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千帆先生的文獻學成就|程千帆先生來信

　　[摘要]介紹20世紀文獻學家程千帆先生的生平及著述，以奠定其文獻學家地位的代表性著述《校讎廣義》為例，重點闡述他在將校讎學重建為一門具有現(xiàn)代科學意義的完整學科方面所取得的卓著成就，最后總結(jié)他在文獻注釋、古籍整理以及整理出版他人遺著方面所做出的貢獻。
　　[關(guān)鍵詞]程千帆　文獻學　文獻整理
　　[分類號]K825.4
　　
　　1　程千帆先生生平及著述
　　
　　程千帆(1913-2000年)，原名逢會，改名會昌，字伯吳，40歲以后，別號閑堂。千帆是程先生曾用過的諸多筆名之一，后通用此名。程先生湖南寧鄉(xiāng)人，出身于富有文學傳統(tǒng)的家庭，幼承庭訓，曾系統(tǒng)學習經(jīng)、史，廣泛閱讀古代典籍。1932年進入金陵大學中文系，受業(yè)于黃繼剛(侃)、胡小石(光煒)、劉衡如(國鈞)、劉確果(繼宣)、胡翔冬(俊)、吳瞿安(梅)、汪辟疆(國垣)、商錫永(承祚)諸先生，為其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基礎。1936年畢業(yè)后，工作單位屢經(jīng)變遷。20世紀40年代初，曾先后任教于中央技藝專科學校、當時在樂山的武漢大學、在成都的金陵大學、四川大學。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又回到武漢大學，并任中文系系主任。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被迫中斷學術(shù)研究20年。之后1978年受聘于南京大學，帶著滿腔熱情重新開始研究和教學工作，著述、整理、編輯著作十余部，并培養(yǎng)了一批博士、碩士研究生。研究、教學之外，還先后擔任江蘇省政協(xié)委員、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長、南京市文聯(lián)主席、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中華大典編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山水旅游文學研究會會長等職務。
　　程先生的學術(shù)視野十分宏闊，研究領(lǐng)域相當廣泛，舉凡校讎學、史學、古代文學、文學批評史，他都有很深透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著成就。他的校讎學著作，有《校讎廣義》一種；史學著作，有《史通箋記》一種；古典文學論著，有《閑堂文藪》、《古詩考索》及《被開拓的詩世界》三種；文學史著作，有《程氏漢語文學通史》(與程章燦合作)、《兩宋文學史》(與吳新雷合作)兩種；文學史專題研究，有《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一種；文學批評史著作，有《文論十箋》一種；古代詩歌的選注評析，有《古詩今選》、《讀宋詩隨筆》兩種；詩文作品，有《閑堂詩文合鈔》、《新詩少作》兩種。
　　
　　2　早年文獻學研究
　　
　　雖說詩學研究是程先生的家學，他用力最勤、創(chuàng)獲最巨的也是古典詩歌研究；但他十分重視文獻學研究及文獻整理，他的治學就是從校讎學人手的。他認為，對于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校讎學正是收集材料、整理文獻的基本手段，也是開展學術(shù)研究的基石。在講授這門課程時他說：“王鳴盛說：‘目錄之學，學中第一緊要事。學者必須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這句話今天看起來也是正確的。研究古典文學的人，連《師石山房叢書》、《四庫提要》都不讀，是不知道怎么‘開步走’的”。
　　程先生曾師從劉衡如(國鈞)先生學習過目錄學，兼及版本和校讎，向汪辟疆(國垣)先生請教過目錄學的相關(guān)問題。此外，他還曾認真自學過《漢書?藝文志》、《書目答問》以及鄭樵、章學誠等人的相關(guān)著作，并長期在大學里講授校讎學課程。1934年秋，程先生寫過一篇題為《(漢志詩賦略)首三種分類遺意說》的學術(shù)論文，對《七略》和《漢書?藝文志》中屈賦、荀賦、陸賦三家的分類標準作了合理的闡述。此文發(fā)表于《金陵大學文學院季刊》第二卷第1期，是程先生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為了鞏固對校讎學的學習，程先生又連續(xù)發(fā)表了《別錄、七略、漢志源流異同考》、《雜家名實辨證》、《杜詩偽書考》等論文，這些論文后來輯為《目錄學叢考》，193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941年程先生在武漢大學任教時，曾研究《文史通義》并撰寫《言公通義》一文，發(fā)表于《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后收錄在《閑堂文藪》里。另外，程先生還寫過《校讎略說》一文，發(fā)表于《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81年第1期以及《校讎目錄辨》一文，發(fā)表于《文獻》1981年第2期。
　　
　　3　《校讎廣義》及其貢獻
　　
　　程先生在文獻學方面的造詣和貢獻集中體現(xiàn)在《校讎廣義》一書上，正是該書奠定了其文獻學家的地位。
　　《校讎廣義》寫了半個世紀。早在20世紀40年代，程先生從內(nèi)遷的金陵大學到武漢大學主講校讎學這門課程時，就開始編撰《校讎廣義》，后來書稿在十年浩劫中不幸遭到焚毀，幾乎化為烏有。到了1978年，程先生在南京大學重新開始指導研究生并講授校讎學課程。鑒于當時沒有適用的教材，程先生便以殘存的舊稿為基礎，一面整理、補寫，一面講授。程先生當時的研究生徐有富、張三夕、莫礪鋒邊聽課邊記錄。后來，程先生又到山東大學重講了一次課程，山大的研究生朱廣祁、吳慶峰、徐超也做了記錄。這兩個記錄稿就成為1981年山大的謄印本《校讎略說》，這個本子后來還曾被山大古籍整理研究所翻印。1985年起，徐有富秉承程先生的指導，師徒合作，將《校讎略說》擴充，歷經(jīng)十余年，終于在1996年完成了約120萬字的《校讎廣義》四編，分別是目錄編、版本編、�？本�、典藏編，1988年至1998年間由齊魯書社陸續(xù)出版。2000年，《校讎廣義》又收在《程千帆全集》中，作為前四卷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自清代乾嘉以來，專治校讎學的學者代有其人，有關(guān)校讎學的著作也不斷涌現(xiàn)。因此，欲立于時、傳于世，需有獨到之處�！缎Ｗ噺V義》做到了這一點，它的獨到之處亦即貢獻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四個方面：
　　
　　3.1重建校讎學學科體系
　　
　　全面總結(jié)前人的治書理論與實踐，將校讎學重建為一門具有現(xiàn)代科學意義的完整學科，是《校讎廣義》的第一大貢獻。
　　校讎學有著悠久的歷史，漢代目錄學家劉向就曾經(jīng)�？迸f籍《荀子》322篇，留下了“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故日‘讎”的工作方式。劉氏“校讎”，志在是正文字。但流風所被，校讎之義引申漸廣，至于眾說紛紜。至晚清近代以來，更多達數(shù)說。洪亮吉之考訂、校讎、收藏、賞鑒、掠販“五家說”，繆荃孫之收藏、賞鑒“兩家說”，葉德輝之目錄、版本“兩派說”，汪辟疆之目錄、歷史、讀書、藏書“四家說”，可謂見仁見智，莫衷一是。在程先生之前的學者，往往只專精于校讎學主要內(nèi)容版本、目錄、�？钡哪骋环矫妗�
　　《校讎廣義》的首要功績就在于它對“校讎”和“校讎學”概念進行了一番正本清源的清理工作。在《校讎廣義敘錄》中，程先生師徒詳細考察了他們所說的校讎學與近世所說的目錄學以及專事是正文字的狹義校讎學之間在名稱、范疇上的異同。在此基礎上，作者總結(jié)道：“若乃文字肇端，書契即著，金石可鏤，竹素代興，則版本之學宜首及者一也。流布既廣，異本滋多。不正脫訛，何由籀讀?則校讎之學宜次及者二也。篇目之意，既條既撮，爰定部類，以見源流，則目錄之學宜又 次及者三也。收藏不謹，斯易散亡，流通不周，又傷痼蔽。則典藏之學宜再次者四也。蓋由版本而校勘，由目錄而典藏，條理始終，囊括珠貫，斯乃向、歆以來治書之通例，足為吾輩今茲研討之準繩。而名義紛紜，當加厘定，則校讎二字，歷祀最久，無妨即以為治書諸學之共名，而別以專事是正文字者，為校讎之學。其余版本、目錄、典藏之稱，各從其職，要皆校讎之支與流裔”。
　　通過《校讎廣義》，作者旨在于清代以來的“洪說”、“繆說”、“葉說”和“汪說”之外，“折中舊說，別以四目為分”，“俾治書之學，獲睹其全，入學之門，得由斯道”。作者首次將版本、�？薄⒛夸�、典藏四個部分隸屬于校讎學這門學科之下，并對它們進行了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涵蓋了圖書校訂、編輯使用、流傳和保存的全過程及其主要環(huán)節(jié)。對于各編次序，作者則根據(jù)校讎學發(fā)展的順序來安排，使得4個部分既成為相互聯(lián)系的有機整體，同時又相對獨立、各自成編。這樣，就使得校讎學的內(nèi)涵和外延變得十分清晰，為這門歧義頗多的傳統(tǒng)學科重建了一個清晰而完整的體系，實可稱為該學科體系的基礎工程。
　　
　　3.2　論述重點轉(zhuǎn)向?qū)W科的實際應用
　　《校讎廣義》的論述重點由歷史源流轉(zhuǎn)向?qū)嶋H應用，作者有意避開了“史”的一般描述，而將重點放在了“學”的理論闡述上。關(guān)于這一點，作者在敘錄中便已指明：“我們將重點放在這門學科的實際應用的論述方面，而省略其歷史發(fā)展的記載”。這種做法突破了過去學者所習慣的“史”的思路，對“學”的建設做出了新貢獻。
　　論述重點轉(zhuǎn)向?qū)嶋H應用，就意味著該書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實用性。它的實用價值體現(xiàn)在：
　　首先，各編首章分別論述了版本、�？�、目錄、典藏的功用。
　　其次，作者還單列許多章節(jié)專門介紹圖書收集、鑒別、整理、保存的實際操作方法。如《版本編》中“雕印本的鑒定”、“非雕印本的區(qū)分與鑒定”、“對版本的記錄和研究”(此章是以前的版本學著作很少涉及的)；《校勘編》中“�？钡姆椒ā薄ⅰ靶？背晒�的處理形式”；《目錄編》中“目錄的編制”；《典藏編》中“圖書收集”、“圖書保管”、“圖書流通”等，都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再次，《版本編》在介紹古籍版本知識時，盡可能采用直觀的形式，或用圖解，如第三章“紙書的裝式”，或用表格，如第四章“《古今書刻》刻書統(tǒng)計表”、第五章“宋至清歷代帝王諱字簡表”，詳盡具體，一目了然。這種做法，大大提高了該書的參考價值和實用性。
　　此外，在具體內(nèi)容的論述方面，也處處體現(xiàn)出該書的實用價值。如《版本編》中講到牌記，作者指出牌記的名稱及其由來、形狀、位置后，還列舉實例分析牌記的內(nèi)容以及如何利用牌記鑒定版本，并指出在利用牌記時應注意的幾個問題。又如《�？本帯返诙�章和第三章，作者對書面材料錯誤的類型分門別類、條分縷析，并詳細論述了書面材料致訛、致脫、致衍、致倒的種種原因，其水平達到了空前的高度。
　　
　　3.3　繼承發(fā)揚“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優(yōu)良傳統(tǒng)
　　章學誠在《校讎通義?序》中說：“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非深明于道術(shù)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薄缎Ｗ噺V義》在繼承并發(fā)揚校讎學“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這一優(yōu)良學術(shù)傳統(tǒng)方面，功力深厚，成績突出。
　　《目錄編》在這方面尤為突出。如第四章第二節(jié)“四部分類法形成以后的內(nèi)部調(diào)整”，作者對有著復雜內(nèi)蘊、經(jīng)過許多變化逐漸形成的雜家作了仔細的辨析。在《漢書?藝文志》中，雜家兼儒、墨，合名、法，“百家所從入，期于為治最切，蓋秦學也”。這是雜家的本來面貌。作者將《隋書?經(jīng)籍志》與《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圖書作比較，發(fā)現(xiàn)兩者名同實異。從而指出：“諸子雜家之義，漢后已亡。《隋志》已開始將雜家作為容納不好分類的書籍的淵藪。同名異實，這是雜家的第一大變化”。接著作者又將《舊唐書?經(jīng)籍志》雜家所著錄的內(nèi)容同《隋書?經(jīng)籍志》相比，指出：“雜家在新的范疇中，做到了名實相符，這是它的第二大變化”。到了明朝，雜家又發(fā)展為兼容諸子，“這是它的第三大變化”�？傊�，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它由諸子中的雜家逐步變成了容納許多不好單獨分類的著作的雜類”。作者花了很大篇幅，經(jīng)過具體的實證研究，清晰展現(xiàn)了雜家的類目調(diào)整及淵源流別。再如，第三章第二節(jié)論述“目錄記錄篇卷數(shù)還有一個重要意義是可以從中看出歷代學術(shù)的盛衰”時，以漢代兩部最杰出的史書《史記》、《漢書》為例，指出兩者“文體有所不同，《史記》偏于用單筆，《漢書》偏于用復筆。因為從漢以來文章由單筆走向復筆，所以在漢魏六朝時，研究《漢書》的人多于研究《史記》的人。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注《漢書》者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而注《史記》的只三家，共九十五卷，可以為證。那個時候，《漢書》研究得好，可以稱為‘漢圣’一研究《漢書》的圣人�？墒菦]有那個被稱為‘史圣’的。所以把各種書的卷數(shù)統(tǒng)計一下，就可以看出某個歷史時期，孰為顯學”。
　　其實，《校讎廣義》的其它各編也都注意到了“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如《版本編》第五章第二節(jié)談刻工，作者追溯到“后晉開運四年(九四七年)曹元忠雕造的觀世音菩薩像及原文，末有‘匠人雷延美’字樣，這雷姓刻工是現(xiàn)今所知最早在自己刻的雕版上留名的人”。在分析刻工留名的原因“主要是便于考核勞動成果，計算工錢”時，作者又追溯到《禮記月令》：“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编嵤献⑷眨骸袄�，刻也�？坦ば彰�于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再如《典藏編》第五章第一節(jié)談鈐印，作者首先追溯了公私藏書鈐印情況的歷史，接著論述了藏書印的內(nèi)容由強調(diào)對藏書的所有權(quán)，轉(zhuǎn)變?yōu)楸磉_藏書、讀書、校書感受的過程，最后還介紹了鈐印的方法�？傊�，作者是站在“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的高度來闡述校讎學的具體問題的，這類例證在《校讎廣義》中俯拾即是。
　　
　　3.4　注重實證研究
　　程先生認為學術(shù)研究的目的是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他所作的研究都帶有實證的性質(zhì)，從來不發(fā)鑿空高論，這是程先生最主要的治學特點，這一點同樣很好地體現(xiàn)在《校讎廣義》之中。
　　首先，作者在論述具體問題時，從不作空泛的議論，而是借其深厚的文史功底，注意選擇典型事例進行透徹分析。如《�？本帯返谝徽碌诙�節(jié)，在論述�？睂ψx書治學的作用時，作者舉例道：《漢書?藝文志》云：“《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后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但《史記?孔子世家》的末尾說：“安國今為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既然司馬遷在寫《史記》時已稱孔安國早死，那么他怎么能在死后獻《古文尚書》并遭巫蠱事呢?”對此，閻若璩、朱彝尊通過校勘，根據(jù)荀悅《漢記》，于《漢志》“安國獻之”的“安國”之下，補上脫去的“家”字，從而解決了這一問題。再如，《目錄編》第四章第二節(jié)，以《孟子》 及其注釋等書在目錄中由子部上升到經(jīng)部為例，來論述“一些類目的學術(shù)地位發(fā)生變化了，在分類上也不能不作出相應的調(diào)整”。此類精彩實例，在全書中隨處可見。
　　其次，程先生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還在于，對資料勤于搜尋、精心選擇，并詳細注明引文出處，從而極大地提高了該書的史料價值。這一點在全書中處處可以體現(xiàn)出來，在此不再贅述。
　　《校讎廣義》這部皇皇巨著，是程先生師徒“十年磨一劍”而成，它“不但使40年代的《校讎廣義》得到了復活，而且為我國治書之學從理論到方法，作出了創(chuàng)造性的總結(jié)和闡發(fā)。這正是對章學誠《校讎通義》的重大發(fā)展”。讀者不僅能從該書中了解校讎學這門傳統(tǒng)學問的歷史形態(tài)，而且能獲得如何運用它來進行學術(shù)研究的實際指導，這正是該書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4　文獻整理貢獻
　　
　　文獻學理論研究往往離不開文獻整理實踐工作。文獻注釋、�？钡日�理工作，可以為文獻學理論研究提供基礎。程先生雖以高水準的學術(shù)研究而知名，但他絕不是埋首于故紙堆而不聞窗外事的學究。他非常重視文獻整理工作，在這方面的主要貢獻是撰寫《史通箋記》，主編《全清詞》、《中華大典》以及晚年對沈祖?、黃繼剛、汪辟疆諸先生遺著的整理。
　　
　　4.1　撰寫《史通箋記》
　　《史通》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史學理論著作，很受史學界重視。此書雖經(jīng)盧文昭、浦起龍等學者整理、注釋，而難解、誤解之處仍然很多。
　　程先生一向喜愛史學，即使被打成“右派”在農(nóng)村牧牛飼雞時，仍爭分奪秒地通讀了晉隋八史，積累了淵博的歷史知識。1945年在武漢大學時，程先生開了一門《史通》的課，當時就開始為其作注。程先生以浦起龍的《史通通釋》作底本，增補其不完整之處，改正其錯誤之處，以“箋記”的形式總結(jié)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發(fā)前人所未發(fā)，終完成《史通箋記》一書，1980年由中華書局出版。
　　《史通箋記》較《史通通釋》更為完備，特別是收入了近代學人的研究資料，為近代《史通》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程先生因此被著名史學家周一良先生譽為“子玄之功臣”。
　　
　　4.2　整理出版古籍
　　十年浩劫之后，古籍整理成為學界的當務之急。程先生對這項工作的意義有著深刻理解，他曾擔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顧問，為籌劃全國的古籍整理工作獻計獻策。
　　實際工作中，程先生承擔了《全清詞》的主編，到2000年時其中的“順治、康熙”卷已出版了一、二兩卷，其余八卷也已付排。最令人欽佩的是，在程先生八十高齡時，他還以老當益壯的精神參加了《中華大典》的編纂工作，并擔任其中《文學典》的主編，到2000年時《宋遼金元文學分典》已經(jīng)出版。
　　此外，程先生還主編了《明清文學理論叢書》，到2000年時已出版了《白雨齋詞話足本校注》等八種。他還與夫人陶蕓合作，編寫了《駢字類編音序索引》，為人們方便地利用這部專收雙音詞及詞組的大型類書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古籍整理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勞動且相當繁瑣的工作，它又是一件需要高度的學術(shù)素養(yǎng)和責任心才能完成的工作，從事這種費力多而收功微的工作，實在是需要獻身精神的。程先生正是以對傳統(tǒng)文化的高度熱愛為動力，在此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
　　
　　4.3整理出版他人遺著
　　在程先生晚年的著述活動中，整理出版別人的著作是一個引人注目的情況。沈祖?是程先生同甘共苦的伴侶，從她1977年不幸車禍去世后，程先生就開始精心整理她的遺稿，推動了《涉江詞》、《涉江詩》、《沈祖?創(chuàng)作選集》、《宋詞賞析》、《唐人七絕詞》、《沈祖?詩詞集》等著作的陸續(xù)出版。其中，《沈祖菜詩詞集》是程先生親自箋注，為讀者閱讀、深入理解沈祖?的作品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同時，程先生的箋注自身也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價值，它保存了許多前輩學者的有關(guān)評論，是文學批評史上的寶貴材料。
　　此外，黃繼剛先生的《量守廬學記》、《黃繼剛?cè)沼洝泛屯舯俳�先生的《汪辟疆文集》、《三百年來詩壇人物評點小傳匯錄》也是經(jīng)程先生之手而得以整理出版的。程先生以此作為對老師最好的紀念。而黃、汪兩位都是前代大學者，其文稿的學術(shù)價值自然不需多言。
　　程千帆先生以往被譽為中國古代文學專家、著名教育家、詩人。如今，綜觀他在校讎學領(lǐng)域以及文獻整理方面所作出的貢獻，也實可稱為一位卓越的文獻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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