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原本是一位冒名頂替的鐵路工人】 一代皇帝

　　 　　當我匆匆忙忙地走進中央電視臺時，已經(jīng)是滿頭大汗了。抬腕看了看表，比約定的時間遲到了5分鐘。 　　張國立已經(jīng)先到了。當我一邊擦汗，一邊為遲到而連聲道歉時，張國立一張嘴，耳畔立刻傳來了電視里聽慣了的那種萬歲爺?shù)目跉猓骸八∧銦o罪，坐吧！”一句玩笑話，把我逗樂了。
　　
　　冒名頂替的鐵路工人竟是童工
　　
　　我出生在天津，可長在咱們北京，父親在鐵路上工作。我7歲那年，就跟著父親去了陜西渭南。我小的時候，總覺得我們家住的房子比別人家的大。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后來我到了貴州的凱里才知道，原來父親是干部，當時被稱為走資派。
　　我上初二那年，父親就安排我參加工作了。當時我心里感到非常奇怪，為什么別的同學不去工作，而單單我去工作呢？
　　原來，我是頂替哥哥的名額走進鐵路工人行列的。當時鐵路上對待職工有照顧，能解決職工子女的就業(yè)問題。鐵路上分配給我們家一個招工指標，這個指標本來是打算安排我哥哥的，可他到北京當兵去了。我們剛把他送上火車，招工的通知書就下來了。父親不愿意讓這個指標作廢，就讓我頂替了哥哥的名額，我小小的年紀便去了貴州凱里。
　　我是1970年走上工作崗位的。盡管自己年紀小，可干起繁重的體力勞動來，卻一點兒也不比大人含糊。扛起水泥、沙子、石頭子兒往攪拌機里倒，那活兒分量可不輕啊！多重的體力勞動我都能承受，無法承受的是別人對父親的不公。我參加工作以后才知道，父親已經(jīng)被打成了走資派，正在本單位接受勞動改造。他離我工作的地方有十幾里地，我每兩個星期去看他一次。
　　我到單位不久就發(fā)生了這樣一件事，一次我去看望父親，他正在那里燒鍋爐�？傻綍r間了水還是燒不開，他過去的司機田伯伯，給了他一桶機油，讓他把機油往煤里倒，這樣能把火燒旺點兒。我父親按田伯伯說的做了，有人看到后竟然罵我父親。我當時年輕氣盛，他罵我父親我能不急嗎？抄起捅火的通條就沖了上去。要不是我父親死死抱住了我，我非把罵人的那小子捅死不可。
　　這件事之后，父親和我長談過一次。他的神情特別嚴肅，他告訴我這是一場運動，很多挨整的干部都有類似的經(jīng)歷，也都是這個樣子。他說如果我不聽他的話，就不讓我去看他了。那次談話，他給我講了許多我原來根本不懂的道理。
　　這次談話之后，我變得比以前沉默多了。
　　
　　火線救場讓我成了演員
　　
　　我在鐵路工地干了一年多力氣活兒以后，1971年我便報考了鐵道部成都第二工程局文工團兩年制的學員班。經(jīng)過兩年的學習結業(yè)后，文工團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相中了我。指導員趙阿姨說，我的普通話說得不錯，讓我當報幕員。我有點兒不愿意，但父親說服了我。他說宣傳隊是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有問題干部家里的孩子是不能承擔這項工作的。你能進宣傳隊，說明我也快被解放了。經(jīng)父親這么一說，我就痛痛快快當上了報幕員。
　　我在鐵路上干活兒時，每月48斤的糧食定量，我吃得一點兒不剩。到文工團以后編制算干部，定量一下子減了21斤，只剩下27斤了。這點兒定量哪夠吃呀！團里有一位大姐經(jīng)常給我飯票，可還是不夠吃。在好長一段時間里，我默默地忍受著饑餓。后來實在是餓得扛不住了，我就找到文工團領導，要求重新回到鐵路工地去。團領導感到很奇怪，我只好把實情告訴了他們，團領導這才恍然大悟。大家伙兒紛紛把家里富余的糧票給了我，這下可好，我一下由窮小子變成了富翁。那年頭兒，糧票的作用可大了，可以當錢用，我除了填飽肚子，還能拿糧票換雞蛋吃。
　　那年頭兒，全國大唱革命樣板戲，我們團排演的是京劇《杜鵑山》。有一次，演主角的老師病得很厲害。團領導犯了難，演出的日期早就通知下去了，全局的工人同志們都要來看演出。我看領導犯了難，就自告奮勇地找到領導說我能上。領導也相信我行，可和我演對手戲的那位老師信不過我，我們倆走了一次臺，他才放了心。這位老師也是對藝術精益求精的人，我能理解他。
　　那時我年輕好學，沒事總在舞臺一角，認真地觀看老師們排演。那些臺詞、那些動作，早就爛熟于心了。通過這次火線救場，我成了團里的主要演員。當時我只有22歲。
　　
　　第一次觸電當群眾演員
　　
　　我第一次觸電是在1975年。當時西安電影制片廠正在拍攝一部以鐵路工人為題材的影片《紫云山下》，我們文工團的演職人員承擔了這部影片的群眾演員。這第一次“觸電”，對我的影響可不小，我對表演藝術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
　　到了這個時候，我才明確認識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懂得的東西太少了。要想成為一個出色的電影演員，沒有深厚的文化基礎和專業(yè)知識肯定不行。于是我開始四處拜師。
　　當時有一位老師叫邊迅仁，他給我開了一個必讀書目的單子，我找到我們文工團資料室主任去借。有些書人家不讓拿出來，我只好把自己關在資料室里，一杯開水、一個饅頭，一本接一本地讀書。那時候，我的心全沉進書里去了。我想要靠苦讀來彌補自己的不足，我就怕別人看不起我。
　　讀書是理論學習，在理論與實踐結合方面，邊老師也在認真地指導我。我們看完戲后，他總是讓我談談這個戲的特點，哪位演員演得好，讓我談談看戲后的總體感覺。
　　1982年成都鐵路文工團被撤銷后，我被調入了四川人民藝術劇院。當時我在四川已經(jīng)有了一點兒小名氣，被稱為“西南第一小生”，擔任了四川省青聯(lián)常委，省戲劇家協(xié)會理事等一大堆頭銜，可我關心的仍然是自己的表演藝術。1987年我憑著在話劇《朱麗小姐》中的出色表演，還獲得了那個年度的“梅花獎”。
　　我第一次在首都劇場演出，就好像在夢里一樣。在我的感覺里，這里太神圣、也太神秘了。這是至高無上的藝術殿堂呀！燦若群星的那些老藝術家們，都曾經(jīng)在這里演出。
　　演出前，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誡自己：要鎮(zhèn)靜，一定要鎮(zhèn)靜。直到整場演出結束之后，我都不知道戲里的臺詞我說對了沒有，哪些臺詞漏掉了，自己的發(fā)音是不是準確？來看演出的戲劇界領導，那些老藝術家們，那些戲劇界的大腕們，對我的演技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我獲得了“梅花獎”。
　　我沒想到，當時的劇協(xié)主席曹禺先生來看戲了，他竟然約我到他家里去。曹老用毛筆給我寫了一個條幅：“一個偉大的人有兩顆心，一顆心流血，另一顆心寬容�！彼�還用鋼筆在我的演出節(jié)目單上寫道：“你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是異常成功的，觀眾將會長久地記住你精湛的演技�！辈茇�先生的字現(xiàn)在仍然擺在我的辦公室里。
　　1988年，我和葛優(yōu)、梁天、馬曉晴一起，走進了導演米家山執(zhí)導的影片《頑主》。這部片子迅速在全國走紅，我希望和這部影片一起走紅，成為影視界的大腕。
　　然而命運卻和我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以上提到的三位都紅了，惟獨我沒有紅。你問我自己當時的感覺怎么樣，我一點兒也沒有沮喪。我相信自己的實力，相信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演員。只是知道我的導演太少了，所以那時找我拍片的人特別少。
　　
　　流浪京城并不輕松
　　
　　我到北京的目的，只是想和鄧婕在一起，并沒有想在北京有什么發(fā)展，北京影視明星一堆一堆的，在這兒混簡直太難了。
　　我和鄧婕在四川就認識了。當時她就知道小有名氣的張國立，可我并不知道鄧婕。后來才知道她在《紅樓夢》里飾演王熙鳳，我們倆常在一起聊《紅樓夢》，聊著聊著就認識了。
　　剛到北京那陣子，沒有人找我拍戲，生活過得挺艱難的。幫一個朋友寫廣告創(chuàng)意，只要人家用了我的創(chuàng)意，就給我3000塊錢。當時，對于一個剛闖北京的年輕人來說，3000塊錢已經(jīng)不算少了。
　　后來我又幫另一位朋友搞配音，也能多少掙一點兒錢。我在30歲以前，跟著父親跑了不少地方。陜西話、四川話、山東話都能說一些。那位朋友開導我說，大錢咱們掙不了，就掙點兒小錢，幫我搞點兒配音吧。
　　于是，在《大決戰(zhàn)》這部影片的方言板里，我分別用河南、陜西、山東、四川四種方言給四位領袖人物配音。后來領導上還是決定用普通話，我的這些配音隨之作廢。我做配音掙了點兒小錢，扣除稅金外，每天能掙到60元。
　　1988年，我走入了人生的低谷。鄧婕拍完《紅樓夢》以后，成了大紅大紫的明星。而我這個“梅花獎”的得主，竟成了打短工的流浪漢。有人說，有錢的男人才稱得上是男子漢，沒錢的男人是“男子難”。1988年闖蕩京城的我，成了地地道道的“男子難”。我到北京后兩手空空，又加上和如日中天的大明星在一起，我的心里有壓力，一點兒都感覺不到輕松。鄧婕當然知道我的經(jīng)濟狀況，她經(jīng)常給我錢。我是北方男人，花女人錢的滋味兒不好受，心里的落差太大了。鄧婕是個聰明的女人，她給我錢的時候總是小心翼翼，生怕碰痛了我的自尊。她也積極地向導演介紹、推薦我。那些日子，我的情緒糟透了。因為一件小事，我們吵了一架：我說我的事你不要管，我早晚能混出來。
　　
　　走南極九死一生
　　
　　1988年底，我選擇了一個危險和充滿挑戰(zhàn)的機會：登上了“極地號”南極科學考察船，乘風破浪直奔南極。我忘記了寒冷，忘記了危險，一心一意去選擇一條富于挑戰(zhàn)、富于艱險的人生之路。
　　我選擇去南極，與我的婚姻有極大的關系：我和前妻是在文工團認識的，我們倆在一個團，大家都彼此了解，太熟悉了。說起我們倆能夠結合，這里還有一段小插曲呢。有一天一頭毛驢受驚了，瘋了一樣地狂奔，嚇得所有的女孩子都往人身后躲，她躲在了我的身后，我擺出了絕不后退半步的姿勢。
　　這之后我們倆就好了起來，一年以后就結婚了，后來有了兒子張默。我去南極時，我們倆的婚姻已經(jīng)名存實亡了，但是還沒有辦理離婚手續(xù)。我臨走時對她說，我要去南極掙回一筆錢，掙回的錢全都交給你，用這筆錢撫養(yǎng)我們的兒子。
　　和我同去南極的共有7個人，負責拍攝建設中山站的全過程。我們的具體任務是拍一部3集電視連續(xù)劇《長城向南延伸》，一部紀錄片和一部風光片。我們的科教船剛到達南極，便遇到了突如其來的冰崩，船頭被巨大冰塊崩開個大口子�？茖W家們被首先轉移到陸地上，船員們一個也沒有離開。指揮長要求黨員沖在前邊，沖在船頭最危險的地方，把崩開的大口子堵上。當指揮長大聲問誰是黨員時，一個個不同的鄉(xiāng)音便爭先恐后地喊道：我是黨員，我是黨員，我是黨員……
　　我長這么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么感人的場面，眼淚不由自主地流了下來。我不是黨員，但也要沖在最前邊，要把船員們英勇堵漏的場面用鏡頭真實地記錄下來。
　　有一天，一陣南風吹過后，我們驚奇地發(fā)現(xiàn)，船頭、船尾的冰突然間裂開了一條縫，我們走入了冰區(qū)。整個甲板被巨大的冰塊擠得發(fā)出吱吱嘎嘎的聲音，恐怖極了。山一樣的冰塊，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把我們這只小船撞碎。船長當機立斷，讓船只在冰縫間全速前進。我們的船只駛進了30海里，才走出了冰區(qū)。謝天謝地，我們終于脫了險。
　　在去南極的140多天里，我們隨時隨地都會有生命的危險。在山一樣的冰塊面前，我們的這只小船太小、也太單薄了。當冰塊靠近我們的小船時，船只就會被擠得發(fā)出可怕的聲音。我在想，我們的船只是不是要出現(xiàn)危險了？所以，我抓緊一切機會拍下了許多照片。我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危急時刻，我會把相機扔到隨行的直升飛機上去。就是我不能說話了，我也要讓我的照片說話。我要用我的照片告訴活著的人們，“極地號”上的船員們都是一批真的勇士。
　　當我邁進50歲門坎時，回首往事，南極之行是我人生中最波瀾壯闊的章節(jié)。這140天的行程告訴我，生命是最重要的。除了生命，別的東西都不重要了。什么名呀、利呀，都沒法和生命相比。
　　由于船上人少事多，每個人都必須身兼數(shù)職。我除了集導演、演員、攝像、攝影于一身之外，另一個任務就是攪拌石料。這是我十幾年前的老行當了，也算是重操舊業(yè)。南極24小時都是白天，休息的時間太少了。那里的天氣特別寒冷，攪拌好的水泥馬上就得用，不用一會兒就凝固了。
　　在那難忘的140天里，我們都是快節(jié)奏地工作著。在南極，除了工作之外，我們忘記了一切。把生死、危險置之度外的人是崇高的。當“極地號”駛出南極，返回祖國途中，當大家伙議論著應該給誰評幾等獎時，我才實實在在地感覺到，我們又從神圣、崇高回到了現(xiàn)實生活之中。
　　南極之行歸來后，我立了個二等功。
　　我和前妻的婚姻畫上了句號。我們雖然不是夫妻了，但還是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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