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圖書館與民國初期社會教育:概括民國初年通俗教育

　　[摘要]通俗圖書館是民國初期廣泛設立的文化教育機構。當時，日本社會教育的影響及國內教育改革、財政狀況的現(xiàn)實需要使得通俗圖書館成為國內一種社會教育事業(yè)。教育主管部門把通俗圖書館作為社會教育的重要設施進行制度設計，通俗圖書館不僅在教育行政制度上有保障，而且其自身的制度建設也不斷完善。針對普通民眾的借閱活動集中體現(xiàn)了通俗圖書館的“通俗”特色，這與社會教育的理念與要求正相符合。
　　[關鍵詞]通俗圖書館　民國初期　社會教育事業(yè)
　　[分類號]G258
　　
　　1　通俗圖書館為何成為一種社會教育事業(yè)
　　
　　通俗圖書館在民國初期逐漸興起，一開始國人就把它看成是一種社會教育事業(yè)，由社會教育司來統(tǒng)籌和規(guī)劃。之所以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日本社會教育的影響及國內教育、經(jīng)濟的現(xiàn)實需求。
　　1.1　日本社會教育的影響
　　中國近代社會教育觀念的產生以及社會教育設施的出現(xiàn)，主要是受日本社會教育的影響。通俗圖書館作為一種社會教育事業(yè)，最初也是受日本的影響。當時，在日本蓬勃開展的通俗教育活動中，圖書館尤其是通俗圖書館的作用很受重視。在實踐層面，日本的通俗圖書館事業(yè)如火如荼，不僅數(shù)量眾多，分布廣泛，而且組織有效，成績斐然，深受社會民眾的歡迎；在理論層面，日本諸多有關通俗教育和社會教育的著述均有對通俗圖書館功能、設置、組織等方面的論述�？梢哉f，通俗圖書館在日本，是作為一種社會教育事業(yè)而加以研究和實施的。
　　清末民初，正是日本社會教育思想和理論集中輸入中國的階段，在此過程中，通俗圖書館的概念和理論亦被導入，為國人所認識和接受。在近代最早翻譯的由日本佐藤善治郎寫的社會教育著作《社會教育法》中，佐藤善治郎把圖書館看作是社會教育的機關，認為圖書館是“社會教育的羽翼”。顯然，作者對于圖書館的總體功能進行了界定，這為以后界定通俗圖書館的功能打下了認識論的基礎。1912年我國通俗教育研究會翻譯了日本通俗教育研究會所著的《關于通俗教育之理論與實際》，把書名改譯為《通俗教育事業(yè)設施法》，要求各地“資以參考”。在這部對民國初年通俗教育活動產生較大影響的著作中，圖書館是作為通俗教育事業(yè)而出現(xiàn)的，該書稱“通俗教育上應設施之事項非常繁多，如通俗圖書館……等”。1916年通俗教育研究會發(fā)表《調查日本社會教育紀要》，這是近代以來由國人自己調查編著的一本較全面地反映日本社會教育發(fā)展狀況的報告。該報告在介紹日本35種社會教育設施與事業(yè)時，該報告把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放在了首位，認為圖書館“足以發(fā)皇家文明，增長社會智識。為社會教育最重要機關”；并認為通俗圖書館便益于一般民眾，而增進其智德，其作用“能補助已設圖書館地方書籍之不足，而振起小圖書館之精神”。通過以上幾部對民國初期社會教育發(fā)展影響較大的譯著來看，至少說明兩點：一是此時中國通俗圖書館教育思想的產生及通俗圖書館設施的出現(xiàn)，是受到了日本的影響；二是此時在日本的社會教育設施中，通俗圖書館是作為社會教育事業(yè)而存在的。所以說，民國初期把通俗圖書館看成社會教育事業(yè)，是這兩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當然，日本的影響只是外在的原因，當時國內的教育改革和財政狀況也決定了通俗圖書館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教育設施得以廣泛發(fā)展。
　　1.2　國內教育改革和財政狀況的現(xiàn)實需要
　　辛亥革命結束了清朝的封建統(tǒng)治。改革者在除舊布新的過程中，認識到民眾的“國民程度”問題已成為推行新制度、建設新國家的嚴重障礙。如何從根本上滌除封建思想，以養(yǎng)成具有健全人格的國民，就成了民國建立后教育發(fā)展中的首要問題�；�于此問題，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教育觀逐漸發(fā)生變化，從以“人才”為教育的急務，向“新民”為中國急務的方向轉變，從以“學校教育”為發(fā)展教育的主導向“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并重”的方向轉化。在這種教育觀念的轉變過程中，辦教育是面向人才，還是面向國民；是以“造就通才”為主，還是以“新民”、“開民智”為急務，成為影響民初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的“焦點”。通俗圖書館作為一種教育事業(yè)的產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xiàn)的，而通俗圖書館作為社會教育事業(yè)在近代的登場，恰恰是適應和滿足了這種由學童到國民、由人才到“國民”的教育改革和發(fā)展的現(xiàn)實需要。
　　民國初期窘迫的財政狀況也是發(fā)展通俗圖書館的重要因素。雖然當時南京臨時政府和北洋政府頒布了許多振興經(jīng)濟、發(fā)展實業(yè)的法令、布告，但在動蕩的時局下其成效甚微，并未能改變一個落后農業(yè)國的特征，工業(yè)發(fā)展水平低，工業(yè)基礎薄弱，農業(yè)人口占總人口的絕大部分，農業(yè)技術落后，勞動生產率低。因此，政府投入文化教育事業(yè)的經(jīng)費嚴重不足。雖然政府明白舉辦圖書館的重要意義，但�？嘤诮�(jīng)費短缺而難以應對。一般正規(guī)圖書館的館場建設、圖書購置、維護保存等花費巨大，相對而言，通俗圖書館以其通俗、簡易、規(guī)模小、花費少等特征恰好適應當時的財政狀況，可以在公園、學校、社區(qū)、廠礦機動靈活地開辦，因而其展現(xiàn)出較正規(guī)圖書館更為可觀的發(fā)展空間。1914年莊俞在參觀京師圖書館和京師通俗圖書館后，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得出這樣的看法：“際此財政艱窘，教育消極時代，社會教育司無事可為，當以此二館為其永久事業(yè)……普通圖書館范圍較廣，難臻完備，而通俗圖書館目的在誘啟社會之常識，兒童之智能，茍得千數(shù)百金，即可成立一二所，隨地可以仿辦”。林傳甲作為地方社會教育官員，他對省圖書館和省通俗圖書館辦理的情況做過比較。1915年在黑龍江兼任通俗教育社社長期間，林傳甲曾創(chuàng)辦通俗圖書館。他在呈教育部公文中稱，省通俗圖書館用款不及省立圖書館十分之一，而閱書人數(shù)卻多至數(shù)十倍。閱讀人數(shù)的差異從一個重要側面反映了通俗圖書館不僅簡易省費，而且成效顯著。不難發(fā)現(xiàn)，民初的通俗圖書館較之圖書館和其他文化教育設施，不僅在理念上更適合開展以通俗教育為中心的社會教育，而且也因為更適合當時的國情民情，終成為一項重要的社會教育事業(yè)。
　　
　　2　通俗圖書館作為社會教育設施的制度設計
　　
　　民國成立以后，擬訂教育部官制，特設社會教育司與普通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并列。這是我國社會教育制度化的開始。受歐美及日本通俗教育的影響以及國內失學民眾教育的現(xiàn)實需要，隨著社會教育司的建立，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通俗教育運動開始形成，通俗教育遂成為自民國元年到五四運動以前社會教育的中心工作。通俗圖書館就是在大力推行通俗教育的環(huán)境下得以誕生和發(fā)展的。
　　2.1　通俗圖書館在行政制度上的保障
　　民初教育部社會教育司主管面向民眾推廣通俗教育的事務，在教育部所公布的《官職令》、《教育部官制》、《教育部分科規(guī)程》等章程中，列舉了許多推廣通俗教育的機構或方式，而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即是其中專列的一項。
　　對于圖書館的倡行，清末新政時期政府也曾詔令各地官員籌建，并在行政上把圖書館事務列為學部職掌，但其圖書館觀念仍未擺脫傳統(tǒng)的藏書樓思維，仍是 面向精英的專才教育，并未明確地把圖書館的職責定位于面向普通民眾的通俗教育。而民初圖書館和通俗圖書館被列為教育部社會教育司職掌，并明確地定位于面向民眾的通俗教育。如1912年《民國教育部職令草案》就規(guī)定社會教育司所掌事務包括“關于通俗圖書館巡回書庫事項”。同年8月公布的《教育部官制》對社會教育司所掌事務也做了類似的規(guī)定。民初教育部頒布的“官制”、“分科規(guī)程”所規(guī)定的組織形式以及社會教育司所職掌的事務，尤其是通俗圖書館一項，在以后的民國教育文件中不斷得到確認和強化，如1914年7月重新修正的《教育部官制》規(guī)定社會教育司有掌管有“各種通俗圖書館事項”的職責；1918年12月改訂的《教育部分科規(guī)程》也規(guī)定由社會教育司第二科掌管“通俗圖書館事項”。由上可知，教育部官制和所職掌事項或有變遷，但通俗圖書館卻始終是社會教育司職掌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教育事業(yè)。
　　除教育部外，各地教育廳也十分重視通俗圖書館的建立，湖北、江西、河北、湖南各省教育廳都曾要求各縣設立通俗圖書館。1915年，湖南省教育會響應教育部號召，創(chuàng)辦湖南省通俗圖書館，設圖書、書籍、新聞雜志三部；1916年，黑龍江公立第一通俗圖書館成立，通縣通俗圖書館成立。1920年浙江省教育廳制定通俗圖書館章程、通俗圖書館閱覽規(guī)則及通俗圖書館職員辦事細則等。以上教育部和教育廳有關章程、法令均將通俗圖書館納入行政系統(tǒng)，為通俗圖書館的設置與管理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2.2　通俗圖書館自身的制度建設
　　1915年10月和11月教育部先后頒布了《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和《圖書館規(guī)程》，開啟了通俗圖書館和圖書館制度化發(fā)展的道路�！锻ㄋ讏D書館規(guī)程》共十一條，對通俗圖書館的主辦方、名稱、申報手續(xù)、圖書館主任及館員的任職、經(jīng)費、年終報告及閱覽等事項，均做了規(guī)定。這顯示出通俗圖書館在努力探索自身發(fā)展的特色之路。以對主辦方的規(guī)定為例，可以看出通俗圖書館與圖書館的角色定位有所不同。《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規(guī)定：“自省治、縣治應設通俗圖書館，儲集各種通俗圖書，供公眾之閱覽。各自治區(qū)得視地方情形設置之。私人或公共團體、公私學校及工場，得設立通俗圖書館”。而《圖書館規(guī)程》則規(guī)定：“自省、各特別區(qū)域應設圖書館，儲集各種圖書，供公眾之閱覽。各縣得視地方情形設置之。公立、私立各學校、公共團體或私人，依本規(guī)程所規(guī)定得設立圖書館”。通過比較上述兩個規(guī)程關于主辦方的規(guī)定，可以看出通俗圖書館在設置上具有以下兩個特點：一是傾向于基層主辦，即由縣級政府舉辦，而圖書館則一般由省和特別區(qū)域舉辦�？h域群眾基本上受教育程度較低，年長失學者較多，他們正是通俗教育的對象，因而也構成了通俗圖書館的讀者和主要的教育對象。而省和特別區(qū)域財力相對充實，因此可以集中力量辦正規(guī)的圖書館，以滿足市民和受過一定程度教育讀者的需求。二是舉辦方類型多樣。通俗圖書館除了同圖書館一樣由公私立學校、私人或公共團體舉辦以外，還由工場等機構舉辦，以實施對廣大勞工的通俗教育。此外，公園、運動場等處也是通俗圖書館設立的普遍場所。政府把通俗圖書館作為百姓身邊必不可少的教育設施，使一般民眾于藏休息游之際，無形自然之中，得以增進其常識，涵養(yǎng)其性情。因此，無論從主辦層次還是類型上看，通俗圖書館較圖書館在實施通俗教育(社會教育)方面更具有針對性。
　　教育部《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的精神和原則為地方教育部門所倡導和貫徹。在其后的幾年內，各省、縣紛紛參照部頒《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制定和完善地方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如1917年福建省南靖縣頒布了《南靖縣公立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1918年江西省頒布《江西省立通俗圖書館閱覽規(guī)程》，1920年浙江省頒布了《浙江省立公眾運動場附設通俗圖書館章程》，等等。各級通俗圖書館章程、規(guī)程的制定和頒布，推動了通俗圖書館迅速的發(fā)展。據(jù)統(tǒng)計，1915年全國有21個省開設公私立通俗圖書館236個，藏書70100部，每日平均閱覽人數(shù)7984人；至1918年，全國通俗圖書館的數(shù)量達到285個，其藏書數(shù)和日均閱覽人數(shù)也有較大的增長。通俗圖書館與省市縣一般圖書館相比，數(shù)量多，讀者廣，影響大。綜上所述，自民國成立到五四以前，通俗圖書館逐步有計劃、有組織地發(fā)展，并逐漸向專門化、制度化方向轉變，有力地促進了通俗教育事業(yè)的開展。
　　
　　3　通俗圖書館面向普通民眾的圖書借閱
　　
　　民初社會教育的中心工作即為開展通俗教育。通俗教育關注普通民眾的生活，致力于改造“年長失學者”的文化教育程度。在此時期開辦的通俗圖書館與通俗教育的理念和精神是相契合的，如《通俗圖書館規(guī)程》即規(guī)定，儲集各種通俗圖書，供公眾之閱覽。事實上，民初通俗圖書館在圖書類別、閱覽場所、借書手續(xù)和規(guī)章制度等方面都體現(xiàn)出開展通俗教育、便利普通民眾的特征。
　　通俗圖書館定位于“通俗”，所以其圖書也以通俗易懂為主。從1918年中國全國圖書館調查表中可以看出，通俗圖書館藏書多是一些內容通俗、文字淺顯的新學刊，便于吸引普通民眾前來閱覽借讀。以京師通俗圖書館為例，1914年，該館圖書分為教科書、文學及英文、經(jīng)傳、實業(yè)、理科、法制、小說、圖畫等十類�？梢钥闯�，通俗圖書館進行的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不同，它包括的范圍很廣，不僅有識字教育、一般文化知識教育，還有職業(yè)教育、專業(yè)教育等多方面的功能，這樣民眾在閱讀時就可以依其所需，各得其所。以上圖書雖門類不一，但均通俗易懂，適合普通民眾的閱讀口味。同樣，地方通俗圖書館的圖書也以適宜大眾閱讀為準則，拉動和滿足民眾基本的讀書需求是通俗圖書館的宗旨和追求。
　　通俗圖書館的閱讀場所也體現(xiàn)出服務普通民眾的特征。民初通俗圖書館一般設有閱覽室，也有的設立借閱室。通俗圖書館為方便民眾閱覽，常根據(jù)自身條件和讀者需求開設一個或多個閱覽室。京師通俗圖書館即沒公眾閱覽室和兒童閱覽室兩個。公眾閱覽室規(guī)模稍大，占據(jù)館所正屋三間，而兒童閱覽室則設在廂室。閱覽室的設置，于讀者借閱極為便利，“閱覽室外，置一方桌，分類書目數(shù)冊，雜置桌上。門內有廊，凡兒童用書，均錄其目懸廊壁。而普通書目，則在公眾閱覽室內”。為方便讀者閱讀，一些通俗圖書館還為其提供借出服務，比如北京通俗圖書館準許讀者借出各種圖書；天津通俗圖書館準許讀者借出普通圖書。另外，大部分的通俗圖書館免費辦理圖書證，供民眾借閱使川。讀者辦理借閱的手續(xù)非常簡單，這在一定程度卜保證了普通民眾和社會下層享有閱讀的機會。
　　通俗圖書館的規(guī)章制度也體現(xiàn)出為民眾著想的宗旨。首先在開館的時間規(guī)定上，盡量延長開館時間，使讀者盡可能多地獲取知識；有些通俗圖書館周末也經(jīng)常開館，以滿足不同職業(yè)、不同情況民眾的需要。其次，采取各種措施使書刊盡量接近民眾，盡最大可能被讀者所利用。注重對外宣傳，就是當時通俗圖書館采取的措施。例如湖南通俗圖書館就曾通過《湖南通俗報》刊髓廣告，鼓勵和吸引讀者來館閱覽。廣告內容如下：“本館備有各種最新的圖書，雜志，報紙，專供大家閱覽。諸位有閑得的時候嗎?何不來本館(館設理向街)看些最有價值，最有趣味的新書報刊?不費一個錢，可以得到許多的知識，可算是最好沒有的事了”。廣告內容生動活潑、通俗易懂，對普通民眾起到了很好的宣傳效果。除了湖南通俗圖書館以外，其他各省也采取了各種宣傳方式。通過宣傳，更多的民眾開始了解并走進通俗圖書館，據(jù)統(tǒng)計，1916年度北京京師通俗圖書館全年閱覽總數(shù)為266914人次，每日平均895人次；湖南通俗圖書館日均1800人次；山東日均1500人次；河南日均1050人次，都有相當可觀的閱覽人數(shù)。通俗圖書館的開放和利用，普及了社會對圖書館的意識，促進了近代圖書館的健康發(fā)展。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到20世紀30年代，通俗圖書館的獨立建制逐步被取消，有的合并到省市圖書館，有的成為教育館、民眾館的一部分，大多數(shù)成為后來的市級、縣級圖書館，成為我國公共圖書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其面向普通大眾的平民意識，作為通俗圖書館的核心精神，對今日的公共圖書館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雖然當前圖書館的經(jīng)費和條件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改觀，但加強公共圖書館的社會教育意識，考慮下層民眾、弱勢群體的閱讀需求，制定惠及更廣泛民眾切身利益的政策和制度，應該成為今后圖書館建設和發(fā)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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