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無法忘卻的紀念

　　那場導至五十多萬愛國知識分子最后被投入監(jiān)獄、勞改隊、教養(yǎng)隊，導至幾十萬個家庭破裂，幾百萬個無辜的人受到株連的反右運動已經過去整整四十四年了。當年那些受迫害而幸存下來的“右派”，絕大多數也都得到了平反、改正，雖都進入了暮年，總體說來，晚景還都算不錯。我本人也象其它幸存下來的“右派”一樣，得到了平反、改正并組成了一個溫暖的小家庭，到如今已過上了二十幾年的正常人的生活。但心中始終有一塊石頭重重地壓著，使我無法釋懷，有時甚至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這就是那些被殺害、被折磨而慘死在勞改隊、勞教隊的同學。在這些死去的同學當中，有的已得到到了平反、改正，如黃宗羲和林昭，特別是林昭，當年北大中文系的老師和同學還為她捐款修了墓，立了碑，出版了懷念她的文章，其靈魂也算得到安息了吧。但劉奇弟、張錫錕、顧文選、賀永增、敖乃松等同學和任大熊老師的死，至今也無人提起，他們是否也得到了平反、改正，也不得而知。也許人們已把他們忘記，也許還有人只是在內心里默默地懷念著他們，但總有一種莫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刺痛著我。

　　在上述死去的同學當中，有些生前我并不太熟悉，接觸也很少，如林昭、黃宗羲和敖乃松，但劉奇弟、張錫錕、賀永增、顧文選幾位學長和任大熊老師被打成“右派”，以至被捕送去勞改、勞教都或多或少與我有一定的關系，因為他們都參加了“百花學社”，而我當時是“百花學社”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賀永增還是我的“同案犯”中的一個。但上述幾位學長中與我關系最密切，我最熟悉的還是劉奇弟和張錫琨。

　　劉奇弟，湖南人，鐵路工人子弟，物理系四年級同學（五七年上半年），與譚天榮同班，比我高一年，是我的學長。在五五年由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而引起的肅反運動中，因為替胡風鳴不平，被打成“反革命”，在北大遭到批斗關押并綁在了窗戶棱上。有人告訴我，當時譚天榮還是負責看押他的人之一。可是在整風反右運動中，我與他們二人認識以后，他們二人誰都沒有告訴我這件事。為了慎重起見，最近我特意向譚天榮求證這件事。譚說，的確有這件事，因為譚當時是共青團員，思想也很進步，對黨、團組織非常相信，黨、團支部要求黨、團員輪流看押劉奇弟。

　　提起五五年那場肅反運動，北大也象全國一樣，搞的非�？植�，整個一個暑假，沒讓回家，在學校參加肅反學習，深挖“反革命分子”，進行批判斗爭。我記得，有好幾位老師和同學，是在全校大會上突然宣布被逮捕的，搞的人人自危，害怕說不定什么時候，因為自己過去說過一句什么錯話而被打成“反革命”。我班有一位東北的同學就因為說過一句“四五年蘇聯紅軍進東北時曾經強奸過中國婦女”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到開除團籍的處分并多次被批斗，因為他是貧顧農出身，成分好，僥幸沒有被逮捕。

　　五七年整風反右運動期間，人大的林希翎來北大演講，曾經公開說，根據當時公布的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從法律上說，胡風構不成“反革命”。而劉奇弟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比林希翎還早兩年。

　　五六年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揭露了斯大林所犯的肅反擴大化的錯誤以后，中共提出了“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口號，對五五年的肅反運動進行甄別，當時被錯打成“反革命”的人得到了平反（當然不可能是全部），劉奇弟就是其中一個，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繼續(xù)留校讀書。學校調整學生宿舍后，劉奇弟便跟我同住在二十八齋三樓，我住在中間，他住在北邊拐彎處。那時每天晚上我經常聽到有人在拉小提琴，拉的多半是內蒙民歌“牧羊姑娘”、馬思聰的“塞外組曲”，以及意大利的一些小夜曲，曲調幽怨傷感，我循聲而去，才知道是劉奇弟拉的，從此認識了劉奇弟。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不僅能拉一手小提琴，還會作曲、指揮，象棋下的也不錯，外國文學名著讀的也不少。因為我也喜歡讀外國小說，如俄國的托爾斯太、屠格涅夫，法國的巴爾扎克、雨果、左拉、大鐘馬、小鐘馬，英國的狄更斯等名家著作大都都過，因此我們談的很投機。但當我問他為什么總喜歡拉一些幽怨的曲子時，他卻沉默不語，始終不肯談及他五五年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不料在五七年整風反右初期，他突然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胡風絕不是反革命”，“為胡風招幡”并附有一副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黑；
忠臣血撒地，鬼哭神號”（因為那時謠傳胡風已死在了天津監(jiān)獄里），這不提是一顆重磅炸彈，在全校炸開了鍋。

　　我立即找到他問他：“你怎么能貼這樣的大字報？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罪名是毛澤東欽定的，你這不是向毛澤東挑戰(zhàn)嗎？你不怕把你打成反革命？”

　　他說：“怕什么？我已經被打成過一次反革命了，根據報紙上公布的材料，胡風根本構不成反革命。四九年建國時，是胡風第一個寫長詩《時間開始了》來熱烈歌頌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的成功，這首詩至今我還能背過，這樣的人能是反革命嗎？絕不可能！胡風已經死了，他是屈死的，每個有良心的人，難道不應該為他鳴怨嗎？”同時他向我詳細談了他在五五年因為替胡風鳴不平被打成反革命的經過。

　　我佩服他的勇氣，但我也斷定，這一次他恐怕是在劫難逃了。

　　這時我已與譚天榮、王國鄉(xiāng)、龍英華、楊路、張景中等六人發(fā)起組織了“百花學社”，劉奇弟提出要求參加，但許多人不同意，原因是他提出要求為胡風平反，這個問題對當局的刺激太大了，肯定會招致當局強烈的反彈，而且他還因為這個問題曾經被打成過“反革命”，如果將他吸收進來，“百花學社”肯定會被人抓住把柄，遭到“左派”的圍攻，會給“百花學社”找來麻煩。大家的分析是對的。我雖然同意他加入，但既然大多數人都反對，我當然無權擅自決定吸收他，不過從此我與他成了好朋友。

　　他貼出這張大字報后，立即遭到了全校“左派”猛烈的圍攻。對他的圍攻跟對其他“右派”的圍攻不一樣。對其他“右派”的圍攻，在最初階段還比較“和風細雨”，叫做“辯論會”，還允許被批斗的人講話，進行答辯，而對他的圍攻，從一開始就異常猛烈，也不講究什么“和風細雨”，溫、良、恭、儉、讓了，推推搡搡，強迫低頭彎腰不算，并直呼其為“反革命分子”。劉奇弟的個性又非常倔強，不服氣，當然這就招來更嚴厲的懲罰，他一開始講話，便有人上去扇他嘴巴。毛主席的話就是金口玉言，即便是說錯了，只要他自己不首先承認，連黨內高層領導都不敢說半個不字，何況你一介孺子劉奇弟呢！豈不是不知天高地厚嗎？

　　劉奇弟曾經得過肺結核病，鈣化了，但這次由于遭到連續(xù)不斷的批斗，使他的結核病又犯了，不斷地咳血。

　　反右運動不斷地深入，“右派分子”成了過街老鼠，不論走到那里，隨時都會遭到左派衛(wèi)道士們的圍攻和辱罵�！鞍倩▽W社”雖然沒有吸收象劉奇弟這樣的“反革命分子”加入，最后仍然逃不過被扣上“反動小集團”、“反革命小集團”的帽子。要知道，“反革命小集團”在那時是天大的罪名，我又是“百花學社”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我估計早晚會被捕的（在我被捕之前，數學系的錢如平和地質地理系的鄭瑞超已以“反革命”罪被捕，化學系的李燕生也以其它罪名被捕）。我準備外逃。九月中旬，北京的天氣早晚已經很涼了，為了支持出版“廣場”，我的衣物全都賣了，身上只剩下了一套單衣。劉奇弟從身上脫下了一件線依給了我，我就是穿著這件線依逃到了塘沽新港，企圖偷上外國船外逃。但孫悟空終究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我還是被捕了，從此與劉奇弟斷絕了聯系，再也沒有見過他的一面。

　　我穿著劉奇弟給我的這件線衣度過了十五年的監(jiān)獄、勞改隊的生涯，等我刑滿出勞改隊時，已經是補丁摞補丁了，但我一直珍藏著它。名義上是刑滿釋放，但卻被強迫留場，進了“二勞改”的隊伍，又度過了七年“二勞改”的生涯，直到七九年被落實政策平反。當“二勞改”期間，七五年在大興安嶺伐木，因為我向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劉光濤、“黑龍江日報”社、黑龍江省公安廳和黑龍江省勞改局寫信揭露采伐大隊的會計監(jiān)守自盜遭到打擊報復，被弄到深山老林的帳篷里吊起來兩個多月，采伐隊的“二勞改”在清理帳篷時，發(fā)現這件破線衣，以為沒人要了，給我塞進帳篷的爐子里燒了，在我被解救出來下山時，為此還與燒我這件線衣的“二勞改”大吵了一場。失掉了這件唯一的紀念物使我痛心不已。

　　因為我是“反革命集團”的“罪首”，在我被捕以后，將我與北大被捕的“右派反革命”隔離開來，為此我被調轉過七、八個勞改支隊、十多個勞改大隊和無數個勞改中隊和小隊。但不論調到哪個單位，我都從新調來的犯中打聽劉奇弟和其它同學的消息。六五年從興凱湖五分場調到我所在的四分場一中隊一批犯人，其中有一個叫孟福五的“歷反”告訴我，劉奇弟被捕后判刑十五年，先在北京的團和農場勞改，六一年又與他一起調到了興凱湖五分場。劉奇弟病的很厲害，整天咳血，由于他不認罪，經常被吊起來遭到毒打，后來他被折磨的瘋了，被塞進了象狗洞子一樣的小號里，凍餓死在了里面。我聽后哭了。因為不認罪、頂撞干部，這樣的小號在四分場我也被塞進去過兩次。小號的寬只有八十公分，高一米，長一米五，象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躺下伸不開腿，坐著勉強能伸直腰，下面鋪著二十公分的稻草，身上還戴著手銬腳鐐，頭頂頂著一個尿罐子，每天只給三兩八錢的苞米面稀粥喝，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冬天，最長時我被關過五個月。能從里面活著出來也真算是“命大”。當我被放出來時，摘了腳鐐，連十公分的門檻也邁不過去，只有扶著門框，象剛學會走路的幼兒一樣，才能邁過去。不要說經常遭到毒打，即使不遭到毒打，不被塞進小號，象劉奇弟這樣的病人，在興凱湖這樣嚴酷的環(huán)境里，他是活不出來的。五九年四月六號，由北京各勞改單位和北京監(jiān)獄一下調了三千多犯人去興凱湖，被分到四分場一中隊的有七十五人（其中有我），到六七年一月興凱湖勞改農場解散時，存活下來的只有二十九人！

　　此后直到現在我仍然經常夢見劉奇弟。有一次，大約是在八0年底，那時我已經落實政策并結了婚，一天夜里我夢見劉奇弟被打的滿臉十血，兩個犯人打手拖著他往小號里塞，然后又來拖我。我一邊喊，一邊掙扎，一腳將被子蹬到了地下，醒了，把我愛人嚇了一跳。她問我：“怎么了？您是不是又做惡夢了？”我把夢中的情況跟她講了，說著說著我掉下了眼淚。我愛人知道，我是從不輕易掉眼淚的。她也哭了并勸我說：“二十多年的勞改，你受的折磨太深了，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就別再想它了。你老想它，就會做惡夢，徒然給自己添些苦惱。死了的同學，你又沒有能力為他們平反招雪，老想他們有什么用呢？今后你別再惹事生非就行了。我們現在過的不是很好嗎？前半生你遭了那么多難，后半生咱們安安穩(wěn)穩(wěn)過日子吧�！�

　　我愛人原是一位下放青年，也遭受過不少苦難，她對我的遭遇是能理解的�，F在我已落實了政策并且有了一個溫暖的小家庭，象蝸牛一樣躲進了殼里過起了安樂的日子，但要我忘記過去，忘記那些死去的同學，無論如何也做不到。由于長年戴手銬給我留下了一個后遺癥，我不能仰著睡覺，只能側身睡。因為如果仰著睡覺，戴手銬的雙手必然壓在胸口上，這樣就會做惡夢。直到如今，有時累了仰身睡著了，兩只手不知不覺就并在了一起，這樣就做惡夢，不是夢見勞改隊的事情，就是夢見死去的同學。

　　七九年下半年到八0年上半年，我住在北大招待所等待落實政策時，去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打聽過劉奇弟的情況，他們告訴我，劉奇弟已死在了勞改隊里，因為胡風問題還沒有平反，因此劉奇弟的問題現在還不能平反。我又向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和等待落實政策的同學打聽劉奇弟家里還有什么人，都說不清楚�，F在胡風問題已經平了反，劉奇弟的問題應該是平反了，但是并沒有人過問。在我國，個人的命運自己是決定不了的。人死了，一了百了，劉奇第又不是什么知名的“大人物”，在受市場經濟大潮沖擊的今天，人們都在為一個“錢”字拼搏，誰還能去為他的平反呼吁呢？可悲啊，中國人！

　　如果說劉奇弟的遭難完全是他自己惹的禍，那么張錫錕和“百花學社”其它成員之所以遭難不能說與我沒有一點關系。如果當年我與其它幾個同學不發(fā)起成立“百花學社”，也許不會有那么多的同學遭受后來的危運，雖然參加“百花學社”的同學當時都是出于自愿，但我心里始終有一種自責。我并不懷疑當年我做錯了什么，只是因為有這么多的同學因此而遭難感到內疚。

　　張錫錕，四川人，化學系四年級學生。過去我們不認識，只是他貼了兩張大字報后我才注意到他。他貼的這兩張大字報的題目是“衛(wèi)道者邏輯大綱”和“人性的呼喚”。當時看了他寫的這兩張大字報，對他的文筆的犀利和對問題批判之深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深感嘆服，但具體內容記不得了。最近翻閱了“原上草”，重讀了一遍，現摘要摘錄如下：

　　衛(wèi)道者的邏輯大綱

　　1.黨的錯誤是個別情況，對它批評就是反對全黨；

　　2.民主自由是黨的恩賜，再要索取就是煽動鬧事；

　　3.歌頌逢迎是一等品德，揭發(fā)錯誤就是否定一切；

　　4.萬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話就是誹謗造謠；

　　5.盲目服從是思想單純，若加思考就是立場不穩(wěn)；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則，若加考慮就是反對馬列；

　　7.國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責就是陰謀造反；

　　8.政治等級是統(tǒng)治杠桿，取消等級就是制造混亂；

　　9.蘇聯一切是盡管搬用，誰說教條就是挑撥蘇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誰若過敏就是別有用心。

　　以上10條可以說是對當年的教條主義者的刻畫，達到了入骨三分。今天的社會已經大大向前邁進了一步，犯有上述毛病的教條主義者已經不多了。不過其中的若干條對認識今天的“老左”們恐怕還是有用的。

　　人性的呼喚

　　人在形成過程中，人性亦隨之形成。在人類文化發(fā)展的過程中，人性也同時充實著自己的內容。但從人類進入階級社會起，人開始具有了另外一種屬性——階級性，加上人們的種種階級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階級矛盾的掩蓋下，被沖淡了，被忽視了�。ㄈ绺鞣N酷刑的出現）到了社會主義社會的過度時期，本應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如不準休息、吊打……以及其它肉體摧殘。與此同時，官僚主義主義者對人身進行了無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這些惡劣現象在社會上未被有效制止，所以社會風氣開始敗壞。兒子可以對父親任意漫罵，甚至將其捆綁、鞭打……學生開始以無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領導對其階級性強的信任。無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強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大帽子之事風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計的想將人證明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瑣事以及開玩笑的話，都搬來作為口實，而進行荒謬的推理。將其推向反革命的邊緣。（當然，若有一點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笥眩�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更好一點的愿望，難道你的同學就沒有生活下去的起碼要求嗎！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賣良心，不要再屠殺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來！

　　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對上面對人性的呼喚不太理解，但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許多家庭出身不好（如出身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等）的年輕人，為了表現自己思想進步，為了積極爭取入團、入黨，主動聲明與“反動家庭”畫清界限，脫離父子關系的大有人在。有的在土改中斗爭自己的父母，甚至親自槍斃自己的父親的都有。有的為了表現自己靠攏組織，階級覺悟高，將別人的某句玩笑話添枝加葉，上綱上線，向黨、團組織匯報的人，更是不在少數。那時的思想教育只講階級性，不講人性，誰要是談什么人性，就會被扣上“資產階級思想”嚴重的大帽子�，F在跟年輕人談關于反右或“文革”中的一些事情，他們聽起來就好象是“天方夜談”一樣。但歷史終歸是歷史，歷史是無法掩蓋的。

　　“百花學社”成立后，將原來中文系的張元勛、沈澤宜創(chuàng)辦的墻報改為“百花學社”的一個刊物，由張、沉二人繼續(xù)任正、副主編。當張元勛將打算刊出的文章選好，拿到“工人日報”印刷廠去印刷時，稿件和紙張全部被扣押。不得已，大家湊錢買了少量的大白紙和一臺油印機，自己動手油印。是我領著“百花學社”的一部分骨干成員油印的，這其中就有張錫錕。我們連續(xù)干了四天四夜，張錫錕一刻也沒有離開過（當然，還有肇恒標、李燕生等許多人）。張錫錕給我的印象是敦厚塌實，話語不多，從不喜歡表現自己。

　　反右運動日趨激烈，有一次我跟他談到對形勢的估計，他說：“形式的發(fā)展看來對我們越來越不利，對我們來說，最后的結局很可能是悲劇性的。不過任何政治運動總會要有人做出犧牲，只要我們做到了問心無愧就行了�！碑敃r他還背誦了拜倫的一首詩

　　愛我的，我致以嘆息，

　　恨我的，我致以微笑。

　　無論頭上有這樣的天空，

　　我準備承受任何風暴！

　　這首詩，當時楊路也很喜歡背。他對形勢的估計跟我是一樣的�？磥硭�已經做好了付出任何代價的思想準備。

　　不久，在形勢的壓力下，“百花學社”被迫宣布解散，我跟他的接觸就很少了。后來我被捕了。在二十多年的勞改和“二勞改”生涯中，我也曾多次打聽他的消息，但始終沒有打聽到。后來我在北大等待落實政策時也向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和化學系的同學打聽他的情況，也一無所獲。

　　八六年一次偶然的機會，在青島遇見了楊路夫婦，才知道張錫錕后來的遭遇。反右后期，他也象大多數“右派”一樣被送去勞動教養(yǎng)，先是在北京附近的團和農場，六九年林彪的一號令下達，將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勞教隊也宣布解散。大部分勞教人員被遣送回老家，交群眾專政，而張錫錕則被遣送到川北的一個勞教隊繼續(xù)勞教。粉碎“四人幫”后的七六年底，他卻以“企圖組織逃跑”的罪名被槍斃了。

　　楊路的愛人是張錫錕的妹妹。她告訴我說，張錫錕已結婚并留下一個小女兒（什么時候結的婚，愛人叫什么名字，她都沒有詳細跟我談）。他死后，妻子改嫁，女兒也隨母親改嫁后改姓。我問她：“錫錕的問題平反了沒有？”她說：“沒有。八0年我曾經去那個勞教隊打聽過，要求給我哥哥平反，勞教隊的干部不答應，理由是張錫錕企圖組織逃跑，罪行嚴重，不能平反。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由于過去黨的政策往往朝令夕改，今天雖然給右派摘帽、改正了，明天還不知道怎么樣，孩子又小，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所以就沒敢繼續(xù)深究下去�！笔前�！在我國，左的思想影響是根深蒂固的，它已經深入到某些人的骨髓里，直到八十年代末，甚至直到如今，還有人將摘帽、改正后的右派稱為“摘帽右派”、“改正右派”呢！

　　九八年我被邀去成都科分院參加教育軟件的開發(fā)工作，再次遇到了楊路，這時楊路已是九界全國人大的四川代表，我跟他再次談到了張錫錕的問題。我問楊路：“作為全國人大代表，你能不能通過人大為張錫錕的平反問題呼吁一下？”他說：“現在恐怕還不好辦，時機還不成熟。第一，黨對處理右派問題所定的調子是，反右運動并沒有錯，是必要的，只不過是擴大化了；
第二，張錫錕的妻子雖然改嫁了他人，但他的女兒已經三十多歲了，作為直系親屬的女兒既然沒有提出為張錫錕平反的要求，其它人再呼吁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這件事恐怕只有等到右派問題徹底平反的那一天才能解決�！笔前�！既然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人都被打錯了，怎么能說是“擴大化”了呢？難道擴大能擴大到如此大的程度嗎？這在道理上是說不通的。如果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國的法制尚不健全，對右派問題進行摘帽、改正這種模糊性處理還勉強說的過去的話，那么在法制相對健全健全了的今天，對這個問題再繼續(xù)模糊下去就違背以法治國的精神了。我堅信右派問題總有徹底平反的那一天。那些屈死的冤魂總有被昭雪的那一天。只有當那一天到來之時，壓在我心頭的這塊石頭才能落下來，不然我是死不冥目的。二位兄長在天國里安心等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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