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祈禱團”:不容輕視的東南亞極端恐怖組織_東南亞伊斯蘭化
發(fā)布時間:2020-03-19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9?11”事件后,美國主導的反恐戰(zhàn)爭使基地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其高層領導紛紛落網(wǎng)。然而,在反恐戰(zhàn)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基地殘余恐怖分子卻化整為零、悄悄地轉移陣地,滲透到安全措施相對寬松的東南亞,積極支持當?shù)氐目植澜M織進行活動。與基地組織有密切聯(lián)系的東南亞恐怖主義組織“伊斯蘭祈禱團”也積極跟進,相繼發(fā)動了巴厘島爆炸案、萬豪大酒店爆炸案、澳大利亞駐印尼大使館前爆炸案等一系列令人發(fā)指的爆炸事件,造成了人員的大量傷亡,使原先不太被人知曉的“伊斯蘭祈禱團”逐漸浮出了水面。
“伊斯蘭祈禱團”的由來
在人們的印象中,東南亞的伊斯蘭教一直被認為是溫和而寬容的,而且,由于東南亞社會的多元性,眾多穆斯林已深深地接受了和平相處的多元主義。“伊斯蘭祈禱團”涉嫌制造的多起恐怖事件著實讓人吃驚不小,也為重新估量該組織在東南亞的發(fā)展趨勢敲響了警鐘。
“伊斯蘭祈禱團”出現(xiàn)于20世紀90年代,創(chuàng)始人為已故的阿卜杜拉??。他與現(xiàn)被印尼警方拘禁的阿布?巴卡?巴希爾均為印尼人。早在70年代他們兩人曾共同在印尼中爪哇的梭羅建立秘密電臺,設立伊斯蘭教寄宿學校,宣揚“圣戰(zhàn)”。為此,兩人被捕入獄。獲釋后兩人又因詆毀印尼憲法的核心精神“潘查希拉”(建國五項原則)而再度獲罪。1985年他們逃往馬來西亞。1993-1994年間,他們糾合了大批伊斯蘭極端分子,建立了“伊斯蘭祈禱團”,巴希爾又把它稱為“古蘭經(jīng)研讀會”。“伊斯蘭祈禱團”由于它的中心曾一度設在馬來西亞,因而傳播的范圍遠不止僅印尼一國。
“伊斯蘭祈禱團”的目標就是通過武力等極端手段,建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以及泰國、菲律賓南部的跨地區(qū)的統(tǒng)一泛伊斯蘭教神權國家,為達到此目的,“伊斯蘭祈禱團”積極宣揚進行“圣戰(zhàn)”。目前,約有260名“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在東南亞各國相繼被捕,其中包括其精神領袖巴希爾和重要頭目漢巴利。66歲的巴希爾因涉嫌領導制造了巴厘島爆炸案,參與萬豪大酒店爆炸案,現(xiàn)已被印檢察機關起訴。漢巴利則在2003年8月被泰國警方逮捕并交給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盡管,其重要頭目被捕,但是“伊斯蘭祈禱團”自身的再生更新能力值得讓人警惕,而且還有部分重要成員仍藏匿在逃,其攻擊能力不容忽視,2004年9月澳大利亞使館前的爆炸正說明了這一點。
基地組織的親密“伙伴”
“伊斯蘭祈禱團”并非是僅局限于東南亞某一個國家的恐怖組織,而是一個跨地區(qū)的龐大的恐怖組織。該組織與地區(qū)外的極端組織,如基地組織等都過從甚密,儼然已成為某些極端組織的,甚至就是它們在東南亞的代理。比如,“伊斯蘭祈禱團”涉嫌發(fā)動的幾次重大爆炸案發(fā)生的時間選擇很有寓意,基本上都處于“9?11”事件的周年紀念日前后,顯然選擇這樣的時間是為了示威,表示對基地組織的支持。
“伊斯蘭祈禱團”的很多重要成員都曾赴阿富汗參加過對蘇聯(lián)的“圣戰(zhàn)”,很多人回到家鄉(xiāng)后開始發(fā)展當?shù)氐臉O端組織。這些人中很多人都具有雙重身份,既是基地組織成員,同時也是“伊斯蘭祈禱團”的成員。漢巴利就是其中的一例,據(jù)美國情報機構的透露,漢巴利本身是基地組織在東亞的重要負責人,同時他又是“伊斯蘭祈禱團”的重要領導人之一。整個東南亞地區(qū)曾經(jīng)有1000多人到阿富汗參加過“圣戰(zhàn)”,盡管人數(shù)不多,但這些人回到東南亞后產(chǎn)生的影響卻極具破壞性。其中很多人回到各自的國家后,積極宣揚基地式的圣戰(zhàn)思想,組織人馬在暗地里搞恐怖陰謀。這些參加過阿富汗圣戰(zhàn)的人,很多人與基地組織有密切的關系,來往極為頻繁。這種彼此間廣泛聯(lián)系的存在,為“伊斯蘭祈禱團”發(fā)展成跨地區(qū)極端組織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基地組織不僅在思想意識上指導著“伊斯蘭祈禱團”,而且還在人力、財力上也給予很大的支持。基地組織在過去的幾年內(nèi)向“伊斯蘭祈禱團”提供了1.35億印尼盾的經(jīng)費,支持“伊斯蘭祈禱團”實施“亞洲圣戰(zhàn)行動”。東南亞國家為發(fā)展旅游業(yè)而采取較為寬松的簽證手續(xù)無疑為恐怖分子的滲入提供了便利條件。
“伊斯蘭祈禱團”與當?shù)仄渌臉O端組織也多有聯(lián)系,其成員除了到阿富汗受訓外,還到菲律賓南部的棉蘭老島“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MILF)的訓練營地受訓。菲律賓的機密情報稱,“伊斯蘭祈禱團”已故創(chuàng)始人桑卡爾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已故主席哈希姆曾于1995年達成協(xié)議,同意建立一個訓練基地,訓練從1997-98年開始。據(jù)美聯(lián)社報道,2004年1月就有19名“伊斯蘭祈禱團”新成員在菲南部恐怖訓練營地順利結業(yè)。
更有甚者,據(jù)新加坡“國際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研究中心”主任古納拉特南透露,“伊斯蘭祈禱團”與車臣分離主義之間的聯(lián)系越來越緊密。令人擔憂的是“伊斯蘭祈禱團”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很有可能從車臣恐怖分子那里學到更為殘暴的恐怖襲擊手段,值得國際社會警惕。
組織嚴密的運行機制
在人員的組織上,“伊斯蘭祈禱團”有一套組織嚴密的運行機制。該組織有1800名核心成員,除部分參加過阿富汗戰(zhàn)爭的老兵外,還有多個人員的來源渠道。印尼各地的伊斯蘭教寄宿學校學生是其中的重要來源,比如,巴希爾在中爪哇梭羅設立的那加魯基伊斯蘭寄宿學校的很多學生在精神領巴希爾“圣戰(zhàn)”思想的感召下,被極端組織所俘虜,成了“伊斯蘭祈禱團”的中堅分子。
另外,據(jù)“國際危機團”(ICG)印尼項目負責執(zhí)行人桑蒂妮?瓊斯(SidneyJones)的研究,錯綜復雜的家庭關系網(wǎng)是“伊斯蘭祈禱團”成員的另一個重要來源,聯(lián)姻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婦女在“伊斯蘭祈禱團”這一組織中成為強大的黏合劑,很多“伊斯蘭祈禱團”的高層領導人往往將自己的姐妹或親戚安排給下屬為妻子,這種層層締結的婚姻關系使“伊斯蘭祈禱團”更像一個巨大的家庭,更增加了其內(nèi)部的穩(wěn)定與安全,也成為東南亞各國不易鏟除它的障礙。
在資金來源上,“伊斯蘭祈禱團”也有幾個鮮為人知的渠道。第一,它的大部分恐怖資金來自基地組織的支持。基地組織滲透到東南亞后,開辦了許多大小不等的隱秘企業(yè),收入的很大部分就作為對“伊斯蘭祈禱團”的資金支持!9?11”后國際上的反恐形勢對基地組織極為不利,因此把很多資金通過以個人直接攜帶的方式轉移到東南亞,這成了“伊斯蘭祈禱團”強大的經(jīng)濟后盾。第二,各方面的捐贈,包括國內(nèi)的捐贈,清真寺的捐贈以及國外的捐贈。在伊斯蘭文化中,有實施捐贈是穆斯林必要的功課之一。每個穆斯林每年大約把自己純收入的2.5%作為捐贈,被稱為扎卡提(Zakat)。由于這些捐贈的使用去處不可能達到非常透明的程度,因而易落人恐怖分子之手。被恐怖分子所控制的清真寺往往成為恐怖組織的小金庫。國外的捐贈多來自沙特阿拉伯的捐贈團體與個人捐贈。第三,“伊斯蘭祈 禱團”也通過敲詐勒索、搶劫、走私武器、綁架等手段獲取資金。
在管理方面,“伊斯蘭祈禱團”有一套正規(guī)的準軍事運行機制。其最高領導稱為“埃米爾” (領袖之意),作為精神領袖由巴希爾和?枔。下轄行政、宗教、法提瓦(fatwa)和訓練委員會,并組成一個有五人組成的顧問委員會,稱為“舒拉”,由漢巴利擔任主席。行政委員會由核心成員掌管,并把具體權力賦予被稱為“曼提齊”(分區(qū),mantiqi)的領導。第一“曼提齊”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南部;第二“曼提齊”包括爪畦和蘇門達臘;第三“曼提齊”包括菲律賓、文萊、東馬來西亞、加里曼丹和蘇拉威西。第四“曼提齊”擬在澳大利亞和西巴布亞建立機構。每個“曼提齊”下轄多個次轄區(qū)“卡瓦拉”,組成分支機構,而每一個“卡瓦拉”下面又有多個“菲阿哈”(fiah)。每一個分支都分管具體的任務,比如,馬來西亞分支負責保證組織的資金來源與疏散來自阿富汗的“戰(zhàn)友”,菲律賓分支負責武器的來源和爆炸事項,同時負責與“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等的聯(lián)系事項;印尼分支負責人員的招募以及在蘇拉威西和馬魯古地區(qū)實施圣戰(zhàn)的任務。從分工來看,儼然已成為一個嚴密的組織。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伊斯蘭祈禱團”外受到沉重打擊,在內(nèi)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其分歧主要集中在是否采用爆炸等這些極端手段的爭執(zhí)上。很顯然,萬豪大酒店與澳大利亞使館前的爆炸造成的傷亡多為穆斯林,因此引起眾多穆斯林的不滿。出于此原因,“伊斯蘭祈禱團”很有可能在今后選擇暗殺的對象主要是西方在東南亞的重要人員,襲擊西方的油氣公司等方式,盡量避免傷及無辜的穆斯林。不過,要想在短期內(nèi)消除“伊斯蘭祈禱團”的影響也決非易事,畢竟“伊斯蘭祈禱團”的產(chǎn)生根源并非僅僅是政治原因,它更多的還是由于社會問題所引起。
東南亞各國的態(tài)度
東南亞與世界其他地方一樣,并非是恐怖主義的“免疫區(qū)”,據(jù)新加坡“國政治暴力與恐怖主義研究中心”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2003年僅亞太地區(qū)就發(fā)生了400多起恐怖事件。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打擊跨國犯罪、確保地區(qū)安全,已成為了東南亞各國領導人的共識。東盟各國在反恐問題上的合作也日益深化。“東南亞反恐中心”于2003年7月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正式運轉,各國加強了反恐信息和情報的交流,但因國情相異,各國對“伊斯蘭祈禱團”的態(tài)度及對反恐的認識也有差異。
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歷來對“伊斯蘭祈禱團”的活動較為關注,早在巴厘島爆炸案之前,新馬兩國的情報機構就曾向印尼提供有關“伊斯蘭祈禱團”的情報,并希望印尼采取行動逮捕其領導人。但印尼對此未能采取斷然措施。比如,在2000年圣誕節(jié),“伊斯蘭祈禱團”成員就曾在馬魯古等地襲擊教堂,幾乎在同一時間,在6個省份發(fā)生了30多起爆炸案,但印尼卻未能深入調(diào)查。印尼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國家這一國情也嚴重阻滯了印尼采取徹底的反恐行動,在反恐問題上不可能與美國走得太近,而且認為不能隨便把“恐怖主義”的標簽隨意貼到一些極端組織身上,這容易引起廣大穆斯林的質(zhì)疑和反感。不容否認,由于印尼處于政治轉型期,在一定程度上而導致了恐怖主義活動的盛行。有“印尼情報沙皇”之稱的印尼反恐專家阿卜杜拉?默罕穆德?亨德魯普里約諾就認為蘇哈托倒臺后,哈比比總統(tǒng)敕免所有政治犯,包括伊斯蘭極端分子,是造成當前印尼恐怖主義盛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實際上,巴希爾正是在蘇哈托下臺后回到印尼的。
總的看來,東南亞一些國家長期存在的民族分離主義問題、國際上伊斯蘭復興運動、亞洲金融危機等“弱化”了一些國家的政權,加之貧富懸殊等諸多因素,成為恐怖主義滋生與凸顯的社會土壤。要想在短期內(nèi)完全消除恐怖主義的影響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涉及到整個社會的綜合治理問題。東南亞各國所需要做的就是認清形勢,深入開展各國間的反恐合作,同時努力消除國內(nèi)那些容易產(chǎn)生恐怖主義的各種不利因素。
(本文責任編輯:劉萬鎮(zh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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