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華沒有“最后一課”]最后一課原文

　　1937年盧溝橋事變，事變前就虎視眈眈的日本軍隊，開始了“精神上的徹底征服”，終于將中國的大學(xué)置于炮火之中。 　　學(xué)界領(lǐng)導(dǎo)、名流開始日夜奔走呼號，計劃各校師生的撤退和安置――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一次知識分子大撤退開始了。由于是在時局激變的緊急情況下倉促做出的決定，來不及告別，來不及保護，來不及“最后一課”，因而，撤退演變?yōu)橐淮位艁y的文化界大逃亡。
　　
　　北大最后的“殘影”
　　
　　由于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xué)院院長胡適等已赴廬山，善后工作便落到了秘書長、中文系教授鄭天挺身上。面對危局，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傾其全身心力。他先是決定向經(jīng)濟困難的滯校學(xué)生每人發(fā)款20元，促使他們迅速離校，爾后想方設(shè)法促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屬安全撤離。據(jù)北大中文系教授羅常培回憶：盡管“大家在凄涼慘痛的氛圍中仍舊主張鎮(zhèn)定應(yīng)變，共維殘局，但是自從七七之后大家的精神實在已經(jīng)渙散了”。
　　城陷那天，教務(wù)長逵際昌就避入了德國醫(yī)院，到了8月7日，他便首先離開了北平。第2天日軍入城，分駐天壇、旃壇寺和鐵獅子胡同等處，人心更加浮動。8月9日鄭天挺召開了國事晤談，一部分同仁便主張早離危城。于是11日清晨，又一批北大教授葉公超、饒毓泰、梁實秋和姚從吾就陪同胡適的太太離平赴津。
　　8月25日，日本憲兵4人來檢查，由鄭天挺獨自支應(yīng)，后來周作人聞訊趕到，用日語和日本憲兵駁辯，那時他還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場說話。
　　據(jù)錢穆回憶：“日本軍隊進北平，聽說清史教授孟森曾在北大圖書館發(fā)現(xiàn)一幅舊地圖，于中俄兩國蒙古邊疆問題有新證據(jù)之發(fā)現(xiàn)。遂派人索要去。而孟森不久因病進醫(yī)院�！�
　　9月3日，日軍進駐北大第一院和灰樓新宿舍，并在門上全部掛上各分隊、小隊的目文牌號。11月17日，鄭天挺與羅常培、陳雪屏、羅膺中、魏建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輔等最后一批北大教授合影留念后，遂離開了淪陷的北平，算是與他恪守的精神家園作了最后告別。羅常培說，北大的“殘影”就這樣消逝了!
　　
　　清華園里的“喪家之狗”
　　
　　位于城內(nèi)的北大情形如此，坐落于西北郊的清華大學(xué)校內(nèi)同樣令人心碎。除了清華師生留下的回憶文童，時任外文系教授的吳宓記載甚詳。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一個星期后，即1937年7月14日，吳在日記中記載道：“閱報，知戰(zhàn)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后或則(一)華北淪亡，身為奴辱�；騽t(二)戰(zhàn)爭破壞，玉石俱焚。因之，求如前此安樂靜適豐舒高貴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時佳期，今已全畢。此期亦不可謂不長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戀愛，事事違心，寂寞憤郁，痛苦已極�；赜嬕簧�，寧非辜負?今后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jié)、或就義，無論若何結(jié)果，終留無窮之悔恨�！�
　　7月21日，吳宓頗為悲憤地記述道：“……友生多為個人逃避之計，或包運書物，而絕少激昂悲憤，以談國事者；遑言舍生取義耶?此為道德精神上之大失敗，蓋嘆人不能亡我，而我能自亡也!”
　　7月28日，吳宓日記中載：“陰，甚沉悶。5：00日軍飛機轟炸西苑，窗壁為震。宓但擁衾靜臥，坐待天命。我今不敢求死，亦不再怨生。但即畢命于今日，亦欣尊上帝之意旨。宓略進晚餐，命仆購?fù)宛z首。而黃品長來，多怨天尤人之語。寢前，仍卜《易》占明日吉兇……”
　　據(jù)馮友蘭回憶：“我們參加校務(wù)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xué)校。我還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就不好了。只要我人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清華教授)吳有訓(xùn)在學(xué)校里走，一輪皓月當空，四周一點聲音都沒有。吳有訓(xùn)說：‘可怕，可怕，靜得怕人!”’馮友蘭猛地想起了黃仲則的兩旬詩：“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fēng)露立中霄。”幾近淚下。
　　當時清華的戲劇大師熊佛西喜歡養(yǎng)狗，他對馮友蘭、吳有訓(xùn)二人說：“北平有許多人都離開了，狗沒法帶，只好拋棄了。那些狗，雖然被拋棄了，可是仍守在門口，不肯他去�！瘪T聽罷，慨然道：“這就是所謂喪家之狗，我們都是喪家之狗呵!”言畢潸然淚下。
　　當他們重返北平校園的時候，已是9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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