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勒【用半生相伴馬勒】

        發(fā)布時間:2020-03-25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4月4日晚,吉爾伯特?卡普蘭(Gilbert Kaplan)在上海大劇院領(lǐng)銜演繹了馬勒的第二交響曲。這位超級票友、曾經(jīng)“打不準拍子的冒牌貨”,目前已成為“最專業(yè)的業(yè)余指揮家”。他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的“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為止全球最暢銷的馬勒唱片。
          
          一百多年前,馬勒的音樂在維也納首演時,外界回應(yīng)的是一幅諷刺漫畫―指揮側(cè)過頭,對空蕩蕩的臺下發(fā)問,“觀眾都上哪兒去了?”一個聲音答,“都站在舞臺上了!瘪R勒交響樂的鋪張、繁復(fù),由此可見一斑。
          這位夾在晚期浪漫派和現(xiàn)代音樂之間的人物,歷來被認為是一個“過渡者”。馬勒作為德奧系的古典繼承人,光芒遠被勃拉姆斯和布魯克納所遮蔽;盡管他被十二音體系的開拓者勛伯格供奉在私人的神龕,卻仍有演奏家將他斥為“魔鬼”。拋開批評界的冷遇不談,甚至連他的妻子阿爾瑪也曾挖苦,“馬勒的交響曲難以卒聽,他的作曲遠不及指揮才華!
          馬勒在世時的名望,更多建立在指揮上。他有“彪羅(瓦格納的御用指揮)之后最偉大的指揮”之稱,而作曲家馬勒重新進入公眾的視野,要到他謝世60年之后!榜R勒第五”的“柔版”,被意大利導(dǎo)演威斯康蒂選作《威尼斯之死》的電影配樂,豎琴撥動下弦樂營造的聲潮,成了馬勒被公眾記取的縮影。一個比較老套的段子,說是一位好萊塢制片人驚聞此曲后,問“這是誰作的曲,我要找他訂份合約”。
          斯人已逝百年,除了電影配樂演奏會上的“柔版”,馬勒的作品仍鮮有在國內(nèi)公演。今年四月,為紀念馬勒逝世100周年,上海愛樂樂團在上海大劇院上演了馬勒第二交響曲(別稱《復(fù)活》)。而被請來擔綱這次演出指揮的,是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物:最專業(yè)的業(yè)余指揮家吉爾伯特?卡普蘭。
          一曲定終身
          上海愛樂樂團的樂手們在排演前一周拿到的《復(fù)活》曲譜,是由馬勒基金會出版的最新校勘版。而馬勒基金會的創(chuàng)始人,正是卡普蘭。他于1984年以重金從荷蘭基金會拍得“馬勒第二”曲譜手稿,精心比對馬勒的日記和信函后復(fù)原的這個版本,號稱高保真地“再現(xiàn)了馬勒的音樂意圖”,這也是超級“票友”卡普蘭向馬勒百年紀念日的獻禮。
          曲譜上用鉛筆標滿了記號,從節(jié)奏到音樂色彩,精確到每個小節(jié)。在上海的排演中,卡普蘭逐頁翻過粘滿了黃色便簽條的譜子,口中喃喃著具體到小節(jié)編號的指令“第316小節(jié),Crescendo”。樂手面對他略顯僵挺的身子,夾著兩臂小幅揮舞,猶如被馬勒的音樂拉回遠處!榜R勒是需要拉開距離聽的,就像長城這樣的宏幅巨制,非從一個遠視距的俯拍角度,你不能領(lǐng)略到它的氣象。”上海愛樂樂團的首席小提琴黃國真如是說。
          以指揮為業(yè)的馬勒,作為一個作曲家,常被時人謔為“半吊子”。而卡普蘭拿起指揮棒,則完全是半道出家。他24歲第一次聽到馬勒時,已經(jīng)是一個年輕的百萬富翁。但在此之前,他所接受的所有音樂教育,加起來是不到三年的業(yè)余鋼琴課。1960年代,他創(chuàng)辦的金融雜志《機構(gòu)投資者》在華爾街攪得風生水起,甚至到了1998年,他還頂著美國商貿(mào)代表團的頭銜訪華。
          馬勒擊中了他的哪根神經(jīng)?讓他在1960年代決然放下回報優(yōu)渥的金融出版工作,輟業(yè)18個月突擊學習指揮,以執(zhí)棒馬勒的交響曲為畢生追求?ㄆ仗m曾對古典樂評人布萊希特說,“你肯定知道,我熟識的那些人每天早晨起來就會問自己,今天我能賺多少?那是他們唯一的動力。而我的動力變成了賺錢之外的其他東西!
          眼前這個年過七十的老頭,戴著一副基辛格式眼鏡,自顧茫然地說,“要知道,我愛上馬勒時,他剛從人們的遺忘中蘇醒,‘馬勒第二’更是一支生僻的演出曲目!笨ㄆ仗m樂于把他與馬勒音樂的相遇比作“一見鐘情”。但現(xiàn)在他相信,自己歷久彌堅的婚姻就是對馬勒音樂“一見鐘情”的旁證。
          在24歲那年,他滿世界兜轉(zhuǎn)著聽“馬勒第二”的時候,就在倫敦王家音樂大廳“一曲定終身”,當年那個鄰座的女孩日后成了他的妻子;而當日演出的倫敦愛樂樂團,在三十多年后完成了他執(zhí)棒下最成功的版本,創(chuàng)下了18萬張的銷量。
          “馬勒第二”是卡普蘭四十年的“業(yè)余指揮”生涯中唯一一部交響樂全曲,他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的“馬勒第二”版本,是迄今為止“全球最暢銷的馬勒唱片”。讓老頭頗為自得的是,“伯恩斯坦說過,要是在歐洲尋找接替他的“馬勒第二”指揮,我是他能想到的第一人!
          
          “打不準拍子的冒牌貨”
          卡普蘭在歐洲先后執(zhí)棒了倫敦愛樂、維也納愛樂等名團后,重返美國,他的第一站是紐約愛樂交響樂團。讓他沒有料想到的是,在這座城市,他遭遇意想不到的敵意。
          紐約愛樂樂團作為全球馬勒演出的重鎮(zhèn),有過馬勒親自執(zhí)棒的輝煌歷史。要這幫眼界極高的演奏家聽命于一個“票友”,自然難買賬,卡普蘭甚至被譏為“一個連拍子都打不準的冒牌貨”。
          在那次罷演風波中,提琴手Peter Kenote不留情面地說,“卡普蘭的指揮,在最好的情況下就是不出錯,最糟的情況下簡直就是可笑,紐約愛樂不該遷就某位‘票友’。”另一名樂手Finlayson甚至在博客上公開質(zhì)疑,卡普蘭是通過向樂團捐錢而換取了執(zhí)棒的機會。
          舊事重提,卡普蘭在那副基辛格式的眼鏡背后,掠過一絲疲倦。他更愿意拿馬勒當年初到美國的遭遇來說事:馬勒的首演曲目瓦格納的《特里斯坦》,在大都會歌劇院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但托斯卡尼尼的到來,迫使他出讓一部分自己的保留曲目。即便如此,后者還是對馬勒所推崇的“指揮上的靈活性”嗤之以鼻,并且終身拒演馬勒的作品。
          “靈活性是馬勒所要求的,從字面上說它意味著一定的自由度。樂手拿到最初的樂譜后,就必須做自己的工作。”當卡普蘭聽說上海愛樂樂團的部分樂手在排演當日才剛拿到曲譜時,整個身子蹭地從沙發(fā)上坐直,“這可不行,馬勒是極其復(fù)雜的!
          對于像紐約愛樂這樣的頂尖樂團,指揮的這種“放任”讓演奏歸于音樂自身的邏輯,卡普蘭也承認“好的樂團幾乎是不需要指揮而能讓音樂流淌”。但對于上海愛樂這樣初演馬勒的“新手”,卡普蘭式的“放任”,就容易流于平庸的照“譜”宣科。上海愛樂的多位樂手也有此體會,“卡普蘭對樂譜摳得很細,但演出時氣場不足!
          好在紐約愛樂的不愉快經(jīng)歷,絲毫沒有影響到卡普蘭四處為馬勒布道的熱情。他喜歡引馬勒的話來自嘲,“我確實是拿頭去撞墻,但是會砸出一個洞的將是墻而不是我。”年過七十的他,每年仍保持三到四場與不同樂隊合作的馬勒音樂會,并把自己的曲目庫小心翼翼地拓展到了“馬勒第五”的“柔版”樂章。
          古典音樂詮釋的“曲無定版”,和對一支曲子理解的差異,在這短短的8-15分鐘里,達到了極致。這是一支纏綿的愛欲之歌,但也經(jīng)常作為葬禮音樂演奏!叭岚妗睒氛碌氖指,是當年馬勒贈送給未婚妻阿爾瑪?shù)亩ㄇ槲铩懽鞯谖褰豁懬鸟R勒,在卡普蘭看來,馬勒正處在人生得意的頂峰!暗麑懴碌牟皇乾F(xiàn)實的生活境遇,而是對宿命的預(yù)感!弊髑掖撕蠼(jīng)歷了喪女之痛、愛妻阿爾瑪和包豪斯的創(chuàng)始人羅格庇烏斯的婚外情。如此人性化的音樂詮釋,被《紐約時報》的樂評人Steve Smith認定為是卡普蘭版本的馬勒受到大眾追捧的原因。
          只是當卡普蘭站在上海大劇院的指揮席上,面對那些對馬勒所知甚少的中國聽眾,他那拘謹而擺幅微小的揮棒中所隱藏的對馬勒大半輩子的一往情深,已經(jīng)沒有多少人能窺得到了。當號角動機奏出的時候,他一揮臂,好像依然要凌空逮住那個信號,這聲從四十年前就在他的命運上方響起的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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