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課堂 提升教學質量【聚焦點上的大學校長】

　　如果說其他領域的改革更多涉及的是利益調整，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是希望和夢想。對于校長們來說，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僅僅有體制機制上的邊界約束，同時也承受著道德感上的折磨。
　　一年一度的高考落下了帷幕，1000余萬考生的命運開始分野，這樣宏大的場面足以和歷史上任何一次大規(guī)模的“集體行動”相媲美。
　　巧合的是，就在高考結束的當天，2009年就業(yè)藍皮書《中國大學畢業(yè)生就業(yè)報告(2009)》在北京發(fā)布。藍皮書指出，2008屆大學畢業(yè)生中仍有16.51萬“啃老族”――無工作、無學業(yè)、沒有求職和求學行為者。按教育部公布的數(shù)據(jù)，我國2008屆高校畢業(yè)生總數(shù)為559萬，畢業(yè)半年后沒有找到工作包括有了工作又失去的失業(yè)大學畢業(yè)生有73.56萬。
　　更有意味的是，高考前三天，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來到西安，一下飛機就來到西安蓮湖區(qū)人力資源服務中心。在一個免費的政府創(chuàng)業(yè)培訓室里，面對20多名大學生、下崗失業(yè)人員和農(nóng)民工，溫家寶說，你們是我最關心的三類就業(yè)群體。他還鼓勵自主創(chuàng)業(yè)的大學生說：“相信你們今天的夢想，明天會變成美好的現(xiàn)實�！�
　　不會有人認為，大學生的生存狀態(tài)已經(jīng)徹底下墜到和下崗失業(yè)人員、農(nóng)民工這些“階級兄弟”同等的水準。這更多的是經(jīng)濟層面上的同等變化。博士生開出租的現(xiàn)象也在美國經(jīng)濟不景氣的時期出現(xiàn)過。在經(jīng)濟低谷期，500多萬花費了巨大教育成本的社會精英顯然難以完全實現(xiàn)自己的主觀預期。今年有84萬應屆普通高中畢業(yè)生選擇放棄高考，不能排除部分家庭出于成本考慮而放棄高考。
　　不幸的是，這樣一種狀況發(fā)生在高等教育被普遍質疑出現(xiàn)信用危機的時候，就有些讓人深感不安了。近半年來，頂替門、弒師案、高校排名榜黑幕、校長帶頭學術造假、大學法學院設立信訪專業(yè)……無一不是飽受非議、引人關注的公共事件。
　　
　　校長在想什么?
　　
　　無論中外，大學性質的機構都是一個社會超越性追求之所系。希臘憲法禁止警察和政府武裝進入校園，去年底的騷亂事件中，校園就曾是抗議政府的騷亂人士的庇護所。中國遠在漢代就設立太學，作為“教化之本源”。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大學在數(shù)量上從未達到過大眾化的程度，卻也涌現(xiàn)了一批在世界上都聲名顯赫的教育大師、杰出的校長和大學，其思想和精神遺產(chǎn)至今仍讓我們受益。
　　對于很多人來說，高校，是一個夢開始的地方。香港科技大學朱經(jīng)武校長在擔心只有一批社會精英能進入大學，中間一條大溝，對社會穩(wěn)定發(fā)展不利。對于內(nèi)地而言，難道，進入了世界上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階段，迎接的卻是“夢醒時分”?
　　如今從高校里流淌出的不僅僅有最新的研究成果、最新的社會思潮，更有各種各樣的丑聞。人事爭斗比思想更能吸引社會的注意力，學術造假也成了腐敗“重災區(qū)”，能搞到錢、拉到課題似乎比學術貢獻更重要，一次自主招生“不慎”暴露出權、錢、學交易也不稀奇。
　　時間會改變這一切嗎?新的經(jīng)濟增長點出現(xiàn)后，也許會重現(xiàn)當年IT行業(yè)大規(guī)模吸納大學生就業(yè)的情景，但我們顯然已經(jīng)面對一個疾病纏身的高等教育現(xiàn)狀。我們的高校與整個社會的關系已經(jīng)陷入了這樣的悖論：高校具有社會普遍出現(xiàn)的丑惡現(xiàn)象和“潛規(guī)則”，但高校和社會的良性互動，比如像美國芝加哥大學參與改進周邊社區(qū)治安的成功典型，卻少之又少，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的大學校長們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們的作為空間到底有多大?這取決于人們從哪個角色看待大學校長。有的人覺得是官，有的人覺得是社會賢達，或者是教育家。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們不會只滿足于中國的大學校長是一個合格的CEO，爭取資源，搞好管理。他們需要對于教育改革有所作為，哪怕只是務實的改革者――事實上，這應該是一個比較恰當?shù)拿枋觥?
　　
　　務實的改革者
　　
　　和任何領域內(nèi)的改革者一樣，他們對改革的邊界約束的認識是清醒的，也不會輕言高校的獨立自主性。也許人們會感到碰到這些約束時，他們的表現(xiàn)同樣太“官僚”了。輿論一直呼吁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即使真正實現(xiàn)了，恐怕也不過是褪去了一層有些華麗的外衣而已。行政級別只是官僚化的外在形式，這正如民營經(jīng)濟不姓公，但其中和權力結合緊密的不乏其例。
　　真正的想法是私下的，或者說是“牢騷話”，但這并不意味著公開說的就是無意義的。對于校長們來說，教育改革的特殊在于"它不僅僅有體制機制上的邊界約束，同時也承受著道德感上的折磨。政治領域的陰謀詭計有時候能夠充當歷史意志的工具，經(jīng)濟領域的“原罪”靠主觀意志難以消除，但教育領域，道德上的瑕疵就直接宣判了死刑。教育改革對于一個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細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問。正如校長們說的：“沒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種罪惡。”一個急著澄清各種謠言的校長和一個真正犯事的校長同樣失敗。
　　這還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得到印證。如果說在政治和經(jīng)濟領域，資源的分配直接決定了價值和立場的話，那么在教育領域，這個法則就是失效的。來自香港的經(jīng)驗告訴人們，雖然高校的經(jīng)費幾乎都來自于政府，但在政府教育局和高校之間有一個獨立的中立的機構。因此，在教育領域，“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的黃金定律并不成立。雖然在個人表態(tài)時，已經(jīng)退休的校長顯然比仍然在位的校長更能直言，更敢直言。
　　于是，對于改革，比如自主招生，我們看到了校長們的審慎的美德，即使是政府倡導的口他們很清楚，在誠信和公正脆弱的社會環(huán)境下，自主招生容易導致權錢交易。有的則帶頭減招部屬高校本地生。高考制度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弊端――有校長直言這種教育就是摧殘年輕人――但在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就不能輕易破壞這一年輕人上升的途徑。在高等教育更重視提高質量之后，對于廣受爭議的1999年開始的高校擴招，有的名校校長對其提高大學教育普及之功雖然十分肯定，但言談之間，對于本校由于特殊原因沒有擴招也頗感欣慰。
　　對于高考制度改革的審慎，并不妨礙校長們對于大學教育的改革，相反，普遍的共識是把學生們盡快從應試教育中拉回來，比如通識教育試驗。回顧過去高校自己進行的一些改革，此類改革應該說是難度偏小的。培養(yǎng)的學生，不僅能當工程師，還能成為各行各業(yè)的領袖，這樣的目標不會遇到什么反對。問題只是在于實現(xiàn)的路徑。從宏觀上說，對于1000多萬考生、500多萬幸運兒來說，合適的大學分類和定位才是最重要的。研究型大學對于國家未來意義重大，但無法取代更普遍的大學教育和職業(yè)教育對國人的意義。這是教育部門和高校的集體責任。
　　通識教育試驗是對存量的改革，1999年以后高校存量改革最艱難、最有爭議的一次應該是北京大學針對高校老師的改革。而類似清華大學的新設學院的國際化進程，類似于一種增量改革。一個沒有高教管理體制改革保障下的通識教育試驗，會走到什么程度呢?校長的權力，教師的權力。教育部門的權力，是到了需要認真清理的時候了。中國科技大學以批評校長很正常為一道獨特風景。這樣的大學越多越好。
　　如果說其他領域的改革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益分配，那么教育改革的核心價值是希望和夢想。政府官員，尤其是政治中間層的官員，不承擔向社會輸出希望和夢想的使命，這才是必須改變高校行政化的根源所在。而一個能夠拿到很多資源的校長，頂多就是CEO。校長們推動的教育改革，且只能讓人還原到政績動機或者從各方面拿錢，改革的生命力就會枯竭。
　　當回憶起過去的大學時，人們不僅僅會念叨那些杰出的“人才”，更加津津樂道的是以校長們?yōu)榉�號的精神和理念，包括學理工出身的竺可楨。校長們都不斷重申自己學校的寶貴傳統(tǒng)，他們的內(nèi)心也許同樣羨慕中國20世紀30年代大學的相對獨立性。但今天的改革，或者想更透明一點，或者想更公平一點，更像是一場局部的戰(zhàn)斗。
　　“要從根本求生死，莫向支流分濁清”。無論在何種邊界的制約之下，都產(chǎn)生過偉大的大學校長，比如年輕時候曾經(jīng)喊出“華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的蔣南翔。務實的改革者，理應獲得人們的敬意。如果能更進一步，那么就不僅僅是敬意，民族的教育史也將深深刻上他們的名字。
　　教育改革對于一個民族如此重要，哪怕細微的一小步，都需要接受道德上的拷問。正如校長們說的：“沒有道德的教育，就是一種罪惡�！币粋�急著澄清各種謠言的校長和一個真正犯事的校長同樣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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