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給的一萬與應該給的一億

　　精英是否就該過得比大眾強？這本來不是什么問題，當然應該強嘛。然而，正是這個不成為問題的問題卻成為當前一個熱點話題。

　　前不久，經濟學家蕭灼基先生針對山東日照市建設教授花園，講了這么一句話：“改革開放后的90年代中期，我們有一位經濟學家說，如果到了本世紀末，北大教授還沒有別墅汽車，就是改革的失敗”。蕭先生口中的那位不知名的經濟學家，當年很可能只是隨便調侃幾句，不會想到多年后還真的被經濟學界權威當作衡量改革成敗的“國標”。蕭灼基先生的話打開了與精英待遇相關的其它鏈接。據(jù)說在一次全國性會議上，朱鎔基先生以一國總理的身份，說中國不缺錢，缺的是人才，當場大聲疾呼留學海外的人才回來。不知是不是為了“貫徹落實朱總理講話精神”，今年，上海，杭州等地紛紛出臺鼓勵留學人才歸國創(chuàng)業(yè)的優(yōu)惠政策。杭州市政府給“海龜”們每人8000美元啟動資金，上海市政府出手更大方，“優(yōu)待俘虜”的標準升格為1.2萬美元。從而也就把精英們送入了聚焦燈的強光下。

　　本來，善待精英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民族的優(yōu)秀分子不是多得用來出口換外匯，而是少得必須大力開發(fā)加引進。但由于我們在善待精英的尺度上出現(xiàn)了混亂，一提善待就好象怎么善待都不過分－－廣東為了善待精英，在人大政協(xié)會議上有些人甚至擬議要突破國法框架給予碩士夫婦生二胎的特權，從而導致連應不應該善待也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我認為，當前在善待精英上有兩點有待厘清：怎么處理精英與非精英的平等國民地位？優(yōu)待精英到什么份上才是真正的“善”？

　　處理好精英與非精英的關系并不需要很大的學問，即使不認真去怎么處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也會處理好的。要處理好的是，在精英與非精英之間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如何介入。精英與非精英完全平等是不值得追求的，這已是社會共識�，F(xiàn)代精英區(qū)別于非精英的特質是擁有建立在高學位教育基礎上的高智商，把精英與非精英強行按在一條板凳上，會導致反智主義盛行，造成人才這種稀缺資源更加稀缺，導致民族整體素質退化。但精英與非精英說到底都是同一個社會里的平等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國民待遇。這點決定了對精英與非精英必須提供平等的機會和平等的起點。機會平等，起點平等是程序公正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市場競爭得以有序運作的保障。從平等國民待遇的道理上講，上海、杭州等地方政府既然給“海龜”們以巨額啟動資金，就應該給予“本地龜”－－比如來本地打工的民工以同等的機會，保證“參與博弈的所有國民必須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如果不能提供同等的啟動資金，這項政策就是把非“海龜”們當作二等公民對待，是歧視其他國民。

　　善待精英到什么程度才是善待？我國的足球球員薪金向國外高薪球員看齊，爭相漲薪，已經成為制約足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以北大教授為例，教授們的工薪主要靠財政。若是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達到允許北大教授拿到足以置房購車的高薪，足以趕上和超過哈佛牛津教授的高薪，那個自然不在話下，但現(xiàn)在全國按625元／人、天（即每人每天不足2元，約合24美分左右）的脫貧標準計算，仍有近一億貧困人口。我絲毫不嫉妒教授們過上好日子。但是，教授們的收入多多少少要每天全部所得不足2元的人們作納稅人外加納費人才可保證。這種情形下，以教授們是否有車有樓作為改革標準，但顯得不近情理。換個角度來講，北大教授也不能僅以身份作為理當擁有汽車別墅的理由。畢竟，北大教授也只是萬千平凡人中的一員，他并不因為任職北大的教授就“百大”了。如果將善待與身份掛鉤，有了這個身份的人一律都應待得善而再善，無異于人為制造一個新的知識特權階層。我認為國家對人才的激勵，在制度安排上應該著眼于實用，要通過薪酬分層體制促進科學文化取得實質性進步，制度本身應有利于推動精英們走向市場，走向社會。要鼓勵教授先生們作出成績來，實行績效工資，比如通過寫出好書拿高額稿酬。對于一些基礎科學，人文科學，不可能簡單地用市場價值來衡量的行當，也要借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根據(jù)有無創(chuàng)新和其它可度量的指標來區(qū)別對待。應該善待的是成就而不是名份，根據(jù)成就大小來決定善待的程度。像袁隆平先生，王選先生，前者的水稻良種讓13億人個個受益，后者拿到了激光照排的原創(chuàng)知識產權，引發(fā)一場漢字出版業(yè)的革命，中華科學文化教育方方面面都受益非淺。對他們，別說汽車別墅，即使給他們一個億，誰會嫉妒？程序公正并不要求結果平等。不同的努力肯定會帶來財富的差別。那些“海龜”們如果通過自己的努力從市場上拿到巨額財富，他與民工或其他社會成員的收入出現(xiàn)巨額差距就是合理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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