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風西漸中的“紅色宣傳員”】東風西漸

　　中國在走向世界的過程中，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斯諾、斯特朗、庫恩等人是深深參與其中的“化妝師”。 　　 　　爭相描摹的冒險時代(1930～1949) 　　
　　一個美國人和他有關(guān)中國的作品曾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這就是斯諾及其《紅星照耀中國》。
　　斯諾是1927年在一次遠東漫游中滯留中國的，他最初準備只待8個星期，但沒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個冒險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過。他幼年曾在家鄉(xiāng)扒火車、賭博，越洋過海時混入頭等艙，在日本冒充記者躲過海關(guān)的盤查，在北京還賭過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賭博――去陜北蘇區(qū)采訪紅軍和毛澤東，他說，他要賭他的腦袋，但他成功了。所以，美國學者伯納德?托瑪斯將其研究斯諾的著作命名為《冒險的歲月》并不奇怪。
　　
　　斯諾1936年進入蘇區(qū)采訪的內(nèi)幕一直是個謎。直到21世紀初，這個謎才揭開。當時，在中國的西方記者至少有二三十人，其中不乏想去蘇區(qū)探奇者，為什么只有斯諾如愿以償?傳統(tǒng)的解釋多傾向于斯諾對中國革命的殷切同情，但當時具有親共傾向的西方記者大有甚于斯諾之人，比如史沫特萊。史氏乃左翼激進記者，與上海中共地下黨有直接聯(lián)系，亟盼采訪中共領導人，但她赴延安采訪的時間卻屈居斯諾之后。在近10年的研究中，特別是在前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的檔案解密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斯諾采訪紅軍是中共第一次成功的對外宣傳。
　　根據(jù)海外學者的研究，當時的中共為了讓外界了解紅軍的情景，粉碎國民黨的謠言、爭取國際輿論同情，決定請外國記者宣傳自己。領導層考慮了很多人，包括蘇聯(lián)《真理報》的記者、德國記者希伯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但考慮到這些人都有強烈的傾向性，遂將目光集中在持客觀立場、對中共友好的斯諾身上。中共通過宋慶齡等人直接安排斯諾進入蘇區(qū)。3個月后，斯諾回到北京，完成了《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此書在英國倫敦出版，轟動西方世界，美國總統(tǒng)羅斯福讀了這本書后，3次約見斯諾，聽他講述了目擊中共的情況，并調(diào)整了美國的對華政策。所以毛澤東后來說：“斯諾著作的功勞可與大禹治水相比。”
　　繼斯諾的陜北之行后，西方記者接踵而至，涌現(xiàn)出一大批反映蘇區(qū)題材的作品，然未見有出其右者。美國歷史學家費正清為斯諾的書作序，贊揚此書對事實的報道及其歷史預見性，但是主流新聞界對斯諾的評價是平淡的。在權(quán)威的《美國新聞史》(Michael Emery編著)中，介紹斯諾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為“宣傳家”和“中國問題觀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諾甚至被貶為“中共的走狗”。
　　被譏諷的這一類人中還有著名的“3S”中的另外兩個“S”――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萊，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來中國采訪、與中共關(guān)系甚好的美國記者。但史沫特萊卻沒有斯諾的好運，她的激進和偏執(zhí)使她在中國遭到重創(chuàng)，她訪問延安時帶去了西方的交際舞，但遭到中共高級干部夫人們的一片噓聲；她那“工人階級式”的魯莽和率性惹出了許多禍事，以致于毛澤東1938年下令讓她離開延安。1949年，史沫特萊在麥卡錫主義大舉進攻前夕’從美國出走，蟄伏在英國，等待去中國的簽證，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辭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楊家?guī)X報道毛澤東的“紙老虎”理論，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澤東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層的一致好評。
　　在1970年代中美關(guān)系微妙復蘇的時刻，斯諾的光輝再次閃現(xiàn)。1971年，在斯諾生命的最后時刻，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終于想起了他，致信說，“我一直在為您的健康祈禱，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績今天得到了廣泛的尊敬和感謝�！�
　　此時期還有另一些西方記者和作家活躍在中國，比如項美麗、葛爾紅、韓索音等。這些人均為自由派作家，同樣對中國進行了精彩的描繪，在西方具有廣泛的讀者群。1940年代末期，歷史學家費正清則憑借自己的中國經(jīng)驗和對中國的研究，在母校哈佛建立了西方“中國學”重鎮(zhèn)，他后來編撰的《劍橋中國史》是西方研究中國最著名的參考書之一；另一位研究中國的大師李約瑟也正在緊鑼密鼓地撰寫《中國科技史》，該書1954年由英國劍橋出版社出版，系統(tǒng)闡明了4000年來中國科學技術(shù)的發(fā)展脈絡，及其對世界文明所做的貢獻。
　　
　　“為什么近代科學發(fā)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這道李約瑟難題如今已經(jīng)成為學界的著名課題。對這位英國學者，國人一律稱好，但在西方學界，反對派大有人在。比如普林斯頓大學著名科學史教授查爾斯?吉萊斯皮就認為李的結(jié)論不可靠，因為李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出發(fā)點的”�？磥�，在認識和反映中國的問題上，意識形態(tài)的陰影無所不在。不堪回首的苦澀記憶(1949～1978)
　　1949年之后，由于東西方的冷戰(zhàn)，新中國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對外宣傳方面，中國起用的最重要的兩個代表人物是前美國記者斯特朗和愛潑斯坦。
　　斯特朗在本質(zhì)上是個具有冒險精神、狂放不羈的女性，在年輕時代，她徜徉于世界各地，報道美國、西班牙、蘇聯(lián)、古巴、德國和中國。她并非是個隨波逐流之輩，比如在1925年軍閥混戰(zhàn)之際，有人推薦她采訪張作霖，遭到她的拒絕。然而，蘇聯(lián)社會主義革命的洗禮逐漸改變了她在西方養(yǎng)成的獨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斷刪改她的作品，告訴她這是為了“黨和集體的利益”，最初她還抗議，但后來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這種“符合大多數(shù)人利益”的宣傳。她允許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確性”，她寫的《毛澤東的思想》一文也是經(jīng)過中國高層領導一再審定才發(fā)表的。
　　她被稱為是外國記者中揭露“皖南事變”的第一人。1942年皖南事變后，斯特朗接到中共一封匿名指令，信中說：“發(fā)表你所知道之事的時機已經(jīng)到來�！毙欧鈨�(nèi)還裝有中共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和其他重要材料。斯特朗設法將這些資訊在《紐約先驅(qū)論壇報》發(fā)表，成為獨家新聞。同時，她也被一些同行譏為“傳聲筒”。不過此時，她配合政治的宣傳還是下意識的。
　　1947年延安大撤退時，她想隨軍采訪，毛澤東和周恩來勸她回到國統(tǒng)區(qū)，把中國革命的情況告訴世界。她有些黯然神傷，同時也開始將自己看成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在會見中，毛澤東不再將她當作外賓，并以對部下一樣的口吻向她下達指示，告訴她如何以最佳方式把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情況傳播出去，毛澤東說：“……要使人們相信，我們的軍隊是世界上最有紀律的部隊。許多有偏見的新聞沒有很好地報道這支部隊。你應當為共產(chǎn)黨說話，要告訴人們，中國共產(chǎn)黨一定能打敗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
　　《紐約時報》說她“并非是一個報道新聞的記者，而是一個熱情主義者，有時是一個拼命想改變世界的狂熱的傳道者”。斯特朗則認為：“作為一個記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沒有絕對的真實。我們各自都有真實――那就是我們的圖畫世界。我說我反映真實時， 我的意思是說我將描繪我的圖畫�！�
　　這位前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博士成為毛澤東的座上客，被給予極高的禮遇。她從1958年起在北京定居，并幫助中國政府進行對外宣傳。
　　斯特朗以為自己可以像以前一樣自由寫作，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種想法是可笑的。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國友人飛往西藏報道，于是美國媒體又開始借重她的報道特權(quán)，約稿信紛至沓來。她的有關(guān)西藏的書在某些措辭方面和中國外文出版社發(fā)生了嚴重的爭執(zhí)――然而，對方不接受她的爭辯，要她修改，于是她一連20多個小時坐在屋里流淚，甚至連續(xù)9天躺在床上以沉默抗議，但結(jié)局還是修改。她發(fā)現(xiàn)自己正在受到嚴峻挑戰(zhàn)，處于兩頭為難的狀況。中國告誡她措辭要謹慎，而美國的報業(yè)編輯要她警惕文中的“宣傳色彩”�！缎l(wèi)報》的主編阿倫森在信中說：“坦白地說，我感到，盡管您的報道是真誠的。許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聞記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職業(yè)屬性，而這正是美國讀者所需要的本質(zhì)的東西。”
　　1962年8月，周恩來建議她每月寫一篇東西給那些想了解中國現(xiàn)狀的外國人，標題就叫《中國通訊》。她同意了，此后，她的正式身份為《中國通訊》的主編。該刊每月一期，由官方解決經(jīng)費和人力。有了正式工作，她立即精神煥發(fā)。她被稱作中國政策的非官方對外發(fā)言人。
　　《中國通訊》共出版了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其內(nèi)容主要是以個人通信的形式詮釋中國的政策，反映中國的動向。她的娓娓而談而非說教的敘事口吻，對當時的中國對外宣傳來講是一種示范性的突破，但仍然受到美國同行的批評�！都~約時報》曾揶揄地說：“她向全世界兜售共產(chǎn)主義，共產(chǎn)黨人當然也為此而喜歡她�！�
　　“文化大革命”到來時，斯特朗心情壞到了極點。盡管在1966年6月，她在《中國通訊》中對國外讀者解釋說，這場運動旨在“改造人的靈魂并建立新世界”，還被邀請參加紅衛(wèi)兵，但后來看到打砸搶事件，她又說運動“非�；靵y”。隨著她的老朋友陸定一、劉少奇等一個個被揪出來打倒，她開始極度不安。在生命結(jié)束的前4年中，斯特朗一直處于苦悶之中，和她一樣在中國新聞出版界任專家的外國友人比如愛潑斯坦、邱茉莉、李敦白等陸續(xù)被關(guān)押起來。而她卻因為與毛澤東、周恩來的關(guān)系依然享受著官方特權(quán)。她的脾氣壞到了極點，《中國通訊》已經(jīng)放緩了步伐，她越來越懷疑自己的選擇。
　　1970年，斯特朗以85歲高齡去世，中共中央為她舉行了隆重的祭奠活動，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前美國合眾社記者、《中國建設》(英文版)總編輯愛潑斯坦，一直試圖“平實地、生活化地”反映中國。他終于逃過了“文革”浩劫，1979年官復原職后即開始了中國對外宣傳的設計，將單一的“宣傳”改為出版者與讀者互動的“傳播”。他主張對外傳播要多樣化，不要一味生硬地圖解政策。1998年，筆者曾就美聯(lián)社記者的一則報道是否“妖魔化中國”的問題向他請教，他做出了肯定的判斷。
　　從1937年起任美國多家通訊社駐華記者的愛潑斯坦，出生在波蘭，是個無國籍人士。他兩歲就來到中國。他在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后又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愛潑斯坦周圍還有一些努力為中國形象工作的西方友人，他們是國家外文局的邱茉莉、夏皮諾、戴乃迭、沙博理……這些人構(gòu)成了新中國建國以后對外宣傳的中堅力量。由于他們的影響和推動，中國上層屢屢調(diào)整外宣方針。鼓足勇氣去面對世界(1980～2008)
　　中美破冰的10多年后，《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到中國進行他的“長征”。這位以參訪蘇聯(lián)衛(wèi)國戰(zhàn)爭而聞名的資深記者為采訪長征做了10多年的準備，1984年以76歲高齡、懷揣心臟起搏器沿著當年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的路程走了一遍，采訪了大量當年的紅軍戰(zhàn)士。
　　索爾茲伯里早在1971年就試圖參訪長征，但被拒絕。終于有一天，申請批準了。當收到中國大使館的電話時，索氏大喜過望，連連驚呼：“我不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比長征更絕妙更刺激的事情!”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國期望他的報道。當時，中國有關(guān)部門例行審查了他的手稿，但沒有增刪任何內(nèi)容。因為鄧小平說，要允許外國人用自己的觀點和眼光來看待中國革命。
　　1993年，索爾茲伯里試圖重返中國，沿著鄧小平南巡的路線走一遭，再寫本書，但他突然中風去世了口根據(jù)他的遺囑，那臺伴隨他走過長征之路的心臟起搏器留給了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
　　1980年8月21日，歷來低調(diào)的鄧小平做了一個驚人的舉動：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意大利記者法拉奇。鄧小平的此次會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令人想起毛澤東在1936年在陜北窯洞里接見斯諾。這似乎表明中國要徹底結(jié)束與西方的冷戰(zhàn)，開展積極對話。
　　被稱為“遍訪世界風云人物”的大牌記者法拉奇索以提問直接、犀利、大膽、刁鉆著稱。她在1980年代初曾兩次要求采訪鄧小平，均遭婉拒。后來她通過父親的老友、意大利總統(tǒng)佩爾蒂尼與中國聯(lián)系，走了個后門才得到允許。也許考慮到安東尼奧尼的陰影尚未褪去，佩爾蒂尼向中國保證法拉奇會對中國非常友好，她的獨家采訪將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好處。鄧小平同意了。法拉奇非常聰明地開了個頭：“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賀您生日快樂!”
　　客套話過后，法拉奇馬上恢復了她的“猙獰”面目，她向鄧小平發(fā)出了一連串炮彈：“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呢?”“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您想報仇嗎?”……鄧小平從容作答。二人的對談機智巧妙，縱橫捭闔。通過法拉奇的采訪，鄧小平向外界透露了中國在新時期的政策和對待歷史問題的態(tài)度。這篇采訪記轟動了西方，也震撼了中國。據(jù)當時外交部部長錢其琛回憶，鄧小平之所以接受采訪。是因為他有話要對世界講。
　　開一代新風的鄧小平證明，中國領導人不僅應當也完全可以從容面對西方媒體，向世界解釋中國。
　　似乎是一種肯定的回應，江澤民任黨的總書記后，多次與西方媒體對談。其中較為精彩的是2000年8月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60分鐘》節(jié)目主持人麥克?華萊士的專訪。這位在美國家喻戶曉的主持人向來以尖銳問題使受訪人招架不住而聞名。
　　在采訪中他氣勢洶洶地質(zhì)問：“您到今天是否還認為美國是有意地轟炸了中國在貝爾格萊德的使館?”江澤民巧妙應對：“我只能反過來對你講，美國是擁有高度技術(shù)的國家，所以至今為止，美國的一些解釋認為是‘誤炸’，還是難以令人信服。”隨后華萊士突然咄咄逼人地說：“有人說你是世界上最后一位重要的共產(chǎn)黨獨裁者。”江澤民據(jù)理反駁，但華萊士堅持說：“在我看來，你好像是一個獨裁者和極權(quán)者……”對華萊士那些攻擊性的發(fā)問，一位美國觀眾說：“與華萊士一問一答是大膽而冒險的――對一個中國領導 人來說絕對是驚人之舉�！�
　　連珠炮似的發(fā)問里有語言上的輕慢，但正是江澤民的姿態(tài)恰到好處――務實、坦率、謙遜、引人入勝而且絕不回避任何一個問題，他讓自己變得招人喜愛，結(jié)果是，美國人民喜歡上了他。這次節(jié)目中，江澤民直接面對數(shù)百萬觀眾，這是其他中國領導人沒有嘗試過的。江澤民以其風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擊的常人形象，引發(fā)了一些觀眾對他們心目中教條化了的中國印象的質(zhì)疑――美國媒體長期以來把中國定型為一個僵化、對內(nèi)獨裁壓迫的反美國家。
　　《紐約時報》北京分社社長康銳對江澤民的反應表示贊賞，他說：“一個像華萊士這樣的人尖銳地質(zhì)問：‘你是不是個妖怪?’這在我們美國新聞學中叫做‘壘球’，比較容易打中的軟式棒球。這等于給了江澤民一個難得的機會來向美國人民闡釋中國人的觀點。實際上，每次江澤民訪問美國都會舉行記者會，記者們什么都可以問，這種機會在中國很罕見。而江澤民很懂得如何應付這種場面。美國人驚訝于他的活躍和機智，發(fā)現(xiàn)他并非如想象中的乏味。其實，很多美國總統(tǒng)沒他做得好。他們見記者前都得先把答案背好，否則便不知該如何應對。”
　　華萊士訪問江澤民的電視節(jié)目引起了羅伯特?庫恩的注意。此人是美國知名銀行家、學者和科學家，1989年，應當時國家科委主任宋健的邀請，庫恩擔任了國家部委科研機構(gòu)的改革顧問。庫恩覺得江澤民不簡單，而許多西方人對江澤民和中國存在著嚴重偏見。他決定寫一本江澤民的傳記來扭轉(zhuǎn)偏見。
　　這只是庫恩在中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冒險之一。此前，作為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制片人和主持人，他已與央視合作創(chuàng)作了兩個紀錄片系列《資本浪潮》和《探索中國》。當然，在如何反映中國的問題上，雙方的爭辯一向是很激烈的。央視堅持電視節(jié)目的否決權(quán)，但庫恩也堅持對剪輯擁有否決權(quán)。庫恩對中國的媒體高層說，如果關(guān)于中國的紀錄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觀眾就一點都不會相信�！罢�面”和“負面”之間的比例并不太重要，我們只求能用體現(xiàn)當代中國風貌的人物故事盡可能反映真相。庫恩最后勝利了，節(jié)目在美國播出時，央視沒有審查和刪改。
　　作為一個猶太人，庫恩深知世界上有一批職業(yè)“反猶”者，他還發(fā)現(xiàn)西方有一批人以反華為業(yè)。庫恩強調(diào)，他熱愛中國，他要跟“反華公司”對著干。他寫《江澤民傳》也是基于此。
　　2005年，美國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版了庫恩的《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外電評論該書具有“高度爭議”，人們對不通中文、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涉獵不深的庫恩的作傳能力表示質(zhì)疑。但庫恩強調(diào)，他有第一手資料，與很多中國領導^有過直接對話，而不會像他的批評者那樣只是坐在華盛頓或某大學政治系的辦公桌后面攻擊中國。
　　庫恩說，他寫這本書的重要原因在于人們的兩個錯誤觀念：認為中國對美國本質(zhì)上充滿敵意和把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視為“獨裁者”。如果說21世紀的和平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中美雙邊關(guān)系，那么這個錯誤觀念是極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險的。
　　庫恩說他不想被認為是中國政府的傀儡，他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有人說共產(chǎn)黨花錢雇傭我寫這本書，給共產(chǎn)黨樹碑立傳。我想說的是，誰也雇不起我說心里話……在寫作《江澤民傳》的4年間，我本人在中國沒有從事任何商業(yè)項目，停止了在中國的一切商業(yè)活動，沒有收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經(jīng)濟報酬�！辈贿^有記者發(fā)現(xiàn)，在庫恩寫作的過程中，其旗下的公司成了中國一些官方機構(gòu)在海外合資項目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庫恩在這本江澤民傳記的后記中說，“我的自尊顯然讓我更看重自己作為知識分子的名譽，而不是自己的銀行存款數(shù)額。人人都會有偏愛和偏見，我的偏愛和偏見在書中暴露無遺。”
　　2007年，受國務院新聞辦委托，庫恩又開始撰寫一部反映中國改革開放30年歷程的史詩《中國30年――人類社會的一次偉大變遷》。此書于2008年年末出版。庫恩通過120多名中國高官之口，寫下了他對中國改革開放30年巨大變遷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高層此次為庫恩安排了一個龐大的寫作班子，其中包括10多名海內(nèi)外的專家學者。國務院新聞辦親自為這個班子安排采訪、提供內(nèi)部資料和新解密的檔案。顯然，庫恩將面臨更多的疑問和質(zhì)詢，然而，他卻是當今敢于公開宣稱偏愛中國的西方人之一。
　　庫恩不是記者，他只是一名中國的歌者。他的名言是：“我的一項重大愛好就是向世界介紹中國�！�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宣傳員 東風 紅色 東風西漸中的“紅色宣傳員” 東風西漸什么意思 西方服飾東風西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