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言門”里的明星冤嗎？

　　 　　從“收益與風險對等”的角度看，明星既然分享了企業(yè)的利潤，就理當分擔企業(yè)可能面臨的風險。 　　 　　三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曾為三鹿代言的明星鄧婕、倪萍、花兒樂隊也成了眾矢之的。眾多網友要求鄧婕等人公開道歉，將代言費捐出來為患病嬰幼兒治病。更有一位75歲的重慶老太太，去年喝了三鹿奶粉感到身體不適，現在打算將三鹿公司和鄧婕告上法庭，向對方索賠一萬元。
　　企業(yè)的產品（或服務）出了問題，為產品代言的明星陷入尷尬，類似的案例已有過多起。比如葛優(yōu)為以“植樹造林”之名行傳銷之實的億霖木業(yè)代言，郭德綱為大搞虛假宣傳的某減肥茶代言，都給自己惹了一身騷。與此前爭論葛優(yōu)、郭德綱代言案時的情形一樣，這次圍繞鄧婕等人代言三鹿，人們也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你明星既然為產品代言，且拿了高額代言費，就應該為產品的質量負責，為信賴你的消費者負責，你代言的產品曝出了丑聞，你豈能“獨善其身”？
　　另一派認為，明星沒有火眼金睛，也不是工商局和質監(jiān)局，只要在代言之前盡到了必要的核查義務（如核查企業(yè)的工商登記、稅務登記、產品的合格證等），能夠證明自己不是明知產品有問題仍然為其代言，就無需對問題產品承擔連帶責任。明星們自然持后一種意見，對于自己遭到輿論的責難、網友的圍攻，他們無不大呼冤枉，覺得受到了不公正對待。
　　明星是否要對所代言產品的質量承擔法律責任，或者說要承擔什么樣的法律責任，需要在法理上進一步厘清，在法律規(guī)定上進一步明確，包括在必要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臺有關司法解釋予以界定。在探究法律責任之前，不妨換一個思路，從公平的角度、“收益與風險對等”的角度，看看身陷“代言門”的明星到底冤不冤。
　　明星為產品代言，代言費少則幾十萬，多則幾百萬上千萬，收益堪稱巨大。老百姓調侃說，“X等公民是演員，扭扭屁股就來錢”，就是說演員、明星掙錢比普通人更快、更容易，而相較之下，明星“扭扭屁股”拍廣告，又要比“扭扭屁股”拍戲掙錢更快、更容易。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上天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表現之一就是創(chuàng)造了“炒股法則”――每個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收益與風險成正比，收益越大，風險也越大。一個明星，今天“扭扭屁股”就把幾百萬代言費拿到手，假如明天他代言的產品出了問題，消費者痛罵他，受害者起訴他，輿論譴責他，使他的公眾形象、社會聲望一落千丈，就是他必須承擔的風險――首先是道德風險，當產品出了問題，風險就轉化成為明星必須承受的代價――首先是道德代價。
　　我理解，明星從企業(yè)那里獲取的高額代言費，一部分可以視為勞務（主要是為拍廣告付出的具體勞動）收入，另一部分則可以視為“分成收益”――他的代言提高了企業(yè)的知名度，擴大了產品的銷路，給企業(yè)帶來了滾滾利潤，他從中進行了“提成”。前一部分有限，后一部分則十分可觀。仍然從“收益與風險對等”的角度看，明星既然分享了企業(yè)的利潤，就理當分擔企業(yè)可能面臨的風險，企業(yè)向明星支付高額代言費，原本就是要讓明星和企業(yè)一起分擔風險，如果代言產品出了問題，明星就要被拉出來給企業(yè)“墊背”。
　　企業(yè)愿意花高價請明星代言，是看中了明星知名度高，影響力強，能夠給企業(yè)帶來巨大效益；明星之所以知名度高、影響力強，則是因為他天資條件好，并且為學習、培訓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所以才有今天的身價。明星的身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在演藝市場的身價（片酬），這主要是對明星天資條件及學習、培訓成本的回報；另一部分是在廣告市場的身價，這主要是針對明星為廣告主創(chuàng)造的效益及分擔的風險給予的回報。第一部分體現的是“投入與產出對等”的公平，第二部分體現的是“收益與風險對等”的公平。明星如果只兌現第一部分身價，談不上有什么風險，如果還要兌現第二部分身價，則必然要承擔風險。
　　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很多明星在代言前并沒有想清楚，對代言的風險估計不足，所以代言的產品出事后自己陷于不利，就覺得比竇娥還冤。
　　明星要洗清自己的“冤屈”也不難，像葛優(yōu)那樣把代言費統(tǒng)統(tǒng)“吐”出來就OK了。這樣做好像是割了肉，其實不過是解除了代言產品壓在自己身上的風險，就當拍廣告沒掙著錢，白忙活一場好了，但由此也挽回了自己的聲譽，值得。反之，如果明星既要享用豐厚的收益，又不愿承擔莫測的風險，只想占盡所有的便宜，從身上拔一根毛也堅決不干，試問，天底下總有這等好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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