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歷史和歷史的判斷

　　近來，有關中國歷史，歷史教科書和歷史人物的爭論，以各種方式爆發(fā)出來，涉及的不僅是正史，近現(xiàn)代史，而且還有歷史觀，好不熱鬧。其中，爭論尤其激烈的是如何看待歷史，以及決定了如何看待歷史，就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前者，我暫且稱之為判斷歷史，后者則涉及社會過程作為歷史在我們心目中作出了什么“集體性的判斷”。

　　為了方便說明，先從如何看待歷史開始。爭論中國歷史教科書的朋友們時常舉出對義和團的歷史描述作為例子，說明迄今為止對這段歷史的歪曲，篡改乃至斷章取義，都是因為站在了一個實用的角度來看待和對待歷史造成的。因為社會主義革命需要動員勞動人民，尤其是下層勞動人民，所以，必須從歷史上歌頌勞動人民；
因為必須歌頌勞動人民，尤其是歌頌勞動人民的勇敢與反抗精神——畢竟沒有勇敢與反抗的精神，就不會有任何形式和意義的社會革命發(fā)生——所以，類似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的歷史事件就從描述一開始被定性為“勞動人民”的行動，由此規(guī)定只能歌頌，不能詆毀。其余的，我們作為現(xiàn)代時代的見證人都知道了，無需贅述。在確定了造成對歷史的歪曲和斷章取義的時侯，本來我們應該因此發(fā)問：既然如此，我們是否需要警惕在對歷史作出判斷之前，或者在對歷史作出描述之前，首先選定我們之所以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實用性何在呢？

　　試看北大在線燕園評論上有關的討論，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這樣預設立場，預設實用，然后去看待和判斷歷史的事情，并不少見。一位名叫袁偉時學者，開宗明義指出，現(xiàn)在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中國人自己的歷史，為的是更好地應對全球化，據(jù)稱這樣的全球化是“順我者昌，逆我者困”，接下來，袁先生更明確地指出了重新作出對歷史的判斷的實用意義，它在于：

　　“正確處理國際關系，是完成現(xiàn)代化這個歷史重任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外交政策總的說來是比較理性的。如果我們的學校通過教科書不斷向小公民進行非理性的鼓動，與正確的抉擇背道而馳，說不定那一天一定會嘗到無法預料的苦果。

”

　　毫無疑問，這樣實用目的的道德合理性很難受到質疑。闡明重新判斷歷史與達到這樣實用目的的關系，雖然在袁先生文章當中，囿于篇幅限制，無法展開論述，但袁先生說中國學生是“吃狼奶”長大的，這實在聽來嚇人，也很形象地說明了學生接受片面歪曲的歷史教育可能會造成的惡果。問題在于：想當年從事類似歪曲歷史，篡改歷史，對歷史斷章取義的人們當中，又何嘗缺少過類似袁先生這樣的“憂國憂民”的人呢？又何嘗缺少過立志用對歷史的正確判斷，教育人民，發(fā)動人民，組織人民的“志士仁人”呢？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都還記得人們要我們千萬不要忘記的一句話：“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這和“吃狼奶”長大，于是僅只學會了仇恨，特別是仇外這樣的因果判斷，又有什么本質上的區(qū)別呢？倘使我們真正從以“憂國憂民”出發(fā)，中經(jīng)對歷史的“正確判斷”，最后達成了充滿仇恨的這段近現(xiàn)代史當中，應該汲取什么教訓的話，難道重新考量人們對歷史作出判斷的預設目的，預設實用性，不應該在我們的考量范圍之內嗎？

　　假如我們容許不加限制地對歷史作出判斷的預設目的與預設實用的話，我們會不會在歷史當中去追尋有利于我們的預設目的和實用的材料，而對不利于我們的材料或者刪繁就簡，或者指責當年的歷史學者“具有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所以未能真正看待在歷史事實背后的真正“歷史涵義”呢？我以為這樣的危險實在不能低估。預設了歷史應該證明中國只有走向世界，才能發(fā)達，自然會強調盛唐時期中國人之大度，晚清時節(jié)，統(tǒng)治者之封閉；
預設了中國的經(jīng)濟只有和世界各地的，尤其是經(jīng)濟技術發(fā)達的地區(qū)保持交流，自然我們會歌頌“鄭和下西洋”的故事；
在通俗文化當中預設了中國需要雄才大略，眼光不俗的皇帝大臣，于是“雍正大帝”“康熙大帝”一類不倫不類的電視劇，就可以整晚上整晚上地占領文藝舞臺，也不問稍微內行的人是否笑掉大牙！現(xiàn)在，袁先生預設了中國人如果只知道“義和團是愛國拳民”，而不知道他們實際上也是一群“愚氓”，野蠻落后的象征，他找到的史料足以佐證這樣對歷史的判斷，我深信不疑。我不大敢于相信的是他怎么去處理那些對他預設這個目的不利的史料。袁先生固然可以充分證明說“清政府暗地鼓勵拳民和外國人作對”，但他敢不敢于面對清政府也曾“真心實意”要去依靠洋人們的事實與史實呢？袁先生固然可以理由充足地說明“清政府不遵守國際合約，以致很愚蠢地遭致西方列強本來可以避免的懲罰”，但我未曾讀到他例舉清政府遵守國際合約，但西方列強依舊不依不饒的事例，不知道中國歷史上是的確未曾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呢，還是這樣的史實對袁先生的預設目的不利，所以袁先生寧可學一學我們老祖宗孔夫子“述而不作”的傳統(tǒng)，悶聲發(fā)大財了呢？假如是后者，我們這些“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的人，是不是又要不寒而栗，準備著什么時侯忽然發(fā)現(xiàn)：原來袁先生也是如此，所以大呼上當了呢？起碼我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

　　問題可以由此追問下去。不僅對歷史的判斷可以預設實用性，而且也可以預設歷史的時空比較。不太久遠以前，曾有人洋洋灑灑地援引史料說明：中國的農業(yè)文明因為很早就脫離了海洋乃至脫離的貿易，所以造成了農業(yè)文明典型的心理，比如封閉，落后，不思進取，于是才有后來中國的落后。這樣判斷歷史的人，不斷援引的不僅是中國史，也是世界史，特別是西方世界史。但就在他們考證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歐洲奴隸貿易形成對馬克思后來所說的“資本原始積累”的作用的同時，他們用以比較的竟然是中國所有中世紀王朝當中最具疆土拓展性的清王朝，并且對明清之際，中國在國際貿易當中獲得了非常多的硬通貨這個經(jīng)濟史實避而不談。大家都搞世界范圍的貿易，賺的錢不說彼此彼此，至少是相差不遠，為什么一個就能夠獲得工業(yè)革命所需的資本集中，一個就只能在直到1820年上下還是世界第一經(jīng)濟強國的背景下坐吃山空呢？這難道也能夠用是否遠離“藍色文明”來解釋嗎？不可否認的是：這樣對歷史的判斷，可讀性很強。不過，也僅只是可讀性很強而已。

　　類似“藍色文明”的提法當然和袁先生那樣對“義和團拳匪”迄今余毒未滅耿耿于懷還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對歷史作出了新的判斷，而前者據(jù)稱已經(jīng)在援引所謂的“歷史的判斷”了－在別的人那里也可以叫做“歷史的規(guī)律”。

　　和對歷史作出判斷相比較，援引歷史作出的判斷的人，氣度更大，更恢宏。英國當時的清教徒遠渡重洋，到達美國的時侯相信他們是上帝的選民，上帝創(chuàng)造的歷史選擇了他們，讓他們在那片土地上創(chuàng)出一片“新大陸”來。結果是什么呢？在所謂“上帝選擇”和“歷史（也可以成為集體命運）的選擇”鼓舞下，印地安人慘遭屠戮；
北美原有文明橫遭破壞。援引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蘇聯(lián)人，也相信自己找到了歷史作出的最終判斷，遵從這樣的判斷就將無往而不勝。結果大家都知道，不用我饒舌。當年中國的紅衛(wèi)兵小將們何嘗沒有找到“歷史的判斷”的豪邁感覺呢？動不動就要把誰扔進歷史的垃圾堆里去，釘上歷史的恥辱柱，推上歷史的審判臺，讓歷史的車輪嚇倒幾個環(huán)球“嗡嗡叫”的“蒼蠅”之類的話語，不絕于耳。結果大家也都曉得。

　　現(xiàn)在，大家自然聰明了，不叫這些東西了。但我記得老舍先生的「茶館」一劇中有這么一句臺詞說是：“我現(xiàn)在已然不抽大煙了，改抽白面兒啦！”我們現(xiàn)代的“白面兒”是什么呢？會不會就是“全球化”呢？不僅上面援引的那位袁先生，而且比如在北大在線燕園評論上時常撰文的潘維先生也堅信“全球化的不可阻擋”，大有把全球化當成“歷史的判斷”之勢。我對這樣的恢宏心有余悸，不大敢于相信才有最多十幾年歷史的“全球化”，就可以徹底推翻或者更新全人類數(shù)千年的文明史，顯露出“歷史的判斷”來。而既然我不那么信得過這樣的“歷史的判斷”，自然我對在這樣“歷史的判斷”威勢下，瑟瑟發(fā)抖，戰(zhàn)兢兢早從新判斷自己的歷史的人們，暗地中的“敬”或者有之，但明面上一定是“敬而遠之”的。因為正是這些“大人先生”，往往在“歷史的判斷”大旗下，判斷歷史，最終讓我們于今連岳飛是不是民族英雄，秦燴是不是民族敗類，義和團是不是反帝的老百姓，抗美援朝是不是國際主義統(tǒng)統(tǒng)都說不清楚了。

　　最后順帶說一句：有位好心的學友問我：假如在歷史書上寫入“此系公案，未感妄篡”，會不會造成整個歷史教科書統(tǒng)統(tǒng)都不足師法了。我對此的回答是：也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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