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渡_靈魂擺渡

　　求學路上的河 　　2010年4月12日清晨5點來鐘,遼寧省丹東市寬甸滿族自治縣碑溝小學48歲的教師王勇起床了,他簡單地扒了幾口飯,就出門往江邊走。 　　王勇從來不敢賴床,因為每天早上6點,孩子們都會準時在村頭的渡口等著他。山里氣溫低,如果他出門晚了,孩子們就容易被凍感冒。在過去的20年里,在每個上學日的早上,王勇都要劃著船,把住在河這邊的孩子送到河那邊去上學;到了傍晚放學時,再劃著船,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家。
　　早些時候,孩子們坐的是王勇自己打制的木船;再后來,換成了燒柴油的鐵皮船;枯水期的時候,王勇會領(lǐng)著孩子的家長們搭橋;等冬天江封上了,王勇就帶著孩子們,走過凍得結(jié)結(jié)實實的冰面;而實在沒有路走的時候,他就只好背起孩子們,趟過去。
　　這些年來,在這條求學路上,究竟擺渡過多少個孩子,王勇已經(jīng)記不太清楚了。他只能模模糊糊地記得,最多的一年,他帶過19個,最少的時候,也有六七個。在他的呵護下,一茬茬的山里孩子長大成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離開了小山村,開始一種全新的城鎮(zhèn)生活。而這個山村小學的老師,卻依舊活在幾乎是一成不變的日子里。
　　王勇所在的碑溝村,是個有著15個村民組的小村子,位于鴨綠江南岸的一處山溝里,400多戶人家,散落在山溝各處。住得最深最遠的一戶人家,走到村口,要在山路上花近一個小時。
　　即便到了這兒,出村也并非易事,橫擋在人們面前的一條大河,成為這個小村與外界最大的阻隔。它是鴨綠江的一條支流,兩岸相距四五百米。而王勇和孩子們每天要去上課的碑溝小學,位于這條大河的北岸,與碑溝村隔河相望。
　　對面前這條大河,碑溝村的人們感情很是復雜。一方面,這條大河是養(yǎng)育他們的母親河,是許多人的生計來源,他們祖祖輩輩都在這里生活,在這條河里捕魚、挖沙;可另一方面,這條河也讓他們的出行變得極為困難。
　　村子里家家戶戶都有小船,大多數(shù)時候,如果沒有它,人們都無法出門,尤其到了豐水期,水位能一直漲到半山腰,漲到許多人的家門口。也正因為如此,村民們平時會盡可能減少去對岸的次數(shù),每次出門,都是把好幾件事“攢”在一起辦。
　　大人們可以把事情攢在一起辦,孩子們上學,卻成了大問題。一度,村子里曾有過一所小學,但上世紀80年代,由于生源過少,這所學校被取消了,孩子們上學要到對岸的碑溝小學去。這兒的許多孩子都會劃船,剛開始是由年長的孩子劃著船,帶著年幼的孩子們?nèi)ド蠈W。但有一次,因為風大浪急,孩子們劃的船翻了,所幸江邊長大的孩子水性好,才沒出大事。從那以后,碑溝村的家長便開始輪流接送孩子上學和放學,但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碑溝村是個窮地方,成年人的大多數(shù)時間,不是在山林里種地或養(yǎng)蠶,就是在河里捕魚或撈沙,總有抽不出時間的時候。
　　這種提心吊膽的狀態(tài),一直持續(xù)到1990年。那一年,自小在碑溝村長大的王勇,回到碑溝小學任教。
　　
　　擺渡者和小學
　　粗略打量,王勇這個小學老師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個頭不高,身體壯實,雨后的泥巴路,旁人都踮著腳,他卻滿不在乎地踩著走。一雙可以拉到大腿的藍色長筒膠鞋沾滿了泥,說起話來帶著濃厚的東北口音。
　　1984年,20歲的王勇高中畢業(yè)沒考上大學,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經(jīng)人介紹,他進入了教育系統(tǒng),成為一個民辦代課教師。當時,他每個月的工資只有32元。
　　1989年,王勇與當?shù)匾粋�叫任淑梅的姑娘結(jié)婚了。妻子一家人時常勸他,不要繼續(xù)擔任民辦教師了,甚至有親戚對他說過這樣刺耳的話:“你怎么就找不著活兒干了?一個月拿這三十、五十的,我都瞧不起你!”
　　碑溝村的前任村支書隋延文也記得,1992年,他曾3次找到王勇,希望王勇能到村委會工作――老支書想把這個村里唯一的高中畢業(yè)生培養(yǎng)成自己的接班人,而另一個很具誘惑力的條件是,當時村干部的年收入,是王勇的10倍。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王勇考慮了幾天后,拒絕了這個人人羨慕的“肥缺”。時隔多年之后,當回憶起這件往事,王勇露出一絲輕快的笑容�！拌F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眾口難調(diào),天天得挨罵,我可干不了這樣的活兒。”他說,“還是當老師自在,和娃娃們在一起,老開心了。”
　　1990年,為了照顧日漸年邁的父母,從教6年的王勇調(diào)回了碑溝村小學,每天劃船上下班。有學生家長找到王勇,希望他能擔起接送學生的擔子,他便爽快地答應下來。但不曾想到,從那時起,王勇也開始了自己的“擺渡”生涯,而且一干就是20年。
　　和城里的許多小學比起來,碑溝小學無疑是簡陋的,可這是方圓幾十里地唯一的一所小學。居住在南岸的家長們,小時候幾乎都有過河上學的經(jīng)歷,并深知這當中的辛苦。為了給孩子創(chuàng)造好一些的教育條件,條件稍微好點的人家,都搬離了這個小村子。交通不便還引發(fā)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村里的女孩大多選擇了嫁到外面去,而外面的女孩卻沒有人愿意嫁進來。全村1000多個居民里,光棍就有100多號人,其中不乏四五十歲的老光棍。所以,碑溝小學的學生生源越來越少。最多的時候,這個小學有150多名學生,但現(xiàn)在只剩下52名,人數(shù)最少的六年級,只有5名學生。
　　現(xiàn)在,每天跟著王勇上學的,只剩下了6個學生,最大的上六年級,最小的上一年級。
　　二年級的陳偉,是個梳著辮子的小姑娘。有一年夏天,王勇背著她過河,她的左腳涼鞋沒系緊,滑進了江里,王勇把她送到岸上,連忙回身去撈,卻沒撈著。丟了一只鞋,陳偉沒法走路了,再加上心疼剛買的粉紅色涼鞋,就趴在王勇的背上,一路哭回了家。為了哄她高興,王勇特意買了一雙新涼鞋送給她。
　　三年級的王明嬌也記得,有一年春天,河水把剛搭好的木橋淹沒了,只能隱隱約約看到橋面,她不敢過橋。是王勇跳下河去,用身子擋著她,她才敢一步一步地蹭到江對岸。
　　六年級的尤明林,是這群孩子里最大的,王勇已經(jīng)接送了他6年。這個小男生正在長身體,個子已經(jīng)和王勇差不多高了,每次王勇背他過河都很吃力。“如果沒有王老師,我恐怕讀不到這個年級,”尤明林感激地說,“在我心里,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
　　在這群學生里,有兩個特殊的孩子,他們來自一個特別貧困的家庭,11歲的姐姐王名月,上小學三年級,她患有先天性斜頸,總是歪著脖子看人;弟弟叫王名利,患有嚴重的兔唇,口齒不清楚。由于家境貧寒,父母沒有能力帶他們?nèi)タ床�。這也成了王勇的一塊心病,現(xiàn)在,他最大的愿望,是能夠找到好心人來資助這對姐弟。
　　“我自己是窮人家出身,所以我太明白這些窮孩子了�！蓖跤抡f,“我希望他們能平平安安地走出這個窮山溝,過上城里人的生活,不要再回來�！�
　　可現(xiàn)在看起來,這樣的生活離孩子們還有些遙遠,起碼,他們得先過了眼前的這條河。
　　
　　船、橋和老師的背
　　要過河,自然離不了船。
　　起初,用來擺渡學生的,是王勇自己制造的一艘小木船。它長約3米,寬約1米,一次只能運上四五名學生。最多的時候,王勇一個早上要來回三四趟,才能把學生們都送過岸去。2002年,縣教育局給王勇配發(fā)了一艘大型鐵皮船,這艘船帶著柴油發(fā)動機,長約6米,寬1.5米,一次能運10個人,速度也快了很多。王勇終于告別了人力劃槳的日子,這讓他高興了很長時間。
　　不過,無論是木船還是鐵船,過河時,王勇和孩子們都是小心翼翼的,再活潑的孩子,上了船也都立刻安靜下來。孩子們受到了王勇的嚴格訓練:在船上不允許嬉笑打鬧;江面上沒有風浪的時候,可以坐著;一旦風浪大了,孩子們都必須趴在船艙里,這樣能夠集中重心,“船就不容易翻”。
　　盡管如此,20年來,王勇還是遇見了很多次險情。
　　有一次,一個小姑娘在船上睡著了,靠岸后,她迷迷糊糊地下船,卻被船頭的繩子絆了一跤,掉下江去。王勇趕緊跳進江里,把小姑娘救了上來。
　　2002的夏天,王勇遇見了鴨綠江有史以來最大的江汛,江里的風浪有1米多高,鐵皮船在波浪里就像“一片小小的樹葉”,他只能命令孩子們趴在船艙里,自己跪著開船,總算沒有出事。
　　每逢秋天的清晨,江面上彌漫著濃霧,能見度只有兩三米,經(jīng)常辨不清方向,船會在河面上打轉(zhuǎn)幾個小時,有好幾次都險些和來往的其他船只撞上。后來,大河上空拉起了一條電話線,他讓年長的學生趴在船頭,看著電話線的走勢,才能勉強渡河。
　　每到冬天,大河冰封,無法行船,王勇就帶著孩子,小心翼翼地穿過冰面。他走在最前面,拿著一根長木棒,敲擊著前方的冰面來確定能否行人。
　　最危險的一次,發(fā)生在1995年的冬天。王勇一腳踩破了冰面,大半個身子掉進了冰窟窿里,他一邊喊著讓孩子們不要靠近,一邊用手肘支撐著冰面,花了半個多小時,才從冰窟窿里爬了上來。他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棉衣和棉鞋都結(jié)成了冰疙瘩,母親和妻子摟著他心疼得直哭。
　　每年有兩段時間,王勇是最辛苦的。一段時間是在冬天,河水還沒結(jié)冰的時候,早晨他不到4點就要起床,燒上一桶開水,燙一下船上的機器,否則機器根本啟動不了;另一段時間是春季的枯水期,水位要從半山腰回落30多米,大多數(shù)地方的江底都裸露出來,隨處可見干枯的水草和龜裂的泥灘,那艘鐵皮船也趴在一處岸邊,動彈不得。而這段時間,河水還是有幾十米寬,擋住了孩子們上學的道路。每天早晨,王勇只能背著這些孩子趟過河去。
　　王勇也不是沒想過別的辦法。每年春天,他都會組織村里的家長們,到山上砍來木頭,在河面上搭建臨時的木橋�？赡緲虻馁|(zhì)量很差,如果頭一天晚上下雨,第二天河水暴漲,木橋就很容易被水沖走。今年開春至今,已經(jīng)建過兩次橋,都被水沖得無影無蹤。
　　為了背孩子們過河,王勇特意買了一雙能夠套到大腿的長筒膠鞋,但很多時候,膠鞋也派不上用場,因為光著腳,“踩石頭踩得緊,不容易打滑”。由于長期浸水,王勇的雙腿都患上了嚴重的風濕,每到發(fā)病的時候,雙腿紅腫得像大號的胡蘿卜。現(xiàn)在,他天天晚上都得用熱水燙腳。
　　
　　擺渡者的家
　　王勇的家,在碑溝村的村口不遠。王勇和妻子住在2007年新蓋的一座小平房里,王勇年邁的父母住在不遠處的祖屋里。祖屋已經(jīng)蓋了20多年了,年久失修,屋頂被煙火熏得發(fā)黑,時不時地往下掉土坯。每逢下雨,四處漏水,連灶臺都被淹過,墻壁上有多處破洞,經(jīng)常會有蛇爬進屋里。
　　對王勇送村里孩子上學,家里人都持反對意見。反對最激烈的,自然是妻子任淑梅,吵得最兇的時候,她甚至氣得跑回娘家住了幾個月。
　　最直接的反對原因,來自經(jīng)濟方面。王勇的家境并不寬裕,雖然2001年他經(jīng)過考試已轉(zhuǎn)為公辦教師,每個月有2000來元的工資,但妻子沒有工作,在家務農(nóng),他既要贍養(yǎng)父母,又要養(yǎng)育18歲的在寬甸讀高中的兒子,家里總是余不下錢。這些年來,王勇每年都得在這艘鐵皮船上搭進數(shù)千元。零件壞了要更換,船體要經(jīng)常維修,光是一年的油費就是一千多元錢。這些費用,大部分都是王勇自掏腰包,只有實在缺錢的時候,他才會向孩子家長象征性地征收一點油錢,每個孩子每天5角錢。而且,王勇身上的責任太大了。一旦這些孩子出了什么事,他很有可能丟掉飯碗。為此,家人們召開過好幾次家庭會議,要求王勇放棄送孩子上學,“又不多掙一分錢,出了事兒誰負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其實,王勇也曾想過放棄。可他要是撂了挑子,孩子們怎么辦?猶豫再三,他還是堅持了下來�，F(xiàn)在,妻子和父母也逐漸接受了他的“傻勁”。
　　任淑梅從小并不在江邊長大,剛開始時,對劃船一竅不通。但王勇偶爾外出學習、開會,孩子們上學就無人接送,現(xiàn)在,她學會了開船,王勇不在家時,她就主動頂替。開船的事兒,父母幫不上什么忙,但老人家主動當起了“安全監(jiān)督員”,經(jīng)常繞著鐵船一轉(zhuǎn)個把小時,檢查機器和船身。
　　村里的村民們除了種田外,大多從事養(yǎng)蠶、種煙草等副業(yè),可王勇因為接送學生,每天都得早起晚歸,家里的幾畝農(nóng)田全靠妻子侍弄。因為人手不夠,王家至今沒有副業(yè)。
　　對于兒子,王勇希望他將來也能當一名老師,哪天自己老得實在干不動了,兒子能接替自己繼續(xù)擺渡,讓村里的孩子們有學可上。妻子可不同意他的這個想法,她氣呼呼地對王勇說:“你自個兒上了賊船就得了,別把孩子再往火坑里推�！�
　　曾有人問王勇:“送了孩子20年,你覺得這事兒究竟有什么意義?”“我說不出什么大話來。”王勇憨厚地笑了笑,“我只能說,我在一天,孩子們就能安安全全上學一天,我的命,也就是他們的�！�
　　如今,在村子里的很多人看來,“王勇老師家的事兒,也就是我們的�！�3年前,王勇家要蓋新房,村里的鄰居們都不請自來,主動上門來幫忙,而且不收一分工錢。村子里一般人家的“隨禮”,通常是30元錢,但大多數(shù)人給王勇包了50元甚至100元,在人均年收入僅有3000多元的村子里,這可不是一個小數(shù)目。這讓王勇很是感動。到了房子上梁的那一天,王勇家擺了數(shù)十桌酒席答謝鄉(xiāng)親們。
　　讓王勇感動的事兒還有很多。
　　碑溝村里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矩,每年春節(jié)前,村里都要“殺年豬”。這是東北農(nóng)村里最為隆重的活動之一,而如果王勇不到場,酒宴不能開席。
　　2010年春節(jié)前的一天清晨,王勇剛打開院門,就看見一個70歲的老鄰居站在門口,拿著一條剛從江里打上的大魚。老人說,王勇一直在送自己的孫子上學,心里過意不去,“只能用這條魚表表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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