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新左翼與“華盛頓共識”】拉美左翼是什么

　　自20世紀末以來，拉美左翼政黨和左翼運動的領導人先后通過大選走上執(zhí)政道路， 2005年12月18日，玻利維亞印第安族民眾領袖、激進左派領導人、社會主義運動總統(tǒng)候選人埃沃?莫拉萊斯又以54%的絕對多數(shù)首輪勝出，成為該國200多年獨立歷史上首位印第安人總統(tǒng)。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撰文指出： “拉美正在向左轉，正在向15年來一直居主導地位的自由市場改革、“華盛頓共識”和穩(wěn)固的代議制民主發(fā)出明白無誤的挑戰(zhàn)。2006年是拉美大選年，尼加拉瓜等國的左派黨候選人有可能在大選中勝出。
　　拉丁美洲曾一度實行一系列以“華盛頓共識”為指針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雖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有些國家取得了一定得成效，但也有一些采用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國家不僅沒有解決經濟停滯、貧富差距等問題，反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社會沖突，失業(yè)率高漲、貧富差距拉大，政局動蕩，并最終導致具有反美傾向和平民主義思想主張的拉美左翼贏得了民眾的支持。人們開始反思：這是否意味著新自由主義在拉美試驗的失敗？拉美新左翼的崛起和新自由主義有沒有必然的相關性？
　　
　　“華盛頓共識”―― 靈丹妙藥并不靈
　　
　　“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向全球擴張的工具，是20世紀90年代初，作為針對拉美長達10余年的通貨膨脹、債務危機等經濟困難所開出的一副藥方，在拉美開始推廣的。
　　20世紀70年代，隨著“石油危機”的爆發(fā)，資本主義陷入整體衰退的漩渦中，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學派認為，通過市場自然調節(jié)可以盤活資產，實現(xiàn)就業(yè)。他們認為，市場本身具有免疫調節(jié)機能，社會問題就像感冒一樣可以自然復原。這種學說得到英國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tǒng)里根的支持，上升為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主流經濟學說和政策導向，并開始向全世界推廣。20世紀80年代，絕大多數(shù)拉美國家陷入了長達10年的經濟衰退。1989年，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zhí)筆寫了《華盛頓共識》（the American Consensus），系統(tǒng)闡述了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
　　近年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歐美及拉美大行其道，對一些國家來說效果明顯，但對另一些國家來說不但沒有效果甚至起副作用。在自由化改革之前，玻利維亞的經濟是負增長，在改革達到高潮的時候該國的GDP增長率是4％，從而減輕了通貨膨脹的危險。近5年，玻利維亞的經濟增長率是2.5％，雖然不足以抵消經濟社會的壓力，但比起改革前的經濟狀況來，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進步。而作為新自由主義樣板的阿根廷則有不同境遇，20世紀初，阿根廷曾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當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3797美元（1913年），比同一時期的法國、德國都高，就是到了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領先于日本和意大利，同德國、澳大利亞大致相當。但是，在此后的40年中，阿根廷就越來越落后了。到1990年，在世界排名榜上，阿根廷已經從過去的名列前茅掉到了第80位。2002年5月，有50％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之后，阿根廷出現(xiàn)了政局動蕩，不到3個星期，連續(xù)換了5位總統(tǒng)，以至于有些學者稱阿根廷正在沿著下坡路走向“第四世界”。與阿根廷類似，“1988年上臺的委內瑞拉總統(tǒng)卡洛斯?佩雷斯將國家交付給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私有化、削減公共開支、經濟自由化以及減少行政干預等措施隨之而行。1989年委經濟縮減了8.6％，并且貧困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由1988年的43.9％上升到66.5％。1994年，貨幣貶值使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達到70.8％”。
　　由此可見，“華盛頓共識”雖然在個別拉美國家經濟和社會向前發(fā)展方面曾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對于拉美整體的繁榮和平等來說，卻收效甚微，甚至帶來了副作用。
　　
　　拉美新左翼――飛入尋常百姓家
　　
　　查韋斯8年前的上臺執(zhí)政，標志著拉美新左翼執(zhí)政新階段的開始。
　　按照西方現(xiàn)今的觀點，左翼與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概念有密切關系，指的是那些主張通過國家干預和宏觀調控的、維護民族權力和國家主權的、提倡社會公平正義的政黨或政治派別。玻利維亞莫拉萊斯稱他奉行的是“公有的社會主義”，而查韋斯稱莫拉萊斯奉行的是“印第安社會主義”。與過去的激進的左翼相比，拉美的左翼總體上變得溫和多了。哥倫比亞學者豪爾赫?恩里克?博特羅認為：當代拉美左派同20世紀70和80年代的左派不同，過去拉美左派主張武裝斗爭奪取政權，而現(xiàn)在是通過選舉取得政權。拉美左翼的階級基礎雄厚，比如在巴西，“其階級基礎包括勞工黨黨員（其中有許多國會會員、參議員和草根階層成員）、無地農民運動成員（一個非常關鍵的組成部分）和現(xiàn)已覺醒的巴西社會主義知識分子階層�！�
　　拉美新左翼的崛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
　　1、蘇聯(lián)解體，并沒有對拉美格局帶來太大的變化。古巴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很牢固，在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產生了很強的仿效作用。加上歷史上拉美社會主義思潮在普通民眾中也很有根基，這就為新左翼的產生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2、拉美極端的不平等（被稱為世界上最不平等和貧富分化最嚴重的地區(qū)），貧窮以及財富、權力和機會的過分集中，必然導致社會的左派運動。今天的拉美類似于19世紀末到二戰(zhàn)前的西歐。貧窮的人民必然希望通過投票以求改變自己貧窮的命運。
　　3、拉美的金融危機導致的平民普遍的反美傾向，也是導致左翼上臺的重要原因�！盁o論確切與否，老百姓還是把市場經濟改革的責任一古腦推到了名聲赫赫的‘華盛頓共識’身上”，進而把積憤發(fā)泄到了美國身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是建立在強烈的社會地區(qū)認同和種族基礎上的，而左翼正是由于反美疏美主張而走上執(zhí)政地位的。
　　4、新左翼運動與平民主義運動相結合，涌現(xiàn)出一批出色的領導人，并制定了符合人民愿望和利益的綱領，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這些新領導人大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特點：一是出身貧苦，土生土長，對民族文化和民族傳統(tǒng)有很強的認同感，親眼目睹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貧困、不公、腐敗和動蕩，有些人還是直接的受害者。二是這些領導人擁有強烈的正義感，敢于代表民眾的利益，并把人民的訴求變?yōu)閲�家意志，從而提升平民的地位。他們大多清廉、簡樸，體恤下情，疾惡如仇，敢于冒著危險，站到反腐的前沿。三是他們的斗爭都是理性的非武裝的，往往通過選舉以合法的溫和的方式上臺。四是他們選擇的道路是國家主義和自由主義相結合的“第三條道路”，以權利和財富的平等分配為方向，以提升平民階層的社會地位為己任，其政策中包含了許多社會主義的理想成份。五是他們都從新自由主義保守派政府那里吸取了教訓，變得溫和務實。
　　
　　新左翼的明天――路漫漫其修遠兮
　　
　　拉美新左翼的上臺并不意味著“華盛頓共識”從此被這些新領導人完美拋棄。他們意識到“拉美病”的出現(xiàn)并非完全是因為“藥物”自身的質量問題，也存在著掌握火候的問題。正因為看到新自由主義還有利用價值，他們沒有徹底放棄“華盛頓共識”的部分原則。巴西總統(tǒng)盧拉一直沒有把“華盛頓共識”完全拒之門外，阿根廷總統(tǒng)則把比索盯準了美元。
　　從長期來看，拉美新左翼的前途仍然還是未知數(shù)。首先,拉美的新自由主義盡管遭遇挫折，但勢力仍然強大，仍有卷土重來之勢。并非拉美所有國家都放棄了新自由主義，墨西哥、哥倫比亞等國還在堅持按華盛頓共識的原則治理國家。新自由主義也并非在所有的國家都是失敗的。巴西現(xiàn)在仍然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部分原則。
　　其次，新左翼領導人盡管紛紛登上領導寶座，但力量仍然虛弱。在拉美國家的經濟中，國家要害部門還是由寡頭和權貴精英來掌控。國家政權比較虛弱，有被孤立的危險。因而只有盡快穩(wěn)固政權，才能化險為夷。再次，新左翼領導人雖然表示要找出一條適合國情的發(fā)展之路，但他們目前發(fā)展思路還不夠清晰。
　　最后，新自由主義政權遭受挫折后必然調整對策，以求東山再起。面對日益高漲的群眾運動，新自由主義政權會采取更加極端的措施，實施“武裝起來的新自由主義”，日益走向獨裁和軍事化，來推行其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綱領。哥倫比亞總統(tǒng)阿爾瓦羅?烏利韋就以反恐名義，鎮(zhèn)壓多年來反對美國霸權和美洲自由貿易區(qū)的土著居民和農民運動。在委內瑞拉，一部分軍人、管理人員和神職人員在2002年策劃了反對查韋斯的政變。2003年，美國打著人道主義的旗號派軍隊到巴拿馬和玻利維亞，對哥倫比亞增加軍事援助，加強了其軍事存在。
　　除此之外，左翼目前還面臨三大挑戰(zhàn)：一是如何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是否能夠趨利避害，制定出符合本國國情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政策，而不是盲從于西方國家；二是能否解決腐敗問題，實現(xiàn)政治的民主化；三是能否堅持代表廣大中下層民眾的利益，親民務實�！�
　　
　　（本文責任編輯：蔣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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