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面唐士其 唐士其

　　每次在書店里翻到琳瑯滿目講全球化的書，我心里都不是滋味。中國入世程序啟動以來，這個主題炙手可熱。搞這個就可以弄到資源，所以大家一擁而上，并無任何學術積累也急于濫發(fā)意見。其結果當然是良莠不齊，很多臨時拼湊的大雜燴往往讓人不寒而栗。
　　今年，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唐士其教授的新書《全球化與地域性》卻讓人有了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但這本書同時又讓圈里人感到尷尬，因為作者的學術專長并不在此。2002年北大出版的那本長達50多萬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才是他的代表作。那本書被認為是中國近年來對西方政治研究最為透徹的專著，打破按思想家人頭來寫思想史的窠臼，用連貫一致的理論主題來串起整個觀念史。出版之后，很快就被反復翻印，很多學校政治學專業(yè)的學生基本上是人手一本。一時間洛陽紙貴，讓負責該書出版的北大出版社喜出望外。
　　因此，很難想象，一個搞政治哲學的學者能做這個更偏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的主題，還能做得如此出彩，把國內(nèi)其他同類研究都給比下去�？粗�這本新書腳注里豐富的參考文獻，我心里一邊為作者資料掌握深度感到佩服，一邊為其他那些沒有閱讀文獻也能發(fā)表觀點、擅長“無米之炊”的記者型學者感到羞愧。
　　其實，唐士其的這一手并不是憑空而來的。他的博士論文做的就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社會主義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后來“一發(fā)不可收拾”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只是他后來在東京大學博士后期間做的研究。這樣看來，今天這本新書并非無源之水，而是延續(xù)了他博士論文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繼續(xù)梳理國家與社會的關系。
　　在這個漂亮的回馬槍中，唐把全球化下的國家角色系統(tǒng)地梳理一遍，并站在中國這樣一個發(fā)展中國家的視角來提出自己的觀點。他的中心觀點是：作為人類政治生活地域特征的最高體系，國民國家(nation state)在全球化時代不僅不應該像新自由主義宣稱的那樣過時而后退，反而應該承擔起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角色，在保護社會傳統(tǒng)關系免遭自由市場侵害方面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作用。
　　這個觀點本身并不新穎，國外政治學界早就有成形的討論。只要稍加留意，你也不會像一些國內(nèi)學者那樣甘心被新自由主義的主流經(jīng)濟學忽悠。而唐的貢獻在于他系統(tǒng)地梳理了相關學者的討論，并站在“中國視角”上做出獨立的評判，并形成邏輯一致的系統(tǒng)論證。與記者相比，學者永遠沒法追求時效性，學者的長處在于邏輯嚴密、論證深入。唐的新書在歷史與理論這兩個方面都體現(xiàn)了這種長處。
　　拿歷史來說，很多成天把全球化掛在嘴邊的人，連基本事實都沒有搞清楚，總以為美國霸權體系之下的全球化是個新事物，所以應該全身心地擁抱這個新時代的到來。然而，事實上，在19世紀英國霸權下早就發(fā)生了自由市場全面跨越國家邊界的全球化過程，其深度甚至要超過20世紀末的全球化。在英國霸權的全球化之下，各國社會為此而做出的反彈直接打下了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基礎。對此，唐士其的新書花了兩章來專門檢討這段歷史，邏輯清楚，行文縝密。
　　就理論而言，他緊扣政治學核心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來展開分析。他指出經(jīng)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個地域共同體內(nèi)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變動存在著這樣的矛盾：一方面，國家為了適應經(jīng)濟全球化的要求傾向于放松對市場的管制，另一方面社會在市場侵襲之下又要求國家對社會提供地域性的保護與服務；一方面是要求削弱國家權力縮小政府規(guī)模，另一方面又要求強化國家能力和管理水平來解決地域性的社會政治問題。是否能平衡這對矛盾的要求，就成為各國能否在全球化下健康發(fā)展的關鍵。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唐士其分析了全球化時代地域國家各方面的職能所面臨的挑戰(zhàn)，尤其是探討了像中國這樣的發(fā)展中國家應該如何應對這些挑戰(zhàn)。
　　當然，與那些熱衷于提出政策建議的學者們不同，唐士其嚴格地克制了自己給出更多具體政策建議的沖動，只在全書末尾強調(diào)中國模式完全有可能突破新自由主義限定的發(fā)展局限。作為學者，他只能對已有現(xiàn)象做解釋與推理，建立起嚴密的理論解釋，而把歷史的檢驗留給時間。貫穿全書，他只在自己研究搞清楚的范圍內(nèi)發(fā)表意見，決不渲染情緒、挑逗噱頭。
　　據(jù)北大學生盛傳，唐士其會英、俄、日、德四門外語，這顯然是他能讀懂一手文獻的能力基礎。學生愛搞個人崇拜，這個八卦消息還有待驗證。不過，從唐士其這兩本扎實的專著來看，他的確是個能力夠強的多面手。
　　從政治哲學到政治經(jīng)濟學，兩手都玩，兩手都硬。對唐士其來說，這可能是一種個人能力的表現(xiàn)。但對整個中國社會科學的學術界來說，這不啻是一種悲哀――人們按山頭來分配學術資源，卻不按研究主題來形成穩(wěn)定成熟的研究團體。往深了想，對唐士其來說這也并不是什么好事。其一，他把自己研究“規(guī)范性”問題的專長落在一邊，花了兩三年時間做了一個“半實證、半規(guī)范”的研究，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和精力，犧牲了發(fā)揮自己學術專長的機會。其二，他一只腳踩在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的地盤里，在國內(nèi)卻得不到夠格的行家批評與反饋，這極大地降低了他的研究可能到達的高度。
　　平心而論，唐士其跨領域的研究顯得路數(shù)“野”了一些，但他卻輕松地把國內(nèi)好多人都甩在后面。作為一名嚴肅的讀者，我只愿學者們以后都在自己的分工領域里真的成為“專家”，而不是全都來當“時事評論員”。只有那樣，唐士其們也就沒有如此輕松的機會來耍這樣的兩面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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