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錄上海_紀錄片上海男籃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大家都在說上海這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徐喜先卻是系統(tǒng)記錄了這些變化的。然而,要讓別人意識到其史料價值,似乎并不容易。 前段時間在書店里看到兩本攝影作品,一本叫《最憶是江南》,另一本叫《百變上!贰杀緯际2004年出的,攝影家是父子倆:徐喜先和徐建榮。書中一半是黑白照片,一半是彩色照片,每兩張照片拍攝的都是同一地點,左右并置放在一起,只是時間相隔20年或30年。黑白的照片上,有上海郊區(qū)小鎮(zhèn)的老街茶館,有野外的蘆葦小河,古橋小舟,有石庫門房子里的日常生活,生煤爐刷馬桶,有蘇州河上的駁船,河邊的工廠等等。而彩色的照片上,更多的是馬路,房子和建筑。
最近,在浦東嶗山新村一個不起眼的老公房里,我找到了今年66歲的徐喜先。這套租來的房子不大,里面的桌椅家具都非常簡陋,與我想象的攝影家的工作室相去甚遠。徐喜先笑著說:“什么攝影家呀,我以前是賣米的,一直在虹口區(qū)糧食局里工作,我愛人是賣醬油的。”
于是,閑聊中,他講起賣米的經(jīng)歷,講到如何發(fā)明“發(fā)米機”,徐喜先似乎更津津樂道,也更為自豪。然而,我還是要把話題拉回到照片上來,一個普普通通的工人,如何會40多年不間斷,走遍了上海的各個角落,拍了4萬多張照片?
“怎么會?因為我喜歡出去玩。出去玩了,回來說給人家聽,人家不相信,所以就想,如果用照相機拍些照片回來,給別人看,別人不就相信了么?”
其實,第一次從城里去鄉(xiāng)下,是他14歲時。那年小弟弟病重,藥只有在江灣才有賣的,于是,作為長子的他前去買藥。當時的江灣還是農(nóng)村,以后,他就被農(nóng)村風景吸引,有時間就去玩,采蘑菇,摘木耳,越走越遠。1964年,上班兩年后他用省下來的60元錢買了臺二手相機,從此開始了他的“攝影”生涯。他利用工休日,踏遍了上海各個角落,行程3萬余公里,并且記錄下50余萬字攝影游覽筆記。
這些照片雖談不上是藝術(shù)巨作,但其史料價值,在高樓聳立的今天卻很重要。大家都在說上海這幾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徐喜先卻是系統(tǒng)記錄了這些變化的。然而,要讓別人意識到其史料價值,似乎并不容易。
雖不能說徐喜先家徒四壁或一貧如洗,但可以看出,他們老兩口生活得很拮據(jù)。到如今,他那4萬多張照片,只印出了7000多張。2004年那兩本書剛剛出版時,也沸沸揚揚過一陣子,但是不久就冷淡了。雖然現(xiàn)在還會有媒體來采訪他,但是那些膠卷,還都被蓋在大毛巾下面,在收集灰塵和濕氣。我很驚詫,竟然沒有什么博物館或上海歷史的收藏機構(gòu)與他聯(lián)系?我們有這樣那樣的文化基金,我們在花無數(shù)個億拉動內(nèi)需,我們在搞世博,難道就沒人能撥給他一小筆資金,讓他繼續(xù)整理其他的照片?
聽徐喜先講拍照經(jīng)歷,更是聽上海舊風俗。他講奉賢道院鎮(zhèn)熱鬧的茶館,人們工余飯后在茶館吃茶,看舟行河上。他講如何搭中國第一條商業(yè)鐵路淞滬鐵路的火車去采蘑菇,50年代末從寶山路到江灣車票是7分錢,到吳淞1角3分。他還講奉賢莊行鄉(xiāng)潘墊村的古橋太平橋,“文革”中,“太平”二字太過封資修,鄉(xiāng)民們?yōu)榱俗o橋,就用鑿子鑿平“太平”二字中的三點,把它變成了革命的“大干橋”,一座古橋就這樣保存了下來。
1952年至1970年,徐喜先和家人生活在虹口久耕里,最擁擠的時候,他家17平方米的房子里住著他和父母、弟妹、妻兒10個人。后來單位分配給他吳淞路30多平方米的住房,家里才略顯寬敞。1969年兒子出生,3年后女兒出生,巧手的徐喜先就在屋內(nèi)搭了兩個閣樓,其中一個當暗房用。他在那里放印整理照片以及記錄拍攝游歷過程。這個房子去年拆遷后,徐喜先和老伴才搬到浦東,借來的房子,閣樓暗房不能隨便搭了。
坐在徐喜先家的小飯桌邊看他的舊照片,聽他講故事,突然讓人覺得,在這個世界里,人人都拼命地想生活得更好更富有,像徐喜先這么一個如此執(zhí)著地追求、又能如此平淡與世無爭的,實在是太少了。
難怪介紹我去認識他的朋友要說:“徐喜先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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