實比較危險，二來我很怕鞭炮那東西。但是他還是想不通，不贊成。站在他的角度，我想他也有他的道理。因為父親是搞民俗學的，他認為沒有了鞭炮，就沒有了過年的氣氛。他后來經常跟我們說起：在他小的時候，過年給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個時候，過年是大家十分盼望的事情。另外他也覺得，在“過年”這種意識里，有一種民族的凝聚力，即使是幾代人都在海外的華僑，到了過年的時候還是都要放炮，現在他們之所以還能夠保持自己的風俗，是靠這些傳統(tǒng)來維系的。如果沒有了這種形式，海外的華人在若干年之后就找不到自己的“根”了。
　　那時候，父親有時會喃喃自語：現在的孩子，將來到哪里去回憶過年的樂趣呢？在這件事情上，我跟父親“爭執(zhí)”了很久，但是父親還是覺得過年不放鞭炮，是一種遺憾。站在他自己學科的背景上，他覺得，這件事情的影響非常大。
　　
　　父親扣子不會訂，衣服不會補，但他會補書、修書
　　
　　父親對于書十分癡迷。媽媽那時經常跟他開玩笑：你死了之后，就用書埋你！
　　早在20世紀50年代，父親就經常去光顧那些舊書攤。那時候我們全家住在城里，他也有一些時間去“淘書”。他在那些舊書攤上發(fā)現了有價值的書，就把它們買回來，用針線把這些舊書“修整”得煥然一新。父親扣子不會自己訂，衣服不會自己補，但是他有自己的一套錐子、針線，這是他用來修書的“專用工具”。現在他親手修過的那些書都捐給了圖書館，不然可以找到給你看看。這些都是50年代初的事情，后來他就沒有這種時間和可能了。
　　1957年以后，父親不能再上課了。對于當時的形勢，我似懂非懂，還跟父親開玩笑：“你去補書好了！”父親無奈地說：“人家不要我呀！”現在想起來，我的話對于當時的父親可能是一種傷害。
　　那時候，父親跟一些舊書店的老板非常熟悉，直到現在，很多舊書店的店員還記得他。包括他出國去日本的時候，舊書店也是他一定要去的地方。
　　一直到“文革”以前，他總是把自己工資的一小部分交給母親管，一大部分則留給自己，花在了大大小小的新舊書店里面�！拔母铩币郧�，父親哪怕是像一塊毛巾這樣的日用品都不會自己買，把錢全都用在了書上。“文革”以后，一來父親沒有事情做，二來家里的情況跟以前比也困難了很多，父親也就改變了許多。有時候高興，他也買一些菜回來。對我來說，這已經是父親天大的變化。在我小時候，父親對于家務是什么也不會料理的。
　　對于在“文革”中的種種經歷，父親并不是十分在意，包括在錢的方面。但是在他給別人錢托人買書方面，他又顯得很“精明”。在他晚年，每當有學生來看他，如果這個學生有車，父親就會嚷著說：你有車，你帶我去琉璃廠（北京一條著名的文化街）吧。他始終不能忘情于書。
　　
　　父親說他沒有時間去考慮
　　自己在“反右”時的種種遭遇
　　
　　“反右”運動開始的時候，父親的業(yè)務工作很忙，并沒有進入那種狀態(tài)中去。后來毛主席在懷仁堂發(fā)表那次著名的講話，父親作為特約代表參加了那次會議，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之后，父親在思想上波動很大。當時他是學校（北京師范大學）的副教務長，平時多忙于學校的事務。后來的教育部座談會和校部領導干部座談會，父親本來沒有打算去參加，但是別人多次動員他，一定要他去。他去了之后，說了很多話。那些話直到現在來看還是比較厲害的，也直接導致了他被劃為“右派”。
　　在40年代末，父親算是比較“左傾”的人士，我們全家后來來到北京，也是在地下黨的安排之下。所以父親雖然沒有入黨，但總覺得自己算是黨的外圍成員，沒有什么二心，所以說話也就沒有什么顧忌。那時候我還比較小，這些事情父親很少跟我談起。我想當時他說那些話，也許是他的一種自然流露，只是想制止一些工作上面的問題。
　　父親來到北師大以后，一些跟他一起從南方過來的教授感覺到學校里有些人身上還保留著老式的官僚作風，父親和那些教授跟原來學校里的那些人自然就有一些沖突。這些情況，在父親晚年時的文章中都有提及。但是總的來說，“反右”運動并沒有把父親打垮，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是該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在不能教書、不能發(fā)表文章的情況下，父親還是寫了幾篇關于晚清民俗學方面的文章，花了很大的工夫。身處夾縫之中，父親還是要做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
　　父親恢復工作之后，又開始在學校帶研究生。對于那些在以前的運動中傷害過他的學生，只要現在可以合作，他都既往不咎。那時候，他覺得自己年齡大了，有很多民俗學的工作等著他去做，根本沒有時間去考慮自己在“反右”時的種種遭遇。
　　
　　父親臨走之前，希望自己能夠過一個“洋節(jié)日”
　　
　　生命的最后幾年，父親對于自己的壽命顯得十分自豪。父親年輕的時候，應該算個文弱書生，還曾經得過幾場大病。年輕的時候，父親曾經寫過詩，他經常懷著詩人的那種抑郁情緒，覺得自己活不長，也就是三四十歲的壽命。沒想到一生磕磕絆絆地走過來，他竟然活到了一百歲。那幾年，他在給別人題詞的時候，總是自豪地在落款中寫上“時年九六”、“時年九七”等字樣。別人問他長壽有什么訣竅，他回答說：我的訣竅就是不想，不去想能活多久，就這么活過來了。
　　我覺得他總是有一種年輕人的心態(tài)，總是覺得自己有很多事情沒有做完，他就是要堅持著把事情做完。在別人眼中，父親是一個哲人，但是在他生命中的最后時刻，他并沒有意識到他就要走了。對于他那時的身體狀況，我們也一直在瞞著他。我覺得這對于一個老人來說顯然更好。
　　在他的晚年，父親也有自己的煩惱，那就是經常有人來找他寫字。對于那些民俗學界舉辦的活動，他還是很高興給他們題字。但是有些人則是覺得父親是個名人，只是想要他的字作為紀念。人家不知道通過什么渠道找過來，父親不好推辭，只好給他們寫。但是在私下里，他也對我們發(fā)發(fā)“牢騷”：我又不是專門寫字的。但是只要有人來，他還是很難推辭人家。
　　那時候父親就住在這間屋子里面，雖然有暖氣，但是他總是說不夠暖，執(zhí)意要我們給他生一個爐子。他在爐子上面放上一個水壺，水壺上面冒著熱氣，他最喜歡的就是坐在爐子旁邊看書。雖然我們覺得在木地板上生爐子很危險，況且旁邊還有那么多書。但是看他那么高興，也就只好依著他。
　　每當他坐在爐子旁邊，總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他覺得在這樣的氛圍中，仿佛又回到了老家的那種情境之中。
　　臨終前的一個月，在醫(yī)院里，父親還覺得自己的狀態(tài)很好。有一次他偷偷地對我說：你去問問醫(yī)生，什么時候讓咱們出院？那時候，他對我說：我再活一兩年應該問題不大。當時醫(yī)生說應該可以堅持兩三個月。
　　就是在醫(yī)院中，父親也不肯閑著。那時候，去看望父親的學生絡繹不絕，他就讓人家把自己的論文帶到那里給他讀，他聽完之后再提出意見。父親那時候住的是特護病房，據當時的護士說，有的時候，父親和他的學生們在病房里興高采烈地討論問題，儼然一個小型的學術研討會。
　　父親在臨走之前的那個圣誕節(jié)，像個孩子一樣，希望自己也能夠過一個“洋節(jié)日”。我們給他買了很多小玩具，掛在病房里面。學生們給他買了一棵圣誕樹，放在病房里增加氣氛。別人問他有什么感受，他說有一點無奈，畢竟不是中國的傳統(tǒng)節(jié)日。借那次機會，他還問了幾個研究生開題報告的情況。但是最后他還是走了，我們感到很悲傷，也很突然。
　　
　　父親覺得時間緊迫，而“民俗學正青黃不接”
　　
　　父親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開始從事民俗學的研究活動。新中國成立之后，民俗學曾被否定，研究一度中斷。
　　1978年之后，父親自己出面聯合容肇祖、白壽彝等七位老先生聯名給有關部門寫信，要求成立“民俗學會”。那時候他已經將近八十歲了，經常自己一個人坐著公共汽車，去那幾位老先生的家里，跟他們商討成立“民俗學會”的事情。后來成立“民俗學會”的意見得到了批準，終于在1983年得以成立。民俗學會的成立對于推動整個民俗學學科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也讓父親感到十分振奮，覺得這個機會來得很不容易。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二十年，他的心思幾乎全都放在了民俗學科的建設上。
　　除了忙于民俗學會的事情，他還不顧自己年事已高，在北師大的博士點培養(yǎng)學生。一開始的時候，是他的一個大弟子代他招學生、教學生。后來他的大弟子不幸去世，父親便親自上陣。對于自己招進來的學生，父親皆悉心指導。不但如此，他還四處辦高級研討班，讓那些喜歡民俗學而又沒有機會讀研究生的人得到機會學習。很多人對于父親的做法感到不理解，覺得他都那么一把年紀了，應該待在家里頤養(yǎng)天年�？墒歉赣H說：我心里著急啊，民俗學現在是青黃不接，要多培養(yǎng)一些人才。
　　由于放了太多的心思在整個學科的建設上，父親自己的專著反而沒有時間去完成。不過人的精力真是不一樣，后來我翻看他文章的目錄，發(fā)現他在20世紀80年代所寫的文章還都是比較長的。原來這間屋子里還有一張小桌子，現在已經送給了現代文學館，父親當時的文章就是在那張小桌子上面完成的。
　　那時候，父親每天早上都要出去散步，想起什么事情，就走到學生宿舍去找學生們商量。那些學生每天開夜車都開到很晚，所以對老師的造訪都很“害怕”�，F在學校里還有一些看宿舍的老工友對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說他大早晨就到學生宿舍來敲門。
　　
　　父親的孤獨
　　
　　父親跟他的學生們的關系可以說是其樂融融，他也從來沒有那種大學者的架子。我不知道這是不是跟民俗學這種學科有關系，每年到了端午節(jié)、中秋節(jié)這種傳統(tǒng)的節(jié)日，父親總要組織他的學生們一起搞聯歡活動，大家坐在一起一邊吃一些東西，一邊討論他們學科的問題。一直到90年代，一有可能，他就對他的學生們說：今天我們去春游！叫上他的十幾個學生，自己租車、帶飯，一起到郊外去。有的時候沒有經費，父親就從自己的稿費中拿出一部分來作為出去玩的費用。父親去世之后，每當到了春游的時候，他的學生總是說：先生要是還在，一定又帶著我們去春游了。
　　在日常的工作中，因為比較累，父親總是在下午三四點鐘找個學生一起去散步。實際上，說是散步，討論的卻是那個學生的論文，應該怎么寫、應該參考什么書等。所以他的學生們都是爭先恐后跟著自己老師去散步。這種情景，總是讓我想起潘光旦先生的“從游論”，潘先生認為：教育乃是大魚引導小魚游。以此來比喻父親和他的學生們，應該也算貼切。
　　雖然我們在父親的晚年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他身邊也有那么多的學生尊重他愛戴他，但是有的時候，他還是有孤獨的感覺。這種孤獨，不是生活上面的，我想應該是思想上的。作為他的子女，卻也無法理解他的那種孤獨，雖然我跟他是那么親。
　　有時候，父親會跟他的朋友和學生說起他的孤獨，那些內容不再僅僅限于民俗學內，還包括哲學、時政等方面。對于時下的現象，他認為不能只是看別人怎么說，還要根據自己了解的情況自己分析出結果。有的時候，父親的思想在現實環(huán)境中可能并不是很合時宜，也不能發(fā)表出來，但是他會跟朋友們說起。有一次他說：反正我也是這把年紀了，還能把我怎么樣？
　　父親去世之后，我常常想起他早晨起床之后一個人靜靜地坐在書桌前想事情的情景。后來我整理他的文稿，看到一些他在那些早晨即興寫下的詩，那種孤獨的感覺依然能夠深深地觸動我。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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