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大將徐海東》 [尋訪父親徐海東的足跡]

　　徐文惠小檔案 　　 徐海東之女。1939年5月生于延安。1958年考入北京航空學院。1960年轉入上海第二軍醫(yī)大學學習。次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65年以“三好學員”身份畢業(yè)后被分配到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工作�！拔母铩笔�年，她受父親株連，被打成“現行反革命”，直到1985年才被平反。近年，她熱心參與紅色記憶的挖掘與革命傳統的傳播和弘揚，被評為“2008年度中國十大紅色旅游人物”。2010年注冊成立北京開國元勛后代合唱團，任理事長。
　　
　　 2011年6月17日是徐海東大將誕辰一百一十一周年紀念日，徐海東之女徐文惠在此前后講述了父親艱險、曲折的一生。北京初夏的一個晚上，我和徐文惠老人仔細核對著稿件，一起吃飯、一起看稿，直到晚上10點，我們才走出餐廳。
　　 在整個采訪過程中，徐文惠老人說父親、憶往事、評時勢，絲毫不像一個已經進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她熱情、干練，語速極快。
　　“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父親健在的時候，我不太關心政治。在我們家，我哥哥徐文伯比較關心這方面，在我父親寫軍史的時候，他也幫著父親做工作。”
　　 轉變是在1998年，徐文惠為了迎接兩年后的徐海東一百周年誕辰，她籌備紀念畫冊、拍文獻片，沿著父親的足跡，從湖北老家開始，走遍了父親戰(zhàn)斗過的十九個省市，沿途聽黨史專家講述，聽父親的老戰(zhàn)友回憶，與民眾交流，甚至找到當年給父親帶路的向導。
　　 “父親的戰(zhàn)友來自各個部隊各個方面，所以，我陸續(xù)采訪了很多人。這樣，我才對父親的歷史，有了初步的了解�！�
　　 徐海東大將的傳奇一生便從徐文惠老人對父親及其家庭的講述開始。
　　父親和我們這一家人
　　 我老家是湖北黃陂，在老家，父親被稱為“泥巴人”，就是燒窯的。我們家七代都是窯工，父親是第七代，他做了十一年的大水缸。父親的酒量比較大與當窯工有關系。做水缸很累，要很有力氣才行，累的時候父親就喝點酒來解乏。父親離不開酒，打仗的時候，警衛(wèi)員給他背的水壺里裝的都是酒。在戰(zhàn)場上，他要喝酒時，不說拿酒來，說拿水來潤潤嗓子，警衛(wèi)員明白這是讓拿酒過去。
　　 父親兄弟姐妹十四個，他是最小的一個，奶奶生他那年已經四十六歲了。他和我大伯的孩子一起出世，奶奶沒有奶水，他就吃著嫂子的奶水長大。那在農村是不光彩的。爺爺準備把他丟進水塘里，奶奶舍不得，留了下來。
　　 上學的時候，他好打抱不平，看不慣就要說，不聽就打，不管你是誰。后來，他打了一個大地主的兒子，私塾不敢要他了。他一共只讀了三年書。
　　 父親原名徐元清，后來參加北伐改名為“少奎”。1928年他搞暴動失敗，家里親人被殺，他改名“徐海動”，意為大海鬧動，他要像哪吒一樣把大海鬧動起來。后來人們聽來聽去，就聽成“海東”了，都喊他“海東哥”，他就干脆改名“徐海東”了。
　　 陳再道叔叔講，以前還流傳著一首有關徐海東的民歌。陳再道叔叔是這樣唱的：“黃安有個趙次吾，麻城有個邱江埔，黃陂有個臭豆腐�！薄俺舳垢�”指的就是我父親，這三個人的事跡在當地廣為流傳，是當地最早起來鬧革命的，可惜趙次吾、邱江埔分別在1932年和1933年遇難了�！俺舳垢�”的來歷是這樣的，父親家里很窮，到十多歲了，還沒有衣服穿，光著身子，一身泥巴，嫂子們看到他，說他簡直就像一塊臭豆腐，就這樣叫開了。
　　 我兄弟姐妹四人，哥哥徐文伯，曾經當過文化部副部長。我排行第二。老三徐文忠1945年在周總理家鄉(xiāng)淮陰出生，患腦炎留下后遺癥，現在又聾又啞，“文革”時腿被打斷，殘廢了。我媽媽1997年去世后，就由我?guī)е�照看他。老四徐文連，是我的小弟弟。
　　 我的小學是在大連上的，1948年我們整個華東部隊的家屬和孩子們都到了大連，這樣就減輕了部隊的負擔。到大連以后，我們才有了一個安定的生活環(huán)境。以前是隨著父親在馬背上走東走西，從安徽、江蘇一直到山東，最后從威海坐船到大連。一直到1955年，我都是在部隊供給制下長大的，直到1955年改成薪金制后才結束。
　　 1950年我正式上學。我跟父親感情比較好，那時他染上了肺結核，病得很厲害，媽媽不許孩子們跟他接觸，但是我整天纏著他，結果，四個孩子就我得了肺結核。我每天都在他的病床上，睡著了媽媽才把我抱走。但是，父親對我們的教育也像帶兵打仗一樣紀律嚴明。我每次外出都要向父親請假，回來后再找他銷假。每個月五毛錢的零花錢怎么花也要有記錄，必須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曾因為該不該給我買條裙子而吵過架。媽媽說，孩子上學，總要有一兩套漂亮的衣服，過個節(jié)、開聯歡會時要穿。父親卻說，你一下子給她花這么多錢做衣服，你忘本。兩個人吵了起來。他們的生活都非常儉樸，要求我們也一樣，即便家里吃飯，菜也要分成一人一盤，要全部吃光，從不允許掉一粒米。
　　 1958年，我考入上海第二軍醫(yī)大學。那一天，父親還給我改了名，叫徐紅。他說：“我和你媽媽都是紅軍，你要做‘又紅又�！�的接班人。”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工作。
　　 我的工作地點離家不遠，每天回去還可以幫忙照顧父親�！拔母铩遍_始后，父親的保健醫(yī)生都被“卡住”，藥也不給，只能靠我從醫(yī)院給父親拿藥、拿針管。
　　 1968年，我被關了起來。他們關我是為了整死我父親。我的罪名有三條：參加我父親的“反黨集團”；跟我父親參加賀龍的“二月兵變”；第三條是反江青。因為這三條罪，我被定為“現行反革命”，幾乎天天挨批斗。我是家里第一個因為父親被株連關押的，因為我是徐海東的“私人保健醫(yī)生”。
　　 有的媒體報道說“徐文惠替父坐牢”。這個說法不準確。我被關押之后，有將近一個月都沒去看望過父親，父親就問媽媽我去哪里了，媽媽騙他說我跟隨醫(yī)療隊下鄉(xiāng)了。但沒想到，父親心里非常明白。一天，他突然感嘆著對媽媽講：“女兒是替我坐牢去了�！�
　　 我被整整關押了四年，直到1972年才被釋放。我出獄時，父親已經去世了，我是父親在身邊的唯一的女兒，被他視為掌上明珠�？墒�，他臨終的時候，我卻不在身邊。
　　 為什么說我是父親在身邊的唯一女兒呢？那是因為，1925年，父親的大女兒徐文金出生，這一年父親二十五歲。 1928年，大革命失敗后，父親遭到追捕，被迫離開家鄉(xiāng)。妻子田得齋也被關進大牢，徐文金被三伯父徐金元用籮筐挑著連夜逃走。從此徐文金隱姓埋名，成為湖北大悟縣燦金套村一戶人家的“童養(yǎng)媳”。
　　1931年春，田得齋出獄后，便四處打聽父親的下落，聽到傳言說父親早已犧牲，她被迫改嫁到高家。徐文金長大后，與鄉(xiāng)村醫(yī)生高正凱結了婚。1951年，徐文金被接到大連市一家療養(yǎng)院，她第一次見到了父親。在大連住了兩個月后要回家時，徐文金終于將想到城里找份工作的想法向父親說了出來。父親沉默了許久后，沒有同意。1970年3月25日，父親逝世于鄭州。臨終時刻，他顫巍巍地拉著徐文金的手說：“我這一輩子，對不起你們這些孩子……”平時很少聽音樂的父親，忽然提出要聽歌曲《我是一個兵》。伴隨著“我是一個兵，來自老百姓……”的歌聲，父親溘然長逝。
　　 我被釋放出來后，一直由王震叔叔照顧。王震叔叔是我父親被關押期間見到的唯一一位老戰(zhàn)友。當時，看守秘書不讓王震叔叔見父親，王震叔叔一怒之下把那個秘書給打了一頓，這才得以進入我家。他們達成“生死承諾”：如果誰先死了，后死的人就管先死的人全家。
　　 直到1985年，我才被平反，但我的所有一切都沒有恢復。遺憾的是，我家就我一個當兵的，卻沒能留在部隊。那段時間，我整個人“精神失�！保�不像現在頭腦還清楚，當時我接受不了那樣的打擊。我一直跟著共產黨長大，突然說我是“反革命”，一天到晚都被批斗，大會小會批斗，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精神都崩潰了。如果是以前，跟你談起那段日子我很可能會哭，而現在不會了。我曾經一度想不通，精神受到了嚴重打擊。后來，王震叔叔幫我換了工作，到香港做殘疾人服務工作，實質上是讓我換一個環(huán)境，離開傷心地。
　　 我多年從事醫(yī)務工作。直到十幾年前，我才有了比較充裕的時間，開始沿著父親戰(zhàn)斗過的十九個省市尋訪他，才對父親的歷史，有了初步了解。
　　父親的革命使反動武裝
　　對我們家族瘋狂報復
　　 父親最初革命時，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的革命讓徐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29年，他領導的年關暴動失敗，反動武裝對父親恨之入骨，進行瘋狂反撲，先是燒了我家的房子，然后對我們家族實施瘋狂屠殺，一族八十三人，被殺害了六十六人。這六十六人是分多次殺的，有一次殺了二十多人，其中參加革命的不少。1930年曾被稱作是“殺絕徐族”的一年。后來，他們是捉到女的就賣，逮到姓徐的就殺，弄得人們都不敢姓徐。父親離開鄂豫皖蘇區(qū)參加長征時，家里已經死了六十六人。
　　 得知此事后，父親指天發(fā)誓：“大仇不報，誓不還家！”
　　 新中國成立后，家鄉(xiāng)已經沒有跟父親同輩的老人了。毛主席說，“為革命犧牲最多的是海東同志”。我們老家有一座十米高的“徐海東親屬烈士墓”，上面刻著徐向前手書的四個大字：光榮流血。
　　 我非常敬佩父親對革命堅定的意志和信念，他并沒有因此動搖。反而，他重新把掉隊的、傷病的以及地方的人員，重新集中起來，組織了紅二十五軍，堅持斗爭。
　　 在父親的部隊里，他的年齡是最大的，一般的戰(zhàn)士都是十二三歲、十三四歲，最大的十五六歲。蔣介石稱“徐海東帶的是童子軍”。長征的時候，他們都是“紅小鬼”。實際上我父親的整個部隊，都是這么大歲數的人。
　　斯諾曾纏著父親刨根問底
　　 父親在他的軍旅歲月里演繹了一幕幕傳奇，被譽為“中國的夏伯陽”。這是斯諾對他的評價。
　　 父親與斯諾的巧遇是在彭德懷伯伯的司令部里。斯諾過來的時候正好趕上幾個紅軍領導在開會。等到會議結束后，那些參加會議的人員還沒有散去，彭德懷伯伯便邀請斯諾一起圍桌而坐，吃西瓜。就在這時，一個陌生的身影闖入了斯諾的視線。
　　 這個人便是我的父親徐海東。
　　 彭德懷看見斯諾瞧著我父親，便開玩笑說：“那邊這個人是著名的赤匪。你認出他來了嗎？”父親聽了臉漲得通紅，嘴咧開露出掉了兩個門牙的大窟窿。大家都笑了起來。
　　 “他就是你一直想要見的人�！迸淼聭颜f，“你可以采訪他和他的部隊。他就是徐海東�！�
　　 斯諾想見我父親是因為父親的“大名鼎鼎”和神秘。當時，除了知道父親曾經在湖北一個窯場做過工外，外界對他了解很少。蔣介石把他稱為“文明的一大害”；南京的飛機曾飛到紅軍前線的上空，散發(fā)傳單：“凡擊斃彭德懷或徐海東，投誠我軍，當賞洋十萬。凡擊斃其他匪酋，當予適當獎勵�！�
　　 父親是頭一次與外國人打交道，一時竟不知道怎么辦好，像個靦腆的孩子一樣站在一邊，不知道該如何和斯諾說，該說些什么好。于是他走到彭德懷身邊，俯下身子小聲問道：“你把這個外國人介紹給我，我拿他怎么辦��？”
　　 彭德懷笑著說：“你這個大名鼎鼎的‘徐老虎’，連飛機、大炮都不怕，還怕個外國記者！”
　　 父親還是有些不放心地追問道：“聽說記者什么都要問，他問我時，我和他說什么啊？”
　　 彭德懷說：“斯諾是我們的好朋友，對我們是友好的，對他什么實話都可以說�！�
　　 過了幾天，父親專門指派了十幾個騎兵，把斯諾接到豫旺縣紅十五軍團的軍團部。
　　 為了表示對這位遠道來客的尊重，父親特意將最好的房子留給了斯諾，并派人提前細細地將屋子打掃了一遍。
　　 接連三四個晚上，斯諾纏著他，問這問那。就連父親去看紅軍劇社演出、到七十三師參觀，斯諾都不放松對他的采訪。
　　 斯諾詢問父親兒時的情況，詢問當窯工的生活，詢問他帶兵打仗的事情，問他的父親、母親、妻子、兒女的情況，甚至連父親的兩顆門牙是怎樣掉的都要問個仔細。
　　 斯諾終于得知：有一天，父親騎馬在路上馳騁，馬蹄碰到了一個戰(zhàn)士，父親拉緊韁繩，想要看看戰(zhàn)士有沒有受傷，結果馬受了驚，把他撞到了樹上，待他蘇醒過來，才發(fā)現自己的門牙已經嵌在那棵樹上了。
　　 在父親眼里，斯諾是個難纏的家伙。多年后斯諾返回美國，父親仍然常常指著斯諾給他拍攝的照片對人說：“斯諾是我唯一的美國朋友，他是最難纏的記者，他簡直要把你的心挖出來看看�！�
　　父親的九死一生
　　 父親負的九次傷中并不包括他掉兩顆門牙的事。他九次傷里有八次是槍傷，另外一次是紅槍會的人往他屁股上戳了一槍。他身上有十七個槍眼兒，看上去就是十七個洞。
　　 1935年在陜南丹鳳縣庾家河的戰(zhàn)斗中，父親負傷最重，這也是父親最后一次負傷。子彈從臉部右邊穿過，一個耳朵被打聾了，后來就只有左邊耳朵能聽，右邊耳朵根本聽不見了。你看我父親的照片，臉上像有個酒窩似的，實際上那是槍眼兒。
　　 父親再次提及這次致命傷是在1959年的國慶節(jié)。那天，父親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閱兵，蔡廷鍇也應邀參加了�？匆姼赣H在那兒，蔡廷鍇就湊過來想和我父親說話，我父親不想理他，一句話就頂過去了：“我這個槍眼兒就是你的部屬打的。”弄得蔡廷鍇一個大紅臉。父親從天安門回來，對我們講了這件事。
　　 父親這次負傷，喉嚨被淤血堵住，呼吸困難，生命垂危。緊急關頭，護士周少蘭俯下身子，一口一口地將父親喉嚨里的淤血吸出，晝夜寸步不離地照顧他。周少蘭連續(xù)四天四夜看護，把父親從死神手中奪了回來。
　　 周少蘭就是我的母親。
　　 1935 年 9 月，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兩人結婚了。媽媽后來改名周東屏，是父親改的，意為擋住死亡，是他徐海東的生命屏障。
　　 其實，父親的這次受傷離第一次受傷只相差四年，那是在1931年。
　　 那年3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開始了對鄂豫皖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父親在配合主力反擊敵軍的一次戰(zhàn)斗中，左腿連中兩發(fā)機槍子彈，一顆穿過皮肉，一顆卡在大腿骨和小腿骨之間。在包扎所，他昏迷了一天一夜，后被送到紅軍家屬、陳錫聯的母親陳大娘家才慢慢蘇醒過來。
　　
　　父親曾二十三天沒有睡覺，勝利后一連睡三天，
　　起來以后大吐血
　　
　　父親休養(yǎng)了一個月，傷未痊愈，就拄拐棍找到師部，要求回團工作。
　　 師長陳賡說：“你們團已經有團長和政委了！”
　　 “那我就當副團長�！睅燁I導批準他當了副團長，這也是他第一次主動下調職務。
　　 1932年，國民黨對鄂豫皖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張國燾被迫率領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蘇區(qū)開始長征，留下紅二十五軍一部和第七十五師、第二十七師在蘇區(qū)堅持斗爭。此時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二十萬國民黨大軍和滿目瘡痍、日漸縮小的根據地。張國燾只留下一封信，指示軍事方面由我父親負責，那時他已經是師長了。
　　 為保護整個紅四方面軍順利轉移，紅四方面軍做好了父親這個師全部犧牲的準備。所以，他們往哪兒轉移，往哪兒走，都沒有跟父親講，對他們的行蹤進行保密。
　　 在河南光山縣的郭家河，父親指揮七十四師擔任主攻，經過一個多小時激戰(zhàn)，以傷亡很小的代價，將敵一○四旅近三千人全部殲滅。又一次，在皖西北葛藤山反擊戰(zhàn)中，他巧妙地部署兵力一舉殲滅追來的兩個團。被俘的師長柳樹春對此十分不解，當面問父親：“軍長，你是黃埔?guī)灼�？�?
　　 父親回答說：“我既沒聽過保定的課，也未入過黃埔的門，我是‘青山大學’畢業(yè)的！”
　　 父親這個師，不但沒被敵人消滅，反而把敵人打敗了。但勝利后，他卻不知道大部隊到哪兒去了。父親第一次吐血就是這一年。他二十三天沒有睡覺，有時打個盹兒，取得勝利后他一連睡了三天，起來之后大吐血。
　　周總理說父親和張學良
　　是打出來的友情
　　 2000年是父親一百周年誕辰，那年張學良九十九歲。他比我父親小一歲。我去夏威夷拜訪張學良，參加張學良的一百歲華誕。他的親屬一再囑咐我，不要向他提我父親和他打仗的事情。
　　 2000年5月，在夏威夷的一所老年公寓里，我在大堂見到了張學良。他清醒地告訴我：你是紅二十五軍軍長、紅十五軍團長徐海東的女兒。
　　 沒想到，他還記著當年打仗時父親部隊的番號。他還讓人把十五樓上的趙四小姐請下來，與我們一起聊天。我們原本定的會面時間只有二十分鐘，結果講了一小時四十五分鐘。他家鄉(xiāng)的代表說，希望張學良回大陸，給他辦生日。他頭腦很清楚，說要節(jié)約，不能大擺壽宴。他還談了呂正操、萬毅等很多他當年的東北軍部屬。對于是不是回大陸，張學良沒有表態(tài)。
　　 我真沒想到他對我父親的印象這么深刻，正如周總理當年所說，他們這是打出來的友情。
　　 我家住在大連時，我聽說過父親和張學良打仗的一些故事。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在大連海軍學校當副校長，他幾乎每個禮拜都要到我們家去，叫我父親講怎么把他哥哥打服的，逼著父親講打張學良的故事。張叔叔來了，我們才能沾點光，聽父親講故事，平時他從來不講怎么打仗，也不允許我們在同學之間、朋友之間炫耀。
　　 采訪張學良，他們兩個打仗的事情逐漸清晰明了。
　　 1934年，張學良從德國回來，蔣介石任命他為鄂豫皖“剿匪”副總司令，蔣介石是總司令，張學良代行總司令職責。張學良在1934年3月1日的就職宣言中說：“在三個月之內，全殲紅二十五軍。”因為當時他的勢力很大，從德國回來又買了德式武器。父親在游擊地區(qū)用的都是繳獲的武器，各種亂七八糟的武器都有。從裝備來說，兩軍是沒法比的。
　　 沒想到，1934年長嶺崗一戰(zhàn)，父親就殲滅了他一個整旅，一次殲滅他三千八百多人。當時我父親的部隊是兩千九百八十四個人。從那次起，父親的部隊，全部換上了張學良的德式武器。我父親說：張學良是我的供給部長。
　　 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開會，傳達了中央《關于組織抗日先遣隊的通知》等文件，決定紅二十五軍向平漢鐵路西實行戰(zhàn)略轉移。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撤銷師一級建制，軍直轄二二三團、二二四團、二二五團和手槍團。父親主動建議由程子華當軍長，自己當副軍長。省委同意他的建議，并任命吳煥先為政委。這也是父親第二次主動降職。
　　 紅二十五軍長征時接到中央命令，讓該軍作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第一先遣隊的首長，當時是方志敏叔叔，他們全軍覆沒后，中央就把第二先遣隊的任務交給了紅二十五軍。紅二十五軍打著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這個大旗，開始長征。長征路線中央并沒有給他們定，由他們自己來決定。
　　 張學良三十多萬大軍嚴陣以待。敵眾我寡、裝備懸殊，父親沒法在平原地帶與他們作戰(zhàn)。我聽父親對張學思說，他采取在大別山地區(qū)的游擊戰(zhàn)術，往有山的地方走，往桐柏山脈走，后來桐柏山脈不行，又往伏牛山脈走，伏牛山脈不行，又到了河南的盧氏縣，從那兒進的山，往陜南走。
　　 父親對張學思說，他們過了盧氏，就要進山了，此時父親對戰(zhàn)士們說：“我們三個團的援兵已經到了�！碑敃r大家都傻了，援兵在哪兒呢？父親指著對面的三座山說：“這一座山就是一個團，三座山就是三個團。只要我們的部隊進了山，國民黨軍隊就沒轍了，我們就活了。那里就是我們的天地，我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我父親是1934年11月16日從河南的羅山縣何家沖出發(fā)的，1935年的9月15日到陜北永平，跟劉志丹會師。軍事科學院政委王誠漢叔叔（原紅二十五軍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時任排長）告訴我，這十個月里，紅二十五軍大大小小打了五百多場，有時候一天就打四五仗，走的路加起來也有一萬八千里。父親說他站著都能睡著。父親的部隊殲滅了張學良三個師。1936年，國共第二次合作后，蔣介石就把那三個師的番號給了八路軍，即一一九、一二○、一二九師。
　　 打到陜北時，我父親的部隊裝備特別好，全是清一色的德式武器，每個連九挺機關槍，其中三挺重機槍、六挺輕機槍。裝備的武器幾乎全是從張學良部隊繳獲的。
　　 紅二十五軍同陜北紅軍在延川縣永平鎮(zhèn)會師，合編為紅十五軍團。父親任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政委是程子華，政治部主任是高崗，副主任是郭述申。父親跟劉志丹會師以后，也把劉志丹的部隊配備齊了從張學良部隊繳獲的武器。
　　 父親到達陜北的第一仗是打嶗山。當時張學良的一一○師來援助，全部被消滅。一一○師師長何立中當場被擊斃。
　　 第二仗是打榆林橋。張學良的親信高福源帶了一個加強團守在這里。一般一個團是三個營，他是四個營。但高福源還是被活捉了。
　　 “西安事變”的發(fā)生，原紅二十五軍發(fā)揮了作用。當時有兩個人在做張學良的工作，分別是被釋放的高福源和六十七軍的軍長王以哲。
　　 父親跟東北軍交手的同時，也在做張學良的工作。他給王以哲寫信，喊口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幫你打回東北老家去�！�
　　 俘虜的東北軍士兵，都得到了優(yōu)待。如果想留下來當紅軍，歡迎留下；不愿意留下的給兩塊大洋、一個優(yōu)待證，放回家。這個優(yōu)待政策是紅二十五軍一直在做的。因為，紅二十五軍有錢啊。別的部隊，糧食都沒有，還給什么大洋啊。
　　毛澤東向我父親借錢
　　 父親的部隊有錢是從打安徽太湖縣城開始的。
　　 部隊端了太湖縣城后，用繳獲的民團黑布給戰(zhàn)士們做了衣服。從那個時候起，父親的部隊每個人都有三個袋子：子彈袋、銀元袋和米袋。這是紅二十五軍的特點，他們每人背三個袋子，還挎著一個從張學良部隊繳獲的皮挎包。所以，父親的部隊比較“富”，銀元袋就是從太湖縣城開始背起來的。
　　 1935年冬，中央紅軍初到陜北，戰(zhàn)士們身上穿的衣服單薄、破舊，無力置辦新衣。毛澤東說他們五分錢飯錢都給不起。父親這時候正打算給部隊添置冬裝，儲備糧食。一天傍晚，有客來訪，父親認出來這人是中央紅軍后勤部部長楊至成。他掏出一張紙條遞給了父親。這是毛澤東寫給他的一張借條：
　　海東同志:
　　 請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給中央，以便解決中央紅軍吃飯穿衣的問題。
　　順致
　　 敬禮!
　　毛澤東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父親立即詢問自己的供給部部長查國貞。查國貞說還有七千元。父親馬上要他把五千元交中央。當時中央供給部部長葉季壯高興地說：“這真是雪里送炭！” 彭德懷伯伯見了父親，特意向他表示感謝，笑稱他是位“財神爺”。
　　 他不僅給了毛澤東五千元，同時給了他很多大煙。父親每次打完仗，就有了錢、大煙土和鴉片。為什么那個時候繳獲的大煙土要留著呢？部隊沒有藥，給傷病員治病時，打針、做手術，就靠這個止痛。父親還給主席做了服裝，連主席的八角帽都是紅二十五軍做的。
　　少奇伯伯給父親當“秘書”
　　 1937年9月，八路軍開赴華北前線后，父親奉命率部參加平型關圍殲日寇板垣師團的戰(zhàn)斗。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達新四軍組編令。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武漢成立。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整編成四個支隊，共十萬三千多人。1938年6月，第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被錯殺。
　　 這年8月，父親奉命回延安養(yǎng)病，參加了六屆六中全會，進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學習。他在馬列主義學院學習期間，中央決定派他去擔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副指揮兼四支隊司令。
　　 毛主席找父親單獨談了三個小時，主席交代：你們有三項任務，一是向東發(fā)展，打進大別山。你本來就是大別山的一只虎嘛！第二，第四支隊要你負責。第三，你帶去的干部一律任副職。包括你自己在內，都任副職。這是為了團結好原部隊的干部。毛主席講的事，有的是要絕對保密的。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劉少奇任中原局書記。中央讓少奇伯伯帶五十多位營以上干部到華東敵后去。當時形勢十分復雜，少奇伯伯不能公開露面，就以我父親的名義，率一個檢查組出發(fā)。父親著少將服，佩少將肩章。少奇伯伯以“胡服”名，當父親的“秘書”。有多年地下工作經驗的少奇伯伯做得很自然，一路上給父親拿衣服，拿帽子，還抱著四個月大的我。
　　 1939年9月15日，他們從延安出發(fā)先到西安。檢查組是蔣介石批準的，父親就以檢查組身份公開活動。國民黨軍政大員紛紛來拜訪。檢查組經國民黨第一戰(zhàn)區(qū)司令官駐地洛陽，衛(wèi)立煌本要請父親吃飯，但衛(wèi)立煌的老婆突然去世，他離開洛陽去奔喪了。他委托參謀長郭寄嶠中將代表他拜會父親。郭寄嶠進門卻看到了少奇伯伯。他們之間過去有交往，彼此認識。郭寄嶠似乎看出了什么，他就把這個宴請改為家宴，沒把少奇伯伯給暴露出來。
　　 在河南確山縣竹溝的新四軍辦事處，少奇伯伯和我們家住隔壁。媽媽說當年在竹溝，是少奇伯伯手把手教會她給我洗澡的。少奇伯伯和父親常常聊起這段日子，每次都會樂得哈哈大笑。此后的行軍中，我和哥哥便被用筐子挑著，一頭是我，一頭是他，隨著部隊轉移。我小時候特別調皮，上房子上樹，早上穿的衣服到下午就爛了。少奇伯伯說我：“你性格像你父親，天不怕地不怕。”
　　父親的最后一戰(zhàn)
　　 1938年12月18日，少奇伯伯緊急召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張云逸、鄧子恢等人開會，研究如何粉碎日偽軍對皖東進行的第一次大“掃蕩”。
　　 父親領下了這個任務。三晝夜的鏖戰(zhàn)，第四支隊以傷亡很小的代價換來斃傷敵人一百六十余人，俘五人，其中擊斃日軍中隊長一人，俘日軍分隊長一人。繳獲了大批炮彈、槍彈和其他軍用物資。這是新四軍東進抗日以來殲敵最多的一戰(zhàn)，是父親到華中的首戰(zhàn)，也是父親的最后一戰(zhàn)。
　　 1940年1月24日，父親作總結報告時大咯血，當場昏倒在地。此后，他高燒不退，昏迷不醒，病倒在皖東戰(zhàn)場上。母親為給父親治病，冒著危險上山采藥。她只知道野菊花能明目，首烏藤能養(yǎng)顏，大青葉能消腫，貓公刺能清熱……在山中采藥時，她巧遇了在此躲避戰(zhàn)亂的老中醫(yī)，便把老中醫(yī)請來為父親治病，父親這才轉危為安。從那以后，父親再沒有親臨戰(zhàn)線。
　　 這一年父親年僅四十歲，他并不知道從這時起，他將永遠離開戰(zhàn)場。此時，抗日戰(zhàn)爭正如火如荼，父親的軍事生涯也日臻巔峰。他更沒有想到，自己以后會離開戰(zhàn)馬與病床為伴。
　　 但是，日本人還是盯住他不放。1940年春，在反日偽“掃蕩”的斗爭中，毛澤東曾給新四軍發(fā)來一封電報說：海東同志是軍隊的一面旗幟，你們一定要保護好，任何時候不能出問題，更不能讓敵人抓去。為了確保父親的安全，新四軍第二、三支隊副司令譚震林，親自為父親組織了一支特殊的警衛(wèi)連，從別的部隊調排長來當戰(zhàn)士，調連長來當班長，調副團長程啟文來當連長。所以，這個警衛(wèi)連的戰(zhàn)斗力很強。
　　 在擔架上，父親同樣指揮戰(zhàn)斗。父親的一個秘書說：敵人突然來了，兩面一交上火，你父親就能判斷出是在村東頭還是村西頭。父親的擔架沖在部隊的最前頭，他指揮著部隊怎么走。這位叔叔說每次都很危險，有時候敵人到了村西，首長從村東走，兜一個圈子又繞到敵人后頭。當時，什么時候吃飯、什么時候休息，全是首長指揮。
　　 1941年1月，父親得知“皖南事變”的消息后，吐了幾乎半臉盆血，眼看是不行了。家人都為他準備衣服了，悼詞也準備了。中原局把他的病情電告給黨中央和毛澤東。5月，毛澤東給父親發(fā)來一份二百多字的電報，電文的最后是八個字：“靜心養(yǎng)病，天塌不管�！�
　　 由于當時環(huán)境艱苦，醫(yī)療條件很差，抗日戰(zhàn)爭的后五年，父親基本上是在擔架上、病榻上度過的。父親的擔架是特制的，因為他發(fā)病的時候，肺都腫起來了，只要碰一下就吐血，所以，身上不能蓋被子。這是我母親設計的，被子蓋在鐵絲架上，鐵絲架固定在擔架上。但是父親一直相信他總有一天能站起來。
　　 1942年，毛主席給在重慶的周恩來發(fā)電報，讓他和蔣介石溝通，將徐海東轉到醫(yī)療條件更好的地區(qū)治療，蔣介石沒有同意。陳毅、譚震林都曾派人到南京、上海買藥，回來實報實銷。這也算是對父親的特殊照顧了。
　　 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了，父親很高興。他說：“我這個‘老病號’把小日本給熬垮了�！�
　　 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后，父親隨后方機關轉移到山東諸城、萊陽等地休養(yǎng)。1946年8月，父親離開山東根據地，從威海秘密乘船，9日抵大連，住進大連市文化街七十五號養(yǎng)病。直到新中國成立，父親重返戰(zhàn)場的愿望也沒有實現�！�
　　（責任編輯/陳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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