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興華之死 邱興華

　　 　　邱興華沒有等到這一天。他或許是中國最后一個不經(jīng)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就被押上刑場的死刑犯。 　　年終歲末，離人思歸，有一些人卻不會歸來了――這其中有邱興華在2006年7月殘殺的11條人命，也包括殺人者自己。
　　2006年12月28日上午，陜西高院刑庭開庭宣布維持一審判處邱興華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的判決，邱興華當日被押赴刑場執(zhí)行槍決。
　　“殺人者死”，相信古法的人，大抵可以從這條判決中得到安慰。用時下流行的術(shù)語說，邱興華案經(jīng)司法介入，終于達致“實體正義”。然而，也有人對這個案子的審理過程持有異議。邱興華的妻子相信丈夫可能患有精神疾病，一些法學界人士認為邱興華可能患有精神疾病，長期從事司法精神病鑒定的人士也認為，邱興華可能是精神疾病患者――以上對邱興華精神狀況的判斷，無一例外，都是“可能”――那么，邱興華到底有沒有精神病?需不需要對邱興華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做不做鑒定，由誰決定?鑒定的結(jié)果對判決有何影響?這些問題經(jīng)媒體提出，最終指向一個詞：“程序正義”。
　　這個詞并不陌生。2003年，這個詞因為沈陽人劉涌戲劇化的命運不脛而走，2005年，這個詞又因為湖北人佘祥林戲劇化的命運再次為人所知。劉涌、佘祥林、邱興華，不管他們是善還是惡，有罪還是無辜，他們的命運都曾經(jīng)或者可能因為這個詞發(fā)生轉(zhuǎn)折。他們的命運普及了我們對這個詞的認知。然而在邱興華押上刑場之后來看，在這三個震動全國的大案里，我們對“程序正義”的認知是異常復雜，乃至含糊不清的。
　　在“劉涌案”中，許多人一度視“程序正義”為“司法腐敗”的托詞。部分法學學者以“刑訊逼供有違程序正義”為由，反對對劉涌的死刑判決，惹來群情激憤，視其為替“黑社會老大”脫罪，激起的民憤遠較邱興華殺人更甚。
　　事隔兩年，面對“余祥林案”時，輿論經(jīng)歷了一百八十度大轉(zhuǎn)變，學界與民間在“刑訊逼供有違程序正義”的問題上形成了共識。程序正義在佘祥林案中的缺席喚醒了一個經(jīng)驗：在“實體正義”的旗號之下，如果沒有程序正義的保障，正義往往被偷梁換柱，變成不義的淵藪。
　　關(guān)于程序正義的共識在2005年底形成了高潮。各大媒體評點當年的大事，這共識被視作中國司法制度和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性事件。
　　然而僅過了一年，事實證明，恐懼使人憤怒，從中產(chǎn)生的反思卻不能持久，恐懼甚至不能讓人變得更加理性。
　　從法律上來說，邱興華“有病”還是“無病”，裁定權(quán)在司法精神病鑒定機構(gòu)，而給不給邱興華做司法精神病鑒定，決定權(quán)在于安康市中院和陜西省高院。法學界人士發(fā)出的公開信中，除了呼吁為邱興華進行精神鑒定，還提出應反思由法院決定是否進行司法精神鑒定的體制。從前者來說，“邱興華案”考驗了當事法院和法官有沒有踐行“程序正義”的勇氣，從后者來說，“邱興華案”考驗著我們的司法制度保證“程序正義”的科學性。但是事情不止于此。邱興華，這個中年矮小的男子――有媒體將他稱作“殺人惡魔”，他的命運在考驗我們有沒有接受“程序正義”的理性。
　　瀏覽形形色色的網(wǎng)友在一位法學界知名人士博客上的留言可以得知，一些人在“邱興華案”中淡漠程序正義的速度，正與我們在“佘祥林案”中接納它的速度一樣快。在佘祥林案之后，我們反對程序正義的理由，正與我們在佘祥林案之前相同。事情又回到了原點。
　　判決下達之前，邱興華是問題；死刑執(zhí)行之后，他是答案。
　　或許我們應該記住這一天：2006年12月28日。再過3天，2007年元旦，最高人民法院將全面收回死刑復核權(quán)。邱興華沒有等到這一天。他或許是中國最后一個不經(jīng)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復核就被押上刑場的死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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