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君：英語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

　　武漢大學某教授在一次講演中不無感慨地說到，漢語現(xiàn)在已經(jīng)明顯成為了一種弱勢語言、一種第二階級的語言，甚至說得不中聽點是奴隸的語言。在座的一向富有自由辯論精神的武大學子們一片嘩然，他們紛紛以“語言是沒有階級性的”等觀點群起反駁。但在聽了演講者，“一個外國人晉職、升中學、上大學、考研究生、攻博，需要考我們漢語嗎”等一連串反問之后，全場寂然。我認為包括我在內(nèi)的中國人，在一塊巨大而時髦的“與國際接軌”的招牌下，對于許多其實極為關切到本民族文化生存前景的嚴重問題，失去了應有的警覺而習慣于麻木。當然，也有可能“大家都知道，但大家都不說”，在“說與不說”上，保持了世故的沉默。我們這個民族吃盡了自閉的苦頭，我當然不否認，今天我們還必須學習西方科技知識、掌握其語言、了解其文化的重要意義。但是，自上世紀初一批秉有良好舊學傳統(tǒng)的有志之士沖出國門、掉頭西顧至今的百年間，不覺中我們已經(jīng)由對西方科技、文化的崇仰，淪為畸形的語言崇拜，具體地說，便是對英語的崇拜。而我更認為，我們對英語所產(chǎn)生的這種極端化崇拜，便是這樣的問題之一。

　　隨處張貼的花花綠綠的考研英語培訓班廣告，已是當下大學校園風景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某些校園里，其情形簡直可以直比“文革”期間張貼滿墻的大字報。2002年的碩士研究生錄取工作剛剛結束，針對2003年的考研英語培訓廣告已是鋪天蓋地。廣告上的授課“明星”近十年間換了一撥又一撥。這些來自皇城腳下的專家們，每年自9月份開始，便在中國的上空飛來飛去，給各大城市帶去廣告上所標榜的“來自當年命題組的消息”。在武漢，一次串講門票往往高達百元以上，但聽眾仍有數(shù)千之眾。其盛況幾乎可以直追二流影視歌星走穴。這些專家們除了講授學問外，他們對拉動國內(nèi)消費也一樣功不可沒。太多聽講者也明白在那種狂熱的氣氛里，是難以學到什么新東西的，但他們認為，即便花費時間、金錢換來一種心理上的平衡也值得。因為，英語對于考研者來說，具有一票否決的作用，它早已成為考研游戲的前提。而且，隨著競爭者日眾，它的難度也不斷水漲船高。具體地說，一個報考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甚至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的考生，如果英語不達所謂“國家線”的話，即便專業(yè)再優(yōu)異也是白搭。相反，專業(yè)平庸，英語成績突出的考生，卻往往成了錄取的亮點。這種游戲規(guī)則給人這樣一種錯覺：似乎關于中國文學、歷史、哲學等領域的研究，都仰賴于西方的漢學，因而英語是應當掌握的首要工具。就此，我常常作這樣的設想：如果哪一天中國本土文學、歷史、哲學，特別是古代文學、古代歷史、傳統(tǒng)哲學的研究，真正有賴于外文資料的話，那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觀。每一年的碩士研究生錄取結束之后，常常聽到老師們十分遺憾的感嘆：某某同學專業(yè)優(yōu)異，此次英語稍差而無法招納門下。即便有個別幸運者在英語距線一、二分的情況下，經(jīng)導師多方奔走“拉”了進來，但補那一、二分之缺須數(shù)萬元，窮學生背著沉重的債務，又如何專心學業(yè)？想招的學生因為英語趕不上要求的水準，招不進來；
而英語能力強，對專業(yè)了解膚淺，也無心專業(yè)的學生卻脫穎而出擠上門來，這是太多中國導師的尷尬。以至于，有些“迂執(zhí)”的老先生們發(fā)出這樣的牢騷：不用什么招考了，直接到英語系找兩個來就是。老先生們的牢騷還沒有說出之前，精明的考生們早就在利用他們的優(yōu)勢了。太多英語系的專科、本科畢業(yè)生，在對所報考的專業(yè)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憑借英語專業(yè)優(yōu)勢擠進去堂皇讀之。而以我所見，這種情況在博士生招生中更是見怪不怪。在武漢這兩年，大學英語系講師、副教授在沒讀一天中文的情況下，利用幾本文學史考中文系博士似乎成了一種時髦。他們都即考即中，甚至個別人中文專業(yè)課程只有五十幾分，但憑“強大”的英語專業(yè)優(yōu)勢一樣鶴立雞群，真讓那些在專業(yè)領域兀兀窮年者羨慕、嫉妒。見得多了，自然讓人產(chǎn)生這樣的感嘆：在中國，出身英語專業(yè)攻取任何學位，只要愿意，都如探囊取物一般。這一中國特色又如何叫人對英語保持冷靜呢？

　　然而，我們對英語的態(tài)度又是矛盾的。我們真的重視英語嗎？2000年武漢大學博士生錄取的英語線，劃為：應屆、往屆的文科考生分別是55、50分，而理科應屆、往屆考生分別只需50、45分。也就是說大家同是博士生，在英語卷面分只有100分的情況下可以相差10分之巨。而且，更讓人不解的是，我想作為物理學家的侯杰昌校長當然知道，一個研究空間物理的博士生與一個研究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博士生哪一個更需要英語。理性，往往在決定一個政策那腦袋一拍的瞬間消失殆盡。對這種細致而不可理喻的劃線錄取方式唯一的解釋便是，英語幾乎是當年度博士生錄取的唯一杠桿。而這又陷入了另一個悖論之中，作為博士研究生，專業(yè)的位置在哪里？另外，我不知道是否有專業(yè)人士，對我國的碩士和某些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英語考試題產(chǎn)生過質(zhì)疑。我真的很懷疑，卷面上那些賣弄似的找出一些連老外們也幾乎早已不計較的語法問題和針對4到5篇斷章取義的短文，設計一些謎語般的選擇題等這些考試方式，是否就是對培養(yǎng)專業(yè)研究者英語水準的一個合理測度。華中師范大學英語系一位曾在美國做訪問學者一年的副教授，在湖北省2001年度博士生入學英語考試中才取得了57分的成績。我們可以想見，那該是怎樣一份堅決要把人考“倒”的英語試卷。對于在讀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來說，捫心自問，我們又有多少人因?qū)�業(yè)的需要真正使用過英語。而更多的是，作為敲門磚，門被敲開甚至“砸開” 之后，“磚”便被棄置不顧。我絕不是一個文化本位主義者，從不懷疑外語對于培養(yǎng)專業(yè)研究人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如華中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一位博士生所說，為進入碩士、博士學業(yè)的人員，結合相關專業(yè)設定一個合理的外語測度，是完全必要的，但把外語幾乎作為錄取的唯一要求則是荒唐的。那么，我們?yōu)槭裁床荒馨延⒄Z的門檻放低一點、實用一點，讓考生多一些精力關注專業(yè)領域；
同時也給導師多一點選擇的空間呢？

　　1999年10月，在武漢大學召開的主題為“全球化趨勢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專題研討會上，記得是福建的南帆先生在發(fā)言中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前景表示深深隱憂，當即有兩位老教授表示異議。待老先生們走后，南先生才說出其隱憂的根源在于當代大學生，包括中文系學生，對漢語表現(xiàn)出了令人震驚的冷漠，而這種冷漠又源于在現(xiàn)今找到一個“含金量”高的工作只需要學好兩項技能，那便是英語和計算機。我自己曾在講授現(xiàn)代文學的課堂上遭遇到一位女生的質(zhì)問：“葉老師，我們學這些有什么用？” 在這個工具理性極度膨脹的時代里，她讓我無言以對。漢語使用的粗鄙化和蕪雜化早已是不爭的事實。不少人文學者為此痛心疾首，他們中不少人在為提高我們本民族語言的純度而大聲疾呼，而寫作的“母語化”問題則是90年代文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

　　近年來，在一些城市辦學條件比較好的學校，紛紛實踐中、英雙語教學，以此自抬身價。不久前我在《中國青年報》上也看到了對此表示疑慮的文章。但我們對于英語的態(tài)度終究又邁出了“更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大步”，由以前只是在英語課上老師教、學生學，到現(xiàn)在各科老師一齊努力，讓中國學生有呆在英、美課堂上的感覺。多么良苦的用心！而雙語幼兒園就更不是什么新鮮事了，筆者兩歲半的女兒在江蘇一地級市上幼兒園的第一天，就帶回三個英語單詞：laugh and cry，并且說“我們老師又笑了又哭了”。望著口里念念有詞，一臉童稚的女兒，我這個一生都在漢語言文學里討飯吃的老爸，真的是“cry and laugh不得”。受到隨英語而來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行為方式、價值觀念的熏染，她們將成為在中國本土培養(yǎng)出的地道的、“黃皮而白心”的“香蕉人”。我們喊了許多“要從娃娃抓起”的口號，我認為只有“學英語從娃娃抓起”做得最令人滿意。與之恰成對比的是，面對我們年輕一代對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態(tài)度的冷漠、了解的淺陋，只是在個別大學比如說武漢大學文學院，亡羊補牢但讓人感佩而欣慰地辦辦“國學班”而已。

　　語言是一種顯在的、不爭的文化事實。對待本民族語言的態(tài)度，可以說，也基本上是對待本民族文化的態(tài)度。我們對待英語這種不可理喻的崇仰和對待漢語的這種讓人痛心的虛無，已經(jīng)讓我們從文化意義上，感知到了隨其而來的讓人不愿看到的后果。而且，在將來我們的感受將會更為痛切。日前我參加了湖南省的高考作文評閱工作，在所閱過的近2000篇文章中，很少能看到字句完全通順的，更無以奢談文采，而太多“準大學生們”在文字中所體現(xiàn)出的對題旨把握的模糊、表達的幼稚、取材的單一和價值觀念的混亂真是讓人驚嘆。全球化已成為當今不可遏抑的世界趨勢，面對強勢文化的入侵，一直高喊“與國際接軌”、動輒大談中國文化的中國人，知道其他民族是怎樣對待自己的語言和文化的嗎？多數(shù)時間在美國教書的法國人德里達來北京大學作演講的時候，開始打算應學生要求用英語，但法國領事館堅持要他用法語，因為他是法國人。而在申奧陳述這種最需要使用本民族語言的國際講壇上，中國代表團的領導們，除了袁偉民先生外，都是滿口洋話。幾十年前，美籍華人丁肇中先生在諾貝爾獎的頒獎臺上致答詞時，這位英語遠比漢語講得流利的科學家，卻堅決要講漢語，就因為那是母語。據(jù)說在德國的講臺上授課，政府規(guī)定一律都得用德語。而我最近驚聞武漢某著名大學也要實行雙語教學，據(jù)說包括其中文專業(yè)也不能幸免。如果這消息確實的話，那么在中國大學的課堂上使用英語講授漢語言文學，將又是世界教育傳播史上的一大奇觀……這種常識性的例子不用多舉了。在當今后殖民主義甚囂塵上的世界潮流里，我真難以理解一個擁有如此悠久的文明傳統(tǒng)的民族，何以要以如此卑下的一種姿態(tài)去主動迎合這股潮流。長此以往，我認為終有一日，我們常常引以為驕傲的延續(xù)了幾千年的文明，將不是毀于火山的爆發(fā)、地震的顛覆、沙漠的入侵；
而是毀于我們自己自虐式的糟鄙。但愿我這是故作驚人之語的杞憂。

　　作為七十年代生人，我們是小時侯都學過《最后一課》的一代。我想這篇體驗一種語言命運的著名短篇小說之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共鳴，是因為那位老師在最后一課上，表達了一個超越民族界限的感嘆：法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這句話可以置換為：世界上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最美麗的。遺憾的是，這種美麗往往只有在危及語言存亡的時候，才體會得出。我們非得要扮演一回那個不成器的小學生么？談到在全球化語境下，我們民族文化身份的確保和消隱的可能，我在一次博士生討論課上同樣表示出我們有被同化的憂慮。當時，有比我年長的同學表現(xiàn)出不以為然的自信，而比我更年輕的七十年代中后期生人，則冷淡地認為同化并沒有什么不好。我還能說什么呢？要知道一種文化身份的確立，所仰賴的不是別的，而是它的個性。這同樣是常識。

　　由此我想到，英語對于我們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狼來了”。來了一匹我們不能趕走也無法趕走的“狼”。我想，目前我們沒有氣度、勇氣、膽識、能力與之共舞，但也不至于要把我們的孩子以及我們身上的好肉都送到它的嘴里，任其撕咬。如果真的只有如此，那么英語將對我意味著：漢語，我只有對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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