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哲生：胡適在現(xiàn)代中國

　　尊敬的主持人孫康宜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我很高興能有今天這樣一個機會，就自己多年所從事的研究工作與大家交換學習心得，今天的討論說不上是演講，只能說是敘談。我主要談四個問題：

　　一、胡適研究正成為一門顯學

　　在大陸學術界，胡適是近年來備受人們關注的現(xiàn)代歷史人物之一，這從以下三個方面可以看得出來：一是以胡適為主題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現(xiàn)。據(jù)統(tǒng)計，近二十年來大陸出版的胡適傳記類著作10部，年譜2部，研究專著10余部，研究論文數(shù)百篇，美國出版的兩本有關胡適的英文著作，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和周明之的《胡適與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選擇》也已有了中譯本。目前國內(nèi)已有兩種以胡適為專題研究對象的刊物：《胡適研究叢刊》（先后由北大、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胡適研究集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胡適本人的作品、學術著作大量出版，多達幾十種。有按專題分類的文集，如《胡適學術文集》（中華書局）、《胡適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論文集》、《胡適紅樓夢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適說禪》（中國青年出版社）、《胡適詩話》（四川文藝出版社）等；
有按作品體裁分類的文集，如《胡適來往書信選》、《胡適的日記》（中華書局）、《胡適詩存》（人民文學出版社）、《胡適演講集》、《胡適散文》（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胡適書評序跋文集》（岳麓書社）、《胡適文化學術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胡適書信集》（北大出版社）等；
有按胡適生前出版的原貌影印或重印的，如《嘗試集》（中國書店）、《中國哲學史大綱》（商務印書館）、《白話文學史》（岳麓書社）等，上海書店出版的“民國叢書”也收入了《胡適文存》、《四十自述》等多種胡適著述。有的則是新編普及性的胡適作品集子。近年出版的一些有關中國近現(xiàn)代人物的叢書，大多保留了胡適的位置。到目前為此，《胡適文集》（北大版、人民文學版）、《胡適精品集》（光明日報版）、《胡適精品系列選》（安徽教育版）等大型胡適作品集亦先后相繼推出。三是多次舉辦有關胡適的學術會議。1991年在安徽績溪召開了第一次胡適學術研討會，1992年在北京召開了“胡適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座談會，1993年在青島召開了胡適思想研討會，1995年在上海召開了胡適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研討會，去年12月在北京為紀念胡適誕辰一百一十周年還舉行了座談會。

　　與胡適有關的書籍越來越多，參與胡適研究隊伍的人數(shù)也越來越多。更令人可喜的是，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學者投入到這項研究中來，或者說表現(xiàn)出對胡適研究的濃厚興趣，我是最早以胡適為題材撰寫博士論文的，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胡適思想研究”，這幾年經(jīng)我手評閱的以胡適為題材的博士、碩士畢業(yè)論文就有好幾篇了。

　　與大陸的情形相一致，海外在胡適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進展。1990年前后，圍繞胡適誕辰一百周年，臺灣、香港和美國等地都舉辦了紀念性的學術研討會和其它類型的紀念活動。美國成立了國際胡適研究會，出版了胡適研究會叢書。

　　可以說，在中國現(xiàn)代人物研究中，胡適研究已形成一定規(guī)模。并呈現(xiàn)出多邊參與的國際化特點，多學科參與的綜合化特點。有人說，胡適是現(xiàn)在學術界研究的熱點人物之一。有人認為，胡適研究是一門新的顯學。我個人并不想高估。不過，相對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人們對待胡適的否定態(tài)度而言，今天的確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這種發(fā)展還在持續(xù)。

　　胡適研究之所以能獲得今天這樣的進展，其中的原因或者說動力主要有四點：

　　一、大陸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很大變化，改革、開放的政策解除了過去對胡適的禁忌，這使得胡適研究有了重新起動和開展的可能。

　　二、胡適本身的歷史地位和具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吸引學者們投身其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胡適作為一個歷史主題之所以能引起人們的持續(xù)注意力，與他本身所蘊含的文化魅力有關，我們幾乎可以在胡適身上找到與時代有關的許多思想主題，如自由，民主，現(xiàn)代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東西方的文化關系，治學方法等，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具體的問題，如大家關心的國際政治中的中美關系，學術史上的“紅學”、敦煌學等，我們都能借助于胡適作為一個話題來討論，都能看到胡適的身影。我并不是說胡適已為我們探討這些問題提供了現(xiàn)成的完整答案，而是他展現(xiàn)了這些主題，參與的這些課題，他提供了對我們來說仍具參考價值的解答。在現(xiàn)代中國，我敢說，我們很難再找到第二位象胡適這樣的文化巨人更貼近于我們的時代，我曾經(jīng)在《胡適的文化世界》那篇文章中說，如果要列舉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來中國文化趨向的歷史人物，我認定胡適是最具挑戰(zhàn)意義的人選。這段話在發(fā)表時被編輯改為“人選之一”，他們覺得應該還有魯迅、郭沫若，“之一”的語氣就淡化多了。這可能是我的偏好，但我今天還是愿意這么說。英國人有一句俗語，說不盡的莎士比亞。我想也套用這句話說：說不盡的胡適之。

　　三、有關胡適檔案材料和資料的公布，也是促使這項研究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動力。這里主要有四個材料源：一是大陸的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它的地點是東廠胡同一號，它曾是明代特務機構“東廠”的所在地，民國大總統(tǒng)黎元洪的寓所，胡適任北大校長時也住在這里。1948年12月胡適離開北平時，將自己的物品，包括書籍、手稿、私人檔案都存放在這里。二是北京大學，北大是胡適多年工作過的地方，學校檔案館、圖書館也保存了部分胡適的書籍、手稿本、信件和照片，胡適在遺囑中所說的“一百零二箱書籍”大部分仍存放在北大圖書館。去年在清理這些書籍中，居然還發(fā)現(xiàn)了胡適最早的日記本——他在上海澄衷學堂讀書時的日記。三是臺北的胡適紀念館，這里也收藏了不少胡適晚年的手稿、書信和檔案材料，并整理出版了一些材料，如《胡適手稿》（十冊）、《談學論詩二十年——胡適與楊聯(lián)升來往書信》等。四是美國，胡適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在他曾經(jīng)學習、工作和生活過的地方，如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也保留了一些材料，見諸于各種報章雜志的胡適英文作品、講演或有關胡適的報道也不少。袁同禮先生、周質(zhì)平教授在搜集胡適英文著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對胡適大批判的反彈。按照物理學原理，凡事壓力愈大，其反彈力也愈大。今天的胡適研究不能不說也具有撥亂反正性質(zhì)，季羨林先生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為胡適說幾句話”，他給尚待出版的《胡適全集》所作序的標題也是“還胡適以本來面目”，從這兩個標題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老知識分子的情緒了，這就是對當年的“胡適大批判”的極為不滿。

　　當然，胡適研究也不是沒有問題，我個甚至認為，它還尚不成熟。一個歷史人物研究的成熟有三個條件：一套全集、一部資料完備的年譜和一部或數(shù)部公認的權威傳記。而這三點在胡適研究中都不盡人意。

　　世界上號稱“全集”的沒有一部是全集，但如能有一部接近“全集”的標準版全集出版則可以為人們了解胡適或研究胡適提供一個基本的條件。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在海峽兩岸都還沒有出版一套《胡適全集》，據(jù)我估計，胡適留下的文字多達兩千多萬字，他可能是上個世紀中國寫作量最大的大師級人物了。可以想象，編輯出版《胡適全集》將是一項繁重而艱巨的工作。

　　目前有三部胡適年譜：胡頌平先生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篇初稿》利用其為胡適作中研院院長秘書的便利條件，對胡適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記述甚詳。耿云志先生的《胡適年譜》采用了許多胡適私人檔案的材料，尤其是當時未刊的來往書信。曹伯言、季維龍先生合著的《胡適年譜》搜集了許多報刊材料，包括一些對胡適的追蹤報道。三部年譜可以說各有所長，但也共有所短。這就是對胡適在美國這一部分都語焉不詳，留下了很多空白點；
對北大的檔案材料基本上未加利用，胡適在北大這一段似顯得薄弱。由此也不難看出，撰寫年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有關胡適的傳記作品已有十多種，但由于前兩項基礎性的工作沒有很好地完成，現(xiàn)有的各種版本《胡適傳》在材料剪裁和寫作結構上都顯示出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們期待有更好的胡適傳記作品出現(xiàn)。

　　二、胡適大批判的來龍去脈

　　在胡適研究中，有一個引人注目的前奏曲，這就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適大批判”，在胡適研究中這也是一個令人深思的話題。

　　胡適是1948年12月15日離開北平南下，1946年4月6日從上海乘海輪去美國。胡適離開大陸后，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一封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1950年9月22日，香港左派報紙《大公報》發(fā)表了胡思杜的《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學院畢業(yè)時的“思想總結”的第二部分。這是現(xiàn)能查到的胡適離開大陸后最早批胡的兩篇文字。耐人尋味的是，這兩篇文章，一篇出自胡適的老朋友，一篇出自胡適的小兒子。

　　實際上，在1949年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的社論中，已將胡適、傅斯年、錢穆定性為“反動文人學者”的代表了。有一種說法，胡適被中國列入了“戰(zhàn)犯”名單，但我們迄今并沒找到直接的文件根據(jù)。

　　第一次批胡運動從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改造運動”的形式出現(xiàn)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這場運動規(guī)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員主要也是一些高級知識分子。

　　大規(guī)模的批胡運動，或者說第二次批胡運動，是在1954年11月開始的。導火線則是9、10月間的“《紅樓夢》事件”。這次批胡運動是以郭沫若、周揚兩人來掛帥的，但真正的授意應該說是毛澤東。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我們能找到毛澤東《關于〈紅樓夢〉問題研究的一封信》，這封信當年是作為《人民日報》的“編者按”出現(xiàn)于報端的，現(xiàn)在我們知道這是毛澤東的手筆，它實際上打響了批胡的信號彈。這次運動幾乎動員了整個知識界，包括胡適的許多朋友、同事、學生也卷入其中。時間持續(xù)到1955年8月，前后長達10個月。作為這次運動的一個總結性成果是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洋洋三百萬字——《胡適思想批判》（8輯）。實際上，當時批胡的文字遠遠不只這些，大家都知道，三聯(lián)書店是中國著名的出版機構，也是層次比較高的出版社，能在這里發(fā)表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實當時散落在各種學報、刊物、報紙上的批胡文字還有不少。很多青年學生在課堂內(nèi)外以作業(yè)的形式，撰寫的批胡文字，其數(shù)量就更無法統(tǒng)計了，當然他們的文字也沒有資格變成鉛字了。1959年為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又從上面8冊《胡適思想批判》選了一批文章編成一個精華本，這大概算是這場運動的尾聲了。

　　據(jù)三聯(lián)書店的一位老編輯告訴我，當年那八大本的《胡適思想批判》是作為應急的任務臨時編出來的，因為時間急，任務緊，只好將這八冊的編輯任務分給全社的編輯分頭去做，所以沒有一個編輯從頭至尾看過這八冊書稿。他估想，全世界只有一個人看過這八本書，這個人就是胡適本人。從現(xiàn)在出版的胡適日記，我們可以看到內(nèi)中有不少當時胡適收集的剪報和閱后的批語。不過，最近我去芝加哥大學訪問時，得悉這里還保存著一本當年研究這場運動的英文博士論文，作者則是當時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的連戰(zhàn)先生。

　　經(jīng)過這場運動，胡適變成一個頭戴多頂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動人物”。胡適的個人學術名譽、學術地位可以說是一落千丈 。接著又是揪出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后人們真正是談胡色變，以至對胡姓產(chǎn)生惡感。文革中，有一些革命樣板戲或革命題材的影片，劇中的反面人物都是以胡姓出現(xiàn)的，如《沙家濱》中的胡傳魁，《閃閃的紅星》中的胡漢三。

　　在建國初期，為什么要動這么大的干戈去批判胡適？這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對此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人認為這是意識形態(tài)的問題，胡適的思想與新建立的意識形態(tài)當然是兩種不同的思想體系，根據(jù)“破舊立新”這一邏輯，消除胡適的思想影響是理所當然的事。有人則強調(diào)當時的外交背景，當時中國大陸的對外政策是“一邊倒”——倒向蘇聯(lián)，很多知識分子對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觸情緒。著名的翻譯家傅雷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曾在《觀察》雜志上發(fā)表過一篇題名為“駁親美反蘇”的文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看文章的標題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傾向了。當時的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學過，或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思想影響，要將他們的觀念從親英美或者主張中立的立場轉變到親蘇這一邊來的確需要做很多工作，“胡適大批判”只是提供一個“殺一儆百”的樣板。有人以為主要是與毛澤東的個人心態(tài)有關，五四時期毛澤東曾在北大圖書館作過助理管理員，這是毛澤東早期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因為這一經(jīng)歷，毛澤東與陳獨秀、李大釗熟識，并在他們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結織了胡適、傅期年，與他們有過密切接觸，并受到胡、傅的贊揚。但不能諱言的是，毛那時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頗低，每個月的收入只有八、九個銀元，加上一些北大師生與他接觸時態(tài)度偏傲，這無疑使自尊心極強的毛澤東產(chǎn)生一種挫折感，這種情緒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與美國記者斯諾的談話中多少有些流露，他后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與這一歷史陰影多少有些關系。解放后，北大校慶活動邀請毛澤東，不管是逢五的“小慶”，還是逢十的“大慶”，他老人家都未再賞臉踏入北大校園。

　　在“胡適大批判”之后，毛澤東在一些場合也提及過胡適。如他在參觀北京圖書館時，當他站在一架胡適留下的書籍面前，他對北圖的工作人員表示，如果胡適回來，還會請他擔任北圖的館長。在懷仁堂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甚至表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是有功勞的，我們對他現(xiàn)在要批，五十年后再給他平反。胡適的老朋友陳源與胡適在美國會面時，也委婉地向胡適表示，批胡是批判他的思想，而不是針對他個人，如果他回大陸，仍是受歡迎的。我想這絕不是陳本人的意思，而是來自最高領導者的表態(tài)，這些信息也可能反映出大陸正在變化的外交政策，即與中蘇關系破裂這一背景有著微妙的關系。當然，對于陳源的遞話，胡適在日記中的回應是有意思的：“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現(xiàn)在看來，胡適大批判實際上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判運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這些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清除知識分子思想中所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后來加上修正主義）的影響，也就是要達到楊絳所說的“洗澡”這個目的，這一系列批判運動在文革中達到了高峰。在“胡適大批判”運動中所鑄造的種種批判模式，為后來的大批判運動提供了一種技術上的樣板，這種技術最后在文革時期發(fā)揮得爐火純青。這些批判運動的后果是不堪設想的，它不僅是“搞臭”了一個人，而是在文化上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幾代人。

　　三、胡適與現(xiàn)代中國的自由主義

　　研究自由主義，近幾年在大陸學術界成為一種風氣。不過，如就討論胡適與自由主義的關系，并對其作出正面評價，我可以說是始作俑者。早在1990年夏天，我就撰寫了一篇題為《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xiàn)代意義闡釋》的文章。1993年我的博士論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題也是研究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1995年我又發(fā)表了《自由主義與五四傳統(tǒng)——胡適對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一文，疏理了與革命話語不同的自由主義的話語及其特點。后來有一個前輩同行，對我說你那篇文章好就好在一個“累”字，它最恰當?shù)乇憩F(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歷史境遇。

　　胡適是現(xiàn)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這是各方面公認的事實。

他因此受到其他思想流派或黨派的攻擊，也因此他被奉為自由主義的導師或旗手。大家都知道，現(xiàn)代中國有兩位文化大師：魯迅與胡適。在大陸，對魯迅的評價一直很高，毛澤東對魯迅有一段評語：“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他的骨頭是最硬的，他也是最正確的、最勇敢的、最堅決的、最忠實的、最熱情的。”這段話長久地被奉為經(jīng)典，久而久之，人們對魯迅產(chǎn)生一種崇拜感、敬畏感、神圣感，對很多歷史人物的評價都以魯迅的標準為是非。在這種狀態(tài)下，胡適受到了貶斥或否定。這幾年對自由主義的研究成為一種時髦，現(xiàn)在人們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討論這兩個人物，胡適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自由主義者，這是毫無疑問的，而魯迅是否可冠之于自由主義就成為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了。我記得周策縱先生在給張作棟的《胡適五論》一書作序時，曾經(jīng)提到當年胡適親口對他說：“魯迅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胡適晚年所作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那篇演講中，胡適提到魯迅的地方，我們也不難找到這樣的佐證。魯迅富有個性，熱愛自由，但熱愛自由者能不能與自由主義劃等號，這又是另一回事。有人檢索了電子版的《魯迅全集》，發(fā)現(xiàn)魯迅的著作中幾乎從不正面討論“民主”，魯迅根本就不重視這個概念。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指出，魯迅到日本求學，這是一個毫無民主空氣，現(xiàn)代化也遠不如美國典型的軍國主義國家，就其對民主思想的理解，對現(xiàn)代化的理解，魯迅絕不可與胡適同日而語。從這一看法我們可以看到現(xiàn)在有另一種傾向，就是以胡適作為標準來討論魯迅了。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是不是有必要這么做，或者說我們要非此即彼，最近有各種議論。我個人以為胡適、魯迅各有其不同的思想價值。

　　現(xiàn)代中國主要有三個思想流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經(jīng)歷了一個發(fā)展過程。中國最早宣傳自由意識的思想家，首推嚴復。他的維新思想中一個最重要的看法就是他主張“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他認為中西方之間的根本區(qū)別和中國現(xiàn)代化改革不能成功，在于“自由與不自由之異”。

嚴復翻譯了穆勒的《論自由》（On Liberty）這部書，這可以說是近代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有關自由觀念的譯著，為了避免人們對自由產(chǎn)生不必要的誤解，嚴復特意將書名譯成《群己權界論》 。嚴復思想中另一個重要主張就是漸進——循序漸進。1905年春，嚴復與孫中山在倫敦相會，嚴復認為中國改革的當務之急應從教育入手。中山先生回答他說：“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zhí)行家也�！�

　　嚴復思想中的這兩大內(nèi)容：一是自由，一是漸進�？梢哉f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雛形。后來的新文化運動健將，如陳獨秀、胡適、魯迅，在談到自己的早年思想經(jīng)歷，都無不承認嚴復的思想對他們的啟蒙作用。

　　蔡元培是中國教育現(xiàn)代化的主要推動者，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保護人。在近代中國，他是少有的幾個受到國共兩黨，包括今天海峽兩岸都推崇的人物。他的教育改革來自于他的自由主義教育哲學。蔡元培先生有兩大事功，一是整頓北大，一是建立中研院，這兩者為中國教育、科學的現(xiàn)代化奠定了基礎。蔡先生整頓北大的辦法之一就是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獨立”的辦學方針。在這種辦學思想指導之下，蔡元培為北大建立了一個超越于現(xiàn)實黑暗政治和復雜社會環(huán)境的新天地，一個相對純凈、獨立的學術天地和思想搖籃。蔡元培本人也因此成為“兼容并蓄”，“百家爭鳴”，“學術自由”的象征。

　　蔡元培之后，胡適就是理所當然的自由主義精神領袖。蔡先生逝世時，許多人都盼望胡適能回國接替中研院院長的空缺，一向少言寡語的陳寅恪甚至公開表示去重慶參加中研院評議會，就是為了投胡適一票。這說明當時胡適在人們心目中的份量，他已經(jīng)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重心所在。

　　胡適是中國自由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堅持不變，甚至愈老彌堅，所堅持的就是自由主義。五四時期，他就極力提倡個人主義，或稱健全的個人主義精神。他認為“自由獨立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向人們推薦易卜生的一個劇本《國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是斯鐸曼先生，他因揭露本地的黑幕，而被全社會的人視為“國民公敵”，但他仍大膽的宣言“世上最強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適常喜用一句充滿個性力量的話來勉勵他的朋友：“獅子與虎永遠是獨來獨往，只有狐貍與狗才成群結隊”。

　　在思想方法方面，胡適是一個實驗主義者。他提倡懷疑，反對盲從。在“五四”時期，他主張以“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態(tài)度對待一切歷史問題和文化遺產(chǎn)。面對五光十色的各種主義和思潮，他提醒人們：“一切主義，一切學理，都不是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證據(jù)而后信”。對于經(jīng)自己認定的真理，胡適強調(diào)獨立精神和責任倫理，“說逆耳之言，說群眾不愛聽的話，說負責任的話，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氣�！焙�適特別反對把思想宗教化、教條化，他說“思想不可變成宗教，變成了宗教，就不會虛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寧可保持我無力的思想，決不換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胡適運用自由主義這一思想武器，在二十年代后期曾就人權問題與當政的國民黨展開過公開論戰(zhàn)。三十年代前期，面臨日本帝國主義咄咄逼人的威脅，他與一幫朋友們曾在《獨立評論》上就民主與獨裁的問題展開論爭，他力主通過民主的途徑集中全國的國力和民族的智慧，而他的朋友丁文江、蔣廷黻則認為專制與獨裁對統(tǒng)合全國的力量更為有效。

　　胡適自由主義思想的系統(tǒng)發(fā)揮是在四十年代以后，而他談論最多且比較詳盡的是他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1941年胡適在美國發(fā)表了《民主與極權的沖突》英文演講，提出民主與極權的兩大本質(zhì)區(qū)別：漸進的與革命的，以個人為本位的與以整體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發(fā)表了題為《自由主義》的文章，他最感慨的是在近代歷史上，東方國家因為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他例舉了各種近代民主制度均與東方人無緣 ，代議制是英國人的發(fā)明，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chuàng)制，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fā)明。為了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胡適特別指明自由主義的四重意義：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漸進的改革。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試驗曾經(jīng)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胡適本人也曾去蘇聯(lián)考察過，胡適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國際法的專家周硬生先生，對蘇聯(lián)這個樣板都抱有熱切的希望。胡適特意撰寫了《我們必須堅持我們的方向》、《關于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兩文來闡述自己對蘇聯(lián)的不同看法，對蘇聯(lián)的非民主的社會制度提出批評，他預測到“戰(zhàn)后的蘇聯(lián)可能是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胡適晚年感受到“容忍”空氣在中國的缺乏，所以他特別又撰寫了《容忍與自由》一文，他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還要重要。前幾年一位研究魯迅的專家邀約我各編一本魯迅和胡適與他們的論敵，他所取的正標題是“一個都不寬恕”，而我所用的標題則是胡適的這句話——“容忍比自由還要重要”。魯迅與胡適的思想個性之差由這兩個標題就一目了然了。

　　對于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林敏生先生曾經(jīng)批評說，胡適的思想淺，不如梁漱溟、魯迅深刻。而反駁的人則認為，胡適的思想是深入淺出的“淺”，不是淺薄的“淺”。但不管怎么說，胡適的思想構成了中國自由主義發(fā)展中一個非常重要的承先啟后的環(huán)節(jié)。他畢竟說出了前人包括同時代人許多沒有說出的東西，或者不敢說的東西；
胡適利用他在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造就了一大批自由主義的追隨者，并對他們的成長提供了重要條件；
胡適以最迅捷的方式將美國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義，傳達到中國來。這些都足以奠定他在中國自由主義史上的宗師地位。

　　四、胡適與美國

　　談到中外關系史，十九世紀，中國與歐洲的英法俄三國關系最重要。二十世紀，中國與日本、蘇俄、美國的關系最重要。二十一世紀，在座的誰都能感受到是中國與美國的關系至關重要。

　　研究胡適與美國的關系，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我想也是在美國的華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胡適在美國學習、生活、工作了近二十五年時間，幾乎占了他成年以后的一半時間，所以要研究胡適就必須了解胡適的這一半。過去人們對于胡適在美的情形不甚了了，最近十年來，有關胡適在美國的材料相繼拋出，包括胡適日記、來往書信以及他與韋蓮司的戀情的曝光，這給我們研究這一課題提供了許多線索。當然要全面地探討這一問題，我們還需許多背景材料和相關的輔助材料，這方面還需要做不少的工作。

　　這里，我們先對胡適七次在美國的經(jīng)歷作一扼要的回溯。

　　第一次：赴美留學（1910年9月——1917年6月）。先在綺色佳（Ithaca） 的康乃爾大學習農(nóng)科，1912年初轉入文學院。1915年9月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1917年6月14日離開綺城經(jīng)加拿大溫哥華乘船返國。歷時六年零十月。關于胡適的留學情形和經(jīng)歷，《胡適留學日記》有較為詳盡的紀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胡適晚年所作的英文口述自傳亦有近一半的篇幅述及這段歷史。他留學的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至今還保存了他的一些檔案材料。

　　第二次：1927年月1月11日——4月12日赴美訪問。此次胡適是應邀赴英國參加庚款咨詢委員會的會議，于1926年7月17日離京赴歐，先取道蘇聯(lián)，8月上旬到達倫敦，在英、法停留五月，于這年12月31日離英乘船去美國，1927年1月11日到達美國紐約，在美國停留三月，經(jīng)日本回國。這次美國之行，胡適補辦了他的博士學位手續(xù)，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舊金山、波特蘭（Portland）等處作了多場演講。關于他的演講行程安排，現(xiàn)在保留的部分胡適日記和他給韋蓮司的信作了交待。

　　第三次：1933年6月底——10月5日到美、加訪問。6月18日胡適從上海乘船出發(fā)，中經(jīng)日本，6月底到達美國。7月12——14日，胡適應芝加哥大學賀司克講座（Haskell Lectures）邀請到該校演講“中國文化之趨向”（Cultural Trends in China），演講分六講，后結集為《中國的文藝復興》（The Chinese Renaissance），由芝加哥大學出版，這是胡適的第二本英文專著。隨即賀克司基金會主辦了為期四天的“世界六大宗教”學術演講會，胡適就儒教作了三次演講：一，儒教與現(xiàn)代科學思想。二，儒教與社會經(jīng)濟問題。三，儒教的使命。8月14——28日他又出席了在加拿大班福（Banff）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屆常會。10月7日從加拿大溫哥華與陳衡哲同行回國。此次訪問在美、加停留三個多月。

　　第四次：1936年7月14日由上海啟程赴美國，中途在日本停留，7月29日到達舊金山。此次胡適是應邀出席在美國加州約瑟米岱（Yosemite）舉行的第六次太平洋國際學會常會（8月12——29日），并發(fā)表了《中國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China）為題的演講，會議選舉胡適為太平洋國際學會副主席。9月16——18日胡適代表北大、南開、中研院參加哈佛大學成立三百周年校慶活動，作了《以中國的印度化：文化借鑒的范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為題的著名演講。隨后曾在加拿大威里佩（Winnipeg）停留三天（10月下旬），11月6日離開舊金山。此行哈佛大學、南加州大學給胡適頒發(fā)了榮譽博士學位。

　　第五次：1937年9月26日——1946年6月5日（中間1938年7月13日——9月28日往歐洲訪問）寓美。先作為國民政府的特使在美游說，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駐美大使，10月6日到館正式上任，1942年9月8日卸任大使，隨后離開華盛頓閑居紐約。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胡適在哈佛大學東亞系講設“中國思想史”一課。此次在美時間約八年零七月。美國有26所大學給胡適頒發(fā)榮譽博士學位，它們是：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柏令馬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韋斯理陽大學、杜克大學、克拉克大學、耶魯大學、聯(lián)合學院、加州大學、佛蒙特州大學、森林湖學院、狄克森學院、密達堡學院、達脫茅斯大學、茅第納遜大學、紐約州立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羅卻斯德大學、奧白林書院、威斯康辛大學生、妥爾陀大學、東北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伯克納爾大學。據(jù)說當時還有一些大學欲給胡適頒發(fā)榮譽博士學位，胡適因時間精力不濟而婉拒前往。這時期，胡適在全美各地的演講次數(shù)之多，聽眾人數(shù)之廣，在中國人中可以說是空前的，這是胡適在美國最風光的時期。胡適與美國朝野上下，上至總統(tǒng)議長，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廣泛的接觸，成為美國各界均知的文化大使。由于活動頻繁，以至積勞成疾，胡適患上了心臟病，因此他得以有機會與一位女看護——哈德曼夫人（Mrs Verginia Davis Hartman）建立了親密的關系。

　　第六次：1949年4月21日——1958年4月4日寓居美國。1949年4月6日胡適從上海登輪赴美，21日抵達舊金山。1950年7月1日被聘任為普林斯頓大學葛斯德東方圖書館館長，1952年6月30日終止。在這段期間，胡適兩度短暫離美到臺灣活動，此次在美寓居八年零八個月。胡適除了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工作的那一段時間有固定的收入外，其它時間主要靠自己的演講、稿費和積蓄維持生計。胡適在美國的這段日子可謂暗澹已極，大陸組織“胡適大批判”，美國冷淡他，臺灣顧不上他，這是他一生最為撩到的時期。這期間美國只有考爾開特大學、東萊蒙研究院給胡適授予了榮譽博士學院。當時，從中國大陸去美國的各種人員頗多，一時形成新的移民熱。胡適的一些朋友為自己的生計、出路著想，亦紛紛設法加入美國籍，胡適當時沒有往這方面打算，這也反映出他的中國情懷。

　　第七次：1960年7月9日——10月18日赴美國參加中美學術合作會議（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7月10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開幕典禮上作題為“中國傳統(tǒng)與將來”的著名演講。此次在美停留三個月零十天。前一年，胡適曾獲夏威夷大學所頒榮譽博士學位。

　　實際上，胡適一生出國也就是這七次。其中第二次，胡適的朋友李大釗曾勸他在訪問英法以后，仍取道蘇聯(lián)返國，沒想到胡適還是“往西走”，經(jīng)美國返回。在胡適七次旅美之行中，有三次時間較長，其中第一次是留美，為胡適學業(yè)成長最重要的階段。第五次是擔負國民政府的外交使命，胡適成為全美最有聲譽、最具影響力、也是美國人最看好的中國人。第六次胡適居美時間雖長，卻無所作為，這也是他打定主意去臺灣的原因之一。

　　關于胡適在美國的時間過去說法不一，現(xiàn)在我們根據(jù)各種資料可以獲得精確的日期。胡適在美的時間大約是二十四年零十月，這個時間是以胡適到達美國的時間為準。胡適去美七次，除了第六次回臺、第七次往返美臺是乘坐飛機外，其它五次半均是乘船。坐船花費時間較長，每趟短的半個月，長的如包括在日本或其它地區(qū)停留的時間大概就需一二個月了，所以有人說，胡適在美是二十五年，有人說二十六年，其中的差別即在這里。

　　胡適在美時間雖長，但如僅以時間的長短比較，并不乏更長者，與他關系密切的趙元任在美的時間就比他更長。但是，胡適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則是首屈一指。大家都知道，談到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人們會首先想到玄奘。說到中日文化交流，人們自然會想起鑒真。如果我們今天要談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則胡適不能不置于最顯赫的地位。

　　我之所以說胡適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主要有三個理由：

　　第一，胡適是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中比較客觀地評價美國文化的一個代表。由于歷史的、地理的、民族心理的各種復雜原因，中國人對于美國文化缺乏認識，因此也就很難對之作出客觀的評價。普通民眾對美國文化的排拒意識甚強，這與十九世紀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與中國的軍事沖突所在民意中造成的創(chuàng)傷的確有很大關系，因此一般民意很容易把理解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與認識其社會制度當成一回事，這是一個誤區(qū)。胡適根據(jù)自己的親身體會和觀察，對美國社會、文化和政治，向中國公眾作了比較客觀的說明和宣傳，他所極力介紹的美國經(jīng)驗主要有實驗主義思想方法、個人主義的人生態(tài)度、民主政治制度和國際化的文化觀，這些可以說是美國文化的精華。這在一個反美情緒比較濃厚的年代，是比較難得的。

　　第二，胡適主張積極發(fā)展中美關系，以此來牽制對中國具有威脅的日本和蘇聯(lián)。二十世紀上半期，蘇俄與美國的注意力在歐洲，無暇顧及亞洲，日本看準了這一點，大膽地實行其獨霸東亞的戰(zhàn)略。民國初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凱復辟帝制為誘弭，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三十年代以后，趁歐洲戰(zhàn)云密布之時，又有步驟地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胡適對日本的侵略野心早有洞察，在留美時期即告戒國人“中國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發(fā)動全面侵華戰(zhàn)爭后，胡適暫時放棄自己的學術研究，受命赴美歐做外交和宣傳工作。當時美國朝野上下還彌漫著孤立主義的氣氛，為推動美國支持中國抗戰(zhàn)，胡適到處宣傳演講，上下活動，以致日本方面感到在對美外交上無法與他匹敵。珍珠港事件發(fā)生后，美國決定對日宣戰(zhàn)，羅斯�？偨y(tǒng)在對外聲明以前，首先將這一決定告訴了胡適。

　　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日本戰(zhàn)敗投降而收場，蘇、美的戰(zhàn)略重點雖仍在歐洲，但都沒有放棄對其側翼——亞洲的爭奪，蘇聯(lián)成功地策劃了外蒙古“獨立”，并將其置于“衛(wèi)星國”的境地，直接屯兵中蒙邊境，在東方建立了一道永久安全屏障。我清楚地記得在六十年代末中蘇關系緊張之時，駐扎外蒙的蘇聯(lián)摩托化部隊只需二小時就可兵臨北京城下。胡適比較早地就清醒認識到蘇聯(lián)的侵略野心，1935年8月他就寫下了《蘇聯(lián)革命外交史上的又一頁及其教訓》，1948年他又曾就蘇聯(lián)的對華政策與周硬生等人有過一番辯駁。遺憾的是，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面目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國人徹底看清，毛澤東、周恩來七十年代重啟中美關系大門，實質(zhì)上仍是為了達到“遠交近攻”、牽制北極熊的目的。

　　第三，胡適極力向美國公眾宣傳中國文化，并積極為之辯護，這也可以說是他難得也很可愛的一面。美國公眾對中國并不甚了解，對中國人的看法，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同樣存在這樣那樣的誤解，甚至于妖魔化的現(xiàn)象，耐心地向美國人解釋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成為胡適英文作品和演講中的一個主題。在中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激烈批評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及其價值觀念的言詞；
而在英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胡適的另一面，即他熱愛中華文化，為中國文化歷史辯護的一面，胡適從不當著歐美人士批評中國，這是他在國外持守的一個原則。在文化上，胡適扮演的是雙重角色：對中國人講西方文化，對西方人講中國文化。

　　考察胡適在美的生活過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與其他旅美的中國學人相比，胡適有其個人的獨特之處。胡適是一個兼濟多重角色的學者，一般中國學人在美的活動主要以寫作、教書或科研為主，這是一種職業(yè)化很強的工作。胡適除了這種職業(yè)化的活動以外，還有其它大量的社會活動，他的演講活動之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胡適在美國獲得了一定的知名度，進入了所謂公眾人物的行列。胡適的活動范圍不同于一般的學者，也非一般的政客、外交家所能比。他既與美國學術界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也與美國其他方面包括政界、財界有著廣泛的聯(lián)系，他基本上溶入了美國主流社會，并能對其產(chǎn)生一定的影響力。胡適一生獲得35個榮譽博士學位，其中31個是美國高等學院頒發(fā)，這也說明美國知識界對胡適的承認和高度評價。胡適在中美之間扮演著雙重角色。一方面，胡適在中國被視為美國文化的主要代言人，他不僅大力宣傳美國經(jīng)驗，且直接參與決策中美關系；
一方面，胡適是美國公眾社會普遍信任的中國朋友，他可以發(fā)揮其專業(yè)特長向美國人民宣傳中國文化，并對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施展自己的影響力。二戰(zhàn)后大批中國人進入美國社會，胡適的兒子胡祖望亦定居美國，胡適與這一群體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且成為他們心儀的精神偶像，胡適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地位和作用，構成他豐姿多彩一生中的一個側面，也是中美關系史上值得回憶的一個篇章。

　�。ㄕf明：這是作者2002年2月18日下午4時至5時30分在耶魯大學東亞系所作的演講整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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