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曼/陸袆璐譯：中國的農村危機

　　中國的農村地區(qū)-九億人民的家，占總人口的70％-正處在困境中。收入已經在減少。貧窮、嬰兒死亡率、疾病和中途輟學率都在上升。把這些稱為危機并不夸張。這一危機將影響中國的經濟改革、WTO協(xié)定的履行、社會穩(wěn)定以及民主和人權方面的進步，還有世界農產品的價格。

　　問題已經嚴重到了中國領導人公開承認的地步。在200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會議期間，朱镕基總理說：\"中國除非提高農民的收入并保持農村地區(qū)的穩(wěn)定，否則無法獲得長期的穩(wěn)定。\"但是2000年早期，共產黨一次有關農村問題的會議上提出提高農民的收入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2000年，農村的凈收入增長連續(xù)的三年減慢，只增長了2.1％即272美元，比1999年的3.8％和1998年的4.4％有所下跌。相信這些官方數(shù)據(jù)大大地夸張了增長率，許多中國的經濟學家指出大多數(shù)農村地區(qū)在過去的兩年內已經處于衰退時期。6月，官方媒體最終承認\"中部和西部地區(qū)主要從事耕作的農民甚至看到他們的收入實際上正在減少\"。

　　這也導致了貧窮的增長，逆轉了長期積極的趨勢。大約1.2億中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這個數(shù)字正在上升。嬰兒的死亡率在過去的40年里穩(wěn)步下降，之后正在回升，而且農村肺結核的病例數(shù)已經在增長中。3000萬孩子沒有上過學或中途輟學，每年還有400萬中途輟學，主要是因為費用承擔問題。

　　相反，中國城市繼續(xù)發(fā)展得很好，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比1949年的水平還要高。朱總理最近說這一差距已經\"十分接近國際危險水平\"。城市人均收入是763美元，比農村平均水平幾乎要高三倍。

　　這一趨勢導致的一項最明顯的結果是農村不安定因素的增長。中國共產黨6月份出版的文件中說，\"集體性抗議\"在增加，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蕭條和官員的腐敗。4月，政府證實在江西省的一次騷動中有二名農民死亡，23名安全官員受傷，還有1999年夏天，同樣在江西省，一萬多名農民包圍了市政府。兩件事件都涉及到稅收爭議，國家的新聞界已經開始稱這些抗議行動的領導人為\"農民英雄\"。在黨的文件中把農民和地方官員的關系稱為\"緊張的、而且沖突在上升\"。

　　這些沖突無疑使中國的領導人一直保持緊張，把保持社會穩(wěn)定作為他們首先要考慮的事。中國的政府內閣-國務院已經承認\"如果農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那么農村地區(qū)影響社會穩(wěn)定的因素將會增加\"。這特別會使原來通過農民的支持、從那里得到力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階層處于困境中。

　　如果農村危機更加顯著的惡化，它有潛力全面地減慢正在進行的經濟改革。當貧窮的農民涌入城市尋找工作，政府為了使城市的失業(yè)有所減緩，這便要求繼續(xù)向國有企業(yè)提供有關政策貸款來減少失業(yè)情況、財政部門的改革便推延、然后導致政府逐步加強干預市場。如果政府不改變農村的蕭條，中國WTO協(xié)定的履行也會受到影響。

　　更深化的農場危機也會影響世界農業(yè)市場。中國是小麥、棉花和豬肉的世界第一大生產國，還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水產業(yè)。中國作為小麥的最大消費國、大豆的首要進口國和世界棉花25％的消費國，對世界市場也有著重要的影響。

　　嚴重惡化的農村經濟危機也會減慢人權和民主的進步。如果抗議的人數(shù)急劇地增加，中國共產黨可能會限制一些人員的自由，這一方法在過去十年內獲得過成功。為了進一步維持影響力，共產黨可能也會改變把民主選舉出來的官員放到國家的大部分農村地區(qū)去的政策。

　　但是我們不相信它會變得這么糟糕。領導階層已經采取了關鍵的第一步來承認問題的嚴重性并開始嘗試提高農村收入的新政策。政府和共產黨承諾處理這些問題，而且當一個全面的解決方法很難甚至不可能找到時，他們也有可行的辦法用來阻止危機導致社會的進一步不安定。

　　一、中國能做什么？

　　非法征收的稅收和費用是農村地區(qū)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收入的增長在減慢，但是農村稅收的負擔在增加。削減稅收可以使農民的手中留下更多的現(xiàn)金，目前的人均收入僅僅是272美元。一個實驗性的減稅計劃正在一個省份進行著，但是這樣的代價-中央政府必須彌補地方的預算缺額-使北京不能全國性地實行。

　　中國至少有二億多農民是超過有效的農業(yè)生產的需要的。每年有800萬農民在城市地區(qū)從事非耕作性職業(yè)。這有助于把平均農場的規(guī)模從0.4公頃往上提高，使農業(yè)更有生產性。上百萬的農民早已搬走，10月份政府頒布了新的規(guī)章，使上百萬農民更容易地搬到城鎮(zhèn)和小城市去。

　　不適當?shù)霓r村教育意味著農民只有極少的機會去競爭那些不僅單純要求體力勞動的非耕作性職業(yè)。政府在教育上的開支很不夠-中國在130個國家中排名119-而且貧窮導致了每年有400萬個孩子中途輟學。近年來教育開支取得了小小的進步，實際上教育的花費從總體上看下跌了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個百分點。

　　國家在農業(yè)研究領域的投資為國內農業(yè)生產總值的一個百分點，已經從20世紀60年代的頂峰急劇下跌了。投資在研究和灌溉方面的每一分人民幣估計會產生3.6~4.8分人民幣的農村經濟盈利，而且在農業(yè)研發(fā)方面的投資也已經證明使城市的貧窮人口受益于增多的食品產量和降低的食物價格。

　　許多省份的國家貿易公司繼續(xù)持有壟斷的購買權。嚴重不足的國家收購體系使得巨大數(shù)量的農民種植著相對低價的谷類成為沒有必要，不如轉向較高價格的水果和蔬菜。

　　與常規(guī)的觀點相反，WTO不是農村的災難。配額嚴密地限制著國外谷類進入大陸市場的數(shù)量，甚至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也是這樣。成員國允許中國免受紡織品方面全球性的配額，對于早已占所有服裝出口16％的行業(yè)是一個很大的推進。紡織品配額的限度為這個領域創(chuàng)造了大量的農村企業(yè)工作機會，在這方面中國是很有競爭力的。如果中國農民能從種植谷類上轉移，WTO成員國還能取消增值性高的水果和蔬菜的出口壁壘。

　　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對于農村危機沒有明晰的解決方案或預測，但是我們的確期望北京在不遭受廣泛的社會不安定的情況下就能夠對付過去。這需要加速實現(xiàn)前面提到的處理稅收、就業(yè)和教育問題的計劃。到這個時候，農村地區(qū)是平靜的，因為大多數(shù)農民喜愛這種比十年前顯著提高的生活水平。但是當中國大多數(shù)農村地區(qū)處于蕭條時期，美好愿望的基礎會很快消失。而且危險由于正在擴大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而加深。

　　北京能夠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是明顯地減少政府干預農村市場的程度，同時在農民的轉變時期加強社會安全。除了根除地方官員征收的非法費用和稅收，政府應該更快地致力于谷類收購體系的自由化，允許谷類價格必要地下跌30％~40％，與世界價格達到一致，又不明顯地減少農業(yè)收入。隨著適當?shù)募夹g和財政支持，市場會帶領許多農民從谷類部門轉向其他作物如水果和蔬菜，或者放棄耕作去從事城市工作。中國的WTO協(xié)定表明政府正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但是時間還很短。

　　二、為什么農村地區(qū)是重要的

　　如果你最近訪問過上�；虮本�，你可能會問為什么要擔心中國農村地區(qū)的現(xiàn)狀。從上海金茂凱悅大酒店的53樓邊喝飲料邊贊賞滿目的摩天大樓，或在紫禁城容納1000多人的場所聽著三大男高音演唱，都足以讓你忘記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然而大多數(shù)中國人從沒見過大城市輝煌的方面。中國可能是世界第三大計算機硬件出口國，但也是有著數(shù)億農民從未在網上沖浪過的國家。

　　中國農村缺少的高樓和陳年威士忌酒卻由大量的人口作彌補了。中國有九億農民，農村地區(qū)的發(fā)展影響著其經濟的各個方面，包括各類公司。有著世界人口的22％，和僅僅7％的可耕種土地，要保持13億中國人的溫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

　　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穩(wěn)定依賴于農村地區(qū)的安寧。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在貧窮農民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政權。中國共產黨創(chuàng)始于20世紀20年代，當時處于全球性蕭條時期，農民遭受著饑荒、教育和醫(yī)療的缺乏以及國際絲綢、煙草和棉花市場的衰頹。相對而言，中國城市的生活相當好。根據(jù)歷史學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國男人開始穿戴商業(yè)西服、禮帽或布帽，年輕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較富裕的中國人的生活實際上相當舒適，而且外國人發(fā)現(xiàn)在中國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樣舒適。\"清朝瓦解前，最后一個皇帝沒能提高農村的生活水平，然后國民黨在農村地區(qū)建立了政權控制它在提高農民生活水平上的失敗為共產黨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背景。

　　毛澤東的意識形態(tài)-馬克思主義自成一格的一種，老卡爾可能還沒有意識-是以農民的階級斗爭為基礎的。1926年，毛澤東寫到農民是革命\"真正的朋友\"，而且在后一年，他告誡農民以一種\"非常迅速和暴力的形式起義，無論怎樣大的力量都無法鎮(zhèn)壓它\"。

　　在當今中國共產黨最高層的毛澤東的接班人們也知道中國農村地區(qū)潛在的變動性，這也是他們?yōu)槭裁撮_始集中于提高收入和維持穩(wěn)定。現(xiàn)今由農村的不景氣推動的騷亂向這個以農民力量為基礎的政黨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zhàn)。

　　農村地區(qū)的社會沖突也會給中國城市的經濟帶來直接的影響�，F(xiàn)在每年大約有2000萬農村工人到城市（有些是臨時的）去競爭工作和提供社會服務。這必定會促進農村地區(qū)更深層的問題，這樣的流動使國有工業(yè)企業(yè)很難繼續(xù)解雇成千上萬的城市工人。食品價格的提高使人回想起有助于打倒國民黨的惡性通貨膨脹，一個時代以后，這一通貨膨脹還在1989年點燃了天安門前的動亂。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yè)生產國，以7％的可耕種土地養(yǎng)育著世界上22％的人口。

　　第一大農業(yè)（總體）生產國

　　第一大小麥生產國和消費國

　　第一大棉花生產國和消費國

　　第一大肉豬出產國（但是這是一個家庭飼養(yǎng)的經營形式，而且80％來自每戶人家每年飼養(yǎng)四頭或更少的肉豬）

　　第一大淡水水產國

　　第二大谷類生產國（次于美國）和第三大谷類出口國

　　第二大飼料制造生產國

　　第二大大豆、玉米粉和食油消費國（次于美國）

　　第四大大豆生產國（次于美國、比利時和阿根廷）

　　三、否極泰來-從饑荒到豐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50年期間，中國農民的生活水平發(fā)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從字面上說就是否極泰來。

　　1949年內戰(zhàn)勝利后，共產黨執(zhí)政并承諾以提供給農民土地的形式來關心他們。在短時間內，農民的確得到了他們的土地，而且農民的生活提高了，但是農業(yè)產量的增長跟不上城市的需求。毛澤東也在不停地發(fā)展著，中國工業(yè)和技術發(fā)展的欠缺被蘇聯(lián)1957年的衛(wèi)星發(fā)射所突出。毛澤東呼吁\"繼續(xù)革命\"，使中國\"在15年或更長時間里趕上英國\"。\"大躍進\"的第一步是把農民強迫組織成為53000個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意在提高農民的政治覺悟并提供一個\"更愉快的集體生活\"，但是大躍進簡單地否定了個人的艱辛勞動，使許多人變懶惰了。人均谷類產量立即下跌。國防部長彭德懷向毛主席指出了這一點，他卻被開除了。其他的領導人控制著他們的言語并觀望著毛澤東的政策造成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人為災難。

　　1958~1961年期間，饑荒導致了至少三千萬人的死亡，占總人口的5％。\"饑荒可以避免\"，農業(yè)經濟學家蓋爾·約翰遜說。\"這不是由于莊稼種植的失敗。饑荒是由巨大的政策過失造成的。\"地方官員被迫完成極高的生產配額，瘋狂地報導著歪曲的豐收數(shù)據(jù)，導致毛澤東盡管在饑荒時期還命令減少種植區(qū)域�；�于糟糕的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和推進工業(yè)產量的渴望，越來越多的谷物在農民處于餓死的邊緣時還轉移到城市。毛澤東餓死農民來喂飽城市的工人以追趕蘇聯(lián)和西方工業(yè)的進程。

　　當一些災難的范圍最終大得甚至連毛澤東都不能忽視了，他才從他一些更野心勃勃的計劃上緩緩地后退。25000多家沒有生產效益的國有工業(yè)企業(yè)關閉了，谷類生產配額放松了，而且也允許農民在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生產糧食并在開放的市場上出售。到1965年為止，農業(yè)生產恢復到了大躍進前的水平。但是，在中國起初的30年間，農村生活水平總的只有極小的改善。

　　整個20世紀60~70年代，饑荒可能結束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但是農村的生活依然是嚴酷的。農民的改進只能等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的過世、\"四人幫\"的逮捕以及毛澤東親手提拔的接班人華國鋒的垮臺以后。1978年12月，轉折性的時刻終于到來了，中國共產黨贊同鄧小平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是使國家富強\"的觀點。共產黨贊同朝著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體制的轉變，并且宣布\"一次有著群眾性特征的大型動亂的階級斗爭已經結束了\"。

　　鄧小平引入了一系列的改革來快速地促進農村收入，大量地給農民提供以市場為基礎的刺激來提高產量。改革可能是簡單化的，但是\"任何一個國家的一系列農業(yè)改革都不可能這么接近鄧小平的政策成就\"，經濟學家約翰遜說。在鄧小平領導的前八年里，真正的農村人均收入提高了近三倍，從1978年的134元到1985年的358元。

　　鄧小平最重要的決策是拆除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體系。到1983年為止，人民公社都過去了，而且農民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根據(jù)家庭責任制，農民向政府租借土地，以國家指定的價格上交一定配額的谷物作為回報。只要達到了配額，農民就能在開放的市場上出售他們自己的谷物或者蔬菜、水果和家畜。僅僅由于政府減少了對市場的干預，農業(yè)產量跳躍了20％~30％。以家庭責任制代替集體所有制是中國農村經濟體系的一個根本轉變。個體農民現(xiàn)在可以自己擁有豐收并決定種植的東西，不再是由國家決定。

　　1984~1985年，當鄧小平嘗試著通過廢除國家對除谷物和棉花外的其他日用品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進一步地減少政府干預的程度時，第二輪的農村改革開始了。僅僅取得了極小的進展，隨后食物價格的通貨膨脹導致政府擱置了許多改革。20世紀90年代初，鄧小平再次嘗試去廢除配額，但是由于通貨膨脹又一次地放慢了速度。

　　1998年，朱镕基總理在嘗試著改革配額體系，集中于每年造成30億美元損失的、龐大的、效率極低的國家谷物銷售體系。但是有著4000萬工人大軍，谷物銷售體系還有著一個強大的官僚網的支持，這都迫使朱總理不得不放棄他有爭議的改革計劃。國家貿易公司在大多數(shù)省市繼續(xù)有著壟斷的購買權。

　　國家收購體制改革的失敗使大量的農民不必要地種植著相對低價的谷物，而不能轉向高價的水果和蔬菜的種植。國家銷售體制是不完善的，它付給農民接近世界市場的谷物價格，然后把國內市場的谷物價格比國際水平提高30％。向政府上交谷物配額的需求也意味著向農民征收稅收。

　　四、影響本土的危機

　　20世紀90年代初，農村收入持續(xù)上升，但是增長的比例開始減慢，而且許多地區(qū)陷入蕭條。\"大多數(shù)農民會說他們現(xiàn)在過得比15年前要好得多\"，我們在吉林省東北部遇到的一位政府經濟學家說。\"但是，如果你要求他們把現(xiàn)狀和十年前相比，他們會說的確有所提高，但是不如前十年那么快了。而且大多數(shù)農民會說與五年前相比，他們現(xiàn)在要糟得多。\"

　　根據(jù)官方統(tǒng)計，農村凈收入增長已經連續(xù)三年減緩了。2000年，收入增長為272美元，年率為2.1％，從1999年的3.8％和1998年的4.4％降了下來（約75％的農村收入是以現(xiàn)金支付的，2000年大約為人均200美元）。

　　但是許多中國的經濟學家相信中國的官方數(shù)據(jù)夸大了增長率，而且一部分由于降低谷物價格，大多數(shù)農民在過去的兩年內看到他們的真實收入減少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報告指出從1985~1997年，在內陸省市的6.5億農民的現(xiàn)金收入每年僅增長七元（低于現(xiàn)在一美元的比例）。一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2000年他在幾個省市的800戶家庭中進行了一次調查并發(fā)現(xiàn)在1997~1999年期間，農民的現(xiàn)金收入平均下跌了12％。中央政府只是在2001年承認許多農村地區(qū)處于蕭條時期，但是這位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領導階層從一開始就從有關研究報告中意識到這個問題了。

　　一位來自湖北省小城鎮(zhèn)的共產黨官員寫到，由于貧窮的折磨，\"我經常遇到一些老人，抓住我的手，說他們希望早點死了\"。在一封給北京領導階層的信中，這位官員說他那個地區(qū)80％的農民每年都在忍受著金錢損失。貧窮的加深已經變得太嚴重，以至于那位官員的信刊登在國家掌控的報紙上。

　　中國改革的前20年在脫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使二億中國人完全脫離了貧困。處于完全貧困中的農民數(shù)量由1978年農村人口的三分之一減少到1999年的不到4％。人均可得食物量從1960年的1700千卡/天上升到1995年的2570千卡/天（最低水平為2100千卡/天）。然而，近來農村的蕭條使得這些進步倒退了。

　　世界銀行估計有1.2億中國人現(xiàn)在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而且這個數(shù)字還在上升（但是中國政府使用了較低的標準，說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數(shù)從1993年的8000萬下降到2000年的3000萬）。同時，健康費用飛快地上漲著，導致了嬰兒死亡率上升和肺結核病例的急速上漲。根據(jù)世界糧食計劃，三分之一五歲以下的農村兒童身材矮小，還有18％體重不足。中國農村的愛滋病隨著靜脈注射毒品的傳播和賣淫，也增長到了值得警戒的比率。國家一級的報告說，2001年前半年，愛滋病毒感染增長了67.4％。

　　貧困圈在擴大，因為越來越多的農民無法支付他們孩子受教育的費用。因為父母無法支付費用，每年有400萬農村學生中途輟學。根據(jù)一位研究員的調查，在西部省市，最貧窮的農村家庭在教育上的花費是他們年收入的一半。一位記者告訴我們，他訪問了甘肅省的一個家庭，兩個孩子正在為能夠得到繼續(xù)教育而相互競爭。2001年，這個家庭只能支付一個學生的費用，所以2000年得到最好成績的孩子就能贏得這一機會。記者說，那個落后的孩子流著淚說他將被迫在12歲就輟學，他意識到自己將面臨著在田里工作的貧窮生活。

　　3月，40多名孩子在一家農村學校裝配煙火時因爆炸而喪生。地方官員和父母都允許這種危險的工作，一位農民說，因為\"我們沒有選擇；
我們需要錢\"。裝配煙火可以帶來一個月12美元的收入，是150美元的家庭農作年收入的很大的補充。

　　另一個農民說，\"我們聽說河南省的一些老師要求出售精子來為學校提供資金，但是我們感到這是有損尊嚴的。\"

　　中國中部的另一個村莊的居民為了支付學校的費用，在賣了血之后，大批地死于愛滋病。傳媒報道說汶樓有65％的人口得了愛滋病或愛滋病毒，把他們獻的血匯集到一個大盆中，抽取血漿后，再通過注射器射回村民的體內。給每人五美元。

　　一項必然促使共產黨領導階層更關注農村危機的統(tǒng)計是：現(xiàn)在的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比1949年戰(zhàn)勝國民黨時還要大。世界銀行已經把這個差距稱為\"在國際標準中較高\"而且比亞洲的其他國家高得多，還有經濟學家蓋爾·約翰遜將它描述為\"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差距已經非常地大，在最近的一個新聞發(fā)布會上，朱總理稱它為\"相當接近國際危險水平\"，他然后投入了基尼系數(shù)的具體討論-有幾個世界領導人能這么做？

　　基尼系數(shù)-根據(jù)意大利統(tǒng)計學家Corrado Gini的名字命名-在頻繁的分配中衡量不平等的程度，例如收入。基尼系數(shù)為零意味著一個完全平衡的分配，基尼系數(shù)為一表明完全不平等。中國城鄉(xiāng)基尼系數(shù)從1978年的0.21上升到1990年的0.31、再到今天的0.46。

　　城鄉(xiāng)差距也能用比較不抽象的方式衡量。例如，約翰遜說，\"中國大多數(shù)農村都缺少一種或多種生活設施，而現(xiàn)在中國城市居民卻視為當然的-自來水、室內衛(wèi)生間、可靠持久的電力以及保質的電視信號接入\"。1998年，僅僅9％的農村居民有冰箱，23％有洗衣機，33％有彩電。

　　一個額外的、次重要的問題是正在上升的地區(qū)收入差距。到1998年為止，靠近上海的農村地區(qū)人均收入是幾個西部省市的四倍多。這個差距還在擴大，而且在地區(qū)貧困的統(tǒng)計中反映出來。中國592個貧困縣中，有515個位于中部和西部地區(qū)。

　　甘肅省貧困的比率是34％、青海省24％、山西省20％，而沿海的廣東和福建的貧困比率低于2％。在東北沿海的山東省把83％的小學畢業(yè)生送進了初中，但是西部的貴州省僅僅達到36％。這個差距是大的，但也是次重要的，因為對于生活在更貧困地區(qū)的人而言，這更不難見到。一個甘肅的農民將會知道在省會蘭州許多人的生活要好多少，但是這個農民不可能知道-或不關心-他的省市的生活水平與他從未去過的北京和上海相比存在更大的差距。

　　五、起因

　　農村地區(qū)落后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政策。中國成立以來的前30年，它追求著從農村地區(qū)吸取資源（財政的和農礦產品）來支持城市重工業(yè)的發(fā)展。這種對城市的偏向持續(xù)著，政府使用財政和金融體制把農村地區(qū)的財富轉移到城市。

　　財政體制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幾個問題。第一，農村地區(qū)從上交給中央政府的稅收中得到的回報很少。研究發(fā)現(xiàn)農村地區(qū)上交的稅收占國家稅收的26％，但是只得到了9％的政府撥款。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農村向城市的財政凈流動超過130億美元。一位研究這個問題的大陸經濟學家總結道，\"政府分配在農業(yè)上的開支和貸款總是遠遠地低于農業(yè)貢獻給國民生產總值的部分，意味著在體制上存在偏見\"。

　　第二，在農村地區(qū)，向農村工業(yè)的財政投入遠大于向農業(yè)的投入。真正用于農業(yè)設施的投資正在不斷地下降，限制了農業(yè)產量的增長。

　　第三，中國提供政府服務的體制非常分散，而且地方政府大量地自籌經費。極少的稅收根據(jù)需要而重新分配，所以貧困地區(qū)的政府極少地獲得資金。

　　財政的不足是由于國家財政系統(tǒng)把財富從農村地區(qū)轉移到城市造成的。農村地區(qū)向銀行體系提供了總存款的三分之一，但是只得到了十分之一的貸款。世界銀行指出，甚至連中國農業(yè)銀行\(zhòng)"也逐漸成為把資金從農村地區(qū)轉移出來的中介機構\"。

　　農村合作基金建立于20世紀80年代末，從農村存款中提取資金用于農村投資，而且最初它們是成功的。但是松懈造成的疏忽導致了管理不善和欺詐行為，而且最終農村合作基金的三分之二變得無法償還。到20世紀90年代末，政府已經停止了整個農村合作基金系統(tǒng)。

　　另一種類型的制度即農村信用合作社是現(xiàn)在農村家庭主要的存放方式，而且通過250000個村莊的信用站網絡運作。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確在農村進行貸款，但是它們三分之二的貸款都給了農村工業(yè)，很少有助于農業(yè)家庭獲得貸款。一項全國性的調查發(fā)現(xiàn)農民65％的貸款都來自非正式的途徑（家庭或朋友）。缺少正式的信貸使農民很難購買農業(yè)生產資料，例如肥料或家畜。

　　政府已經明顯地減少了在農業(yè)研究和基礎設施發(fā)展上的公共基金，這減慢了增產和脫貧的速度。根據(jù)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發(fā)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據(jù)經濟計量學模型發(fā)現(xiàn)，一個地區(qū)從1965~1993年農業(yè)產量增長的20％是由于在農業(yè)研發(fā)上日益增多的公共投資，回報率達到36％~90％。上個月完成的另一份研究總結道，研究推動的產量增長導致了更低的糧食價格。但是在農業(yè)研發(fā)上的公共投資已經降低了，從1961~1965年農業(yè)國內生產總值的0.56％到1995~1997年的0.32％。

　　研究也指出，在此期間，農村基礎設施的開支也在下降。例如，1989年，國家用于灌溉的投資只有1976年的44％。道路對于農村發(fā)展是至關重要的，然而中國1997年127公里/平方公里的公路密度僅為印度的26％。北京對農村能源的傳輸給予高度的優(yōu)先權，所以到1996年為止，超過95％的家庭都連上了電線。國家對基礎設施的總投資由1978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18％降到了今天的5％。

　　20世紀80年代，工業(yè)是農村繁榮的主要原因，而且現(xiàn)在仍是部分原因。

　　農村工業(yè)起飛于20世紀80年代，受到了政府幾項政策的刺激。第一，農業(yè)的非集體化造成了農村地區(qū)大量的勞動力過剩。第二，鄧小平的市場化理論的推進-\"致富是光榮的！\"-意味著集體所有的企業(yè)為追求利益而最終產生了刺激：這些利益可以由地方保留，而不是轉到北京。第三，農場集體所有制的結束也導致了財政體系的改變，使地方政府需要一些方法來增加他們的稅收基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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