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足球革命的政治結局

　　如果說革命開始于不得不革命的情勢，那么革命也就終結于不得不結束的條件。喧鬧一時的中國足球革命，就在三個月的時間里，完成了這整個過程。但客觀地說，在這種數(shù)九隆冬的季節(jié)里，能把革命轟轟烈烈地堅持三月之久，已經(jīng)實屬不易。

　　革命可以有千種原因，但革命要能夠形成動員的能力，道德的感召力是不可缺少的。這也是普通人對革命家的最起碼要求。不然的話，憑什么讓那些只有在革命中流血流汗、沖鋒陷陣的份，革命后分文不得的人追隨你？然而，這卻是資本革命家最難以克服的弱點。資本革命家與出身資本家的革命家不同之處就在于，革命只是其資本升值的手段。他們之所以要發(fā)動推翻舊體制的革命，是為了能更多地賺錢，但問題是，如果一種更壞的體制甚至無體制能夠讓他們賺更多的錢呢？

　　記得足球革命發(fā)動不久，就有人將徐明稱之為“臀部帶封建烙印的革命者”。這個比喻來自馬克思和恩格斯那篇著名的《共產黨宣言》。兩位革命導師在指責“法國正統(tǒng)派”和“青年英國”的時候辛辣地說到，為了激起同情，他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jīng)不關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為了被剝削階級的利益而聲討資產階級。為了拉攏人民，他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卻意外發(fā)現(xiàn)他們的臀部依然帶有舊的封建烙印，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稍微有些出入的是，最先露出“封建烙印”的不是徐明而是張海。先是健力寶的并購將張海生生排擠出局，接著便傳出張海被懷疑侵吞健力寶數(shù)億資產的消息，不久又傳出張海被刑事監(jiān)控的傳聞。這樣，張海就處在了一個非常尷尬的境地。一方面，他要應付經(jīng)濟糾紛甚至是刑事麻煩，但另一方面，作為這次足球革命的領軍人物之一，即使是撐著，也要硬著頭皮，和足協(xié)斗爭。但張海自己也知道，他們發(fā)起的可是投資人革命，作為一個大名鼎鼎的俱樂部的老板和作為一個社會閑散人員來領導和參加革命，分量顯然是不同的。甚至還不僅僅是個分量的問題，連基本的合法性都成了問題。所謂G7是按照俱樂部而不是按照人頭來算的。而作為俱樂部的健力寶則從根基上抽掉了張海的合法性基礎：“不允許張海以俱樂部名義進行任何欺騙活動，否則俱樂部保留追究張海及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的權利。”

　　而作為這次革命主帥的大連徐明，更是讓身后的追隨者不知所從。國安罷賽，徐明千里馳援，之后便成為革命的主帥。其后一系列的革命舉動，徐明都是身先士卒。但突然之間，連個招安的儀式都沒有，實德已經(jīng)在遴選新的主帥并備戰(zhàn)今年的中超了。于是有人說，一個曾揚言與中國足協(xié)勢不兩立的大連實德轉眼間從“土匪”變成了“良民”。有人猜測，這是因為在中國足協(xié)甚至是體育總局的高壓下，明智的大連實德率先看透了革命的最終結局，停止對抗，調整戰(zhàn)略，在第一時間改變戰(zhàn)術，以牟取革命帶來的紅利。不管原因是什么，總之結果是革命的主帥放棄了革命。這樣的情勢會帶來樹倒猢猻散的效果。有報道指，在香河會議期間，被稱為G7的俱樂部就逐漸開始出現(xiàn)了分化的苗頭。最早是中遠的徐澤憲在改革進行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引退，中遠俱樂部隨改革派一起“鬧革命”的信心有所動搖。另外，G7的另外成員青島頤中突然轉讓，新東家對待改革態(tài)度究竟是什么還不知道。在香河的兩次會議里，天津泰達也和其他投資人也走得并不是很近。這就注定了革命的最終結果。

　　其實，這樣的結果是順理成章的。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就說過，這次所謂的足球革命與其說是一場革命不如說是一次足球上訪，頂多是一次某地方政府前一段時間創(chuàng)造的一個新詞--鬧訪。革命的厄運發(fā)生在香河。有人用五雷轟頂這個詞來形容閻世鐸在年底香河會議上對革命派的突然反擊。在閻的自稱為個人意見的講話中，不僅否定了投資人關于中超章程修改的所有建議，而且對于承諾過著手實施的諸如“管辦分離”、“明確經(jīng)營權、所有權和管理權”等都一概不予承認。這次反擊從沒有引起革命派像樣子反彈的意義上說，等于宣告了革命的徹底失敗。對于足協(xié)的反擊的底氣何來，人們不免有種種猜測，但實際上原因非常地確定，這就是我以前說過的那個遙遠的觀眾即國家體育總局的態(tài)度。在中國，最終的拍板權在行政，這是一個基本的道理。而行政權力最硬的理由就是穩(wěn)定壓倒一些。毛澤東原來曾經(jīng)說過，世界上有大道理和小道理，小道理是被大道理管著的。穩(wěn)定就是這樣的大道理。閻世鐸在香河會議上搬的也是這樣的大道理，他強調“穩(wěn)定壓倒一切”，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不安分的投資人冷靜下來。而社會常識告訴我們，一旦領導講穩(wěn)定壓倒一切的時候，這意味著最終的判決來臨了。到了這個時候，縱使你有千般道理萬般理由，都屬于被管著的多說無益的小道理了。于是，革命就這樣結束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建立后革命時期的秩序。

　　然而，如果說革命就這樣以失敗而告終，恐怕低估了革命家的智力。其實，失敗的可能只是革命和足球，而不是革命家。有分析家指出，在“奪權”行動失敗后，投資人已經(jīng)不再對革命感興趣，而是陷入了戰(zhàn)略退卻前的最后瘋狂。一方面加快套現(xiàn)步伐，到處尋找接盤者；
另一方面則抓緊冰河期前的最后機會，能怎么撈就怎么撈，能撈多少是多少。在入主健力寶集團嚴重受阻，未來存在很大變數(shù)的情況下，北京匯中居然還斥資數(shù)千萬接手健力寶俱樂部，人們看到的結果是，制造了一大堆爛污的張海成功套現(xiàn)了。在青島，注冊資本僅一二個億的中能集團，投了3000多萬拿下了頤中俱樂部的控股權。對此，有人指出其中疑點多多。更有知情人士提醒說：“前一陣實德領頭鬧革命時，頤中俱樂部總經(jīng)理孫能文積極站在徐明一邊，你想想，頤中是國有企業(yè)，他們怎么會參與這樣的事情？這說明雙方當時可能就已經(jīng)達成協(xié)議，畢竟如果頤中隊降級，實德收購就沒有多大意義，所以改革派力主足協(xié)暫停今年中超升降級�，F(xiàn)在看來，徐明的目的達到了，他是真正的贏家啊！”

　　按照慣例，革命派與革命對象結束革命的最體面方式就是將革命轉化為改革。這個時候，為了給革命中形象受到損害的革命對象以面子，革命對象將會用強硬口氣宣布他主導的體制是有生命力的。但這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其實，精明的革命對象清楚地知道釀成革命的危機是什么。這樣，在革命結束之后的某個時間里，他們會主動發(fā)起一系列改革，只是同時要強調，這本來就是他們要做的，而不是別人逼迫的。這樣的改革有時會造就新的體制，但在更多的情況下，大多數(shù)的改革會不了了之。因為這時候革命的壓力已經(jīng)不復存在�？梢哉f，后革命時期中國足球的路會怎么走，人們只能拭目以待。影響這種走向的因素既有繼續(xù)掌握權力的革命對象對危機的認識，也有資本還在心也沒死的昔日革命派是否會繼續(xù)施加壓力。但不管路怎么走，身處市場化程度比大陸還高的香港的香港足球隊主教練黎新祥先生的提醒是有益的：“中國足球遲早都需要進行改革，但改革不可以讓錢操控太多與比賽有關的事情”

　　原載1月10日《經(jīng)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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