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耀杰：黃愛、龐人銓的生前與死后
發(fā)布時間:2020-05-22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1922年夏季，正在日本留學的田漢寫出一部獨幕劇《午飯之后》。到了1932年，已經成為中國黨員的田漢把該劇編入《田漢戲曲集第一集》，并在“自序”中著意介紹說：“寫這作品的動機是因當時湖南軍閥趙恒惕為華實紗廠的年關斗爭的嚴重，慘殺了黃愛、龐人銓兩人。黃愛是由黃素兄的介紹剛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這劇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愛的紗廠男工林三哥�！币赃@段話為線索，筆者對黃愛、龐人銓生前死后的一些情況進行了一番鉤沉，現(xiàn)整理出來就教于大方之家。
黃龐之死
黃愛字正品，別號建中，湖南常德人，1897年生，小學畢業(yè)后曾在店鋪中當過學徒，1913年考入湖南甲種工業(yè)學校機械科，1917年畢業(yè)后入湖南電燈公司任職，曾負責測繪長沙電流分配全圖，稱得上是高材生。1918年，黃愛入天津直隸高等工業(yè)學校讀書，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表現(xiàn)積極，與周恩來、馬駿等人共同擔任《天津學生聯(lián)合報》編輯，參加過學聯(lián)執(zhí)行部的工作。8月份因發(fā)生山東軍閥馬良鎮(zhèn)壓愛國群眾的濟南事件，學生運動再起波瀾，來自山東、天津、北京等地的數(shù)千名學生到新華門徐世昌總統(tǒng)府前請愿，黃愛、周恩來、馬駿等數(shù)百名天津學聯(lián)學生代表參加請愿，從湖南來京的劉少奇也是這次請愿活動的參加者。馬駿因指揮請愿被捕，黃愛組織“犧牲十人團”，帶著“最激烈否認北京政府”的傳單到北京總統(tǒng)府門口散發(fā)，準備讓政府槍斃，借此“掀起最激昂的群眾運動，來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被天津各界聯(lián)合會阻止。8月30日，馬駿等數(shù)十名被捕學生得到釋放，請愿活動宣告結束。10月間發(fā)生日軍在福建屠殺中國學生事件后，黃愛代表天津學聯(lián)去北京參加第三次請愿時被捕，一月后出獄被學校除名。此后他和許多預備留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住在一起，在他們組織的一個工人補習學校教課，也去北京參加過工讀互助團，因意見不合而退出，1920年6月經上�；氐胶�。
龐人銓字受淳，號龍庵，是黃愛湖南甲種工業(yè)學校的同級校友，學的是染織科。妻子楊佩歧是黃愛機械科的同學。龐人銓畢業(yè)后曾在湘潭織布廠工作，1918年和妻子一道回鄉(xiāng)下組織家庭織造社自食其力，因受張敬堯軍隊的搶劫無法繼續(xù)營業(yè)，一度加入驅張運動，在湖南地方軍隊中當過副官。1920年驅張成功后退出軍隊來到長沙，和黃愛共同組織甲種工業(yè)學�！皩W友會”。1920年11月20日，兩人又在“學友會”的基礎上創(chuàng)辦“湖南勞工會”并出版會刊《勞工》及《勞工周刊》。
勞工會成立后的主要活動圍繞湖南第一紗廠收歸公有而展開。第一紗廠是1912年官商合辦的一家企業(yè)，由于連年軍閥戰(zhàn)爭，一直未能開工。后來張敬堯將股權承租給華實公司，才算是起死回生。趙恒惕上臺后，接受該公司所贈股本，繼續(xù)承認其經營權。華實公司因無力經營，又轉租給外省資本家，同時招收外省人來當技師和工人，引起湖南各界的不滿。勞工會率先提出紗廠公有運動，1921年3月8日推舉10名代表署名發(fā)表反對華實公司壟斷第一紗廠的傳單，20日發(fā)動工人游行示威，4月13日又動員3000多名工人到第一紗廠示威，采用無政府主義者所慣用的恐怖手段，迫使華實公司的經理們寫下不再承租紗廠，否則“任憑工界打死無論”的“誓詞”。趙恒惕派兵趕散工人并通輯首領，黃愛自首被捕，從5月1日起絕食抗議。龐人銓則在當天召集萬余工人在第一師范開游藝大會，表演《萬惡金錢》等新劇；
還定做印有“勞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字樣的紀念面包在會場出賣。
1921年6月8日，趙恒惕迫于公眾壓力釋放黃愛，黃愛出獄時對歡迎他的學生們發(fā)表演說：“現(xiàn)在的青年，宜多過監(jiān)獄的生活，監(jiān)獄多過一次，其革命的心加緊一次。”其后華實公司董事陳友吾等人以五百元會金為代價，要求加入勞工會，遭到黃愛嚴詞拒絕，說是：“入會并不要會金，五百元大款，不愿承受，且君等非工人，請加入其他冒招牌的工會吧！”
1922年1月，第一紗廠工人因華實公司不愿在舊歷年發(fā)放雙薪而罷工，遭到軍警鎮(zhèn)壓后，黃愛、龐人銓親自去質問趙恒惕，并代表勞工會與紗廠交涉，爭得以紅利百分之五提交勞工會充當湖南教育經費，限制工時，童工、成年女工每月例假三天，設立工人澡堂、圖書室、調養(yǎng)室等項有利條件。令黃、龐料想不到的是，華實公司不過是在玩弄陰奉陽違的詭計，在與黃、龐二人進行談判的同時，又拿出巨款賄賂趙恒惕將二人逮捕，于1922年1月17日清晨處以死刑。
黃龐死后
黃、龐犧牲后，趙恒惕怕工人暴動，派兵逮捕六個鬧事工人，宣稱“外面如再有暴動行為，先將六人殺了，再殺暴動者。工界罷工，殺工界；
商界罷市，殺商界；
學界罷課，殺學界”。在白色恐怖下，湖南勞工會骨干成員紛紛逃出湖南，在全國各地發(fā)起悼念與聲討活動。逃到上海的52名會員設立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于1922年2月17日出版《勞工周刊》第14期“黃愛、龐人銓被害紀念特刊”。5月1日又出版紀念黃、龐專刊《血鐘》。天津湖南勞工會的93名會員也發(fā)行了《��！》刊物。漢口湖南勞工會支部于1922年2月1日創(chuàng)辦《血祭》，5月1日又出版特刊《血祭的五一》。
在勞工會的運動與呼吁下，全國各界紛紛做出反應。1922年2月9日，中國領袖陳獨秀在邵力子主編的上�！睹駠請蟆贰坝X悟”副刊發(fā)表文章《工人們勿忘了馬克思的教訓》。4月11日，該刊還刊登“黃龐追悼會”（“東京通信”）：“黃龐被趙恒惕等殺死后，這里的同學非常悲痛，現(xiàn)在由大家發(fā)起，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在中國青年會開會追悼，并且募集捐款幫助勞工周刊。我想到會的人，一定很多。”
黃愛不僅是田漢的朋友，早在一年前的1920年12月25日，田漢的舅父兼岳父的易象（易梅臣），同樣是死在趙恒惕的手中，由此可以斷定，田漢與妻子易漱瑜應該是這次追悼會的積極參與者。
1922年2月5日，中國共產黨北京區(qū)機關刊物《工人周刊》第28號發(fā)表署名尼甫的《趙恒惕與湖南人的生命和人格》�！冻繄蟆犯笨瘡�3月23日至25日連載《黃龐流血記》，李大釗、蔡元培寫有序言。李大釗認為：“以前的歷史，幾乎全是階級的爭斗史，最后的階級爭戰(zhàn)，在世界在中國均已開始了。黃龐兩先生，便是我們勞動階級的先驅。……要知道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辈淘鄤t盛贊黃、龐是實行“到民間去”的模范。李大釗、蔡元培兩人堪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1922年3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發(fā)表《為黃龐被害事對中國無產階級宣言》：“黃愛、龐人銓不過兩個貧苦的工業(yè)學生，拼著一腔熱血，想替勞動者企圖較好的生活，才組織湖南勞工會�！欢ㄒ_他們宣傳無政府主義，私通土匪，收買槍械等等罪名，簡直是無意識呵！黃君是我們底團員，龐君是我們底同志�！瓘谋徊兜接龊�，不過三點鐘，沒有審問，也沒有罪狀；
——湯執(zhí)法官向他們說‘你們死了，自然有罪狀的’！由著雄赳赳的兵士，將他們裸著上身，擁到長沙瀏陽門外，龐人銓砍了一刀，黃愛砍了三刀，可憐！慘呵！……”這篇宣言同時發(fā)表在《青年周刊》等多家刊物上，還被收入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血鐘》�？�。
1922年4月16日，廣州工界召開追悼會，黃愛七十多歲的父親參加。既是國民黨黨員又是共產黨黨員的湖南藉人士林伯渠贈送挽聯(lián)“看舉世方以金錢造罪惡，唯二君能將頸血冼乾坤”。5月1日在廣州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上，還通過每年1月17日紀念黃、龐的決議。
一周年與四周年
黃、龐犧牲一周年之前一度存在的見仁見智局面，到一周年紀念活動中已經不復存在。正在蘇聯(lián)方面的指導與撮合下醞釀國共合作的中國共產黨，率先表現(xiàn)出獨占先烈的態(tài)度。1923年1月5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發(fā)表通告：“（黃、龐）為中國第一次為無產階級奮斗而死的先烈，我們當紀念不忘！……”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報《先驅》于1923年1月15日出版《李、盧、黃、龐四先烈紀念號》，把外國的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與本土的黃愛、龐人銓放在一塊進行悼念。署名光亮的《四個死者，一個精神！》一文，干脆稱黃龐為“我們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好團員”。長沙出版的《黃龐流血周年紀念特刊》另有《黃龐周年紀念感言》一文，說是“黃愛龐人銓二同志篤信馬克思共產主義，而至于以身殉主義”。
北京的《國風日報》“學匯”副刊為無政府主義者景梅九主編，該刊1923年1月23日的“黃龐流血周年紀念號”上，發(fā)表有《黃龐死后一年》，文中稱黃龐是“吾黨為勞工運動第一犧牲者……自黃、龐大好頭顱擲地，紅火燒天的無政府靈光，幅射八方，萬流昂首，仿佛都滿體受了一種‘血針’的激刺，熱血沸沸，自骨髓中迸出，濺成黑十字標幟�！苏鏌o政府革命實行之先河�！�
針對“學匯”獨占先烈的言論，由上�！包S龐一周年紀念籌備處”發(fā)行的《黃龐周年紀念冊》專門發(fā)表“啟事”予以否定，說是“‘學匯’發(fā)行特刊，至情殊可感謝，而對于黃龐二君，則似微有誤會之處�！S龐二君素不信仰無政府主義……”勞工會骨干會員諶小岑在上�！睹駠請蟆贰坝X悟”副刊“黃龐周年紀念號”發(fā)刊詞中，所表現(xiàn)出的則是由勞工會來獨占先烈直至壟斷工人運動的極端態(tài)度：“勞動者的動性，雖比較的大，但其所以能表現(xiàn)于十一年特別兇猛的來源，不能不認為是去年今日湖南有兩個工人團體職員的被殺……1922年遂成為‘中國勞動運動紀元年’”。
《黃龐周年紀念冊》的“附錄”中依次收錄有湖南勞工會駐滬辦事處同人的《本會被封一周年的我們》；
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的《對于紀念黃龐的主張并告工友》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長沙地方團的《黃龐紀念日告青年無產階級》等材料，由此可以見出湖南勞工會與中國黨團組織之間的相對一致與相對融洽。這種局面到了1926年黃龐四周年紀念活動中，卻發(fā)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1926年1月17日，上海舉行黃龐四周年紀念大會，并發(fā)行《上海黃龐四周年紀念大會特刊》，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借著先烈的牌位展開了對于中國言論的清算。毛一波《黃龐與中國勞動運動》寫道：“現(xiàn)在中國的勞工會，到處都為政黨所把持，而可憐的工友們反作了聽人穿鼻的牛馬！……工團主義者索勒耳說：‘一切政黨都為著搶奪官職而設’，而克魯泡特金也說：‘勞動者決不承認他要受政黨的利用的’。中國的工友們，你們早受了利用！你們還不急驅共產黨，國家主義派……在你的工會里的活動嗎？”愚夫《黃龐四周紀念》認為：“那般所謂共產黨的工賊，便喜出望外，乘機來利用工人了。他們的口中，自然說得天花亂墜，什么打倒軍閥咧！打倒資本家咧！其實都是哄騙我們工人的話。他們的心目中，都很想自己做軍閥、自己做資本家呢。他們認為黃龐兩烈士是我們工人所崇拜的首領，硬說黃龐是他們的同志，真是可惡之極�！と说氖拢瑧斢晌覀児と俗约簛砀�；
驅逐所謂共產黨的工賊，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碑敃r的無政府主義者巴金（李芾甘）在《特刊》中發(fā)表有《黃龐死后的第四年》一文，中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秘書處發(fā)出的要求黨員一律參加紀念活動的《國民黨紀念黃龐通告》，也被收入這期《特刊》。
在同一天出版的《勞工周刊·黃龐四周年紀念特刊》中，再沒有了中國方面的聲音，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專門從事工會運動的骨干人物邵元沖的文章《哀悼黃龐四周年紀念并告全國工人》和已經宣布脫黨的中國創(chuàng)始人周佛海的文章《黃龐四周年紀念感言》。
《民國日報》“覺悟”副刊1926年1月17日“黃龐四周紀念特刊”中的一篇《對于黃龐四周年紀念的感想》，也是針對中國而寫的。說是黃龐“只憑著赤裸裸的良心幫助勞工”，而“那些冒昧的勞工運動者，開口就說第三國際指揮，蘇俄的援助，奴隸成性，……無形中就潛伏了成群結隊的賣國賊……那些冒牌的勞工運動者，既領著蘇聯(lián)的津貼，又騙著國內的捐款，無怪有錢在南京秀山公園旁買幾十畝的地皮；
無怪非頭等車不乘；
無怪一個人抱著幾個姘頭式的戀愛”�！拔遑\動，那些冒牌的勞工運動者不是標榜參與過了嗎？而死的傷的多與他們不相干�！�
隨著北伐軍占領長沙，湖南勞工會的骨干成員紛紛回遷，《勞工周刊》也隨之復刊。在1926年6月出版的《勞工周刊》（復活）第5期“‘五卅’‘六一’紀念特刊號”上，發(fā)表有署名刀剪工步云的文章：《農工階級的腦筋應該清醒罷？》，對“農工階級”發(fā)出“忠告”：“弗再蹲在那耍猴把戲的圈套中，被人牽作猴兒來跳舞才好。要曉得我們農工此刻還談不到政治，……我們唯一的目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是謀同一階級的解放——改良物質的生活，提倡工人的教育，創(chuàng)造工人的世界……”
據(jù)當年直接參與過毛澤東領導下的湖南工人運動的郭亮回憶，這是“工賊王光輝、諶小岑……等利用‘勞工會’的名義，受著英帝國主義和西山會議分子的唆使，回到湖南擾害湖南工人運動，破壞湖南全省總工會的成立……”結果是“工賊”被“鏟除”，勞工會被改組。（語出《湖南工人運動之過去與現(xiàn)在》，文載《湖南歷史資料》1958年第1期）
歷史的改寫
黃愛、龐人銓死后，留下來的最為可信的文本就是他們生前主編的《勞工》與《勞工周刊》。
《勞工》僅見兩期——1921年2月1日出版的第2期和5月1日出版的“五一特刊”——其中發(fā)表的署名文章大都注明了作者的勞工身份，諸如紡織工龐人銓、測繪工李矩、藤竹工羅吉人、礦工李任之、機織工周天樸、電氣工劉蒙、印刷工盛仲屏等等�！拔逡惶乜敝邪l(fā)表的《本會對于省自治意見復省自治根本法籌備處書》，是對趙恒惕所推行的“省自治”政策的一種回應，體現(xiàn)出了勞工會的基本信念：在政治上提出“廢止常備軍，立全省人民皆為民兵之制度”；
“實行基爾特自治主義”；
民選公務人員以及為勞動人民保證種種民主權利等項主張。在經濟上提出實行直接稅和高額累進稅；
銀行鐵道礦山公有并由工人自己管理；
以工人組織的統(tǒng)計委員會所定物價為標準規(guī)定最低工資，規(guī)定八小時工作制，同工同酬等項主張。文件最后說：“至其他以人類剝削人類之制度，與夫社會中各種階級之區(qū)別，均切望一律實行鏟除，使理想的幸福和平之社會，早日實現(xiàn)�！�
《勞工周刊》創(chuàng)刊于1921年10月20日，主編龐人銓在《勞動者的努力》一文中認為：“勞動者暫時的目的是‘增加工錢和減少工作時間’；
勞動者唯一自救的方法是‘聯(lián)合’；
勞動者最好應該采用的革命手段是‘同盟罷工’……”黃愛在11月5日出版的《勞工周刊》第3期上發(fā)表有《工業(yè)學生與工人》一文，對工業(yè)學生進行批評：“我們睜著眼看看，工業(yè)學生在工廠里面起碼的位置，總要比工人高些，如果彼此服務的責任有輕重大小不同，分出位置的優(yōu)劣來，這也不為過；
不過同在一個責任上的服務，工業(yè)學生硬要比工人的位置占得高些，這是大大的不對。譬如工廠充當監(jiān)工的盡是工業(yè)學生……最可惡的監(jiān)工，還要幫助資本家吃人！”
與黃愛、龐人銓的通過“同盟罷工”來實現(xiàn)“基爾特自治主義”不同，正在湖南長沙從事組黨組團活動的毛澤東，早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書信中，就提出了以奪取“政權”為唯一抉擇的別一種“主義”：“……資本家久握教育權，大鼓吹其資本主義，使共產黨人的共產主義宣傳，信者日見其微。所以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我的理由卻不僅在無強權無組織的社會狀態(tài)之不可能，我只憂一到這種社會狀態(tài)實現(xiàn)了之難以終局�！晕覍τ诮^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即民主——引者注）主義，依我現(xiàn)在的看法，都只認為于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致蔡和森信中再次對“無政府的……工團主義”給予了否定，說是“工團主義以國的政治組織與工廠的政治組織異性，謂為另一回事而舉以屬之另一種人，不是故為曲說以冀茍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
有趣的是，1922年2月15日出版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機關刊物《先驅》第3號，在發(fā)表悼念詩歌《感黃龐二烈士底死》的同時，還發(fā)表有署名“旋”的《評中國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一文，對以張東蓀、徐六兒等人為代表的基爾特社會主義，實施以絕對真理自居的“存天理滅人欲”式的詛咒與審判，其觀點恰好與毛澤東同調：“你們怕革命，你們怕革命后打破了你們的飯碗，你們就不必講改造。冒著改造的招牌，暗中延長舊社會的命運，你們的心真可誅，你們的肉尚足食乎？”“老實說吧，什么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你們所主張的完全是資本主義！”
據(jù)郭亮《湖南工人運動之過去與現(xiàn)在》的說法，毛澤東在1921年秋曾邀請黃、龐二人到安源煤礦住了一星期，一起了解工人的真實情況，大概在這年年底，黃、龐二人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這實際上是對于歷史事實的改寫。據(jù)劉少奇、朱少連寫于1923年的《安源工人俱樂部略史》記載，1921年12月中旬，安源工人寫信給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請求派人“到安源幫助指導一切”，毛澤東、李立三、宋友生、張理全四人受書記部的委派，才有了第一次秘密性質的安源之行。毛澤東一行人從安源回到長沙已是年底，據(jù)黃、龐之死只有10多天的時間，正在組織勞工會數(shù)千名工人進行年關斗爭的黃、龐，當然不會離開自己為之斗爭、為之獻身的崗位去外省了解不相干的安源工人，然后再撇開非政治的、聲勢浩大的勞工會去加入政治組織青年團。
與郭亮對于歷史事實的改寫相仿佛，1952年還發(fā)生過江西省萍鄉(xiāng)縣委宣傳部干部彭江流對于安源大罷工的改寫。安源工人當年自發(fā)歌唱的一首歌謠：“直到1921年，忽然霧散見青天，有個能人李隆郅（李立三），年齡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人，出洋外國轉回程，工會湖南來辦起，勞動工界結團體�！苯涍^彭江流煞費苦心的改寫，變成了另外一套話語：“直到1921年，忽然霧開見青天，有個能人毛潤之，打從湖南來安源，提議要給辦工會，勞動工界結成團�！�
黃龐所主張的“基爾特自治主義”，其實就是被毛澤東徹底否定的無政府工團主義。在致力于工會運動方面，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稱得上是中國共產黨的先驅。正如鄧中夏在《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中所承認：在共產黨湖南黨部還未成立時，便有無政府黨人在此活動，其首領為黃愛、龐人銓。這一點在芾甘（巴金）1921年發(fā)表于四川《人聲》雜志第二號的《五一紀念感想》一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證：“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諸位大概都知道的，簡單說來，今天就是勞動者做人的日子�！韲袪査固┰f過‘自由非贈品也，自由有代價，曰血與淚�！銈兛线@樣做，我們也定要幫助你們，我們也定要同萬惡的政府資本家階級奮斗、犧牲、流血，那時快樂的、光榮的、自由的無政府社會就要實現(xiàn)了，朋友、朋友，你們快努力啊！
由“主義”上的歧異，可以斷定中國方面所說的黃愛、龐人銓是“我們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好團員”和“二同志篤信馬克思共產主義，而至于以身殉主義”并不成立。退一步說，即使黃、龐生前當真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他們也是以勞工會代表的身份與華實公司進行交涉的。中國方面在黃、龐死后率先表現(xiàn)出的獨占先烈的態(tài)度，無論如何也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
《午飯之前》
《午飯之前》堪稱是田漢的嘔心瀝血之作。劇中一開幕便充分調動劇作者本人的童年記憶，以故作憨癡之筆對田園情趣大事渲染。先是三妹與鄰女幕前幕后的對話——“我告訴你罷，上仙姑廟看戲去，今天是仙姑娘娘的生日，有很好的廟戲。陳家細姑娘、張家杏姑娘全都去看去了，你去不去？咱們倆一塊去好不好？”接著是為取悅生病的母親擅自折取鄰家梅花的三妹，與鄰童的一番對話：“誰呀？啊！三姑娘！你不要上去，別跌了，下面是池子哩。讓我來替你折。你要多少？”“那一枝格外的香！”鄰童與三妹一來一往的幕后對話，加上二姊“他們兩個小孩子真是有趣啊”和母親“我聽了他們那種愉快的聲音，把病都忘了”的當場點評，把田園生活中“君子恥言利”的淳厚民風和盤托出。
經過對原始烏托邦式的田園生活的美化渲染，接下來對于城市工業(yè)化生活的繪寫，一下子轉換成了陰冷的筆調。而在事實上，正在田漢寫作《午飯之后》的同時，遠在湖南老家的他自己的母親與兩個弟弟，正在流離失所中艱難度日，連自己的外祖父一家也時常流露出嫌貧愛富之心。田漢與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的格格不入于此暴露無遺。
劇中“非拉著耶穌基督的手，就不容易生活下去”的大姊，一上場便“悲極欲泣”，說是伊牧師和伊師母夫婦要她以嫁給伊家“涎皮搭臉”的兒子為代價，來換取“把我們的母親送到耶魯醫(yī)院去醫(yī)病，把三妹送到益智學堂去念書”。對于這位虔誠的基督徒來說，“單只沒有借到錢還沒有什么要緊”，要緊的只是違背了中國本土“存天理滅人欲”的儒教道學：“我不知道我為什么一生信賴人家，總給人家騙了。”被劇作者形容為代表“唯物的斗爭的世界”的二妹，也并沒有表現(xiàn)出“唯物”的一面，而是更進一步地在“存天理滅人欲”的儒教道學上強詞奪理走極端，說什么“你受了陳春哥的騙，還要信陳春哥；
受了基督教的騙，還要信基督教；
受了資本家的騙，還要信資本家嗎？”
對于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利益之爭，二妹的說辭顯得更為乖張：“我們照老例要求一塊錢年賞，已經是極安份的事，資本家是隨時預備著把我們做犧牲的。我們不和他們斗爭，他們連你的最后一粒飯也要剝削去�！�
按照馬克思的經典理論，資本家從工人身上剝削的只是剩余價值，“連你的最后一粒飯也要剝削去”的事情，在中國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極權專制下是確實存在的，在嚴格意義上的資本主義社會卻從來沒有存在過。資本主義的社會化擴大再生產，是建筑在保障個體人權和私有產權的根本前提之上的，資本家從工人身上剝削來的剩余價值，并沒有被資本家本人全盤消費，而是通過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再投資，給工人階級增加了就業(yè)機會，同時也拉動了全社會的整體繁榮。換言之，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無論有多么深刻的矛盾，你死我活的事情還是不多見的。一個22歲的女工，連作為奴隸制殘余的年賞與人格獨立前提下的勞動報酬都區(qū)分不開，卻偏要抱著“存天理滅人欲”的你死我活的斗爭觀去革人性命，與馬克思筆下的“階級斗爭”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馳的。
在隨后由二妹的情人、工人領袖林大哥與二妹一同領導的“要求一塊錢年賞”的斗爭中，“大家圍著事務室要求年賞的時候，工場里的辦事人，見那姓林的鬧得最兇，就命令衛(wèi)兵開槍，把那姓林的打死了�！薄斑�打傷了一個工人！于是工人們憤怒了，把那事務室包圍得緊緊。那時候有一個從外面跑來的女工看見姓林的打死了，抱著他的尸首大哭，一站起來指揮著那些男女工人，就去攻打事務室，李庶務長出來調解，被他們飽打一頓。那李庶務長又命令衛(wèi)兵開槍，把那個為首的女工又打死了！”就這樣，一場單單為了“要求一塊錢年賞”的利益之爭，僅僅激于道學義憤，就被推演為你死我活加自暴自棄的生命賭博，這絕對不是科學意義上的階級斗爭，而是中國傳統(tǒng)道學所慣用的“存天理滅人欲”的道義殺伐和野蠻犧牲，是把自己連同別人降低到“一塊錢年賞”之下的廉價出賣與肆意踐踏。
比之于《午飯之前》的林大哥和二妹，生活中的黃愛與龐人銓也并沒有高明多少。這一點集中表現(xiàn)在黃愛所謂的“資本家吃人”上。前面已經說過，馬克思經典理論所承認的只是資本家對于工人所創(chuàng)造的剩余價值的剝削，而不是謀財害命以至于你死我活的“吃人”。更進一步說，中國社會迄今為止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在法律制度的切實保障與切實約束下從事社會化擴大再生產的資本家，“資本家吃人”從根本上無從談起。
中國社會自然也有“階級”，只是與馬克思經典著作中圍繞著一個“產”字做文章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并不是一回來，甚至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五四時期的反孔斗士吳虞在《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一文中，對此曾有絕妙的剖析：
“孔氏主尊卑貴賤之階級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官尊民卑。尊卑既嚴，貴賤遂別；
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所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幾無一事不合有階級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來，不能鏟除階級制度，至于有良賤為婚之律，斯可謂至酷已！守孔教之義，故專制之威愈衍愈烈。茍非五州大通，耶教之義輸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憲法上平等自由幸福，可斷言也�！�
這種把一切個人牢牢禁錮于與神道天理和國家機器捆綁在一起并被神圣化為三綱五常的一級壓一級的等級制度之中的所謂“階級”，與馬克思筆下一分為二的有產與無產、剝削與被剝削的敵對“階級”，顯然不是一個概念。筆者認為，從來沒有享受過主體人權與私有產權的一切中國人，所面臨的最為致命的威脅，并不是外來的帝國主義和本土的階級敵人；
而恰恰是把自以為絕對正確的神道天理連同國家機器和一級壓一級的等級制度捆綁在一處所形成的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抗力。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和貴為劇協(xié)主席的田漢一夜之間被打成所謂的“叛徒、內奸、工賊”以至于死于非命，就是這種名為“階級斗爭為綱”實為“存天理滅人欲”的不可抗力施暴施虐的兩例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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