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槍證 [《毛澤東的“持槍證”》等]

　　毛澤東的“持槍證” 　　 　　在湖南韶山毛澤東同志紀念館里，珍藏有一本特別顯目的毛澤東“持槍證”，它記錄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毛澤東第一次摸槍，是在湖南新軍當普通列兵時。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fā)后，湖南是第一個響應的省份。當時毛澤東在湘鄉(xiāng)駐省中學就讀，受革命黨人來校演講的鼓舞，參加了一支學生革命軍。后來他又參加了正規(guī)軍，被編入新軍第25混成協(xié)第50標第1營左隊，配發(fā)了一支“漢陽造”槍，編號為8341號。由此，毛澤東第一次學會了打槍，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槍號，并終生沒有忘記它。解放后，此槍號作了中央警衛(wèi)團的番號，借指“黨指揮槍”的含義。
　　解放初期，鑒于當時的特殊環(huán)境，195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wèi)局局長楊尚昆，按規(guī)定給毛澤東簽發(fā)了一本《持槍證》，編號為“甲字第一號”。證中填寫的有關欄目如下：姓名：毛澤東；照片：毛澤東像；年齡：57歲：性別：男；部別：中央人民政府；職別：主席；“注意”欄目中注明：“本區(qū)門衛(wèi)，檢驗放行。機密證件，隨身攜帶。如有遺失，絕不補發(fā)”。但實際上當時并未給毛澤東配槍，這本“持槍證”最后回歸韶山故里珍藏。(摘自《上海老年報》，劉漢琴　文)
　　
　　民國時的公務員考試
　　
　　1927年國民黨政府定都南京后，即推行孫中山先生的“五院”分權制度。當時考試院為“五院”之一。
　　國民黨政府視各級官吏為辦理國家公務的人員，亦即“公務員”，并于1933年制訂了《公務員任用法》，相關的選拔考試則稱為“公務員考試”。在考試院舉行的公務員考試中，以高等文官考試最為重要。它又稱“高考”每兩年舉行一次，應考者須為大學畢業(yè)生，經(jīng)考試及格便可取得中級官員(薦任官)資格。而薦任官中最低一級的科長，抗戰(zhàn)之前也有180元月薪，以當時的物價，單身漢每月僅需10元即可溫飽。
　　“高考”共有三試：第一試為甑錄試，考試科目有國文、總理遺教、中國歷史等：第二試為正試，考專業(yè)科目，如行政法、地方自治概要等；第三試為口試�！叭�試”依次進行，第一試及格者方能參加第二試，以此類推。試畢發(fā)榜，“黃榜”用白絹泥金制成，由主考官用朱筆在最優(yōu)者的姓名上點上一筆，是為“榜首”――第一名，等同于古代的狀元。
　　第一屆“高考”的榜首是25歲的朱雷章，其“中國近代史”考卷得了一百分，試題由主考官、考試院長戴季陶親自擬定，戴季陶在其考卷上用朱筆濃圈密點大為賞識。發(fā)榜時，戴季陶特將朱雷章提拔為監(jiān)察委員，相當于廳長一級的高等官員。發(fā)榜后，由戴季陶親自主持“授證典禮”。
　　經(jīng)文官考試而擔任官員者，被視為“正途出身”。據(jù)統(tǒng)計，1949年前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合格者約有5000余人，他們大多學問較好，辦事認真，對當時的官場風氣有所改良。(摘自《上海老年報》，拂曉/文)
　　
　　第一個日本俘虜是怎么被抓獲的
　　
　　由于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抗日戰(zhàn)爭開始后的很長時間里，數(shù)萬名日軍戰(zhàn)死，居然無一被俘。
　　平型關大捷后，115師一分為二。林彪率主力南下支援娘子關方面友軍，聶榮臻則率領師獨立團、騎兵營、343旅的2個連留下開辟晉察冀根據(jù)地。此時，日軍第20師團已突破晉東門戶娘子關，并于1937年11月4日拂曉由平定直撲榆次，企圖直下太原，結果一頭撞進了從五臺山南下的115師在昔陽縣西廣陽地區(qū)的伏擊圈。伏擊圈是林彪在拂曉前部署的，具體分工是：685團由旅長陳光和團長楊得志帶領，負責堵截，686團由旅參謀長陳士榘指揮，負責殲滅伏擊圈內日軍。
　　當夜幕降臨時，戰(zhàn)斗已基本結束，686團共殲敵500人以上，在向林彪?yún)R報了戰(zhàn)況后，陳士榘讓團長李天佑將指揮所移進了廣陽鎮(zhèn)。此時，鎮(zhèn)內還有不少殘敵在負隅頑抗。陳士榘進入鎮(zhèn)子，聽到零星的槍聲后，又一次激起了他抓俘虜?shù)膹娏以竿�。順著槍聲，他來到了一個小院門口，看到已有不少戰(zhàn)士將院子團團圍住，問：“有多少鬼子?”“報告參謀長，就一個，鉆進了院子�！标愂块罢f：“抓活的�！彼麄壬黹W進院門，用剮剮學會的日語喊道：“繳槍不殺，寬待日本俘虜�！薄懊靼酌靼椎摹�…”屋里傳來生硬的中國話，聲音充滿了恐懼。陳士榘一腳踹開房門，只見鬼子站在一個糧食筐里動彈不得，看來掙扎了好一陣，累得汗水把軍衣都浸透了。陳士榘費了好大勁才將那名日本兵拖出筐。
　　這是八路軍捉到的第一個日本俘虜。經(jīng)審訊，這名俘虜是日軍第20師團第79聯(lián)隊輜重兵軍曹加藤幸夫。(摘自《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金汕　文)
　　
　　張聞天三讓總書記
　　
　　在紅軍萬里長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了一位總負責人――張聞天。他在長征途中“三讓總書記”，顯示出不計個人名利的坦蕩胸懷。
　　1935年2月上旬，紅軍長征到達云南扎西。2月5日，在一個“雞鳴三省”的小村子里宿營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擔任總負責(當時有人也稱為總書記)。
　　張聞天從年輕時起就喜好理論研究和宣傳工作，不長于處理瑣事。他被推為總負責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適合于領袖地位，希望毛澤東擔任總書記。毛澤東以身體不好并忙于軍務為由拒絕。1935年4月紅軍長征渡過北盤江后，中央時論要派一位中央負責人到白區(qū)工作，張聞天主動要求離職前去，結果毛澤東等人不同意，改派陳云前往。
　　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身為政治局委員并在四方面軍擔任領導的張國燾伸手要權。張聞天又主動向毛澤東提出“我這個總書記的位置讓給他好了”。毛澤東經(jīng)過考慮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張聞天的信條是，真理在誰手里，就跟誰走。他在絕大多數(shù)場合都采納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幾次開玩笑說：“洛甫，你是‘明君’，開明之君。”(摘自《輝煌歷史：重解長征之謎》，徐焰馬祥林　文)
　　
　　李宗仁臨終贈酒
　　
　　1969年1月26日，在病危中，李宗仁對尹冰彥和胡友松說：“我的日子不會再有多久了。我能夠回來死在自己的國家里，這是了我一件最大的心愿。”停了一會兒他又說，“回來以后，本想在臺灣問題上，做點工作――還沒來得及向周總理提出，現(xiàn)在什么都來不及了。臺灣總是要統(tǒng)一的，可惜我看不見了。這是我沒有了卻的一樁心事。那些書，送給廣西圖書館。書畫送給政府。那幾瓶酒送給毛主席、周總理吧!”
　　他那幾瓶酒是頗有來頭的。其中大部分是法國白蘭地和英國威士忌，都有兩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僅在他手中就保存有幾十年之久，一直舍不得喝。酒瓶上都有歷代專家鑒定的簽字和有收 藏家的簽名封條。這種酒可以入藥，非常名貴。
　　李宗仁于1969年1月30日午夜12時逝世，享年78歲。(摘自《舊聞周刊》，何保平　文)
　　
　　葉挺出獄后的第一件事
　　
　　抗戰(zhàn)勝利后，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蔣介石舉行和談，先后簽訂了《會議紀要》和《停戰(zhàn)協(xié)定》，其中有釋放葉挺、廖承志的內容。
　　1946年3月4日下午，葉挺恢復自由，葉挺釋放前夕，國民黨軍統(tǒng)局少將沈醉何葉挺：“軍長，您出獄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什么?”葉挺說：“我出獄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成為一名中國共產(chǎn)黨黨員�！�
　　3月5日，葉挺致電中共中央：
　　毛澤東同志轉中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
　　我已于昨晚出獄，決心實現(xiàn)我多年的愿望，加入偉大的中國共產(chǎn)黨。在你們的領導之下，為中國人民的解放貢獻我的一切。我請求中央審查我的歷史是否合格，并請答復。
　　
　　葉挺寅微簽字
　　3月7日，毛澤東指示他的秘書胡喬術起草關于同意接受葉挺為中共黨員的復電。胡喬術起草的電文如下：
　　葉軍長：你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yè)進行了二_--十余年的奮斗，經(jīng)歷了種種嚴峻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黨中央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作黨員，并致慰問與歡迎之意，
　　毛澤東覺得電文不夠熱烈，作了修改電文如下：親愛的葉挺同志：
　　5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事業(yè)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奮斗，經(jīng)歷了種種嚴峻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為黨員。并向你致熱烈的慰問與歡迎。
　　中共中央3月7日
　　(摘自《北方新報》，李艮志　文)
　　
　　陳永貴反對“第者”
　　
　　1972年，陳永貴的獨牛子嫌棄妻子，與一位有夫之婦私通。陳永貴非常惱火。
　　他當即叫來兒子，連罵帶跳，把桌子上的暖瓶抓起來摔個粉碎。兒子不服，還和老爹理論，陳永貴撲上去要揍兒子。當時在縣里主持工作的李韓鎖叫來一群人進行勸解，陳永貴怒火沖天，大罵：“韓鎖!聽我的，快去把公安叫來，抓起他來!關起他來!”干警們把陳永貴的兒子帶到公安局，知道他還沒吃晚飯，便給他專門做了飯，讓他吃罷飯自己找個地方睡覺。沒料想，陳永貴的獨生子一時想不開，當夜吃了安眠藥要自殺，幸好被人及時發(fā)現(xiàn)。
　　陳永貴得知此事，氣得話都說不出來。李韓鎖勸他，兒子大了，不好管了，特別是個人情感的事，大人更不好干涉，由他去吧，不然將來出了事后悔都來不及了。
　　陳永貴聽了，嘆了一口氣，半晌沒說話，最后流下兩行老淚：“唉，就是對不住人家花妮啊(兒媳)!”(摘自《老年時報》，武寶生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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