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世界一流中小學] 雙一流

　　中國高校的發(fā)展正處于一個“大躍進”的階段。據(jù)統(tǒng)計，1998年中國的大學招生數(shù)還只有107萬，到2005年已經(jīng)有500萬左右，不到10年，升學率從9％上升到21%。這種大躍進趨勢對高等教育本身的貢獻有多大不甚清楚，但它的財政后果卻令人擔憂。前一段，媒體曝光說吉林大學欠貸30億，引發(fā)許多高校都紛紛出來“哭訴”。
　　其實，高校的財政危機只是整個社會缺乏“財政問責體制”的一個表現(xiàn)而已。它與政府給一些效率低下的國企“有去無回”地砸錢異曲同工，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更糟：國企產(chǎn)品競爭力如何市場馬上就可檢驗，教育質量如何檢驗清楚就要難得多；國企缺乏競爭力還可以重組，高校哪這么容易重組？如果說公共投資的一個弊端是“財政軟約束”，那么高校財政體制就是這個“軟約束”里最軟的環(huán)節(jié)之一。高校管理層大約也正是因為看透了這一點，所以才抱定一種“我請客，你買單”的態(tài)度搞大躍進。
　　高校這種“我請客，你買單”的輕浮態(tài)度，正好與政府“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政績觀一拍即合，導致了大量公共資源稀里糊涂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國的基礎教育投資稀缺；另一方面，我們成天嚷嚷著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211工程”，“985工程”，錢嘩嘩地往高校倒�！耙涣鞔髮W”的愿望雖然美好，但我總覺得有點家里這邊還缺米下鍋、那邊就非跟鄰居比誰家計算機配置更先進的意思。
　　就在中國這些年忙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時候，美國近年的一個重頭戲卻是“建設世界一流中小學”。
　　美國的中小學教育和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似乎是一個連續(xù)譜的兩個極端。中國孩子是作業(yè)和成績的奴隸，美國則似乎相反，孩子作業(yè)少課業(yè)簡單放學早……一個極端固然不好，另一個極端也未必好。調查表明，美國中小學教育質量不佳。2003年OECD（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的一個報告指出，38個被調查國家中，美國15歲學生數(shù)學能力排24，科學能力排19，閱讀能力排12，解決問題能力排26。這樣一個一心“領導”世界的國家，怎么能聽任自己的中小學教育淪為“二流”呢？
　　“不讓任何孩子掉隊”（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就是在這背景下出臺的。它是聯(lián)邦政府針對公立中小學的一場教育改革，2001年底國會通過，2002年初由布什簽署，實施已經(jīng)5年。
　　這場改革的宗旨是：讓公立學校對公共資金負起責來。其核心舉措是以標準化考試對3-8年級學生的閱讀和數(shù)學能力進行年度檢測，以此衡量公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如果學校連續(xù)兩年不能改進教育質量，那么就應該允許學生轉到別的學校去。如果連續(xù)5年沒有改進，就可能更換該校管理層。該法案還包括其他的重大舉措，包括加大聯(lián)邦政府的教育投資，考核教師的水平，給教師的“上崗”設立一個門檻等等。
　　這場教育改革的本質，可說是“將競爭機制引入計劃經(jīng)濟”。美國教育部聲稱，此項教育改革5年來成效顯著：9歲兒童過去5年的閱讀能力提高程度超過之前28年的總和，為1971年來最高點；數(shù)學能力也是1973年以來的最高點；9歲黑人和西班牙裔兒童的數(shù)學能力達到新高，白人學生和有色人種學生差距縮到歷年最小。
　　當然，這項改革也不是沒有阻力。最大的阻力，來自于教育系統(tǒng)內部。這其實不難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產(chǎn)品就行了，現(xiàn)在你非要加一道質量檢驗的程序，還要考核我的技術水平，我當然不樂意了。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這項改革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一些州為了“出成績”，刻意壓低本州考核標準；比如，不少老師抱怨這種考核方式只是鼓勵“應試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學生們的水平……不過，這些批評很大程度上是技術性的，對“公共教育質量應該有評估”這個核心，并沒有太大爭議。
　　其實，民主體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公共資源的使用要對公眾負責。讓貪官污吏公款吃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業(yè)上，如果對這些錢花的效果不聞不問，一味砸錢“連個響都聽不到”，同樣是一種浪費。事實證明，公共教育是投資問題，但不僅僅是投資問題。如果沒有對教育質量進行考核的問責體制，再多的錢都可能打水漂。雖然考核體系可能強化教育中的“應試”成分，但是別忘了，美國的國情并不是孩子們背著小山一樣的書包起早貪黑地做作業(yè)，而是孩子們下午3點就放學書包都用不著背青少年中吸毒懷孕暴力事件層出不窮。這項改革的目標并不是用學習成績來決定學生的未來，而是用考核教育質量來督促校方盡責盡職。
　　就在中國忙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時，美國卻在忙著建設世界一流中小學。中國的某大學又上了某大學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過我總覺得先吃飽肚子再跟鄰居比較計算機配置更合情合理。況且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視基礎教育也很合算。據(jù)統(tǒng)計，教育投資的社會回報中，初等教育回報最大，高等教育回報反而最小，發(fā)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初、中、高教育的社會收益率分別為23％、15％和11％。道義上就更不用說了，如果說建成幾個“世界一流大學”是為中國錦上添花，那么加強基礎教育則是雪中送炭。政府的職責到底是錦上添花還是雪中送炭，我覺得，這事兒沒什么好討論的。
　　
　�。ㄗ髡呦倒�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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