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氣候變化教學設計【“氣候變化”與“知識層次”】

　　去年年底召開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以“氣候變化”為基礎,提出與“碳排放”相關聯(lián)的一系列議題,引起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之間的激烈爭執(zhí)�！皻夂蜃兓�”的確切概念是“全球氣候變暖”,認為過去一些年來全球氣候在變暖,引起更多的水患、干旱和風暴;氣候之所以變化,是因為人類的經(jīng)濟活動增加而排放了大量的“溫室氣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所致;如果各國不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南北極冰雪將融化,海平面上升,島國沉沒,沿海城市被淹,人類的命運危在旦夕。
　　十多年前“氣候變化”這個概念剛提出時,科學界便有人士提出質(zhì)疑,認為世界各地氣候差異巨大,并不存在“全球氣候”,也不存在“全球氣溫”,因而也談不上“全球氣候變暖”。世界各地歷史上都有氣候變遷,有變暖時,也有變冷時,應是自然力量之域,為人力所不及。只不過是,與“全球氣候變暖”這一強大的世界輿論相比,這些異見的影響力顯得很小。但是,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結束不久,全球氣候突變,但不是變暖,而是出現(xiàn)數(shù)十年一遇之奇寒。從中國北方到俄羅斯,再到西歐和北美,一派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景象。于是又有科學家稱,地球不但沒有變暖,而是正在進入一個“小冰河期”。
　　到底有沒有“全球氣候”,到底地球是變暖還是變冷,對于科學界相關人士而言,無疑是一個科學問題,但對于一般人而言,則涉及一個重要的知識論問題。中國文化道統(tǒng)中,有關知識的論述多集中在知識來源上,如孔子的“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宋代理學的“格物致知,物格而知至”,而像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這樣涉及知識質(zhì)量問題的論述相對較少。
　　歐洲早期的人文主義者中,有 “知識層次”之說,詩人但丁對其有過專門論述,認為人的知識分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簡單地“相信”(believing),無論是聽來的,還是讀來的,只要是簡單地接受,皆屬這一層次的知識。這是人類特有的知識,但在知識論上,卻也是最低級的知識,其他較高級些的動物無此類知識。
　　第二個層次是“理解”(under-standing),包括經(jīng)驗的積累和總結、分析和綜合、衡量與計算等。這一層次的知識并不是人類獨有的,其他所有較高級的動物都具有這一層次的知識。正是在這個層次上,人類又“重新趕上”了其他較高級動物,二者的知識只有量的差異,沒有質(zhì)的區(qū)別。第三個層次是“理性”(reason),相當于中國古人講的“明德”,是人類特有的知識,正是在這個層次上,人真正地超越了其他所有動物�！袄硇浴笔侨祟愖罡呒壍闹�識,是人類創(chuàng)造力和文明進步的源泉。
　　“知識層次”之說與權威之間存在著內(nèi)在的沖突,因而,即便是在西方世界,這一知識論也是長期處于“潛伏”狀態(tài),通常很少有人提及。但人類文明進程本身的確包含著這樣一個內(nèi)在的矛盾,一個典型的“二律背反”命題。早在18世紀末,歐洲工業(yè)化方值萌芽之時,德國詩人席勒(1759～1805)便指出,大機器和機械化將使人本身“零件化”和“碎片化”,有喪失完整的知識和“理性”的危險,最終可能會安于“丟失靈魂”的“墮落狀態(tài)”。簡單地說,人類社會進步要求更細的分工,更專門化教育和知識,而專門化的真正含義是“對很少的知識知道得很多”。于是,人類的知識構成中,簡單地“相信”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多,而這一層次的知識越多,距“理性”就越遠。
　　事實上,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中國還是有發(fā)言權的,因為中國是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中所言:“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1972年1月,氣象學家竺可楨在《考古學報》發(fā)表了一篇論文,題為《中國近5000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后收錄于《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這篇論文對中國史籍中有關自然現(xiàn)象的觀察記錄進行歸納和綜合,用圖表顯示了中國歷史上長期的氣候變動情況,表明漢代和唐代是相對高溫期,而中間的魏晉南北朝則處于相對低溫期。
　　30多年前,竺可楨只是很客觀地描述了歷史上氣候變動的自然過程,并不討論氣候變化的原因。他所得出的結論之所以能被人們接受,是因為得到了多方面的反復印證,容易理解,符合“理性”�！皻夂蜃兓�”今天已成為世界政治經(jīng)濟事務中的一大問題,但對于一般人而言,相關知識不可能來自于個人經(jīng)驗積累和研究分析,只能來自于科學界的一些人士。無論最終是否正確,從知識論上說,多是簡單地“相信”,屬第一層次的知識。席勒去世已兩百多年了,人類是不是會越來越偏離“理性”呢?從“氣候變化”這個問題看,不是完全沒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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