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正來:,西方社會科學的“文化霸權”值得關注

　　中國學術欲發(fā)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而關于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強調中國學術研究場域依照其運行邏輯，而必須與經濟場域、社會場域和政治場域做出明確的界分，這可以說是學術自主性的國內向度，因而也是每個國家的學術在發(fā)展過程中都會遭遇到的問題。

　　但是，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問題，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在當下這個復雜的世界結構中，還存在著本土性的一面。從理論上講，這意味著學術自主性在一定意義上乃是以特定時空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會涉及中國學術研究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的問題。這是學術自主性的國際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國在內的發(fā)展中國家所特有的問題。

　　在中國學術當下的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著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即論者們在研究中往往未經批判性的審視，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論框架套用于中國社會的分析。

　　但是，首先，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也正是在這種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國知識分子毫無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經驗和引進理論的做法，便被視為合理的甚或正當的。

　　這種實踐的展開，還會迫使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有關中國發(fā)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須經過西方知識框架的過濾，亦即依著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論對這些研究做“語境化”或“路徑化”的“裁剪”或“切割”，進而使得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帶上西方知識示范的烙印。更糟糕的是，上述情勢還導致了一種在中國學術界頗為盛行的、我所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消費主義”傾向。

　　其次，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為這些學術制度在中國的移植，只會引發(fā)與這些制度原本旨在達到的目的相違背的結果。一如我們所知，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一般都規(guī)定有一種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關人員必須在年度內發(fā)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而且這種制度的設置甚至是與聘用制度緊密勾連在一起的。晚近以來，中國的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也將這種制度移植了進來，但他們在引進這種制度之前，卻并沒有對這種制度安排做認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識這種制度的有效實施，還必須仰賴于其他學術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說，第一，一些學術項目的立項乃至獲得，通常情況下乃是為某些重點高�；蛑攸c院系所壟斷的，因為批準項目的人員主要來自這些重點高校或重點院系；
第二，項目的獲得意味著項目承擔者肯定能獲得一定的出版經費或補貼。因此，第三，面對當今中國出版社因企業(yè)化而出現的一種重賺錢而輕質量的取向，那些能獲得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與那些因所在單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際關系，而得不到項目資助的知識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講就更容易發(fā)表或出版他們的論著。在這種情況下，不僅許多知識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為了獲得每年的研究項目經費而大搞社會“公關”。結果，一方面，知識分子用以這種“公關”的精力和時間，大大超出了他們可以用來研究的精力和時間；
而另一方面，獲得項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為時間和精力不夠，只得“對付”這些項目，進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見，那種原本旨在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當的程度上經由在中國未加批判的移植，而變成了一種激勵知識分子去“爭奪”項目經費的制度。更糟糕的是，這種制度在中國實施的過程中，一方面與知識分子職稱評定相勾連，而另一方面則與強調數量甚于質量的傾向緊密相關，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還導致了一些知識分子采取剽竊、抄襲和拼湊的手段來滿足這種制度所規(guī)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觸目驚心的地步。

　　據此，我們必須在我們的知識實踐活動中，對中國學術場域在當下世界結構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這個問題，做出我們自己的回應。

　　或許我們的回應不會很有效，但只要我們開始對這個問題做出回應，我們的這種努力便能夠標示出我們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意識，已然確立起來了。

　　爭鳴：薛涌: 學術就是學術

　　鄧正來先生在2月26日《新京報》上發(fā)表文章，強調“中國學術欲發(fā)展，就必須建構起中國學術自己的自主性”，自主于西方社會科學場域“文化霸權”。他批評“中國知識分子毫無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論框架，實際上給西方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示范’注入了某種合法的‘暴力’意義�！辈⒎Q“中國知識分子對一些與學術相關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從另一個角度扼殺了中國學術建構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

　　這樣的解釋，未免避重就輕，轉移話題。中國學術的問題，主要是我們自己的知識傳統(tǒng)和制度問題，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權”的結果。目前中國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狹隘的“本土主義”思潮。從甘陽的“華人大學的理念”，蔣慶的讀經，到鄧先生反對西方“文化霸權”的呼聲，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中國思想界在全球化的沖擊下陣腳大亂的現實。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權”呢？“文化霸權”這個詞本身就是個舶來品。鄧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滿了諸如“語境化”等艱澀的西方詞匯。用這樣的語言來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本身就是對這種“本土主義”的一個嘲諷。

　　學術就是學術。我們沒有自己的學術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這就像國產車的引擎不過關，引進一個國外的引擎一樣，是起步時之必須。中國的學者現在有個不好的風氣：看到一個理論，不討論這個理論本身是否有價值，是否對我們認識世界有幫助，而首先要看這個理論是從哪里來的，是不是一種“文化霸權”。這樣的習氣，筆者在國外讀了十年書，還從來沒有見過。美國一些大學，許多學者是外國人，許多討論會都是國際性的，你很難用“西方”來定義。在人家那里，大家注意的，是如果擺脫自己文化中的思想習慣，看看“外來人”是怎么思維的，能不能借用。我們中國學者如果有令人信服的理論框架，那些西方人會馬上搬過去。事實上，所謂反對西方的“文化霸權”的思潮，大都是在西方的大學校園里開始的。中國學者的問題是自己拿不出東西來，所以才一天到晚在那里談保這個反那個。

　　鄧先生提出的移植西方學術制度的失敗例證，也似是而非。西方國家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要求相關人員發(fā)表一定數量的論文和論著的制度，當然要學。據鄧先生說，我們學歪了，那些善于搞“公關”的人常常拿到科研經費，發(fā)表更多的論文；
那些有真才實學但不會交際的學者反而被淘汰。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又說明什么呢？如果我們科研經費的審批程序、出版社的經營等制度都按西方的模式改革了，是不是我們的學術制度也能會更公平一點呢？如果鄧先生認為不該向西方學習，大學和研究機構是否應該不硬性要求有關人員發(fā)表論文呢？如此一來，學術評審的標準又該是什么呢？

　　“本土主義”者們一會兒發(fā)表個文化宣言，一會兒又要反對人家的“文化霸權”。但自己卻提不出任何解決的辦法來。其實你到學術文化發(fā)達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人家那里，是絕沒有我們這樣熱鬧的。學術就是學術，關鍵是拿出成果來。嚷嚷得兇，干得少，只能說明創(chuàng)造性的匱乏，學術文化的衰落。(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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