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典型中國ＮＧＯ的生存現實】現實型的典型特征包括

　　NGO與政府的關系，決定了NGO的現實處境，也決定了我國內地公民社會的未來命運。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災害和5?12汶川大地震讓中國人看到TNGO(非政府組織)的力量�；钴S的NGO是一個國家形成公民社會的前奏，也是判斷政府開放程度的信號。但在我國目前國家與社會的權利分配格局中，政府仍占據主導地位，NGO還沒有贏得獨立自主發(fā)展的空間。這意味著，NGO的生存和發(fā)展與政府的態(tài)度和行為密切相關。NGO與政府的關系，決定TNGO的現實處境，也決定了我國內地公民社會的未來命運。
　　
　　“身份危機”
　　
　　在中國滋根北京總部的辦公室里，武方(化名)侃侃而談，這個留著短發(fā)、戴著眼鏡的25歲女孩，有著超出同齡人的冷靜和淡然。雖然在滋根工作不到2年，但她從大一就開始接觸NGO方面的工作，用她的話說，畢業(yè)后投身NGO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中國，滋根算是“入行”最早的NGO之一。1996年，中國滋根鄉(xiāng)村教育與發(fā)展促進會就在民政部正式登記注冊。國內對NGO組織實行雙重管理體制，先必須找到一個業(yè)務主管單位，然后才能在民政部注冊中國滋根就“掛靠”在教育部國際教育交流協會下�，F在，想成為這樣“名正言順”的NGO已非常難了武方說，中國滋根雖然沒有中國青少年發(fā)展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等的“官方背景”，但是“國家承認”的，與如今眾多的“草根NGO”比起來，至少沒有“身份危機”，是一種“中間狀態(tài)”的NGO。有數據統(tǒng)計，目前中國的NGO只有10％是經過正式注冊的。
　　
　　有學者建議對NGO的管理要由注冊登記制向備案制轉變，并在申請手續(xù)、稅收等方面給予相應的優(yōu)惠政策。在美國，申請登記非政府組織只要填寫一份有關基本信息的申請表和繳納手續(xù)費即可，90％的申請都會得到批準。在澳大利亞，合法的非政府組織的所有收入，包括商業(yè)性收入都可以免稅。
　　
　　錢從哪里來
　　
　　合法的身份與NGO的經費來源是緊密相連的。草根NGO很難從政府那里獲得資金支持，基本上靠組織者的個人資金或社會捐贈來維持運轉。清華大學NGO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在中國，政府對NGO提供的資源支持不到30％。那些已經注冊的NGO也處于“自生自滅”的狀態(tài)，除了統(tǒng)一的年檢之外，政府對NGO的組織和制度建設幾乎沒有任何必要的評估和督導，更沒有相應的經濟支持。
　　在當前的財政管理體制下，NGO要從政府部門獲得資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NGO在政府的財政賬戶里沒有“戶頭”，所以NGO接受財政體系的撥款沒有順暢的渠道。國際上，很多國家采取政府購買NGO服務的方式，對NGO的撥款有的占50％以上。
　　中國滋根與國內大多數NGO一樣需要自負盈虧，在每年五六百萬元的活動經費中，來自美國滋根的援助占了80％，國內主要靠個人捐款，普通工薪階層比較多，來源龐雜。為了將不必要的費用降到最低，中國滋根將辦公地點定在了北六環(huán)的一個小區(qū)里，100平方米的套間，除了幾臺電腦和一排書架外，幾乎沒有別的設施。
　　武方告訴我們，2000元的工資也僅夠她每月的花銷，像朋友聚會等場合她也較少參加了。滋根要求對每一筆花銷都做到清晰可控，但很多時候，在農村開張正規(guī)發(fā)票是很難的，這一點上，員工們不免有些抱怨。
　　在現實的經濟壓力下，滋根的人員流動性很大。武方說，現在很多NGO從業(yè)者30歲以后就轉行去做其他工作了，國內NGO的工作人員中女性居多，也是這個原因�，F實的困境常常給理想主義的熱情潑一瓢冷水，如果不能吸引專業(yè)的高素質人才長期工作，將影響到國內NGO的可持續(xù)發(fā)展。
　　
　　合作與博弈
　　
　　在中國，政府既是NGO的管理者，又是NGO所需資源的供給者，還是NGO的影響對象。有專家認為，非政府組織應重視與政府建立良好的關系，因為政府掌握著豐富的社會公共資源，建立和保持與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可以獲得組織發(fā)展所必需的政策支持、思想指導、技術和資金。但另一方面，在與政府接觸的過程中，又不免出現需要迎合政府需求的時候，使NGO從他們起初計劃的目標和使命中轉移。
　　中國滋根總共只有十五六個工作^員，在山西、河北等省的重點項目縣，滋根會派駐一兩個常駐工作人員，還會發(fā)展一些當地退休人員或熱心人士做基層聯絡員。負責打工子弟學校和農民工活動中心項目的小高告訴記者，很多村民和農民工在被問到需要什么時，常常脫口而出“需要錢”。這種直接的方式一開始讓小高很不適應，因為滋根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扶貧組織，它致力于理念和精神的傳播，而改變人的固有印象總是困難和緩慢的。
　　實際工作中的阻礙并不只是這些，武方告訴記者，地方官員的政績思想是更大的障礙，他們往往希望滋根能“給大錢、辦簡單的事”，最好是能出成果的事，像修個操場、建個教學樓等，但滋根希望從當地村民最基本的需求出發(fā)，花錢少、受益面廣�！爱斔麄儾徽J同滋根的理念的時候，合作就變得很困難，溝通成本也會很高”，武方說，2008年在北方某個縣做文體器材項目時，就遇到了這樣的情況。當地希望滋根給10萬元，“把一個重點學校武裝起來，足籃排都有，建成跟城里學校一樣”，但滋根覺得這樣太奢侈，希望把有限的資金用于更多的學校和教學點上。多次談判交涉之后，雙方都做了妥協。武方說，“滋根在當地畢竟是個外界資源和力量，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圖辦事也不現實�！�
　　在NGO工作的大多是年輕人，想法比較單純，而一些地方官員對當地的情況更了解，他們有自己的考慮，也很精明即使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NGO也不想被牽著鼻子走。從2007年起，該縣就一直想讓滋根資助修建一個小水庫，但滋根經過評估后認為，修建山地水窖更實惠經濟。該縣起初拒絕接受這個提案，經過一番長期的博弈，2008年12月，該縣最終接受了滋根的建議，2009年開春，山地水窖項目就會開工。
　　
　　政府的擔心
　　
　　NGO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對從業(yè)人員的自覺性要求很高。武方告訴記者，在2007年10月的一個項目中，她和小孫負責為北方幾個項目點采購15萬元的體育器材，商家按“行規(guī)”要給他們10％的回扣，武方和小孫最后把這筆錢用在了采購更多的體育器材上。武方說：“這是回答自己內心的一個選擇�！�
　　但武方他們也常常陷入困惑之中。NGO的工作很難量化，而且滋根致力于辦實事、做小項目，不搞華而不實的“秀”，這樣員工的工作量很大，又不易見諸成果。小高說，有時候做了很多，很辛苦，到頭來沒有人了解；來自外界的一些不配合和質疑更讓他們覺得委屈，“和大家想象得不同，在NGO工作成就感很小，來自別人的肯定也不多。”小高說，特別是剛畢業(yè)的年輕人，心氣比較高，很容易感到失落�！霸贜GO工作了兩年，最大的收獲就是在矛盾中尋求到了和諧”，武方淡淡地說。
　　另一方面，國內NGO組織之間各自為政，相互競爭甚至指責的情況時有發(fā)生。在中國滋根最先進入的幾個貧困縣，后來陸續(xù)有其他NG0組織進入，為了避免資源消耗，滋根撤出了最初的幾個“陣地”。
　　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是國內NGO發(fā)展的元年，十幾年來，國內NGO的發(fā)展突飛猛進，但也出現了良莠不齊的現象。一些NGO存在較濃的政績思想，“做秀”成分比較多，或是急功近利，過多地著眼于短期目標，沒有長期的組織戰(zhàn)略管理。還有一些草根NGO內部組織建設很不規(guī)范，很多都是“一人堂”的局面，一個人的獨斷專行使得整個組織喪失了民主的氣氛，如果財務監(jiān)管不力，很容易滋生腐敗現象。很多草根NGO仍處于自發(fā)、松散的狀態(tài)，缺乏良好的決策程序。
　　一些專家認為，政府之所以對NGO的管理一直偏嚴主要是擔心民間活動失控。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NGO研究所所長鄧國勝指出，政府的規(guī)制能力不強，加上NGO自身的公信度不高，兩方面的因素決定了目前NGO的管理如果放開，難免陷入混亂。更有少數人打著NGO的旗號招搖撞騙，也使政府在放開管制的措施上更加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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