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連辛：史官杰作——玄武門之變

　　“太宗親執(zhí)弓以射殺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時也，窮兇極慘，而人心無毫發(fā)之存者也�！�

　　——王夫之

　　公元六二七年七月二日，唐朝都城長安刀光劍影，喋血百步，唐高祖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宮中發(fā)動政變，殺其長兄李建成、四弟李元吉及其家屬數(shù)百人，史稱玄武門之變。這場政變的有關(guān)記載，我想大多數(shù)略涉史者都該耳熟能詳了，但眾所周知，中國的正史歷來是經(jīng)過再創(chuàng)造的，下面即對一些可供推敲的地方展開論述。首先對李建成其人應(yīng)該有一個正確的估計。歷來史書所載之建成，陰險狡詐，好色貪功，與襟懷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站在一起，不得不讓人慶幸登上帝位開創(chuàng)大唐盛世沒有所托匪人。然而透過歷史的重重黑幕，我們可以隱約看到，李建成與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離的。李淵晉陽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黃河，攻克長安（長安的戰(zhàn)略地位在當(dāng)時并不亞于后來李世民所攻下的洛陽，甚至猶有過之。李建成在戰(zhàn)爭初期即占據(jù)長安，唐軍聲威大振，頓時成為最有希望問鼎中原的一支割據(jù)力量，使得蜀地的勢力不得不下決心依附于唐，使西秦霸王薛舉被切斷在西北成為孤軍，又令王世充占據(jù)的洛陽的西方成為了死路，更使當(dāng)時蠢蠢欲動的突厥不得不顧及強大的唐軍加上堅城長安的效果。），又與竇建德相持，沒有讓當(dāng)時氣勢正盛的夏軍逼近太原，軍功與李世民相比毫不遜色。即便說李世民更善用奇兵，有虎牢一戰(zhàn)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也不能肯定李建成的用兵能力就比李世民差多少。因為在歷史上（尤其是唐后，理由后具），在宮闈之戰(zhàn)中敗北的人即使有再經(jīng)典的戰(zhàn)例，大多也不會被詳盡地記入史書，頂多說上一句“建成納計，乃克長安”。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書上最不堪的大概就是蒸淫父姬的罪名了，史載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密奏高祖“建成、元吉淫亂后宮”，可謂石破天驚的一筆。因為直接跟皇帝老爹說我哥我弟給您戴了項綠油油的帽子（而且居然能讓史官知道），未免也太過滑稽，任李淵脾氣再好，大概也不會窩囊到讓此事不了了之罷。這條史載記錄大半是李世民座下史官原創(chuàng)的吧，便保守估計，也有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含糊道“宮禁深秘，莫能明也”。李建成無論是在正史中，還是在稗史小說中，均以陰謀家身份出現(xiàn)，然而其陰謀卻屢屢失敗，讓人懷疑他究竟是否窩里斗的料。從歷史上看，弟弟的陰謀能力大多強于兄長，有姬發(fā)之于姬伯邑考、公子小白之于公子糾、胡亥之于扶蘇、劉秀之于劉[絲寅]（字庫無）、楊廣之于楊勇為證（曹植與曹丕倒是例外，不過我不認(rèn)為曹植是個野心家，歡迎討論），大概只要有一個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弟弟，兄長的位置就要危乎其哉了。我想這大概不是偶然，身為嫡長子，總有“居安不能思危”的傾向。相反，李世民卻因一句“居安思�！倍�瞿然動容。那么，誰會在這場權(quán)力斗爭中縱橫不倒也就不言而喻了。由此再來看李世民其人，正史中的李世民對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謂一忍再忍，直至忍無可忍，是忠義孝悌的道德典范，儼然內(nèi)圣外王。那么李世民究竟是否真如史所載，在玄武門之變之前一直在被動忍讓當(dāng)中呢？從李淵晉陽起兵開始看，《資治通鑒》寫：“……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dāng)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正�！边@一段便大有疑點，其實李淵受隋室所迫，早有反意（李淵戎馬半生，官場捭闔不倒，身處亂世，自非池中物）。加之首提造反的乃是劉文靜（后為李淵所殺），李世民只是鼓動者之一，且其軍功至此尚半點未立，那么這個“皆汝所致”就無從說起了。而且這個“請以世民為世子”的“將佐”事跡并未載于史，殊為可疑——試想如有人慧眼如此，如何會被李世民漏掉？由此推測，“廢立”之說，十有八九有如“高祖斬白蛇”“劉備靠大樹”一類的“事后諸葛亮”編造出來的。另外就是和尚道士的預(yù)言了，名字尚無，便有“年二十，可濟世安民”。準(zhǔn)確程度幾乎可與諾查丹瑪斯相媲美，不過估計和尚可能是見了富人模樣就要上去討點歡喜錢來的，說不定還造就了多少張世民、王世民、孫世民呢。武德四年，攻打洛陽的李世民帶房玄齡拜訪了遠知道士，道士的預(yù)言還是很有客觀依據(jù)的：“你將作太平天子，愿自惜�！崩钍烂褡允恰熬煅燥L(fēng)范，無忘寤寐”。大概他便是從此才堅定了奪位建成的決心罷。同一年攻下洛陽后，他招賢納士，設(shè)天策府、文學(xué)館，閑則共話古今，縱談天下，儼然君臣氣派。封德彝便注意到：“秦王恃有大勛，不服居太子之下�！庇谑窃诶钍烂衽c李建成、李元吉的斗爭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處在主動出擊的位置，但是重要的一點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宮中、朝中多數(shù)高官甚至父親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處于弱勢地位。那么，形勢便要求李世民不斷示弱退讓，保存實力，營造環(huán)境，以求一擊必殺。史載突厥退兵后，李淵命兄弟三人馳射角勝，李建成將一匹劣馬付于李世民，結(jié)果劣馬連蹶三次，李世民都適時跳離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點有四：一是李世民與李建成明爭暗斗多時，如何會讓李建成為其挑馬，又如何會乘上這馬？二是李建成如何會在父皇面前使出這等拙劣手腕？三是李世民久歷沙場，騎術(shù)高超，如何不識蹶弓劣馬？四是即便礙于情面騎上劣馬，一蹶即當(dāng)換騎，如何三蹶？另一樁公案是玄武門之變前兩三天，據(jù)說也是決定性的事件。史載武德九年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宮宴飲，謀以鴆毒，結(jié)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數(shù)斗”。此事捏造之嫌恐怕比上例猶有過之。李世民與李建成、李元吉矛盾已然激化到無可收拾，兩大陣營劍拔弩張，頻頻發(fā)生沖突，如何又有聚宴之理？即便聚宴，李世民又如何敢飲鴻門之酒？更滑稽的是，喝了鴆酒又居然不死，難道李世民內(nèi)功深厚到“吐血數(shù)升”即可的地步？又或李建成一時糊涂，從黑市上買來了偽劣產(chǎn)品？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便是這個“吐血數(shù)斗”的李世民，兩三天后在玄武門前生龍活虎，力挽強弓射殺了長兄李建成！由上，可以清楚看出，李世民的臉上可謂濃妝艷抹，厚厚地擦上了一層脂粉，而費心費力為他上妝的，正是他手下主管刪略《國史》，編《高祖實錄》、《太宗實錄》的房玄齡等人（其實房玄齡也只是署名的主編而已，動筆者不詳，蓋有許敬宗、李延壽、李淳風(fēng)等）。當(dāng)然李建成也并非沒有主動出擊過，面對日益增加的秦王勢力，李建成無疑比任何人都要擔(dān)憂。他的對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將佐，企圖孤立李世民，再一舉消滅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籌，他將計就計，讓手下假裝離開長安再偷偷潛回天策府，示敵以弱，出敵不意。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收買了許多東宮勢力下的要人，其中兩個，在玄武門之變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第一是東宮官王[目至]（字庫無），他在玄武門之變前一兩天，密奏說“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謀害秦王”，結(jié)果李世民決定先發(fā)制人，召集部下策劃政變；
第二則是更為舉足輕重的人物——玄武門總領(lǐng)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夠伏兵玄武門，襲殺李建成、李元吉。而這個常何的動向，也是頗耐人尋味的。他早在洛陽之戰(zhàn)時便追隨李世民，雖曾從李建成征討河北，但入長安卻是奉李世民之令。李建成為什么會信任他呢？竊以為，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的反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終于發(fā)生，李世民令尉遲恭、長孫無忌、侯君集等人率勇士預(yù)伏玄武門內(nèi)。該日早晨，李建成、李元吉上朝，途徑臨湖殿，發(fā)現(xiàn)異常，掉轉(zhuǎn)馬頭向東走，伏兵殺出，李世民親自射殺李建成，尉遲恭等追殺李元吉。我國歷史書上幽默地寫道，玄武門之變實質(zhì)并非兄弟間爭奪皇位的政變，而是地主階級內(nèi)部新興地主官僚集團和舊世族官僚集團之間為爭奪國家領(lǐng)導(dǎo)權(quán)而發(fā)生的尖銳斗爭。（何為地主階級？何為新興？何為舊世族？）遍涉與玄武門之變相關(guān)的正史，僅有房玄齡等人刪略的《國史》、編撰的《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后來的新舊《唐書》等正史均取材于彼。甚至在稗史里也找不到與有價值的資料，不可不嘆服太宗與其史官心思之縝密，太宗平生事跡絲毫不落，頭頭是道“高風(fēng)亮節(jié)”，字字可謂“明仁睿智”，只可惜玄武門事端略顯欲蓋彌彰，教后世治史者窺破些許，惜乎其哉！題目所說的“史官杰作”便是此意，自唐開始，歷代正史收歸官修，像太史公一樣的個人修史在原則上不被允許，稱為“稗史”，相關(guān)文簡不受國家的保護。唐修《晉書》、《南史》、《北史》也都是群體工作，統(tǒng)一思想，刪益由人。其實太宗所為，比起“中興”的宋高宗（修史的秦熹）、“神武”的明太祖、“古今未有之盛世”的康雍乾來，又算得了什么呢？奸詐慘刻多疑好殺，未若朱元璋；
心狠手辣不念骨肉，未若雍正：“清風(fēng)”只識四庫全書，未若乾隆。何況我唐太宗李世民開泱泱中華之大唐盛世，旺我華夏千年之骨血，這些許微瑕又算得了什么呢？！算得了。

　　史家之風(fēng)正是從唐開始敗壞得無法收拾的——春秋尚有董狐直書，秦始皇焚書坑儒也未曾試圖掩蓋歷史（他只想讓后世記住他所作的任何一件事情），司馬遷千古史筆千古文章，班固范曄雖然稍遜可也是直道而為，陳壽有所私于魏，可是還未曾昧心刪改——可是唐太宗一即位，便將歷史收入自家名下，任意涂鴉篡改！史官文化是什么？史官文化就是這個。史官文化就是從史官歷史結(jié)束時開始的，不要以為貞觀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明的時期，其實從那里就埋下了最黑暗的種子。與唐朝同時，歐洲正處于蒙昧的中世紀(jì)時期，然而歷史雖然孱弱，卻依然貞潔地踏著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亞里士多德、阿庇安的腳步，折射著黑暗的光芒。艾因哈德在這個時期所創(chuàng)作的《查理大帝傳》被瓦拉夫里德。斯特拉伯稱為“提供了絲毫不假的真情實況”。中國的史書自從收為官修之后，除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外（平心而論，我認(rèn)為其中最大的價值只是宮闈朝中的勾心斗角），再未曾煥發(fā)出生命力，李延壽、薛居正、脫脫、張廷玉等人的名字只是在歷史專業(yè)教科書上才能看到，歐陽修也是因散文詩詞而非《新唐書》、《新五代史》（后者倒是難得一見的私人修史，不過歐陽修意在一字褒貶，以警奸佞，反倒使思想大過事實，落了下乘）出名。在整個東方，除了沒有歷史概念崇拜“破碎”概念的印度人外，日本的《古事記》、朝鮮的《高麗史》、蒙古的《世界征服者史》無不散發(fā)著惡臭。（末者還比前二少了幾份虛偽）。而在西方，中世紀(jì)的蟄眠之后，歷史隨著社會迅速復(fù)活、激發(fā)并升騰：馬基雅維利的《佛羅倫薩史》、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大放光芒。到了近代，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者史》、馮。朗克的《教皇史》、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藝復(fù)興時期的文化》接過了燃燒著思想的火炬，連日本也覺醒過來，福澤渝吉寫下了《文明論概略》，痛陳“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詳盡地論述了西化的利弊。我想，不必再列舉了，只要問一句，中國，你何時才會再有與你的歷史一樣沉重的史書？

相關(guān)熱詞搜索：史官 杰作 之變 玄武門 方連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