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義虎：本體論問題與國際關系理論研究

　　摘　要　國際關系理論歷來存在著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整合問題。這三者整合得好,會發(fā)展出成功的理論范式,從而極大地促進國際關系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其中,就“理論價值”而言,本體論顯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國際關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問題,也關系到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內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課題。從西方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第三次、第四次論戰(zhàn)來看,它們均直接與本體論問題有關,被認為是國際關系學界最大的理論反思和本體思辨,這種理論反思和本體思辨已經(jīng)大大促進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就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和建設來說,只有在本體論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構起中國學派。需要強調的是,以自己的本體論為基礎,建構中國式的國際關系理論,可以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學科建設不斷注入新的知識源泉,并提供知識再生產的能力。

　　關鍵詞　國際關系理論　本體論　認識論　方法論

　　一

　　從研究范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的意義上來講,國際關系理論歷來存在著本體論(ｏｎｔｏｌｏｇｙ)、認識論(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和方法論(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之間的整合問題。[2]這三者整合的好,會發(fā)展出成功的理論范式,從而極大地促進國際關系理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從國際關系理論史的角度看,凡是成功的理論范式都很好地處理了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關系,都是在這種成功整合的基礎上提出了一整套完備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如果只進行一個方面的工作,那是不會造就成功的理論范式的,例如只具有先進的認識論或方法論,并沒有成功解決研究對象的本體問題,那充其量也只是停留在理論的外圍,而未能深入到理論的內核,因此它們不能塑造成功的理論范式。實際上,對于任何成功的理論范式,本體論都是它們理論的核心部分,當然,認識論和方法論都為解釋、分析和論證本體論提供了適當?shù)耐緩胶凸ぞ?但只有在本體論的核心部分具備后,它們才具有了富有生命力的用途。我們從摩根索的現(xiàn)實主義、沃爾茲的新現(xiàn)實主義、基歐漢的新自由主義乃至于溫特的建構主義的創(chuàng)立和發(fā)展過程,都可以看到成功理論范式和成功理論體系之間的親和關系,也可以看到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之間的密切融合關系。

　　需要指出的是,就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三者在理論建設上的重要性和“理論價值”而言,本體論顯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因為它關系到國際關系的存在形式是什么的最基本問題,也關系到國際關系理論的基本內核是什么的本源性課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批有見識的學者都堅定地認為,本體論是任何研究的開始。如若不預先假定一個包括各種重要實體之間關系模式的特定的基本結構,我們就無法說明全球政治中的任何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對本體論的研究會為科學探討打開大門。[3]在這方面,無論是新現(xiàn)實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它們所探討的核心問題,都是無政府狀態(tài)的性質、構成和后果及其作用,這些問題都屬于國際關系本體論范疇的問題,只不過它們分別以權力、制度來加以闡釋。國際社會學派(即英國學派)也視無政府狀態(tài)為研究國際關系本體論的起點,[4]在分析國際關系的核心問題時,它們以國際社會和國際秩序解說了無政府狀態(tài)(尤其是布爾)。建構主義更為重視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問題,它恰恰是在本體論問題(而不僅僅是認識論)上對以理性主義為邏輯基礎的主流理論提出了直面的挑戰(zhàn)。溫特在談到本體論時指出,雖然“本體論不是大多數(shù)國際關系學者花費大量時間思考的問題,他們也沒有必要這樣做。國際關系社會科學的主要任務是幫助我們理解國際政治,不是探討更應該由哲學家去思考的問題。但是,即便是最具經(jīng)驗主義思想的國際政治學者也必須‘做一下’本體論,因為為了解釋國際體系的運行方式,他們必須作出一些關于國際體系是由什么構成的,是怎樣形成結構的等形而上的假定。不僅僅是國際關系學,所有解釋性理論都無法回避這一點:‘沒有任何科學能夠比該學科含蓄設定為自身先決條件的無意識形而上假定更為可靠’。這是因為人不可能直接地、在沒有中介的情況下接觸世界”。[5]溫特還認為,“國際關系學問是要增加我們對世界運作方式的知識,而不是要擔心我們如何(是否)能知道世界運作的方式。國際關系關切的是本體論而不是認識論”。[6]這些觀點和做法說明,本體論顯然比認識論和方法論更為重要。這是因為:雖然國際關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相對于國際關系本體論來說是兩個具有相對獨立的領域,但它們在建構國際關系基本理論方面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國際關系認識論是國際關系領域關于認識的本質和一般規(guī)律的理論,它是研究對國際關系認識本身的學問,是研究認識的“認識”;方法論是關于認識國際關系和促進國際關系實踐以及關于如何運用這些方法的科學理論。從這些定義可以看出,國際關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并不解決國際關系自身本體的問題,也不會在這方面給出任何答案。也就是說,國際關系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再好,也只停留在“用”的層次,沒有解決“體”的問題。而任何社會科學理論都必須首先回答自己研究領域中“體”的問題,本體論才是具備解決“體”的功能的理論系統(tǒng)。在辨證關系上,對于任何研究來說,本體論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基礎,而不是相反。因此,對于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來說,你的研究首先要回答國際關系是什么本體的根本問題,即需要追問國際關系的“大本大源”是什么這個致命性的問題。當我們回憶起恩格斯所說的“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這個著名論斷時,我想他所說的“理論”首先指的是本體論。

　　二

　　在西方哲學史上,古希臘的米利都學派開創(chuàng)了本體論研究的先河。早期,本體論的意義限制在兩個方面:一是那些研究和探討世界的本原或始基問題的理論或學問被認為即是本體論,二是對所謂永遠同一、唯一不變的“存在”即世界本體的研究。應該說,在哲學研究領域有關本體論的研究源遠流長,然而作為一個正式的概念,“本體論”一詞首先是由德國的經(jīng)院派學者郭克蘭紐(1547—1628)使用的,他將這一術語作為形而上學的同義詞加以運用。在他之后,在法國哲學家杜阿姆爾似的著作中也出現(xiàn)過這個詞匯。18世紀初,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Ｃ·沃爾夫在其哲學著作中正式采用了“本體論”的概念。在近代,笛卡爾、萊布尼茨、康德和黑格爾等人建立過自己的本體論哲學體系。笛卡爾認為,本體論是研究事物和世界本體或實體的第一哲學,即“形而上學本體論”�？档抡J為,本體論研究的是事物的普遍性質以及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區(qū)別。黑格爾在客觀唯心主義基礎上提出了本體論、認識論和邏輯學相一致的原則,這其中包含了辯證法的合理思想。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中間,很多人是在世界本原這個意義上使用“本體”一詞的,在世界觀意義上使用“本體論”概念的。

　　一般來講,本體論是探討有關事物和世界的“大本大源”問題的。它的本義是關于事物和世界存在的理論,它以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及其本質和規(guī)律為研究對象,所要回答的是事物和世界的存在和構成形式是什么,即事物和世界本體是什么這樣的問題。簡言之,它是關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學問。[7]事物的存在和構成形式、世界的存在和構成形式就是事物和世界本體。就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本體論而言,它要回答國際關系的存在和構成要素是什么的問題,回答無政府狀態(tài)的實體形式是什么的問題。某些西方學者認為,“這些是存在于它們(指國際關系-作者注)自身之中、屬于它們自身并且就如同它們自身的東西;這就是本體論”。[8]具體講,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本體論所需回答的乃是到底存在權力本體、制度本體、法制本體還是社會本體或觀念本體的問題。

　　因此,恰恰是在回答無政府狀態(tài)的性質、后果和作用的問題上,特別是在無政府狀態(tài)的本體構成上,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和各自的理論闡釋�，F(xiàn)實主義以權力作為國際秩序的主要支柱,并強調均勢的本體屬性。理想主義以國際組織、國際法作為國際秩序的所在,并以世界政府為目標,從而強調了與現(xiàn)實主義不同的國際關系本體存在。新現(xiàn)實主義以體系結構解釋國際秩序的形成,在保留權力這一硬核的同時,其對國際關系本體的解釋比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更具有靈活性。新自由主義以國際制度和國際規(guī)范來解釋國際關系的本體存在,反對過分強調權力本體的立場;這樣,它擴大了在理論上對國際關系本體的解釋空間。建構主義則以認同、觀念的變遷作為國際關系的本體,由于強調非物質性本體的觀點,對以物質本體為基礎的國際關系主流理論(包括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這些對國際關系本體構成的理論研究和解釋,構成了國際關系基本理論發(fā)展和演變的脈絡,也一直是國際關系理論所要回答核心問題�？梢哉f,所有對無政府狀態(tài)和對無政府狀態(tài)對立面的研究,包括均勢、國際組織、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研究都是對國際關系本體論問題的探討,花費了理論家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

　　從國際關系主流理論的發(fā)展看,第三次和第四次論戰(zhàn)直接與本體論有關。這兩場論戰(zhàn)被認為是國際關系學界最大的理論反思和本體思辨。[9]雖然這場論戰(zhàn)也涉及到后實證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認識論之爭,但它主要探討的問題是“有關國際關系的組成要素的”。[10]應該說,對現(xiàn)實主義基本假定的探討和批判,新現(xiàn)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間的論戰(zhàn),以及建構主義對主流理論的挑戰(zhàn),均涉及到本體論的問題,并把有關本體論的探討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例如,它們在理論爭論中所提到的無政府與有秩序的關系、權力與利益、權力與制度、權力、利益與觀念等,都是對國際關系本體的深入探討。

　　三

　　三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脈絡看,有關國際關系本體論的問題仍未得到很好的解決。這從另外一個方面凸顯了本體論問題的重要性。新現(xiàn)實主義主張物質本體,體現(xiàn)為權力本體或體系結構的本體,它們反過來物化了無政府狀態(tài)。而它所強調的主權國家是國際關系的基本行為體,則窄化了無政府狀態(tài)。新自由主義主張制度本體,同時認為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關系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則在一定程度上傾向于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是可以改善和進化的,從而擴大了無政府狀態(tài)的容量。但是,它在對待無政府狀態(tài)時,沒有很好地結合權力因素,即對權力本體的作用加以綜合性的解釋,并且缺乏對國家行為動機的核心洞見,因而也有失之偏頗的地方。建構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是觀念本體,并以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來解說無政府狀態(tài),使之具有相當大的可變性。但過分強調觀念和文化的意義,忽略了物質性因素的長期性價值,也屬于另一種“深刻的片面”。當然,從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觀點看,無政府狀態(tài)之所以可以改善、進化,是因為權力、國際制度、國際法和人類觀念的不斷積累和優(yōu)化,使得國際秩序具有了再生產的能力。無論如何,正如有些學者指出的,“主流研究思路的本體論收窄了想象的地平線,讓人們不可能去問:在現(xiàn)實的某些成分背后有什么東西”。[11]由此,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脈絡可以看到,在回答國際關系的本體是什么,國際政治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和如何得以構成這樣的問題上,還存在著不少爭議、可疑之處和懸而未決的問題。國際關系理論所面臨的這種狀況,在近來顯得更為突出,因為人們已經(jīng)不再滿足于對國際關系的表面性解釋,不再停留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工具層次,也不再滿足于所謂的“國際問題研究”�？梢哉f,在經(jīng)歷第三次論戰(zhàn)和第四次論戰(zhàn)之后,許多有關本體論的問題更加突出,尖銳地擺在國際關系學者們面前,要求得到系統(tǒng)的回答和理論解釋。例如,人們通常愛說,國際關系的中心問題或者主要問題,是戰(zhàn)爭與和平或者沖突與合作的問題(很多教科書就是這樣寫的,并且成為很多人做有關國際關系學問的開始)。但是,實際上,國際關系理論的本體論問題是在無政府狀態(tài)下,國際社會為什么既是無政府的,又是有秩序的,而不是戰(zhàn)爭與和平、沖突與合作問題;盡管它們是國際關系中的最常態(tài)的問題,但它們不回答國際關系的基本存在和構成的問題,即不回答國際關系的本體是什么的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講,它們只是無政府狀態(tài)的派生物和結果。這就在于,戰(zhàn)爭是無政府狀態(tài)失序的結果,和平是無政府狀態(tài)有序的結果。它們更依賴于無政府狀態(tài)有序與無序這一基本課題的解決結果。當然,由無政府狀態(tài)衍生的問題均可能是與本體論有關的問題,但它們如何沿著本體論的邏輯得到解釋和分析卻是一個始終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

　　就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和建設來說,只有在本體論上取得突破,才能建構起中國學派。這倒不是說認識論和方法論不重要,(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是說本體論是最為關系理論內核的部分;沒有這個內核的形成,理論不具備實體,只是停留在認識途徑和方法等“用”的層面上。在某種意義上講,所謂“中國特色”或“中國學派”將出在本體論的突破上。這里,結合國內國際關系研究領域中的一些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提出若干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我們應該重視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研究。無論我們使用國際關系還是使用國際社會這樣的概念(以及國際制度、國際格局等),都應該首先明確它們是在無政府的前提下存在的,都是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之中的。世界政府和最高權威的缺位造成了一系列的后果,影響了國際關系的基本性質,這應該成為我們研究的起點�？墒�,國內學界在研究國際關系時往往忽視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系統(tǒng)研究,以至于對什么是無政府狀態(tài),其基本含義、性質和后果、作用是什么,都缺乏理論上的說明。這一現(xiàn)象不能不影響到我們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品質和水平,說的過分一點,它造成了本體論的“缺位”。因此,從現(xiàn)在起,應該高度重視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系統(tǒng)探討,以為我們國際關系理論的“本體論”確立根基。當然,在我們的理論研究中,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對立面還是給予了一定重視的,如對均勢、權力、國際制度和國際法、國際組織等的研究,取得了相關的一些重要成果。但是,一般來講,這些研究是零散的,僅僅與“國際問題”研究相關聯(lián),沒有上升到系統(tǒng)理論的層面;而且對無政府狀態(tài)本身,即最為本體的問題,卻一直都停留在缺乏深度和價值弱化的研究水平上。因此,我們從現(xiàn)在起,應該重視對無政府狀態(tài)的研究,以把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根基打牢。同時,需要把對無政府狀態(tài)對立面的研究與對無政府狀態(tài)本身的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以便完整和全面地建構和塑造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本體論。

　　第二,正確認識本體論與認識論、方法論的關系。近年來,國內國際關系學科和理論建設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例如,由于大量翻譯和引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作品,使得多數(shù)人受到其中的先進方法論的吸引,以至于把興趣和注意力主要放到了方法論上(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認識論與此同等看待),而忽視這些著作的基本內核,即本體論的東西。在某種程度上,對方法論的重視超過了本體論。這是一個需要加以注意和糾正的現(xiàn)象,認識論和方法論確實是重要的,因為我們的認識工具和方法論與國外同行比還比較落后,也存在一個虛心借鑒、拿來主義和奮起直追的問題;但是,本體論的理論價值更加重要,因為如果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只是看重和注意拿過來使用外國的認識論和方法論,那么我們就只可能使自己的理論在外觀上“好看”,卻不中用,而且,自己理論的本體在哪里卻成了一個理論發(fā)展“成就”中揮之不去的陰影。質言之,如果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沒有解決或解決不好“體”的問題,那么它就沒有自己的“魂”。

　　第三,我們的研究取得了成績,但如果作出兩種比較就會看出我們的研究仍然存在著不小的差距,仍然有許多需要去做的事情。一是與國外相同學科和理論研究領域比,我們是落后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研究方面比人家落后,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本體論上比人家落后。二是與國內其他學科和理論研究領域比,我們是落后的,這不僅是因為我們主要向其他學科借鑒認識論和方法論(如向經(jīng)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而且同樣更重要的是我們在本體論上比人家落后。直到現(xiàn)在,我們還不能像經(jīng)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相關學科那樣建立起系統(tǒng)、完整和獨立的學科體系和完備的理論體系,國際關系學科被認為是所謂“邊緣學科”和“綜合性學科”這本身就說明了落后。因此,必須在自己學科的本體論上創(chuàng)造成體系的理論成果,才可能趕上其他學科。

　　第四,如果對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和理論采取建設性的做法,就必須確立“以我為主”的原則,在借鑒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優(yōu)秀成果的同時,注重以中國人的立場、中國人的視角、中國人的氣派和中國人的方法建構基本理論。在這方面,雖然不能排斥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有價值之物,但必須在中國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始終貫徹自己的本體論。如果僅僅把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當作本體論,并一味在自己的著述中裝進前者的內容,那么就會造成在自己的理論研究中大量“進口”的現(xiàn)象,并實際上造成“理論逆差”的結果,從而阻滯自己的原創(chuàng)性成果。換言之,如果長期處于“拿來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沒有建立自己的國際關系本體論,那么,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永遠無法進入理論創(chuàng)新和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新境界。在這方面,需要強調的是,以自己的本體論為基礎,建構中國式的國際關系理論,才能為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和學科建設不斷注入新的知識源泉,并提供知識再生產的能力。

　　第五,本體論是國際關系話語的基本源泉,本體論的話語是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只有建構起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本體論,才能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提供自己的話語,從而積累或厚積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資源。這些年來,我們苦于自己國際關系理論中話語的匱乏,而又不得不時時面對西方或美國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所具有的話語霸權或文化霸權�，F(xiàn)在,我們不少人已經(jīng)有了打破這種話語或文化霸權的意識,也在自己的研究中采取了超越這種話語或文化霸權的行動。但是,另一方面,又需要注意到,完全擺脫西方或美國的話語或文化霸權,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我們老是使用人家的概念、話語和邏輯,而沒有自己的概念、話語和邏輯,那就等于跟在別人后頭不能自己前進,人為地遲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fā)展。而且,使用別人的概念、話語和邏輯等于在重復別人的思維,在與外國學者進行學術對話和交流時難免會自我矮化。因此,正確認識本體論與基本話語、文化背景的關系問題,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已經(jīng)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課題。

　　總之,中國學者應該以自己的理論研究去正確闡釋國際關系的“體”是什么,并解決由此衍生的各種問題;并在這一過程中,創(chuàng)造或創(chuàng)新自己的基本概念、話語和邏輯。惟其如此,中國國際關系理論才能夠以平等身份,站在同一個學術平臺上同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進行對話和交流,才能夠達到“君歌且休聽我歌,我歌今與君殊科”的境界。[12]

　　注釋:

　　[1]　本文為作者提交給2004年12月10日至12日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國際關系理論研討會上的論文。該次會議由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院、上海交通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上海國際關系學會共同舉辦,主題是“建構中國理論,創(chuàng)建中國學派”。

　　[2]　也有把理論整合問題劃分為兩個層面的觀點:一個是本體論,屬于哲學范疇;一個是方法論,屬于邏輯范疇。它們分別對應于理論的“體”和“用”兩個方面。參見《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第85頁。本文的主旨并不在于將“體”和“用”絕對分開,而是在理論整合中貫徹“體用不二”的立場。

　　[3]　羅西瑙主編:《沒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2頁。

　　[4]　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3頁。

　　[5]　[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6頁。

　　[6]�。粒欤澹�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Ｏ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 ｉｅｓ,Ｖｏｌ.24,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ｓｕｅ(Ｄｅｃ.1998),ｐｐ.114—115.

　　[7]　基歐漢編:《新現(xiàn)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譯序。

　　[8]　[挪]伊弗·Ｂ·諾伊曼、[丹]奧勒·韋弗爾主編:《未來國際思想大師》,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4頁。

　　[9]　同[6]。

　　[10]　同[7]。

　　[11]　同[7]。

　　[12]　韓愈詩:《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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