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者是這樣煉成的:百煉成神小說

　　封筆前，柏楊在《柏楊曰》自序中寫道：不為君王唱贊歌，而只為蒼生、為一個“人”的立場和尊嚴，說“人”話。 　　 　　“野生動物” 　　 　　“柏楊為什么好像跟政治的關系那么密切？關心社會、國家，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tǒng)，柏楊屬于社會關懷很強烈的人。那時內(nèi)憂外患，讀書人很少養(yǎng)尊處優(yōu)、只管琴棋書畫，我想，那時他的事業(yè)就在憂國憂民上”，2008年1月26日，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柏楊的夫人張香華解釋，柏楊跟政治的關聯(lián)，跟他關心國家命運的情懷緊密相關。
　　張香華強調(diào)，柏楊不愿參加任何黨派，柏楊對政治的評判也“不是站在哪個黨派的立場上”，而是基于“理性、尊重”的個人立場。
　　對于過往，在《柏楊回憶錄》中，柏楊有過梳理。為晚年柏楊執(zhí)筆撰寫《柏楊回憶錄》的臺灣陽明大學教授周碧瑟曾感慨，柏楊的一生充滿傳奇，“知道他成長的環(huán)境與過程之后，較能了解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
　　柏楊的父親郭學忠，曾當過一任河南省通許縣縣長，后改業(yè)經(jīng)商，從事花生進出口生意；他的母親在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柏楊自喻童年如“野生動物”般，遭繼母毒打及虐待，只知自己出生于1920年，甚至不知自己的生日是哪天。
　　他一生也沒有在一個學校畢過業(yè)，“從小學到大學，每一個學校如果不是被迫離開，就是被學校開除”；名字亦多次更改，小時候叫郭定生，初二被百泉縣立初中開除后，郭定生改名郭立邦，考入河南省立開封高級中學。那時，他的父親與繼母已吸上鴉片。
　　1937年，“七七事變”后不久，高中二年級的柏楊投考了設立在南陽的河南省軍事政治干部訓練班，結業(yè)后，他被保送到設于武漢左旗營的軍屬委員會戰(zhàn)時工作干部訓練團（簡稱“戰(zhàn)干團”），戰(zhàn)干團是國民政府為阻截風起云涌奔向陜北的青年潮所設立的收容機構。在此期間，柏楊“集體宣誓加入國民黨”，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時，興奮過頭，竟“忘了舉槍”，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有一天回到輝縣，可以向鄉(xiāng)親們夸口”。19歲的他甚至下定決心，“愿為領袖活，愿為領袖死”。
　　1938年，父親依據(jù)傳統(tǒng)禮俗，安排柏楊與年長其3歲的輝縣女孩艾紹荷結婚，這是柏楊的第一次婚姻，亦帶給他“終身歉疚”，兩人生下一女，乳名冬冬。后艾紹荷改嫁，且不久作別人世。
　　其后，柏楊匆匆告別第一位妻子艾紹荷，到了位于戰(zhàn)時陪都重慶的國民黨培養(yǎng)干部的基地“中央訓練團”，當時的柏楊“最感榮耀的一件事，是和蔣中正躲在同一個防空洞”。
　　柏楊一心想上大學，但沒有高中畢業(yè)證，1942年，他買到一份甘肅省立天水中學二年級肄業(yè)的假證書，考取省立甘肅學院（蘭州大學前身）法律系，一年后被拆穿，遭大學開除。
　　1943年，柏楊流落重慶，與同鄉(xiāng)、國民黨中央團部消費合作社女職員崔秀英相識并結合，這是柏楊的第二次婚姻，兩人生下一女崔渝生，乳名毛毛，后因時局動蕩，天各一方。
　　當時柏楊在重慶的戰(zhàn)區(qū)學生招致委員會任職，此機構負責分發(fā)從淪陷區(qū)逃到重慶的流亡學生，柏楊順便“分發(fā)自己”，將一名流亡學生“郭大同”的證件涂改成“郭衣洞”，并將“郭衣洞”分發(fā)到東北大學。自此，“郭衣洞”這個奇特的名字一直伴隨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大喜若狂的東北大學的同學們在唯一的廣場燃起營火，大家只呆呆地站在那里，沒有語言，沒有聲音……柏楊心里懷疑起來：“這些大學生為什么沒有一個人高歌？為什么沒有一個人跳舞？傳統(tǒng)文化真是一個大醬缸，不要說不識字的小民，即使是高級知識分子的大學生，一個個也被醬成干屎橛、醬蘿卜�！�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為完成東北大學學業(yè)，柏楊與第二位妻子崔秀英及次女毛毛作別，趕赴東北。1949年，柏楊跟隨國民黨敗退的路線一路南下到上海，機緣巧合，孑然一身的他最終跟著“老長官”吳文義一路到臺灣。
　　
　　因言獲罪
　　
　　“我想柏楊年輕時有政治理想，到臺灣后，他對政治的理解發(fā)生變化，參與政治的意識也淡泊了，做了一個較單純的文人；他對蔣家政治也有他的失望和反思，常在文章中冷嘲熱諷”，北大中文系教授、柏楊雜文系列的主編陳曉明告訴《新民周刊》記者。
　　初到臺灣的柏楊歷經(jīng)坎坷，人海茫茫，舉目無親；其后因收聽北京電臺的廣播，被稱“匪諜”而入獄。
　　也是在臺灣，29歲的柏楊與第三位妻子齊永培結合，并喜獲二子城城與恒恒，“我們曾經(jīng)過了三四年的平靜日子，永培樸實、勤勞、節(jié)儉”，柏楊回憶，但“兩個人的性格發(fā)生嚴重沖突”，他總結，“這是一個錯誤的婚姻”。
　　其間，柏楊加入由蔣經(jīng)國創(chuàng)建的“救國團”，“救國團”被外人稱為“太子門下”，“從此，大家把我歸類為蔣經(jīng)國的人”，柏楊自述；但同時，他在“中國青年寫作會”任總干事，除上班時候外，都在寫他的反映當時臺灣民生不易的小說。
　　1958年冬天，任“救國團”高級職員（副組長）的柏楊認識了靜宜英語專科學校學生、中興大學教授倪渭卿之女倪明華，這場愛情，使柏楊“跟永培仳離，和整個社會作對”。
　　柏、倪二人組建了一個平靜的小家庭，婚后第二年，女兒佳佳出生，此前，所有的孩子早與柏楊疏遠，佳佳成為當時的柏楊“唯一的親情慰藉”。為維持家庭，他始以“柏楊”之筆名進行雜文創(chuàng)作，持續(xù)十年，其間結識了生死相交的美國匹茲堡大學物理學博士孫觀漢先生與讀者陳麗真。
　　但惡運從天而降。1967年夏天，柏楊接下《中華日報》家庭版翻譯《大力水手》漫畫，有一幅畫的是波派和他的兒子流浪到一個島上，父子競選總統(tǒng)，發(fā)表演說，開場時，波派說，“Ｆｅｌｌｏｗｓ……”，這個詞，被柏楊信手拈來，譯成“全國軍民同胞們”，此為當時蔣介石發(fā)言中常見的對民眾的稱呼，留下聯(lián)想空間。1967年1月2日，《中華日報》刊出這幅漫畫，最終觸怒臺灣當局，以“侮辱元首”、“通匪”等罪名于當年3月4日，從家中“帶走”柏楊。
　　因言獲罪的柏楊當時對蔣經(jīng)國仍心存幻想，他在給倪明華的信中一度提及，“蔣經(jīng)國主任是非必明”。在被調(diào)查局調(diào)查時，柏楊的口供“無法使特務們滿意”，最凄慘之時，他曾遭毒打、誘供；他并不清楚自己犯了何罪，看到起訴書后，終于明白，“蔣經(jīng)國要殺我”。
　　入獄后，倪明華終與柏楊勞燕分飛，兩人結束十年婚姻，柏楊為此曾絕食21天。他感悟，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現(xiàn)在什么都沒有了，過去四十年，只是一場漫長的夢”。
　　入獄是考驗，亦是分水嶺，讓柏楊對政治、世相、人情冷暖等均有了然領悟。
　　長達9年26天的身居囹圄，在簡陋的牢房中，柏楊開始寫史，他堅持完成《中國歷代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中國歷史年表》及《中國人史綱》三部書稿，他在狹小的天地中構思，“我建立我自己最基本的史觀，就是我為小民寫史，而不是為帝王將相寫家譜；我想突破兩千年以來被視為正統(tǒng)的、以朝代為單元的體裁”。
　　出獄時，別的獄友“不希望把霉氣帶回家”，柏楊卻是把每一樣有監(jiān)獄標志的東西，都當作珍貴的紀念品，“小心翼翼地裝進行李袋”。
　　
　　浪漫、實際
　　
　　在臺灣文化大學教授史紫忱先生做東的一次聚會上，出獄后的柏楊認識了小他近20歲的女詩人張香華。翌晨，張香華回到學校辦公室，就赫然發(fā)現(xiàn)了柏楊的一封信。柏楊的表白迅速，當張香華說，“我不知道能給你什么，你從牢獄里出來，不能再受任何打擊……”柏楊的反應“像閃電一樣快”，他說，“我從不怕任何打擊！”幾乎就在同時，張香華“已決定要嫁給他”。
　　1978年2月4日，柏楊與張香華結婚，他們不但是夫妻，而且是朋友。柏楊曾感嘆，身經(jīng)百劫，有幸娶到張香華，是“上帝總結我的一生，賜下的恩典”。而在張香華看來，柏楊是一個既浪漫又實際的男人，“只是，他常常把浪漫和實際的時間、地點顛倒而已”。
　　張香華曾為柏楊作詩《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我愛的人在火燒島上，沒有美麗的青山、溪流，沒有碧水漣漪，只有惡濤巨浪……”
　　兩人相處，許多故事。一次，張香華大發(fā)脾氣，惡狠狠地兇了柏楊一頓，自己過會卻忘了，看見柏楊垂頭喪氣地坐在書房里，一動也不動。張香華問，怎么了？柏楊說，“你一生我氣，我覺得做人都沒意思了”。
　　在1985年，柏、張成婚8年之后，張香華偶然替柏楊整理書桌，發(fā)現(xiàn)大疊由對岸寄來的信函，開始時張香華以為是對岸的讀者，接著她發(fā)現(xiàn)，這批信函實際為兩批，字跡不同、對柏楊的稱謂也不同，一位稱他作“父親大人”，另一位稱他為“親愛的爸爸”，這立刻使張香華了解到，這是柏楊失散多年的兩個女兒從內(nèi)地寄來的，一個姓郭，一個姓崔（女兒從母姓）。
　　發(fā)現(xiàn)這個事實時，正是凌晨3點，半夜，回到被窩，張香華發(fā)現(xiàn)柏楊是醒著的，沉默的。張香華開玩笑地跟他說，“我會看相的，你這一生會有五個妻子！”之前，張香華只知，柏楊在入獄時已有過兩次婚姻，她以為自己是柏楊的第三任妻子，如今突然多出兩位內(nèi)地女兒，她以為自己是他的第四任妻子。沒有料到，柏楊居然說，“你就是那第五位！”
　　在柏、張的新書《男左女右》中，對柏、張二人這些相識、相處細節(jié)有過描繪。再如，被問及：若可變成卡通角色，想變成誰？
　　柏楊答，想變成大力水手――永遠英雄救美；張香華答，想變成獅子王。
　　當被問及：若時間可倒流5年，最想完成哪些偉大成就？
　　柏楊答，想翻譯《續(xù)資治通鑒》；張香華答，最想健康平安。
　　對于晚年柏楊無法跟子女團聚的遺憾，張香華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用了“順其自然”四字。
　　事實上，出獄后的柏楊很想跟子女聯(lián)系，但他不得不感嘆，“我自己造成的家庭破碎，雖然在以后的有生之年，一直想辦法彌補，但仍然失敗。尤其是佳佳，這個我把所有的兒女之愛都堆到一人之身的小女兒，使我受到最大的創(chuàng)傷”。而朋友，在柏楊看來，更是“一貧一富，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至老不休
　　
　　“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十年歷史”，柏楊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益發(fā)深刻。
　　柏楊曾形容自己好比童話中那個不識趣、說出“國王沒穿衣服”的小孩。學者陳曉明評價柏楊是一個中國歷史文化的批判者，“他對中國歷史文化‘愛之彌深，恨之愈切’，只有對傳統(tǒng)文化非常關切、對中國人懷有非常高的期望，他才會批判、揭示它的問題所在”。而柏楊圖書在大陸出版的總策劃朱洪海強調(diào)，柏楊提及的國人的“丑陋”，20年后仍未改觀，因此“20年后，中國大陸讀者應靜心重讀《丑陋的中國人》”。
　　許多讀者傾向于將柏楊跟李敖作比，因為二人都曾因文獲罪，都是筆耕不輟。陳曉明認為，二人特色不同在于，柏楊的歷史批判更有激情，李敖則更為冷峻。
　　2006年至2007年間，柏楊的《柏楊品三國》、《柏楊品秦隋》、《柏楊白話版資治通鑒》、《中國歷史年表》、《柏楊曰》等著作在兩岸再版，均為常銷書。
　　讓柏楊老友王榮文，臺灣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印象最深的是，柏楊的思想中始終貫穿著對自由、人權與平等的考量，“這貫穿了柏楊性格的全部，他一生在追求這樣的東西，不管他做小說創(chuàng)作、關懷弱勢，或對歷史重新詮釋、想做人權教育，他對人的關懷是一致的”。
　　在王榮文看來，即使到今天，柏楊已垂垂老矣，躺臥病榻、行動不便，他仍用學習的心情，不斷跟朋友交談；并且，“他一直在思考、在寫作，只要他拿起筆來。他說，希望作家是死在書桌上�！�
　　1988年秋，柏楊離鄉(xiāng)近四十年后重返大陸，專門取道上海，上海是柏楊四十年前最后離開的城市；柏楊說，“大陸可戀，臺灣可愛，有自由的地方就是家園”。2006年冬，柏楊更將57箱手稿和物品捐贈給北京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朱洪海被張香華看作他們在大陸的代言人，他清楚地記得，一次在與柏楊在其臺北新城的家中聊天時，談及柏楊故鄉(xiāng)河南輝縣，柏楊當時講了一句，“我小時候，我們家鄉(xiāng)一到秋天，柿子下來的時候，滿樹都是通紅通紅的，特別好看！”（本文圖片均由張香華女士提供。感謝本刊實習生張益清對本文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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