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經濟學家、經濟學與中國改革*
發(fā)布時間:2020-05-21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內容提要：本文回顧了中國經濟學家伴隨中國改革成長的歷程，歷數(shù)諸多為中國建立現(xiàn)代市場經濟制度，進行過艱苦的理論和思想探索的經濟學家；
并通過具體實例說明經濟學家通過對于現(xiàn)代經濟科學認識的深化，在改革的重大關頭和事件上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中國改革的深入，對于經濟科學的要求愈來愈高，經濟學的新課題層出不窮。因此，本文提出亟需加快我國經濟科學學科建設的若干建議。
關鍵詞：經濟學家 經濟學 中國改革
感謝本屆中國經濟學年會邀請我參加這次盛會，與學友們共同探討我們這門學科面對的重要理論和現(xiàn)實問題。特別是感謝年會邀請我在我的母�！獜偷┐髮W的這個講臺上做主題發(fā)言，回顧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走過的歷程，意義更非同一般。
我瀏覽了大家提交給大會的論文題目，它們涉及的方面如此廣泛，精彩的議論紛呈，實在是可喜可賀。這不禁讓我回想起了25年前的1977年，為了撥亂反正，我的兩位老師于光遠教授和蘇紹智教授發(fā)起的四次“按勞分配討論會”。那時，經濟學家雖然還沒有完全擺脫“左”的思想禁錮，但是所表現(xiàn)出來的真誠熱情和理論勇氣令人難以忘懷。中國經濟學家對許多問題的批判性思考，正是從那時開始起步的。
如今，時過境遷，我深深地為中國這二十幾年來所取得的進步而感到自豪。作為一個歷史的見證人，我也想與到會的經濟學界朋友們共同回顧改革的歷程，經濟學和經濟學家在其中的作用，從而明確我們作為經濟學家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
1． 中國經濟學家在改革中成長
中國經濟科學的發(fā)展在“左”的政治路線的統(tǒng)治下受到了致命的摧殘。它是在改革中獲得重生的。
不過，即使在那風雨如磐的時代里，經濟學家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努力。
顧準（1915-1974）是在中國經濟學發(fā)展史中提出市場取向改革的第一人。他在50年代中期“左”風肆虐的日子里力排眾議，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經濟的問題是廢除了市場制度。因此，為了提高效率，社會主義可以選擇的經濟體制，是由企業(yè)根據市場價格的自發(fā)漲落來作出決策[1]（顧準，1956)。在那樣的年代有這樣的獨立而深刻的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旋即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他的學術觀點更被斷定為異端邪說，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湮沒無聞。
在1956年以后的20多年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提出的“放權讓利”，特別是向地方政府放權讓利的方針為指導的，在這種“體制下放”的改革思路對往后的改革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體制下放”的思路首先提出批評的是經濟學家孫冶方。他在1961年后多次指出，經濟管理體制的中心問題，不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而是“作為獨立核算單位的企業(yè)的權力、責任和它們同國家的關系問題，也即是企業(yè)的經營管理權問題�！盵2]孫冶方主張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下擴大企業(yè)自主權，或者說向企業(yè)放權讓利。然而即使這樣的主張也不能見容于當局。所以他在提出上述觀點后不久，就被說成是“比利別爾曼還利別爾曼[3]”的“修正主義者”而受到批判和迫害。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政策的“撥亂反正”中，絕大多數(shù)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領導人認同孫冶方的經濟思想，認為應當把擴大企業(yè)經營自主權和提高企業(yè)活力放在改革的中心地位。以國有企業(yè)改革為重點的微觀改革的最著名的倡導者還有馬洪（1920—）、蔣一葦(1920¾1993)。例如，馬洪關于“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要從擴大企業(yè)自主權入手”，擴大企業(yè)在人、財、物和計劃等方面的決策權力[4]的主張，就在國有企業(yè)領導人的熱烈支持下得到了一些政府領導人的采納。
1978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討論經濟改革問題時對放權讓利作了較之1958年和1970年的行政性分權更寬泛的解釋。全會《公報》指出，舊經濟體制的“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當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yè)企業(yè)在國家統(tǒng)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以便“充分發(fā)揮中央部門、地方、企業(yè)和勞動者個人四個方面的主動性、積極性、創(chuàng)造性，使社會主義經濟的各個部門、各個環(huán)節(jié)普遍地蓬蓬勃勃地發(fā)展起來�！盵5]
另外一些經濟學家思考的范圍比企業(yè)改革更寬。80年代初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國際交往的擴大，我國改革理論已經逐漸超越了“擴大企業(yè)自主權”的實際措施的范圍，形成了以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為核心的整套觀點和政策主張。當時改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薛暮橋（1904¾）、杜潤生（1913¾）、廖季立（1915-1993）、劉明夫（1915-1996）等老一輩經濟學家和經濟工作領導人。例如，中國左翼經濟學界的宿將、解放后又長期擔任中央政府經濟領導工作的薛暮橋在1979年出版的、對當時的改革思想發(fā)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經濟改革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有二：“一是企業(yè)（包括集體經濟單位）管理制度的改革，使企業(yè)成為有活力的基層經營管理單位；
另一個是國民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使它更適合于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彼^“適合于社會化大生產要求”的經濟體制，就是當時被婉轉地稱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市場制度。[6]
長期在意識形態(tài)部門工作的于光遠從恢復馬克思主義原義的角度批評斯大林、毛澤東的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他和他的追隨者更多地傾向于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lián)盟提出的“企業(yè)自治”和“社會所有制”的經濟體制。
應當承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并不是按照經濟學家的某種理論指引進行，而是由千百萬農民在明智的政治家的保護和支持下贏得了在“包”（即租）來的公有土地上建立自己的家庭農場的權力，從而邁出了扎扎實實的第一步。但是即使在這一時期，經濟學家為農民私有農場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作的理論論證和消除政治障礙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其中，杜潤生和一大批集結在他周圍的年輕經濟學家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杜潤生長期從事農村經濟研究，曾經輔佐過被毛澤東批評為“十年一貫制”地“右傾”的中國農村工作領導人鄧子恢(1896-1972)[7]。他廣泛吸收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理論成果，主張建立市場制度，從80年代初期推行農村承包制開始在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方面發(fā)揮了重要影響。
在黨政領導機關工作的經濟學家，也運用他們的理論知識和政治智慧，為爭取改革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作了努力。例如，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理論組組長的林子力（1925—）的《論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一書，就為承包制作了系統(tǒng)論證。他還在參與政府文件起草時援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設定的一個算例，用以論證個體工商業(yè)者雇工8人以下仍舊不是以占有他人勞動作為主要的生活來源，因而保持著個體勞動者的身份。這種說法在政治上獲得通過，雇工在8人8人，成為劃分個體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的界線，為城鎮(zhèn)私有小企業(yè)爭得了某些合法生存的空間。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農民所熟悉的家庭農場已經通過“包產到戶”的形式得到恢復，城鎮(zhèn)民營工商業(yè)也開始成長，如何推進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以便建立現(xiàn)代市場制度的問題便提到了人們的面前。
“摸著石頭過河”常常被稱作“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戰(zhàn)略”。以中國改革的實際來檢驗，這個論斷是值得懷疑的。如果說恢復家庭農場制度只需要農民對千百年相傳耕作制度的切身體驗和掌握實際權力的官員的政治睿智就足夠了，建立現(xiàn)代市場經濟制度則是另一回事�，F(xiàn)代市場制度是一種經過幾百年演變形成的巨大而復雜的系統(tǒng)，如果完全依靠自發(fā)的演進，它的建立和建設至少需要幾十、上百年的光陰。要通過改革行動在很短的歷史時期內把這一系統(tǒng)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來，沒有對反映這一系統(tǒng)運動規(guī)律的現(xiàn)代經濟科學的深切把握，沒有改革行動的自覺性，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是不可能順利完成的。
然而由于在“左”的路線下經濟學備受摧殘，使其完全不具備為經濟制度的這一革命性演進提供理論支撐的能力。
我是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的1950年上大學的。一年以后，英語課程被取消了，理論經濟學課程也被取消了。高校經濟類課程只開設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研究等，采用的是蘇聯(lián)教材。1957年“幫助黨整風”的運動中，一些知名的經濟學家呼吁克服那種以引證訓詁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和搬運轉述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代替科學創(chuàng)新的不良學風，吸收現(xiàn)代經濟學的積極成果，發(fā)展我國的經濟科學[8]，卻被說成“向黨猖狂進攻”；
提出意見的學者也被打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這就使不少經濟學家把進行經濟學研究視為畏途。在那以后，經濟學就變成了現(xiàn)行政策的描述或頌歌，學者的言論如果違反蘇聯(lián)教條或者不符合現(xiàn)行政策，即使不被扣上“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大帽子，也會被指摘為“嚴重脫離中國實際”�！拔鞣浇洕鷮W”從此在中國銷聲匿跡。即使1976年“文化大革命”完結以后，在部分高等學�；謴土艘恍拔鞣浇洕鷮W”專題講座式的課程，現(xiàn)代經濟學也經常是被當做批判的靶子，談不上作為理論基準和分析工具來加以運用。
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的號召下，中國經濟學家逐漸恢復了與世界經濟學界的聯(lián)系，并運用過去曾被視為洪水猛獸的現(xiàn)代經濟學原理去分析中國的經濟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老一代經濟學家如薛暮橋、劉明夫等提出了發(fā)揮市場的作用和建立“商品經濟”的改革主張。許多年輕的經濟學家熱心于補習現(xiàn)代經濟學的基本知識，希望從中汲取新鮮知識來思考我們自己的問題。
更大的沖擊來自1980-81年間已經移居西方的兩位東歐的改革經濟學家W·布魯斯（1921-）和O·錫克（1919- ）的講學。在當時中國經濟學家還停留在把改革看作一組旨在“調動積極性”的政策措施時，他們把改革作為經濟系統(tǒng)的躍遷過程來分析，使許多人感到耳目為之一新。[9]由此許多中國經濟學家產生了系統(tǒng)學習現(xiàn)代經濟學，提升學術水平的愿望。在北京大學等重要學府中重新開設現(xiàn)代經濟學課程。同時在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開始了創(chuàng)建比較經濟學學科的努力。經濟學家劉國光、董輔礽、趙人偉、榮敬本等都為這方面的進展作出了貢獻。
在對現(xiàn)代經濟學進行再學習的基礎上，中國經濟學家逐漸掌握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分析工具，用以分析和評估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進程，并對經濟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政策提出有科學依據的建議。
2．經濟學在中國市場制度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
縱觀中國改革的整個歷程，可以說，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進，都與我們對現(xiàn)代經濟科學認識的深化有關。
否定經濟科學對于我國改革的意義的論據之一，是認為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是一個完全自發(fā)的演進過程，人們的自覺努力，包括經濟學的理論思維都不可能對這種自然演進過程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影響。論據之二，是所謂“中國有自己的實際情況，西方理論不符合中國國情”，所以在80年代流行過一句話，叫做“不能用西方理論剪裁中國的實際”。其實從50年代中期提出“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到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走上比較自覺地進行的軌道，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我國改革和發(fā)展走過的彎路倒是應了凱恩斯的一句話：“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的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的奴隸。”[10]
在此，我想例舉在中國轉型時期，經濟學理論發(fā)揮作用的幾個實例。
第一個實例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
中國從50年代中期開始改革以后，長期是依照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放權讓利”，“調動積極因素”的方針進行的。在這一方針指導下的“行政性分權”的做法，由于造成了1958年的經濟大混亂而不得不在60年代初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的時候暫時停止。1970年又一次大規(guī)模下放。直到1976年 “文革”結束，中國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始終沒能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而且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也沒有完全拋棄用“行政性分權”調動地方政府增產增收的積極性，就能提高經濟活動的想法和做法，例如1980年推行過“財政分灶吃飯”，1988年推行過“財政大包干”、“外匯大包干”和“信貸額度切塊包干”等行政性分權的做法。這些做法一方面可以使民營企業(yè)可以利用地區(qū)之間競爭縫隙作為自己生存和成長的空間，另一方面卻導致了市場割據、保護主義等至今仍然危害市場統(tǒng)一性的消極后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只是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經濟學的主流有了比較多的現(xiàn)代經濟學知識，以新的分析工具去剖析在計劃體制下放權讓利的局限性的消極影響，才對從“行政性分權”轉向“市場性分權”（又稱“經濟性分權”），建設國內統(tǒng)一市場（integrated market），以利于民營企業(yè)的發(fā)展的必要性有了較為透徹的認識，從而推進了全面的市場化改革。
20世紀80年代中期，農民家庭農場、城鎮(zhèn)私營工商業(yè)等J•科爾奈所說的“從下而上地成長起來的私有部門”[11]（科爾奈，1999）已經在中國國民經濟中占有約1/3的比重，如何為這一部門的進一步成長創(chuàng)造有利的市場條件，就成為一件關系中國改革成敗的大問題。如果繼續(xù)堅持1982年中共十二大確定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的改革目標，私有部門只能作為國有部門的“補充”而存在，全面建設私有部門發(fā)展的市場條件的任務就根本不可能提出。
經濟學家的工作對于把改革的目標重新確定為市場經濟，從而把為私有部門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納入改革的行動綱領，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大家所知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一批研究人員的集體研究成果：《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12]對于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所起的作用。而“商品經濟”的目標一經確立，建立私有部門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商品、資金、勞動力、技術等市場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改革題中應有之義。
至于經濟學研究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市場經濟目標中所起的作用，就更是人們所熟知的了。
第二個實例是穩(wěn)定宏觀經濟方針的確定。
在正確確定轉型期宏觀經濟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的，是1984-1985年期間進行的“通貨膨脹是否有益”的大討論。1985年9月2—7日由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共同召開的“宏觀經濟改革國際討論會”（又稱“巴山輪會議”）[13]則對這場討論作出了總結，并且使中國高層政府官員對市場經濟條件下宏觀經濟管理的基本框架、宏觀政策目標及其實現(xiàn)途徑有了比較清晰的理解。同時，通過與會學者對中國學者劉國光、趙人偉論文的深入討論，特別是美國學者J×托賓對當時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精湛分析，會議對中國當時的通貨膨脹形勢和應當采取的治理措施形成了共識。這對1985年10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正確地規(guī)定轉型時期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指導。[14]
第三個實例是1994年推出的包括財稅、銀行、外匯管理體制在內的“宏觀經濟改革”。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議》是一幅在我國建設市場經濟的極好設計藍圖，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高度評價。根據這一設計在1994年配套推出的宏觀經濟改革也是人們公認為的我國改革中的一次最成功的嘗試。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除執(zhí)行方面的因素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它有非常扎實的理論準備。這種理論準備，是在中外經濟學家的共同努力下做出的。在1991-1993年期間，我國有大批經濟學家針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分門別類的研究。就以宏觀經濟改革的設計而言，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以“巴山輪會議”為開端的對現(xiàn)代宏觀經濟學的把握外，對于財政、稅收、銀行、外匯管理和社會保障體系等等都就各國政策選擇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經濟學的最新成果進行了長達數(shù)年的專題研究[15]。在研究過程中征詢過國際知名專家馬斯格雷夫（Richard Musgrave）、麥金農（Ronald Mckinnon）、拉迪（Nicholas Lardy）等的意見。對于初步形成的方案，又在1993年6月由國家體改委和世界銀行共同組織、有國際知名專家莫迪里亞尼（Franco Modigliani）、斯特恩（Nicholas Stern）、李國鼎（K. T. Li）、劉遵義（Lawrence Lau）和多名中國政府官員參加的“中國經濟發(fā)展與改革國際研討會”（“大連會議”）上作了反復的論證。改革的成功是與這種理論上的周密準備分不開的。
第四個實例有關中國的國有企業(yè)改革。
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yè)的改革是中國改革的一塊難啃的“硬骨頭”。
從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國營企業(yè)改革的問題以后，國有企業(yè)改革一直沿著“放權讓利，調動企業(yè)積極性”的路線進行。一直到80年代初期才由北京大學講授“西方經濟學”的厲以寧教授和兩位受過現(xiàn)代經濟學訓練的青年經濟學家吳稼祥、金立佐提出了引進現(xiàn)代公司制度來改造國有企業(yè)的觀點[16]。但在那以后的一段時間里，雖然不少人都表示同意在國有企業(yè)中采用“股份制”（許多人心目中的“股份制”是保持國有的“國有股份制”），但對于現(xiàn)代公司制度的性質特征與基本架構并不甚了了。只是在1987年7月由世界銀行和國家體改委聯(lián)合召開的、有管理學大師德魯克（Peter Drucker）等外國專家和陳清泰、周小川、郭樹清等中國專家參加的國有企業(yè)改革討論會（“釣魚臺會議”）上，根據企業(yè)理論的最新發(fā)展和國際經驗對與國企改革有關的主要問題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討論，弄清了從現(xiàn)代公司的基本治理架構到養(yǎng)老金基金持股的社會意義等有關現(xiàn)代公司制度的一系列重大問題[17]以后，才逐步形成了公有制的不同實現(xiàn)形式的新觀念，并為國企改革走出“放權讓利”的誤區(qū)和進入制度創(chuàng)新的正軌鋪平了道路。1994年召開的，有國際知名學者哈特（Oliver Hart）、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劉遵義（Lawrence Lau）、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和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陳清泰、周小川、錢穎一、李劍閣、吳曉靈、謝平等參加的“中國經濟體制的下一步改革國際研討會”（“京倫會議”），[18]深入探討了我國企業(yè)改革的多方面問題。雖然要使人們普遍接受它所提出的一些重要觀點（國有企業(yè)應當改組為多元持股的現(xiàn)代公司，這些公司必須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資不抵債的企業(yè)應當在債權人的監(jiān)督下進行重組等等）并付諸實踐，有些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有些至今尚未實現(xiàn)，但是，這些理論分析為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目標模式和實施辦法確立了基本方向、基本框架和主要內容。
此外，經濟學家在參與區(qū)域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決策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證。剛才韓正市長在致詞中講到，上海市目前正努力把自己建設成四大中心，即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而上海的這一“多功能城市”和“四大中心” 的戰(zhàn)略功能定位，正是來源于1984年一次大規(guī)模經濟調查和學術政策討論的成果。當時，在老工業(yè)基地要“永葆青春，加速老企業(yè)技術改造”的指導思想下，中共中央、國務院于1984年8月，派出以宋平、馬洪為首、由30位經濟部門負責人和經濟專家組成的“振興改造上海調查組”，對上海以及長江三角洲的經濟發(fā)展進行了一個多月的深入調查研究。與此同時，召開了為期七天的上海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戰(zhàn)術大型研討會。在會上，薛暮橋、宦鄉(xiāng)、徐雪寒、楊紀珂、于光遠、張宣三、蔣一葦、童大林、吳明瑜、許毅、李寶恒等數(shù)十位經濟學家對于上海發(fā)展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提出了許多重要的意見[19]。在這些研究和討論的基礎上形成了關于上海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基本文件，在1985年初經國務院批轉下達。[20]
3、經濟學的學科建設任重道遠
雖然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經濟學界的整體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近年來得到了本國培養(yǎng)和海外學成歸來的大批新銳的補充。然而也應當看到，經濟學家的隊伍無論從數(shù)量方面看、還是從素質方面看都還有許多不足之處。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對于經濟科學的要求愈來愈高，而且經濟學的新課題層出不窮，我們經濟科學工作者身上的擔子也愈來愈重。這里，我想借此機會，對加快我國經濟科學的學科建設提出以下建議：
（1）加強基礎理論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根據我近年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博士課程和在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教授MBA課程的切身經驗，我國學生有一種追求“前沿”而忽視基礎的傾向，妨礙了他們對經濟學理論的透徹的理解和對經濟學基本分析工具的正確把握。糾正這種偏向的方法是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和教學，并在教學中強調掌握基本理論和進行基礎訓練的重要性。
我想特別強調微觀經濟學的基礎訓練。經過20世紀整整一百年的研究努力，現(xiàn)代微觀經濟學已經成為一門概念清晰、邏輯嚴密的學問。作為一個經濟學者，如果沒有扎實的微觀經濟學基礎，其思想免不了混亂。因此，我要求自己的學生一定要學好微觀經濟學。我與同學們討論問題時，也特別注意不時地把他們拉回到最基本的理論問題上來。學習經濟學，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經濟學家對于世界的認知和思考方式。而學好微觀經濟學正是把握這種有用的認識工具的起點。
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存在著兩種有失偏頗的認識：一種是認為21世紀新古典經濟學窮盡了微觀經濟學的真理，經濟學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把新古典經濟學的原理直接套用在中國實際上面，通過簡單的推導就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另一種則是認為，經濟學的最新發(fā)展，像新制度經濟學，信息經濟學等等更加逼近于現(xiàn)實，使新古典經濟學的舊原理變得完全過時。后者往往不理解，微觀經濟學的原理（如阿羅-德布魯一般均衡模型，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al Equilibrium）是在嚴格假設條件下對現(xiàn)實作出的理論抽象；
在放松某些假設（如完全信息假設）情況下得出新的理論結論，并不意味著否定這些原理作為理論基準（benchmark）的重要意義[21]。上述這種認識偏差妨礙我們對經濟問題作出科學的分析。比如對于資本市場的看法就是如此。有的人認為，只要放開股票市場，資本資源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有效的配置；
也有的人說，股票價格的高低無論從短期看還是從長期看都全在于市場炒作技巧的高低和政府政策支持力度的大小，而全然沒有規(guī)律可循；
還有人在不同的場合交替使用這兩種理論；
造成了不少混亂。
（2）學科建設，重在形成嚴謹求實的學術規(guī)范和惠風和暢的寬松討論氛圍。
目前我國經濟學界在保證學術自由和確立學術規(guī)范這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都存在比較大的缺陷。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解決，就很難形成經濟科學進步賴以發(fā)生的學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局面。
80年代后期，我以前在北京中歐管理學院(CEMI)的同事波以索(Max Boisot)教授曾經告訴我他對中國經濟學教學的印象。他說，有些經濟學教授對經濟學教科書上從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講的具體問題統(tǒng)統(tǒng)都知道，但是他們對于市場制度到底是怎樣運轉的卻并不清楚，也就不能夠把關于市場經濟的系統(tǒng)知識傳授給學生�，F(xiàn)在的情況雖然由于有大量經過嚴格經濟學訓練的年輕經濟學家的加入而有了改善，但是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缺點仍然難以完全避免。因此，我在自己的教學中深深感到，為人師表，需要加強自己的學習和研究，才能提高教學水平。
今年11月我參加了《比較》雜志主辦的中俄轉軌經驗比較討論會，來自俄羅斯方面的學者包括普京總統(tǒng)的首席經濟顧問伊拉里奧諾夫（A. Illarionov）在內大多出生于70年代，他們在世界上最好的大學接受經濟學教育，寫出來的論文中規(guī)中矩，嚴謹規(guī)范；
同時，他們也在俄羅斯的研究機構兼職，能夠對俄羅斯的現(xiàn)實問題發(fā)表中肯的見解。這種情形給那天到會的中國學者很大的震動。中國也有大量經濟學家在海外學習和工作，如何能創(chuàng)造一種機制，吸引他們回國為中國的經濟學學科建設貢獻力量是在座諸位大學院系和科研機構的領導應當認真考慮的問題。我們的高等學校和研究機構應當有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氣度，為經濟科學的發(fā)展不拘一格地引進和使用人才。
�。�3）要加強經濟學人之間的交流和切磋，以便長短互補，共同提高。
一千八百年前魏文帝曹丕就曾經指出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磥恚f的“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風氣，[22]早已是中國文化界的痼疾。經濟學界似乎也不能避免這種傳統(tǒng)的影響。為了發(fā)展經濟科學，我們必須與這種不良傳統(tǒng)決裂，形成學者之間、特別是不同經歷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學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風氣。
在國外受教育的經濟學家容或有對國內實際情況了解得不夠深透和不夠具體的缺點，但是他們一般受過比較嚴格的經濟學訓練，又在發(fā)達的市場經濟環(huán)境中長期生活，他們由此取得的知識無疑是建設中國市場經濟所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
另一方面，植根于本土的經濟學家常常難以超脫現(xiàn)實的政治社會條件鉆研學術和汲取新的知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然而，并不能因此而貶低這些對中國歷史和現(xiàn)實問題有著深刻理解的經濟學家的作用。有的時候，我們會聽到這樣的一種評論，說某一位學者學術上沒有貢獻，甚至于因此而否定他的歷史價值。這也是有失偏頗的。
至于有些人動輒把經濟學家劃分為這樣或那樣的“派別”，甚至用“文革”手法制造事端，給與自己意見相左的經濟學家隨意扣上“代表復辟勢力”、“為外國勢力服務”之類的政治帽子，更是不能容許的。這種種作為對于經濟學人之間的良好關系和正常學術環(huán)境的形成是十分有害的，應當受到一切正直的經濟學家的抵制。
中國改革和建設需要大家齊心協(xié)力，努力發(fā)展經濟科學，為中國的改革和中華的騰飛作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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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6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發(fā)展室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巴山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文集》，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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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作者為2003年12月20-21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三屆經濟學年會作主題演講而準備的論文，隨后在演講的基礎上又作了修改。載《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1] 顧準(1956)：《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顧準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頁。
[2] 孫冶方（1961）：《關于全民所有制經濟內部的財經體制問題》，《孫冶方全集》（第2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第229-242頁。
[3] 利別爾曼是蘇聯(lián)經濟學家，他在1961年提出的對蘇聯(lián)經濟改革的建議，被認為是1965年柯西金改革的理論基礎。
[4] 馬洪向北京地區(qū)社會科學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提交的論文《改革經濟管理體制與擴大企業(yè)自主權》，載《馬洪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第228-245頁。
[5]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公報》（1978年12月22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
[6] 薛暮橋：《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5頁。
[7] 鄧子恢早在國內革命戰(zhàn)爭時期就已成為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人之一；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擔任負責農村工作的主要官員。他曾經因為主張在土地改革完成后實行雇工、借貸和租地不加限制的“四大自由”、在五十年代中期反對合作問題上的冒進和在大躍進失敗后主張包產到戶，一再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評。
[8] 見陳振漢、徐毓旃、羅志如、巫寶三、寧嘉風、谷春帆：《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8月29日。
[9]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學術資料室編：《論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10] 凱恩斯（1936）：《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330頁。
[11] 科爾奈認為，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有兩種戰(zhàn)略。其中，戰(zhàn)略A是有機發(fā)展戰(zhàn)略（the Strategy of Organic Development）,其最重要的任務在于創(chuàng)造自由準入、保護私有產權等有利條件，使私人部門得以從下而上地生長起來（bottom-up development）。戰(zhàn)略B是加速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戰(zhàn)略(the Strategy of Accelerated Privatization)，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盡快地消滅國家所有制。（參見科爾奈（1999）：《<通向自由之路>出版十年之后的自我評價》，《后社會主義轉軌的思索》第1-21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我認為，這種分析不僅對于后社會主義國家實現(xiàn)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有著重要意義，對于社會主義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中也同樣有重要意義。
[12] 馬洪（1984年7月）：《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商品經濟的再探索》，公開發(fā)表于《經濟研究》1984年第12期。關于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改革目標的經過，可以參看《百年潮》（1998）：《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論爭》，吳敬璉：《改革：我們正在過大關》第318-339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第2版。
[13] 這次討論會于1985年9月2日至7日在長江旅游客輪“巴山”號上召開，參加這次討論會的國際知名專家有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問題大師托賓（James Tobin）、曾任英國政府經濟事務部部長的牛津大學教授凱恩克勞斯（Alexander K. Cairncross）、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anos Kornai）、波蘭經濟學家布魯斯（Wlodzimierz Brus）、原德國聯(lián)邦銀行行長時任聯(lián)邦證券抵押銀行行長的埃明格爾（Otmar Emminger），中方的參加者有安志文、薛暮橋、馬洪、廖季立、項懷誠、高尚全等經濟官員，劉國光、戴園晨、吳敬璉、趙人偉、樓繼偉、郭樹清、田源等經濟學家。會議開始以前，中國政府領導人在北京會見了與會外方專家。會議的主要文獻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編：《宏觀經濟的管理和改革——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言論選編》，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6。
[14]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第七個五年計劃的建議》（1985年9月）
[15] 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匯集在吳敬璉、周小川、榮敬本等編著（1992-1994）：《建設市場經濟的總體構想與方案設計》，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6]厲以寧于1980年在有關勞動工資和就業(yè)問題的會議上提出實行股份制問題，1984年在安徽所作《關于城市經濟學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有較為詳細的論述。該報告收入《厲以寧選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9-277頁。吳稼祥、金立佐1983年寫有《股份化：進一步改革的一種思路》，發(fā)表在《經濟日報》1985年8月3日。
[17] 在會上管理學大師P. 德魯克除對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的一般問題作了論述外，還特別介紹了他在《看不見的革命：養(yǎng)老金社會主義在美國的起源》（The Unseen Revolution: How Pension Fund Socialism Came to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中提出過的關于以養(yǎng)老金基金持股為主的現(xiàn)代公司制度觀點，給與會的中國經濟學家思考公有制的最佳實現(xiàn)形式問題很大的啟發(fā)。
[18] 參見吳敬璉、周小川等著：《公司治理結構、債務重組和破產程序——重溫1994年京倫會議》，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
[19] 參見《上海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全國關心世界注意》，世界經濟導報1984年9月24日
[20] 國發(fā)[1985]17號《國務院批轉關于上海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匯報提綱的通知》。
[21] 本文作者同意許成鋼在《經濟學、經濟學家與經濟學教育》一文中對他所說的“經濟學的五個‘不相關性’理論基準”的分析；
見《比較》第1期，第6-9頁，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7月。
[22] 曹丕: 《典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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