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載民主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人們對于籠統(tǒng)詞匯和概念的著迷很容易造成阻礙思想和歪曲現(xiàn)實的后果。正如作家和電視制片人克萊夫•詹姆士(Clive James)說的“除非使用者本身明白并不斷看清其局限性,詞匯的巧妙運用是模糊現(xiàn)實的最好方式,直到什么也看不見為止!

          

          “民主”(Democracy)就是模糊制造者名單中非?壳暗囊粋---不是用來指個子龐大、脾氣狂暴的科迪亞克熊,也不是指小小的鼬鼠。這個詞來自希臘,指公眾自由投票(雖然局限于男性和有公民資格者)。高度稱贊雅典制度的伯里克利(Pericles) 特別欣賞這種政策經(jīng)過辯論才付諸實施的管理模式。他說民主“避免了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也就是在沒有充分考慮后果的情況下鹵莽行動。而且,雅典人確實非常理性地辯論和爭吵。

          

          但是民主的缺點幾乎和它的優(yōu)點一樣明顯。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比如對蘇格拉底的審判,他在為自己的辯護中因為說了政治上不正確的話而失去選票支持。再比如雅典議會投票支持處死米蒂利尼島(Mytilene)上的所有成年男性、將所有女性和孩子變成奴隸。后來他們反悔了,趕緊派第二只船去及時阻止執(zhí)行命令的第一只船。民主甚至造成更可怕的后果---在破壞成性的煽動家亞西比德(Alcibiades)誘人的諾言哄騙下,反對更加理智的建議,反而投票支持災難性的毫無意義的對錫拉丘斯(Syracuse)的遠征,從而導致雅典的毀滅。

          

          即使失敗了,它點燃的思想火焰仍在持續(xù)燃燒。但是民主的觀點只是在250年前才并真正回到歐洲或別的什么地方?梢哉f,不是民主的例證而是民主的理論打動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缺乏經(jīng)驗的思想家們。不幸的是,繼承下來的不是伯里克利式的理性辯論而是為了控制人民的需要(被一連串的統(tǒng)治者)。雖然真正經(jīng)過雙方同意進行統(tǒng)治的思想廣泛滲入英國或別的地方(比如早期新英格蘭城鎮(zhèn)會議或瑞士鄉(xiāng)村小鎮(zhèn)會議),但是這種民主常常變成沒有經(jīng)驗的大眾和“有哲學頭腦的”精英之間爭奪選票。

          

          民主概念在歐洲大陸的復興中最重要的地方是在民眾(demos)上。歐洲人事實上做不到像雅典人那樣的直接參與,而是被自封為“代表人民”的革命政權所“代表”。這個政權常常最關心的是打擊“人民的敵人。”而且,人民尤其是在戰(zhàn)爭時期被大批征召入伍來打敗當政者的軍隊。到了19世紀,歐洲人被號召參與公民投票,實現(xiàn)所謂真正的民主了。拿破侖三世靠的就是公民投票,很明顯他實際上確實擁有大多數(shù)人的支持。在任何情況下,新的秩序不管是不是民主都需要尋找或聲稱得到人民的授權,民眾的授權,全民的授權。

          

          這種原始的“民主”的另一方面是過分稱贊甚至如今還使用的“城市暴民”(亞里士多德稱之為暴民政治)。1790年開始,一大批法國理論家變成了巴黎的暴民,發(fā)動了一撥又一撥的暴亂直到1799年拿破侖發(fā)動霧月政變。正如豪斯曼(A. E. Housman)說的,這個策略就是:一個只有少量居民的資本城市可以決定整個國家數(shù)百萬人民的命運。

          

          非常明顯的是民主不是唯一的或不可避免的評價社會進步的標準。如果自由選舉授權壓制雙方同意,那比無用更糟糕。我們不能忘記希特勒在1933年是通過選舉上臺的,得到民眾和軍方的支持。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的共產主義政變是受到“廣大群眾游行支持”的符合憲法的謀劃的影響。我們更不必要提“人民的民主”和常常得到90%以上民眾支持的政權。這種選舉在幾年前在阿爾及利亞有個真實的例子。如果它的結果得到確認,伊斯蘭政治秩序本來能取代已經(jīng)建立的軍人政權。這就像2002年巴基斯坦面臨的選擇。不管怎樣,不是民主和自由選舉的簡單概念就能給我們提供清楚的標準的。

          

          “民主”的定義常常是西方政治文化給出的。與此同時,民主在其他地區(qū)得到推廣,要么循規(guī)蹈矩要么荒唐走板?墒俏鞣饺撕孟裼X得只要這個政府得到多數(shù)人支持贏得選舉,就不應該批評它的合法性。但是“民主”在西方是經(jīng)過長時間法律-自由政治體制出現(xiàn)后才發(fā)展起來,并變得切實可行的。人身保護權(Habeas corpus),陪審團制度,依法管理等不是“民主”的結果,而是從中世紀開始經(jīng)過長期努力控制英國統(tǒng)治者權力過程中形成的。民主只有產生于法律-自由體制,并長期伴隨這個傳統(tǒng)習慣才能從正面和可稱贊的意義上看待。

          

          美國和英國不同的體制都維持了下來。(雖然在別的國家建立起來的從理論上來說基本一樣的體制往往都垮臺了)。也就是說,兩個形式上不同的體制至少總體上是成功的。它們共同的地方好像是思維的習慣而不是機制本身。這點非常重要,即接受政治游戲中的傳統(tǒng)規(guī)則。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西方公共政策的決定因素是傳統(tǒng)。習慣比任何別的因素都更加處在切實可行的統(tǒng)治的核心。即使西方“民主社會”也不是完全被話語或抽象概念支配的模范。雖然我們知道仍有些人普遍信仰某些觀念,如政府管理得到雙方同意或多方同意至少是經(jīng)過長時間演化的結果。

          

          那些沒有這個傳統(tǒng)習慣或信念的國家不可能指望馬上就成為民主國家。如果它們不能達到要求,不可避免地被西方倡導者指責為失敗。任何西方意義上的民主都不是容易建立和實施的。海地的經(jīng)驗很能說明問題。

          

          我們可以指望的和能夠實行的是在原來的無賴國家或觀念狂熱的國家里出現(xiàn)民主的苗頭或最低要求。新的秩序必須是非武裝的,非擴張的,非狂熱的。只有這樣,才能伴隨至少可能伴隨一定程度的內部寬容,多樣化,并逐漸形成習慣或傳統(tǒng)。

          

          民主不能在缺乏政治和社會穩(wěn)定情況下實現(xiàn)。這隱含著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任何類似狂熱分子的東西,由激進分子把持正常內部討論的行為顯然是應該得到譴責的。民主必須接受反常和變異。正如美國海軍英雄約翰•保羅•瓊斯(John Paul Jones) 1775年聰明地指出的那樣“也許我們現(xiàn)在主張的政治原則是真實的,但是輪船本身必須按照絕對的專制體制來管理!焙\姶_實是個極端的例子。在任何真正程度上的民主都是沒有是有道理的,就像大學一樣,在另一個極端。

          

          對無法實行民主的機構進行民主化有時候無疑就是純粹烏托邦理想的表現(xiàn)。正如雅各賓派人士通過這種手段毀滅了法國海軍。但更多的可能是(至少在一些極端分子眼里)有意識的努力毀掉這個機構,正如布爾什維克用這個觀點毀掉了沙皇俄國軍隊?墒且坏┱莆樟苏䴔,他們往往是第一個推行更加嚴厲政策的人。

          

          在最重要的方面,公民秩序是個強大的力量并同時維持存在于原始社會的共識原則。這個目標包含表達復雜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這個限制不能被抹掉但可以不斷的調整。所以政治文明不是領導者的善意問題或理想的憲法問題,最重要的是形成習慣的時間問題。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所有重大麻煩都是由于讓政治成為狂熱的人引起的。政治人物應該是公仆,應該充當有限的角色。因為我們的政治文化(和絕對理論家和抽象主義者不同)代表的是把社會看作不斷變化的,建立在經(jīng)驗基礎上的越來越廣泛的公認的自由、責任和信仰。在政治和社會問題上長期的預測不管它多么激動人心或前景美好很少能兌現(xiàn)。

          

          民主總是毫無例外地遭到革命者的批評。因為如果和這個詞美好的抽象意義比較的話,人們總能在真實例子上發(fā)現(xiàn)缺點。真實的政治是充滿了缺陷和不足的,這話還是好聽的。總有一些人常常不自覺地就成了道歉者并最終成為破壞社會的幫兇。正如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lián)邦主義者宣言中寫到:

          

          “更危險的野心常常潛伏在爭取人民權利的冠冕堂皇的外表下,而不是藏在讓人恐懼的追求政府果斷和高效的外表下。歷史常常教導我們前者而不是后者是肯定走向專制暴政的道路!

          

          但是對公民文化來說,這更可能是做出改進的基礎問題。對公民社會而言,不同的人都可以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但是這些不同的人在政治層面上存在一個共同的主張,那就是建立一個傾聽、考慮和改革怨憤的社會。雖然這個社會不是完美的,其實在任何情況下完美社會都是不存在的。也許它不一定是民主的,但是它包含了民主的可能性。

          

          我們無法做出預測,F(xiàn)在的世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有無法調和的力量和思想的平衡問題。法律和自由的文化可能發(fā)揚光大,但是不民主的地區(qū)可能經(jīng)過一段時間不只是有了民主形式而是養(yǎng)成民主得以建立的培養(yǎng)共識的習慣。我們希望如此。

          

          不管在哪里我們都能發(fā)現(xiàn)人類渴望一定程度的個人獨立性,同時又形成社區(qū)關系。而正是后者往往失去控制。組織一個全國性或別的什么機構同時又不喪失自由,不產生對其他組織的痛恨---這是世界面臨的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相互理解,開放的心胸,同時又沒有奴性成分。

          

          這也是為什么在簽訂國際協(xié)議時我們仍然需要小心,接受對某些國際主義理想有吸引力的國際法庭時,需要認真部署。

          

          當今我們接受國際義務肯定是對的,尤其是影響政策、利益和傳統(tǒng)權利和國家權力來建立法律和自由的機制。但是所有這些必須得到認真的、懷疑的和不受表面普遍性影響的談判來進行,不管乍一看多么誘人。允許國際機構闖入法律和自由的國家在純粹抽象的理由下也涉及對原始統(tǒng)治機器的制度化。

          

          對各種形式的國際安排來說非常大的麻煩一直是西方政府簽訂沒有得到適當?shù)模ㄉ踔粮緵]有)被公眾或立法機構辯論的政策。所以這些安排變成一種給予行政當局更多權力的手段,當然,也是給予國際官僚機構及其永久職員更多權力的手段。

          

          特別是,聯(lián)合國像歐盟一樣用在歐洲大陸啟蒙時期的抽象的、冠冕堂皇概念談論“人權”問題,制訂宣言,簽訂協(xié)議。許多國家(聯(lián)合國中大概有一半)只是說說而已,實際上并不打算遵守。但是在法律和自由盛行的地區(qū),簽署者發(fā)現(xiàn)自己的國家常常遭到自己國民的譴責。結果是在抽象的人權定義下,西方任何一個遵從人權協(xié)議的國家都面臨挑釁性的訴訟。正如人生大部分時間都在教導法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說的:“如果一個人堅持平等和自由的抽象概念的話,任何一個我們知道的政權都是應該譴責的!

          

          譯自:“Downloading Democracy” By Robert Conquest

          http://www.nationalinterest.org/ME2/dirmod.asp?sid=&nm=&type=Publishing&mod=Publications%3A%3AArticle&mid=1ABA92EFCD8348688A4EBEB3D69D33EF&tier=4&id=235512C943E7401BA568C1A1CD5F24ED

          譯者簡介:吳萬偉,武漢科技大學外語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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