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門三院士】 梁門

　　陳明遠，生于20世紀40年代。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人文學者，長期從事中西方文化交流，詩人。 　　 　　梁啟超（1873―1929）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學問家和教育家，是改良主義維新運動的領袖之一。他的九個子女中有三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禮都是中國科學院院士，被譽為“梁門三院士”。
　　梁啟超的長子梁思成（1901―1972）是我國著名的建筑學家，創(chuàng)辦了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的建筑系，他是我國古建筑研究的先驅者之一，也是我國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國第一屆院士。
　　梁思成1901年出生于日本東京。1912年，隨父母從日本回國，先住在天津，后到北京，曾在北京匯文學校及崇德高小讀書，1915年入清華學校。由于書香世家的熏陶，梁思成學習特別刻苦。1919年五四運動中，他是清華的學生領袖之一，同學們稱他是“有政治頭腦的藝術家”。
　　1923年，梁思成畢業(yè)于清華學校。1924年赴美留學入康乃爾大學，不久轉學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1927年2月獲學士學位，當年6月獲建筑系碩士學位。1927年7月至1928年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3月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
　　在梁思成赴美留學期間，父親梁啟超一直跟他通信，無微不至地關懷他的成長，討論做人、做學問的各種問題，給予具體、中肯的建議。梁啟超對于子女的殷切教導，一直堅持到1929年去世。
　　1928年梁思成學成回國，到沈陽東北大學創(chuàng)辦了建筑系，并任教授兼系主任直到1931年。之后陸續(xù)擔任了中國營造學社研究員、法式部主任、前中央研究院研究員。1946年，他為清華大學創(chuàng)辦了建筑系，擔任教授兼系主任到1972年。在這期間，他應美國耶魯大學之聘為訪問教授。他還作為中國代表擔任聯(lián)合國大廈設計委員會顧問。1948年，他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新中國成立后，梁思成繼續(xù)擔任清華大學教授、建筑系主任，一直在清華大學建筑系工作二十余年。長期從事古建筑研究和教學工作。
　　1950年，梁思成擔任北京市都市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50年10月27日梁思成寫給彭真書記、聶榮臻市長、吳晗副市長一封信，對都市計劃委員會機構、任務、方針、人選及工作重點等方面提出了建議，要求都市計劃委員會要健全機構，改組現(xiàn)有的委員會和常委會，要取得中央與市政府的雙重領導，要設立一個設計委員會研討重要建設問題，要明確任務、方針，統(tǒng)一協(xié)調，同時強調都市計劃委員會要成為有實權的決策機構等。
　　梁思成對中外古建筑、城市規(guī)劃、建筑設計造詣頗深。曾參加主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設計了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著有《中國建筑史》、《中國雕塑史》、《營造法式注釋》等。
　　1962年，梁思成帶著助手又開始了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1965年，梁思成終于寫出了上半卷。這時他雖已六十五歲了，身體又多病，但仍滿懷信心地表示：“要為社會主義再干他一二十年�！比欢�，不久厄運降臨。在“文革”中他遭到史無前例的殘酷迫害，于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
　　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1904―1954）是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和考古教育的開拓者之一。比其他子女更幸運的是，梁思永繼承了父親的文史專業(yè)，從他那里得到了直接的教誨和提攜。梁啟超晚年告別政治，專心治學，在文、史等多個領域都有卓越的貢獻，其中對新史學的提倡尤其用力。1901年，梁啟超首倡“新史學”，那時他已注意到考古學作為一門新的學科正在興起。梁啟超希望“子承父業(yè)”， 更是希望考古學這門新生的學科能在中國扎根、生長，所以讓梁思永留學美國專攻考古學。
　　1926年冬，李濟、袁復禮主持了山西夏縣西陰村的田野挖掘，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首次現(xiàn)代考古挖掘。梁啟超不僅支持這次挖掘，還希望梁思永能參與其中。
　　1927年夏天，梁思永聽從父親的建議，中斷學業(yè)回國，一年間，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擔任梁啟超的助教，兼古物陳列所和故宮博物院的審察員，不領薪水。梁啟超把梁思永帶在身邊，言傳身教。梁思永憑借在美國所學，對山西夏縣西陰村發(fā)現(xiàn)的一萬多個陶片進行了詳細分類。他通過與國內外的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進行對比研究，從而肯定了西陰村與仰韶村是同時代的遺存。
　　1928年8月，梁思永赴美繼續(xù)深造。他完成了《山西西陰村史前遺址新石器時代的陶器》的碩士論文，這是中國考古學者的“最早的一本專題研究著作”。梁思永成為接受現(xiàn)代考古學正規(guī)訓練的第一人。
　　1930年回國后，梁思永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此后六年間，梁思永全力參加田野調查和挖掘工作。1931年1月，梁思永與表妹李福曼在北京結婚。結婚三個多月后，他便告別了新婚妻子，奔赴野外，從事河南安陽小屯的發(fā)掘工作，秋季便轉到山東參加城子崖發(fā)掘工作。梁思永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的地層劃分方法：以土質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來劃分地層，為科學而準確地認識古代文化遺存打下了基礎，這是梁思永為中國現(xiàn)代考古學做出的一個極大貢獻。
　　1934年，由梁思永主編的發(fā)掘報告《城子崖》出版了，這是第一部由中國的考古機構組織挖掘并由中國的考古者自己編寫的田野發(fā)掘報告。梁思永當年在《城子崖》報告里開創(chuàng)的田野發(fā)掘報告的基本體例，至今仍在沿用。
　　1934年秋季，年僅三十歲的梁思永擔任負責人，主持第十到十二次的殷墟發(fā)掘工作。發(fā)掘規(guī)模的宏大、田野工作的精細以及考古收獲的豐富，在國內是空前的。
　　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史語所”考古組一路遷移，從長沙到桂林，又輾轉到昆明，最后來到四川西部小鎮(zhèn)李莊。梁思永與李濟、董作賓成為考古組的三個核心人物。1939年，梁思永據(jù)城子崖的挖掘成果，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
　　1941年梁思永患氣管炎，后轉為肺結核，當時醫(yī)生稱為“奔馬癆”，幾次下了病危通知。但他挺了過來，在病床上著手撰寫侯家莊西北岡的發(fā)掘報告。李濟說：“這位天才考古學家關于侯家莊王陵的報告手稿是保存在考古組的珍品之一�！�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因所長鄭振鐸還擔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所以，考古所的擔子主要壓在梁思永身上。由于工作辛勞，體力透支，到1953年，梁思永經常頭痛，食欲不振，虛弱得連說話的聲音都很小。1954年春，梁思永心臟病再度發(fā)作，4月2日在北京病逝。
　　梁啟超的第五子即最小的兒子梁思禮，是中國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國導彈控制系統(tǒng)的帶頭人，我國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統(tǒng)專家，梁門第三位院士。
　　他是梁啟超晚年所得之子，最受鐘愛，被父親愛稱為“老白鼻”（“白鼻”即英文baby的諧音）。但在梁思禮不到五歲的時候，父親年僅五十六歲就病故了。梁思禮完全不曾靠他父親的庇護。梁思禮1941年畢業(yè)于重慶南開中學，次年隨三姐思懿赴美留學，在姐姐和姐夫的幫助下，以勤工儉學的方式完成學業(yè)。在普渡大學電機工程系主修無線電專業(yè)，僅用兩年的時間就修完三年的課程，于1945年取得了該校的學士學位。隨后，他又專攻自動控制，1947年獲得辛辛那提大學碩士學位，1949年獲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學位。
　　1949年10月回國后，他被安排在郵電部電信技術研究所和通信兵部電子科學研究所從事技術工作，并參加了國務院組織的“十二年科學遠景規(guī)劃”起草工作，負責起草我國運載火箭研制的長遠規(guī)劃。
　　1956年，他調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導彈系統(tǒng)研究室主任。此后，他先后領導和參加了多種導彈和運載火箭的控制系統(tǒng)的研制試驗。
　　他是我國自行設計并于1964年實驗成功的第一枚“地對地導彈”的控制系統(tǒng)負責人之一，并在以后改進的型號中，領導研制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全慣性制導”系統(tǒng)；他參加了1966年10月27日在我國領土上進行的導彈核武器試驗，震驚世界；他還是我國向南太平洋發(fā)射的遠程液體火箭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控制系統(tǒng)研制工作的負責人；在他的主持下，我國首次把集成電路用于彈上計算機，并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他又參加了1980年向太平洋發(fā)射遠程火箭的飛行試驗。他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 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第八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 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lián)合會副主席；1996年10月獲“何梁何利獎”； 1997年9月榮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此外，他還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獎”，擔任過航天工業(yè)總公司科技委員會副主任等職。
　　梁啟超的子女們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卻皆“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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