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鳴：進化論的犧牲品

　　袁世凱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臉。不過，跟那些歷史上同樣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臉之所以變白，并不是因為他有多么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寵了多少心腸特壞的女人，或者是說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類的渾話。僅僅是因為他要當皇帝，準備了洪憲帝制以及兩套龍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儀讓出了三大殿，預備登基。換言之，袁世凱之所以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主要是因為他開歷史的倒車，跟長期以來人們公認的進化論開玩笑，違反了歷史進步的直線行進律。

　　由此，袁世凱皇帝夢的破滅，成全了歷史進化論，沒有讓政治的現(xiàn)代性的進程倒退，也造就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復辟和倒退注定要失敗。

　　然而，袁世凱成全了進化論，但歷史卻并不如此寬宏，多少年之后，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發(fā)現(xiàn)，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趕下臺的皇帝，也并沒有真的從人們心中消失，于是忙著回過頭來看歷史，一時間，有關袁世凱和孫中山的話題又熱了起來，連一向熱中于炮制皇帝戲的電視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讓孫、袁這對冤家大放其電。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的新作《袁氏當國》在國內出版，應該也是回應有心人回頭看的一個不小的熱鬧。

　　我最早接觸唐德剛的文字，還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湊巧在一本所謂內部出版的《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里，看到有唐編輯的胡適口述史。說實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實平平，了無勝意，倒是唐德剛那夾敘夾議的注釋，很是引人入勝。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著過來人似的透徹，如老吏斷獄，往往一語揭破謎局�？上У氖牵�眼下擺在我案頭的這本唐氏的新作，卻如放了太多年頭的臘肉，雖然還是臘肉，少了一點應有的風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懷有歷史學家特有的溫情，立腳處也相當中立，沒有國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場。不過，可能是作者只是將一些隨手的札記連綴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
也許是當年過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經意間被傳主的意見所左右，總之，《袁氏當國》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關于二十一條的交涉，關于當年民國政府顧問古德諾，關于國民黨“二次革命”等等，都還找到唐氏當年文字的風韻，尤其說到民國北洋時期辦外交的“專業(yè)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愛煞個人。然而，通篇看去，這樣的文字在全書中并不多見，相反，我們在書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不少的武斷，甚至還有一些摻雜著大路貨資料的老生常談。

　　袁世凱復辟是一出悲劇，正因為這出悲劇，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zhàn)�？季科湓�因，唐氏沒有像西方著作那樣直接點明，但事實上列出兩大理由，一是制度設計的捍格與制度與人的沖突，二是袁世凱本人思想境界之舊。此論固然突破了過去僅僅在袁氏個人品質道德上轉、圍繞著“皇帝夢”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說制度問題。辛亥革命一開始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美國式的總統(tǒng)制，總統(tǒng)直接領導內閣。這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認為美國制度是最先進的，而中國學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總統(tǒng)云云，中國的華盛頓云云。然而，待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之際，為了牽制這個梟雄，同是這些先進分子控制的臨時參議院又將美國式的總統(tǒng)制改成內閣制（實際上法國式的半總統(tǒng)制），總統(tǒng)和內閣之間，加了個總理，由總理負責領導內閣。唐氏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制度轉換，是革命黨人想要“虛君”，而袁世凱根本不想做虛君，“政治矛盾要用槍桿解決，民國因此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

　　不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確在制度設計上欠考慮，他們一方面對西方制度有著近乎神圣的迷信，像當時的名記者黃遠庸說的那樣，幻想著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幟掛在城頭，中國就可以立馬改變了模樣。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對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這種制度當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國古老的權力技術嫁接起來的工具。所以，怪事就出來了：以徹底地學習西方的旗幟下的革命政府，不僅隨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奪公民權利（比如剪辮），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內，隨意改變政體。然而，革命黨人的錯誤并不足以導致袁氏最終的帝制自為，跟后來的軍閥混戰(zhàn)更是沒有直接的關系。唐德剛先生不是考證過了嗎？宋教仁被刺案最終并沒有跟袁世凱的直接聯(lián)系，袁跟宋案的關系更可能像后來的蔣經國跟江南案的關系一樣，是手下過于忠實之徒將馬屁拍到馬腿上的結果。而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黨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槍，而且連蔡鍔都對此表示聲討嗎（實際上許多革命黨人也對此不以為然，三督之中，廣東的胡漢民和湖南的譚延闿實際上都是被迫參加的）？是國民黨人自己破壞了宋案法律解決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凱有必要跟革命黨人一般見識，毀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嗎？事實上，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的大勝，很難說一定刺激和威脅到了袁世凱的地位。因為我們看到當時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對于國會選舉，并沒有動用他的行政和軍事資源進行干預，一任國民黨高歌猛進（事實上，這種干預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來的段祺瑞在資源遠不如袁世凱的情況下，還成功地操縱了一次國會選舉[安福國會]），而且，就當時而言，連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國民黨組閣，當時的政體也是法國式的半總統(tǒng)制，總統(tǒng)依然是強勢，大選的勝利，距離威脅袁大總統(tǒng)的寶座還遠著呢。更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諸巨頭孫、黃、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萬公里鐵路，或者沉迷于憲政，頭腦里有沒有奪權的概念都很難說。退一萬步說，就是算是國民黨的“搶班奪權”行為刺激了袁世凱，那么經過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軍事運作，袁世凱不僅消弭了國民黨的勢力，也消滅了原來對他的種種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贏得了輿論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爐上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最終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不僅是終身總統(tǒng)，而且還可以傳子（指定下屆總統(tǒng)），就算袁世凱是個超級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對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嗎？富有政治經驗、老于世故的他，難道看不出這里的政治風險嗎？為了一個虛名而去冒險，像個“當代曹操”的作為嗎？

　　當然，對此，唐氏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那就是袁世凱的思想舊，滿腦子都是中國傳統(tǒng)的統(tǒng)治術。這一點，相信熟讀《資治通鑒》的唐德剛先生，特別有感覺。的確，袁世凱的所作所為，怎么看都有古代權術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調子，玩了些許其實并不高明的小伎倆。唐德剛采訪過的顧維鈞（當時做過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也認為，袁世凱根本沒有對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當然，袁世凱從教育背景來看，的確比孫中山要舊些，但這個背景的差異，并不意味著袁世凱必然頭腦冬烘，不會贊同向西方學習。唐氏自己也說，在清末新政的時候，袁世凱是個相當新的人物。其實，當時的袁世凱豈止“新”，他可以說是新政的關鍵，新政以全面學習西方為目標的改革，在軍事、警察、郵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諸方面，都有他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當時的他，甚至跟立憲派也有密切的聯(lián)系，清朝的預備立憲，如果沒有他這樣的重臣推動，肯定不會那么快。從那時起，他的夾袋中就已經儲備了一干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學識和對西方政治的認識，并不遜于革命黨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說袁世凱思想舊，那么二次革命失敗后的孫中山舊不舊呢？當時的袁世凱不過是在抓權攬權集權，但民國的各項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務、稅收等等仍然在一板一眼地進行，絕不含糊�？蓪O中山卻執(zhí)意要將一個原本已經很有西方政黨色彩的國民黨，改造成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分出等級，都要對他絕對效忠，還要打指模宣誓。這一套，唐氏說是來自基督教的儀式，錯了，那是孫中山當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門）做洪棍時學來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門的《海底》。唐德剛先生說此時的孫袁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還是不對，其實是一面，只是孫中山走得更遠，一頭扎到極端專制的黑社會去了。

　　無論古今中外，凡是一個國家大的政治舉措和制度的變革，背后必有當局者對情勢的考量，主觀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軍興起導致的地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滿族新貴，不惟成立皇族內閣，開罪了立憲派，還貿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結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的結果。群龍無首的武昌起義革命士兵，只是在恰當?shù)臅r機，點著了本該燃燒的干柴。而辛亥以后，地方主義更加不可遏制，各地當權者，無論新舊，都是據(jù)地自雄的軍閥。孫中山號稱是獨立各省擁戴的大總統(tǒng)，但沒有一個省給他一分錢。連政府的開張費用，都是那個當了狀元不做官的張謇借來的。趕走國民黨人，唐德剛先生說是袁世凱在削藩，但是實際上是削了弱藩換上了強藩，龍濟光、張勛、李純甚至袁世凱最得力的大將馮國璋，占了國民黨人的地盤之后，都不太聽招呼了。二次革命后，看起來大獲全勝的袁世凱，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五代十國的局面，連昔日言聽計從的北洋諸將，此時都成驕兵悍將，不僅不聽政令，甚至連上解款也日益含糊起來。所以，我們才看到了一系列的變革，什么廢督，什么虛省設道，什么文官政治，甚至包括設立將帥團，統(tǒng)統(tǒng)都是沖地方的大小軍閥去的。然而，這種與虎謀皮的舉措，具體實行起來，不用說是障礙重重，推行得好是艱難。在這時候，顯然袁世凱想起了當年在大清國的情景，皇帝的權威之重，即使像他這樣權傾朝野、盤根錯節(jié)的人物，想要拿掉，一紙詔書也就搞定。到了這個時候，某些謀士自以為聰明的鼓噪也就聽得進去了，而來自大洋彼岸的政治學權威的理論，則恰逢其時地成了讓火燒得更旺的東風（借東風的恰是那個堅持憲政的宋教仁，是他聘的古德諾）。從某種意義上說，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實際上是又一次急進的中央集權運動，在這場運動里，皇帝不僅僅是一種名號，而是一種可以重樹政治權威的架構，一種古老但曾經行之有效的意識形態(tài)，顯然，這場運動跟清末那些少不更事的滿族權貴發(fā)起的運動一樣，以慘敗而告終。

　　諳于權術的袁世凱，顯然既迷惑于昔日帝制權威的幻象，又迷惑于社會上一般人對民國的反感。他忘了帝制權威已經被辛亥革命給打碎了，再度重建不僅需要時日，而且要有強大的武力作為背景（而此時連他的嫡系武力都不聽招呼了）。他更忘了，那些散在各地的驕兵悍將，正苦于沒有借口來反抗他重樹中央權威的舉措，而袁世凱的稱帝之舉，恰好他們提供了一個大舉反叛的合法借口，在歷史進化論尚未破產的時候，這種借口顯得是那么的堂堂正正。如果蔡鍔不起兵，或許袁世凱還可以拖些日子，只要蔡鍔舉起了討袁的旗幟，那么袁世凱的眾叛親離是必然的結果，大名鼎鼎的蔡將軍，其實也不過是那個恰好點了一堆本該燒起來的干柴的人。說實在的，蔡鍔那三千缺槍少彈的討袁軍能有多大力量，真正致袁世凱死命的恰是他自己曾經十分效忠的部下。

　　袁世凱遺臭萬年了，連十分曠達的唐德剛先生，都拿他的稱帝之舉，跟汪精衛(wèi)的叛國當漢奸相類比，說他們一失足成千古恨，“卿本佳人，奈何做賊”？然而，細想想，這兩個人其實不一樣，袁世凱并沒有違反民族大義，賣國當漢奸，他的所作所為，只是不恰當?shù)剡M行了一次政治體制的改革，開了慣常所謂的倒車而已，而且這個所謂的倒車，退得實際上也有限，絕非像后來人們批判的那樣，退到清朝新政之前去，他的帝制不過是君主立憲而已。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其實古德諾的說法并沒有錯，在那個時代，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制度并無優(yōu)劣之分，關鍵看國情合適不合適。盡管如此，袁世凱還是遺臭萬年了，甚至比當了漢奸的汪精衛(wèi)還要臭，這里，袁氏的臭，既有后來的主政者為樹立孫中山而做反襯的意識形態(tài)需要，也出于歷史進化論的強大拉動，當然，這也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且是國共兩黨所共同接受的意識形態(tài)。人們寧愿相信，歷史只能向前走，不能哪怕稍微后退一點，而這個前進的方向，則是由西方現(xiàn)代史所規(guī)定的，離君主越遠的制度，就越先進，革命越徹底的制度也越進步，而先進和進步是不能違抗的，否則就是反動，凡是反動的人，跟漢奸賣國賊也就相差無幾了。

　　袁世凱的悲劇，其實并不只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時間離袁世凱的悲劇，已經過去快100年了，如果還沒有人費心考察一下，歷史是否真的是按進化論劃的直線行進的，那可就是出上演近百年的悲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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