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橋：一襲真切的民族記憶

　　劇作家杜高對李輝說：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公安人員把他跟四個右派分子從劇協(xié)機關(guān)帶走，文聯(lián)大樓長長過道兩邊的辦公室沒有一個人同他打招呼，只有老翻譯家陳北鷗急步走出來跟在他身旁輕聲說：“早點回來，你會回來的…”。二十一年后他真的回來，陳北鷗已經(jīng)在文革中中風(fēng)不會說話了，一只手在空中比劃顯得很高興。“我看到他已衰老成這個樣子，禁不住眼眶涌滿了眼淚。不久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訃告。”

　　杜高還對李輝說：肅反有了結(jié)論了，一些領(lǐng)導(dǎo)又用微笑的面孔跟他說話：“黨是你的母親，肅反運動斗你就像母親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
“在戰(zhàn)場上，一顆子彈打中了你，那顆子彈不是敵人射過來的，是自己同志的槍走了火，你受傷了，是掉頭打自己同志呢，還是繼續(xù)同敵人戰(zhàn)斗呢？”；
“對不起，黑夜打傷了自己人。給《文藝報》寫文章吧！”。

　　我剛讀完李輝從北京寄來的新書《和老人聊天》。書的封底上印郁風(fēng)大姐寫的三行字：“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將來，我們這批老人都將死去，你會覺得很寂寞的。會嗎？”肯定會；
我想李輝肯定也會。這么多年了，他到處采訪到處找資料寫出那么多人物傳記和驗史隨筆，尋尋覓覓補補綴綴，圖的是把這批老人的記憶縫織成五十多年來中國人的“公共記憶”，盡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擺，畢竟?jié)B出了苦難歲月民族的體溫和體味。

　　北京還有一個雷頤，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的研究員，是研究“日常生活的歷史”的專家，他在《深圳商報》談“忘記歷史容易重犯錯誤”的課題，說正義、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啟蒙，要學(xué)維新運動引進(jìn)現(xiàn)代文明作為強國富民的手段，那才是愛國、救國之道。不用說，跟李輝聊天的老人們我是尊敬的；
我同時也尊敬大陸上像李輝雷頤那樣的年輕一代讀書人：他們才是中國的希望。

　　舊北大“紅樓”的“五四”大街路口，公園中段新近修建了一座四噸重的雕塑，題名為“翻開歷史新的一頁”。雷頤驚訝的是雕塑的浮雕部分刻青年毛澤東、李大釗、魯迅、蔡元培等人的頭像，獨獨缺了五四運動兩位最重要的領(lǐng)袖陳獨秀和胡適之：“主要是由于‘左’的偏見，陳獨秀、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在一段時間內(nèi)未得到應(yīng)有的評價”，雷頤說，“翻開歷史新的一頁”卻仍然不愿意“還歷史本來面目”！他同意德國思想家哈貝馬斯說“公共記憶”本質(zhì)上帶有規(guī)范意義，“即人為地規(guī)范人們記住什么忘卻什么”，但是，雷頤要的是公眾也要參與“公共記憶”的塑造過程。在左傾偏見還在不斷阻止歷史事實的評價的時候，李輝默默堅持去“和老人聊天”，和公眾聊天，期望有了袖子有了下擺之后還能綴出衣襟和領(lǐng)子，最后補成一襲金鏤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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