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學校長邁克爾?斯賓塞　大學永在“創(chuàng)新鏈”最起點

　　一個大學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智慧的寶庫，而不是更多地去掙錢、去牟利或成為一個商業(yè)公司。 　　 　　 　　2008年7月，66歲的數(shù)學家蓋文?布朗（Gavin Brown）教授在執(zhí)掌悉尼大學校長12載之后卸任，空降悉尼大學出任第25任校長的是一張年輕臉孔――46歲的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 Spence）。
　　邁克爾?斯賓塞曾在牛津大學度過20載，他擔任過牛津大學法學院院長，教授法律并主管牛津大學四大分支之一的社會科學部13個學院，并以此項能力直接受命于牛津大學校長，參與涉及整個大學的項目，出任大學委員會成員之一，而他在牛津大學的工作重點之一是積極鼓勵個人及團體募款與贊助。今天，斯賓塞博士掌管了這所自己曾以一等榮譽學位畢業(yè)的百年母校。
　　成立于1850年的悉尼大學是澳大利亞第一所大學，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在2006年10月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悉尼大學位列第35位，其人文學科躋身前五，更擁有堪稱“世界最好的”商學院。
　　2008年，碧空如洗時分，恰在上海訪問的悉尼大學校長邁克爾?斯賓塞博士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獨家專訪，他的言談，激情與雄心滿溢，微笑則溫煦如淺溪。
　　
　　大學不是商業(yè)公司
　　
　　記者：談談你就任悉尼大學校長以來的感受，我覺得這不是一份輕松的工作。
　　邁克爾?斯賓塞：就任悉尼大學校長，我感到非常激動，悉尼大學是規(guī)模宏大，我們大約有3000名教職員工、47，000名學生，涉及各個領域，在研究領域，悉尼大學也在世界領先。我是澳大利亞人，能回到故鄉(xiāng)工作，在這所澳洲的優(yōu)秀大學出任校長，深感榮幸。
　　記者：執(zhí)掌悉尼大學，你感到最難的是什么？
　　邁克爾?斯賓塞：最難的就是如何面對我們已有的成功。悉尼大學在不斷茁壯成長并積極擴張，不僅在數(shù)量方面，而且在質量方面，都有所提升，現(xiàn)在如何確保這么一個龐大的大學致力于研究，是我所面臨的一個最大挑戰(zhàn)，這是一個艱難命題，但我愿意去面對。
　　記者：出任校長以來，你最感擔心的是什么？
　　邁克爾?斯賓塞：像世界上其他所有大學校長一樣，我最擔心的就是資金問題。我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向社會解釋大學的重要性，并能吸引到資金流入大學，不僅在社會募款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政府撥款方面（努力）。怎樣使得大學生存環(huán)境更好？很關鍵的一點是，我們要向納稅人解釋，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所做的研究非常重要。如果納稅人同意，政府自然就會撥款了。
　　記者：校長先生也常常為錢的問題頭疼嗎？
　　邁克爾?斯賓塞：我總是頭疼��！現(xiàn)在除了美國一些非常有錢的大學之外，全世界所有大學都對錢的問題非常緊張。在有錢的大學，研究人員就懶一點，他們覺得無所謂，反正他們有錢，就沒有動力去做進一步研究了；在更沒有錢的大學工作其實更難，因為你總需要不斷去想怎樣工作得更好，在窮的大學，你總是在想如何將研究做得更出彩以拿到更多工資。比如，哈佛大學是非常有錢的大學，我覺得它的研究做得不是很好；但牛津大學是沒錢的大學，我覺得它在研究方面成效卓然�？傊�，更有錢的話，就更不思進取。悉尼大學介于二者之間，不是太窮也不太有錢。（笑）
　　記者：據(jù)說在牛津大學時你就積攢了豐富的募款經(jīng)驗。
　　邁克爾?斯賓塞：我愿意向人講述大學的成就及它與學生的關系等好的方面，在這同時就會有人來投資。按此邏輯，我還是愿意做募款工作。
　　記者：我看到一些媒體報道稱，你在上任之初就呼吁富裕學生應多繳費，而困難學生應獲得資助。
　　邁克爾?斯賓塞：這種說法是個誤解。我們對當?shù)貙W生可能會統(tǒng)一將收費提高，有更多的學費之后，就會有更多的資金去支持貧困生。現(xiàn)在所有的大學都在調高學費，我們沒有特別調高學費。
　　記者：那么在學費統(tǒng)一上漲之后，會有更多政策向貧困生傾斜嗎？
　　邁克爾?斯賓塞：我們現(xiàn)在還沒有具體的新政策，但我將來的一個工作目標就是：確保將來更多的澳大利亞貧困生有能力進入悉尼大學就讀。一個大學更重要的是成為一個智慧的寶庫，而不是更多地去掙錢、去牟利或成為一個商業(yè)公司。
　　
　　教授的決定影響悉尼大學未來
　　
　　記者：出掌這所古老的大學，你認為如何處理好其中舊的保守主義與新的變革思潮之間的關系？
　　邁克爾?斯賓塞：悉尼大學與悉尼這座城市共同成長，有著厚重的歷史感；但跟擁有800年歷史的牛津大學相比，悉尼大學才150多年的歷史，還很年輕。悉尼大學有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我們既保持傳統(tǒng)，又勇于創(chuàng)新。我總是希望將來做得比現(xiàn)在更好。（笑）
　　記者：上任后，你自認推進的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幾項？
　　邁克爾?斯賓塞：我介紹了一種新的規(guī)劃體系，本來學校各科系之間相對獨立，但現(xiàn)在我認為整個學校的發(fā)展不能僅由幾位校領導來決定，研究人員、教學人員應該是學校的靈魂人物，他們的想法、觀點是學校最珍貴、最基礎的財富，他們的研究、學術及他們對學校整個前景的看法非常真實，我要讓所有普通教職員工能參與進來。
　　
　　記者：你希望讓教授們參與大學重要決策嗎？
　　邁克爾?斯賓塞：通常是（校長）要請一些系主任進行經(jīng)常性會談，但因為以往僅限于校長跟系主任之間的交談，而沒有與具體的教學人員進行會談，但現(xiàn)在我開始逐漸實行每個月或定期請這些具體的教職員工一起會談。我想讓每位教職員工產生主人公意識，即他們所做的決定將會對這所大學的未來產生決定性影響。
　　記者：如果你要在悉尼大學推行“牛津模式”尤其是“導師制”，是否不切實際？
　　邁克爾?斯賓塞：不可能模仿的，因為牛津大學人數(shù)較少（約為18，000名），而悉尼大學有太多的學生。
　　記者：2008年工黨政府對澳大利亞高等教育系統(tǒng)進行全面檢查，檢查報告（Bradley Review）中提及悉尼大學的弱項――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問題，你對該問題的回復是，“We can be elite but notelitist”。
　　邁克爾?斯賓塞：是的。在英文中，elite和elitist不是一個意思，elite指非常有智慧的精英人士，elitist指比較高傲、目空一切的人。我希望我們的學生、學者能成為精英人群、世界一流的人才，但我不希望他們成為驕傲、傲慢之人。
　　悉尼大學的個性是永無止境地追求完美。牛津大學跟悉尼大學不一樣，牛津是一個學科全面的大學，除了在高端研究領域很出色之外，他們還開設了許多實際領域的學科，而悉尼大學就沒有，我們主要還是集中在高端研究領域。
　　
　　給大學研究人員體面收入
　　
　　記者：在牛津度過的20年，你自認對你的最大影響是什么？
　　邁克爾?斯賓塞：牛津對我最大的影響是，我遇到了我的太太。我太太是美國人，之后我們有了5個孩子。（笑）
　　從學術方面而言，我認為牛津文化對我的影響主要在三點：首先，牛津在研究領域給予了我大力支持；教育質量方面也很重要，師生關系這一點是我非常看重的；第三，我覺得類似音樂、戲劇、體育、辯論賽之類的學生課余生活非常重要。
　　記者：與牛津大學背負財政赤字相比，你是否會覺得自己很幸運？我知道悉尼大學曾被評為“澳洲經(jīng)濟狀況最好的大學”，作為公立大學，悉尼大學似乎總能得到澳洲政府更多的財政傾斜。
　　邁克爾?斯賓塞：也不盡然，每個大學都有自己面臨的困難，牛津大學和悉尼大學都非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政府撥款，因為大學都缺少經(jīng)費。而且在過去十年間，悉尼大學的資金安排都很妥善，尚未出現(xiàn)執(zhí)行不力的漏洞。
　　記者：目前澳洲政府每年給予悉尼大學多少撥款？
　　邁克爾?斯賓塞：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體系，我們在研究、教學等各方面得到的政府支持都不一樣。澳洲政府每年對悉尼大學的最基本的年撥款大概是14億澳元（目前澳元與人民幣的兌換率約為1∶4）。
　　記者：每年悉尼大學對基礎學科研究投入的比重有多大？我指的是那些并非能馬上帶來經(jīng)濟效益的基礎學科，諸如理論物理學等。
　　邁克爾?斯賓塞：一般而言（對基礎研究學科）有政府撥款支持，大學同時也大力支持這些基礎學科的研究人員，給他們更好的收入，或為他們提供實驗設備等等。
　　記者：作為校長，你認為應該怎樣合理籌集資金以利于大學發(fā)展而又不影響其學術自由？
　　邁克爾?斯賓塞：其實募捐者與我們的大學之間并沒有沖突，他們想做的東西和我們大學想做的都是為了整個社會的更好發(fā)展，但在不同領域他們的要求與我們不盡相同，所以大家需要更進一步的交流與磋商。
　　記者：牛津大學副校長科林?盧卡斯（Colin Lucas，后任校長）講過，最有創(chuàng)業(yè)精神與創(chuàng)造力的科學家脫離大學，最終導致科學研究的貧困；此外，在大學的商業(yè)活動中存在研究異變的危險，科學家對其科學研究成果的態(tài)度會產生變化，太強調可轉化為技術的應用研究可能導致對理論研究的忽視。他對大學“受制于人”問題頗為擔心，你呢？
　　邁克爾?斯賓塞：在科學領域，一開始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想法，但發(fā)展到最后會成為一個非常實際的研究，我們稱之為“創(chuàng)新鏈”，大學永遠都是在這個“創(chuàng)新鏈”的最起點，非常關鍵的是要讓大學的所有研究人員意識到這一點。我們的一些研究有時會創(chuàng)造實際成果或收益，但這永遠都是在商業(yè)科技領域；很多從事純學術研究的人，比如致力于基礎研究的人員，他們還是愿意給大學工作，哪怕賺的錢不是很多。但對大學而言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給我們的研究人員有足夠的工資，給予他們體面的收入。
　　
　　“我會和學生們一起用餐”
　　
　　記者：楊祖佑主掌下的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從1998年至2004年的短短7年間涌現(xiàn)5位教授獲頒諾貝爾獎；悉尼大學有3個諾獎獲得者。關于諾獎的討論很熱，大學校長之間會比較各自諾獎的數(shù)量嗎？
　　邁克爾?斯賓塞：其實諾貝爾獎有點不公平，得獎者肯定是非常出色的、有智慧的學者，但有很多學者也非常優(yōu)秀，卻并沒未榮膺諾獎。得到諾獎固然好，但我們不應該過多地去關注它，我認為諾獎數(shù)量與大學的科研實力完全不能劃等號。上海交通大學有一個有名的世界大學排名，但我覺得這個排名不是很合理，他們評的是你獲了多少獎，但你能否獲獎并非是很重要的指數(shù)，像我的背景是法律，但現(xiàn)在法律學領域就沒有設置諾貝爾獎。
　　記者：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的排名，你注意嗎？
　　邁克爾?斯賓塞：悉尼大學目前在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上的排名還是很靠前的，這一點我非常自豪。但同時我覺得這個排名對專注于教育方面的學校不公平，其實這是個矛盾體，因為許多家長為孩子選學校時主要是看師質、教學水平好不好，但《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排名主要是針對研究類學校，它忽略了教育類學校，而教育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工作。
　　記者：目前你還會給學生上課嗎？
　　邁克爾?斯賓塞：今年不會教課了，因為我剛剛到悉尼大學，但我還是希望明年能繼續(xù)給本科生上課。
　　記者：本科生教育在悉尼大學的教學中占據(jù)著怎樣的分量？
　　邁克爾?斯賓塞：非常重要！世界上有兩種大學，代表之一是哈佛大學，它對研究生領域非常重視；那像普林斯頓大學就對本科生領域非常重視。我們悉尼大學想兩方面都包含，對研究生與本科生領域都重視。
　　記者：你提及希望吸收更多中國學生去悉尼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
　　邁克爾?斯賓塞：我們已擁有眾多能力出色的本科學生，如果我們能有更多高質量的研究生來悉尼大學就讀，將會更好。未來幾年悉尼大學沒有本科生擴招計劃，我希望招收更多研究生，而不是更多本科生。
　　記者：回想你的大學生活，留在你記憶深處的是怎樣的場景？
　　邁克爾?斯賓塞：當然是與我的老師們在一起的時候。（笑）
　　記者：是否直到畢業(yè)，悉尼大學的學生才能認識校長？
　　邁克爾?斯賓塞：我想，學生見到我的機會很多。我們有個公共餐廳，我會和學生們一起用餐，我們能夠經(jīng)常見面；有些學生也會給我發(fā)郵件，告訴我他們遇到了哪些困難，并且畢業(yè)之后我們還保持聯(lián)系。我想，學生是最重要的，教學和研究是一所大學的立足根基。
　　記者：就任校長，對你個人有改變嗎？
　　邁克爾?斯賓塞：從職務方面而言，我沒有感覺自己有特別大的改變，以前我在牛津大學時也擔任較高職務。但因為牛津位于一個比較小的城鎮(zhèn)，現(xiàn)在從牛津到了大城市悉尼之后，我感到生活有了變化，悉尼是一個非常繁忙的國際大都市，節(jié)奏很快，我的生活更緊張了。比如在牛津大學時，我騎自行車上下班，20年來都如此；在悉尼時，我也嘗試著騎自行車去上班，但因為悉尼沒有自行車道，我真害怕不小心會被撞死。（笑）
　　記者：作為校長，截至目前你還有不能決定的事情嗎？
　　邁克爾?斯賓塞：（短暫思索）這是一個好問題。我現(xiàn)在還有一件事情不知道答案，就是隨著學校規(guī)模擴展越來越大，我們還能不能保持質量？面擴大了之后，點上的質量如果不能跟上，會讓我十分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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