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乃修：楊絳《我們仨》所透露的精明

　　一

　　錢鐘書先生去世數年后，夫人楊絳出版了這本回憶錄，使讀者對他們以往的生活，多了一點了解。例如，錢鐘書最初留學英國時的讀書生活，楊絳的陪讀時光，回國后的謀生日子，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們到北京的生活，經歷多次運動以及“文革”歲月，皆有記述。

　　但是，看了這本書，卻產生很多疑問和問題。例如，楊絳女士談到一九五七年反右前夕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大鳴大放”，這樣寫道：“接下來就是領導號召鳴放了。鐘書曾到中南海親耳聽到毛主席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并未想到‘引蛇出洞’。但多年后看到各種記載，聽到各種論說，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使我們對‘政治’悚然畏懼�！保ǖ谝蝗�五頁）

　　以錢先生的智慧，楊先生的精明，我想，大概不必象少數庸眾愚氓那樣，等到“多年后看到各種記載”“方知是經過長期精心策劃的事”。那實在用不著等待“多年后”，兩個月后就應當明白了（假如兩個月前真信毛澤東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而且，楊女士似乎并非真從心里相信和尊崇“毛主席”。何以見得？請往下讀。

　　僅隔一段，楊女士卻這樣寫道：“一經號召，我們就警惕了�！�我對鐘書說：‘請吃飯，能不吃就不吃；
情不可卻，就只管吃飯不開口說話�！�……我們兩個不鳴也不放，說的話都正確。例如有人問，你工作覺得不自由嗎？我說：‘不覺得。’我說的是真話�！�有記者要我鳴放，我老實說：‘對不起，我不愛’起哄�！�

　　這里，所謂“一聽號召，我們就警惕了”，與她上面剛剛說的錢鐘書去中南海聽毛澤東“號召鳴放”的講話“覺得是真心誠意的號召鳴放”一語，自相矛盾。這立即自我掌嘴，不僅顯露楊女士在說假話，而且證實她說的“多年后看到…聽到…方知是…”這話不真實，似乎他們夫婦真是一肚子真誠的盲信者和書呆子。

　　楊女士在書中談到錢先生怕父親在鳴放中聽信當局動員而真的“亂發(fā)議論”，惹出麻煩（見第一三六頁）。由此，亦可見楊女士所謂錢鐘書相信毛澤東“真心誠意”“（我們）多年后…方知”諸語之不實�！耙宦犔栒�，我們就警惕了”，這么機警的夫婦，誰能相信他們二人真的是“多年后”才知真相？楊女士為人精明，聽到號召鳴放，就對錢先生說“（我們）只管吃飯”，“我們不鳴也不放”。這種精明里面，含有幾分狡黠，幾分謹慎，幾分對“毛主席”的不信任。

　　此外，楊女士說“（我們兩個）說的話都正確”，這里“正確”二字是調侃呢，還是至今仍然認同那種荒謬的“正確”標準？她馬上舉一個例子，說明她的“正確”觀正是毛澤東時代那種標準。作為一位學者和作家，她居然“不覺得”自己是不自由的。當時，十七八歲的大學生都能夠尖銳地感到思想和言論的不自由，并且勇敢地指出這種不自由（例如林希翎等青年學生），而楊女士卻“不覺得”不自由。這是麻木？奴性？還是言不由衷的滑頭？楊女士把自己這種附和專制者要求的回答，說成是“正確”。那么，當時數十萬知識分子要求人權和自由的呼聲（即當局所謂“右派言論”），自然也就不正確了。

　　記者要求她鳴放，楊女士以“我不愛起哄”作答。這“起哄”二字，我很懷疑不是楊女士原話。就這兩個譏刺時政的字眼，足以把她打成右派。以楊女士的精明退避、“只顧吃飯”，她不會這么說，也不敢玩這份要命的幽默，不過是今日寫來，編個小故事，俏皮俏皮，顯顯自己而已。這“起哄”二字，既含有對當時挺身而出勇敢批評時政、要求民主和自由的知識分子的輕蔑，又含有對毛澤東號召鳴放運動的譏刺。由此二字，可管窺楊女士其人之一斑。

　　再如，談到他們夫婦為何不在一九四九年政權更迭之際離開中國，楊女士這樣說：“我們如要逃跑，不是無路可走。……我們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開自家人。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愿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愿做外國人�！保ǖ谝欢�二頁）

　　問題一：這里，“逃跑”二字，顯然又流露半個世紀以來她的思維和話語已被專制者宣傳的那套浸透著政治偏見和誣蔑性質的陳腐的意識、觀念和話語所桎梏。如果楊女士頭腦中沒有那套政治偏見和誣蔑性話語，那么她本不必用“逃跑”二字，而使用“離開”或“出國”這樣客觀、中性的詞語。使用“逃跑”二字，再次顯示她的思維、立場乃至用心存在著問題。說她用心有問題，是因為這種語詞流露她有意無意迎合權力者話語和口味，而這種迎合，隱含著一種媚俗心理。

　　問題二：到底哪個國家把公民分成等級，而且把中國人當成“二等公民”呢？在國外，中國人或者外籍中國人，到底要仰誰的鼻息呢？楊女士不談。她這種話語，又流露上面指出的那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問題。人們不免還要問：留在中國，難道就能做頭等公民么？留在中國，難道就能享有平等么？留在中國，仰新朝專制者鼻息，難道就舒服、就心安理得？一九四九年以后實行“階級專政”的中國，人民是平等了呢，還是被分成等級而受到不同對待和政治歧視？錢楊夫婦如果不乖巧，不順從，而是直言直行，能比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等骨鯁敢言之士活得更久么？我們知道，錢先生乖乖順從當局調遣，十余年伏案做當今“極峰”毛澤東文字的英譯者，虛擲了自己的最佳年華（一九四九年他三十九歲）。他敢堅辭不去么？他不“仰人鼻息”？錢先生當年曾不愿和同事一同去見“極峰”（蔣介石）�？墒�，在毛澤東政權下，他卻乖乖去聽毛氏那番號召鳴放的講話，去譯他的文字。何以前倨而后恭？

　　楊女士在后面大量敘述他們夫婦如何在“文革”中被批斗被流放，知識分子那種“夾著尾巴”做人、“背對背揭發(fā)”、“面對面批判”、“掛起來”、當眾“脫褲子、割尾巴”、“洗澡”（大澡中澡小澡）等等花樣翻新、名堂孔多的野蠻迫害和備極凌辱的生存狀態(tài)，與楊女士所謂不愿“仰人鼻息”恰恰構成強烈的自我諷刺和嘲弄。他們被運動來、運動去，批斗來、改造去，連活下來都成了難事，這些情景在她寫的小說《洗澡》和實錄《干校六記》里有生動反映，在本書中她也談到與錢鐘書“參加了脫褲子、割尾巴”和“洗澡”運動，“他洗了一個中盆澡，我洗了一個小盆澡”，接下去就是“‘忠誠老實運動’，我代他一并交代了一切該交代的問題。”（第一二六、一二七頁）試問：“新中國”這些整讀書人的花樣，舊中國有過么？面對這些事實，她似乎連想也沒想過：自己是否享有一個公民的基本人權，是否享有人的基本尊嚴？而且，她居然不能夠把自己經歷過的這些殘酷事實，與自己表白的政治“忠誠”和驕傲聯系起來思考思考。

　　問題三：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并不能為自己選擇不出國（所謂不“逃跑”）而增添什么光榮。愛不愛自己的文化，不足以成為一種榮耀或恥辱的標準。愛自己的文化，不一定非要留在國內；
離開祖國，倒可能出于熱愛自己的文化、出于熱愛民主自由，維護自己的人格尊嚴（例如胡適等學者）。留下來，談不上光榮，本不值得夸耀，也不一定就能愛自己的文化，倒可能被迫去糟蹋這些文化。例如毛澤東政權在二十七年中多次發(fā)動的所謂批判“封資修文化”、宣揚“厚今薄古”“與一切傳統(tǒng)決裂”“破四舊立四新”“批儒批孔”運動，以及打人、抄家、掘墳、燒書、砸古代寺廟、毀千年雕像等等一系列文化禽獸行為。在這種暴政下，誰敢愛祖國的文化？誰敢不批（實乃誹謗）祖國的文化？錢鐘書留下來，他需要洗腦洗澡、脫胎換骨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他糟蹋了太多生命和光陰去勞改，去做那些沒有文化價值的事。試問：留下來，是一種光榮和驕傲么？

　　問題四：楊女士驕傲地說，他們是倔強的中國百姓，不愿做外國人。這話語同樣露出一種狹隘偏見和傖俗氣。問題不在于做中國人還是做外國人，問題在于做一個有尊嚴、有人權的人。無論在什么國度，做一個享有完整人權和尊嚴的人，做一個人格獨立的知識分子，這才是最重要的。楊女士只認準了國，卻無視這個國的性質，更無視人的權利之重要。沒有人權和自由，這種國家值幾個錢？鼓吹獨裁，實施專政，暴虐無道，貪蠹橫行，箝人口舌，封人耳目，士氣塌茸，民氣萎靡，這種國家，拋棄也罷。

　　其實，談到不離開中國，楊女士本不必賣乖媚俗似地寫那番堂皇話語，只須淡淡說一條理由，就足以令人理解了：我們這里有親人，不愿離開故土。

　　二

　　楊絳女士談到毛澤東時期的中國，憶苦思甜、感激涕零似地寫道：“我淪陷上海當灶下婢的時候，能這樣大模大樣地讀書嗎？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在新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都由國家包了，我們分配得合適的工作，只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我們全心全意愿為人民服務，只是我們不合格。然后國家又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我們領了高工資受教育，分明是國家虧了�！保ǖ谝蝗�七頁）

　　很清楚，在她看來，在無產階級專政高壓下，知識分子受改造、受批判、自我檢討、自我侮辱、勞動改造、思想改造、接受再教育等等（脫褲子割尾巴脫胎換骨）是完全正確、理所當然的。知識分子被共產黨死去活來地改造，在她看來，是因為“我們不合格”，“我們不會為人民服務”，是“國家賠了錢重新教育我們”，“這分明是國家虧了”云云。至于她的所謂“我們”哪些地方“不合格”，她卻一字不談；
如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她也不談；
至于“重新教育”的真實歷史內容是什么，當年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政權威壓下如何進行“思想改造”的，她也一字不提。這里，需要特別注意，楊絳不肯用毛澤東之輩說的“思想改造”一詞，她自然明白這個詞臭名昭著、招人憤慨，于是她把它偷偷換成一個柔和的詞“重新教育”，這又見出她的心機與精明處。

　　所謂“為人民服務”，這也屬于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tài)話語，她對這類話語的字面及其真實意指，即索緒爾語言學概念之“能指”（signifier）與“所指”(signified），毫無理解，卻拿來夸夸而談，似乎在標榜自己的“人民”立場。為夸大自己的舊社會之苦，她說出這種荒唐話：“我們在舊社會的感受是賣掉了生命求生存”。人們不免要問：連生命都賣掉了，還求什么生存呢？

　　這位五十年來歷次運動的過來人講的這些話，無異于某些右派遭受數十年迫害而被摘帽和釋放后竟還自我侮辱說自己犯了錯誤、黨沒有錯誤、正如母親打孩子是為孩子好云云。這番話出自錢鐘書夫人楊絳之口，且用“我們”一辭，這不免令人驚異。這老太太本來頗受筆者尊重，沒想到她的骨子里竟深藏著如此萬劫不復、奴顏婢膝的性格。

　　別的例子，不必舉了，且從《我們仨》這本書中，看看楊絳筆下透露的那個黑暗時代的一件事情。她寫到女兒錢瑗。這位年輕女士亦處世精明、干練，拿得起、放得下，虛與委蛇，很會演戲。一九六六年八月，錢楊夫婦雙雙被揪出來，成為“牛鬼蛇神”。女兒預先寫好一張大字報，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劃清界限，貼在樓下墻上，然后走進家里，倚偎著坐在母親身邊（見第一四二頁）。這是一個令人思忖的動人細節(jié)。在那個黑暗年月，人們太正經實在，沒有這類靈活的生存本領，不會這么與時俯仰、真真假假演戲，那是不容易生存的。對孤獨弱者來說，這樣做無可挑剔。問題是，今天人們寫到這樣的事，讀到這樣的事，應當反思和批判那種使民眾彼此為敵、嗾學生批斗教師、逼子女誣陷父母、把人類道德倫理人間親情統(tǒng)統(tǒng)泯滅和扭曲的黑暗社會與暴虐政治。

　　可是，楊女士作為那個野蠻社會的親歷者和受害者，在這本書中卻連一句不滿的話也沒有，簡直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超然風味。在國民黨蔣介石時代，他們夫婦還可以寫點諷刺性雜文或小說，譏譏世，罵罵俗，但在楊絳所謂“解放后，中國面貌一新，成了新中國”的共產黨毛澤東時代（第一二二頁），他們夫婦卻噤若寒蟬，“只顧吃飯”，寧做飯桶，不做諍士。他們不敢寫一個字譏刺時政，當年在國民黨蔣介石時代那點勇氣到哪里去了呢？

　　楊絳女士談起毛澤東時期，不僅恭恭敬敬稱呼這個民族罪人為“毛主席”，而且居然還說這個政權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和“教育”是應當的。連賈府的老奴焦大都敢挺身怒罵這個丑惡之家，楊絳卻還跪在那里�？磥�，這老太太頭腦中的病已經不輕了。她中年時期譯過《堂吉訶德》，到老年卻對中國的荒唐和自己的謬論缺乏基本的反省。這樣的知識者，離知識分子這一稱呼，還很遙遠。

　　她不僅不反省這部苦難的當代社會和政治史，不反省六、七千萬人遭受迫害致死的殘酷事實，反倒以感恩之情，感激毛澤東政權使她這個“灶下婢”能夠“大模大樣地讀書”，給她“合適的工作”，給她地位，給她“高工資”等等。她似乎完全忘記了他們夫婦是如何被剝奪了讀書和研究的權利而遭批斗和勞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她的目光和思維，完全閉鎖在一個受主人恩惠的家奴婢女那種狹隘心思和個人蝸角里。一代知識分子深受政治迫害的痛史，整個民族的痛史，在她的心靈里一點痕跡也沒有。自然，她自己也沒有人格尊嚴意識。她的心靈，不脫一個“灶下婢”的思維與心態(tài)。

　　這位業(yè)余黨員或黨外積極分子居然比共產黨內出身老革命的文化官員韋君宜女士還具有政治的“忠誠”性和“正確”性，還會自覺地隱瞞黨的錯誤和罪行以維護黨的威信，而且那么會羞答答裝模作樣地作偽自飾。這種現象真令人看得發(fā)呆。這大概也可以稱為當代的一種新的“圍城”或“變形記”？

　　三

　　楊絳女士這本書中，對“同志”一詞的頻頻使用，也頗有趣。她談到鄭振鐸、吳晗二人時，這樣稱呼：“鄭振鐸先生、吳晗同志”（第一二二頁）。她稱吳晗為“同志”，卻稱鄭振鐸為“先生”，顯有微妙分別。她很清楚，吳晗是中共地下黨人，一直活躍在知識界，為黨勤奮工作，后來緊跟毛澤東卻遭痛打。楊女士稱喬冠華是“喬冠華同志”（第一二四，一五一頁），當初就是這位喬“同志”介紹錢鐘書去毛選翻譯委員會工作，后來這位喬“同志”在“文革”中下錯了賭注，緊跟“四人幫”，栽了大跟斗。

　　特別是對胡喬木這個人，楊絳更是口口聲聲“同志”，我們來看看老太太怎么說吧。

　　有人對她委婉談到胡喬木此人不佳，她這樣為胡喬木辯護：“我們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我們使用繩子，總是從最薄弱的一段來斷定繩子的質量。坐冷板凳的書呆子，待人不妨像讀書般讀；
政治家或企業(yè)家等也許得把人當作繩子使用。鐘書待喬木同志是把他當書讀�！保ǖ谝晃灏隧摚�

　　這話讓人捧腹：好一個“把他當書讀”，好一個“從最高境界來欣賞”！ 顯然是完全站不住腳的詭辯，是無理狡三分。一個變色反復、陽奉陰違、當面說得好聽、背后卻在搗鬼的政客，有何最高境界？胡喬木是個什么人呢？遠的不必說了，在一九八零年代初思想解放之際，他是一只無事生非、興風作浪的攔路虎，他是這場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大絞殺者之一，是中國文化進步的最大阻力之一，他千方百計阻撓和撲滅這場思想解放大潮，頑固維護毛澤東的極左路線，嚴厲打擊、一再摧折這場思想自由運動（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等），他翻云覆雨，沒有氣節(jié)，反鄧捧鄧，為人陰險，多次背地里跑去向黨內元老進惡毒讒言，煽風點火，出賣周揚，誣陷胡耀邦，惹得周揚怒不可遏，破口大罵這種當面奉承人、轉眼出賣人的卑鄙東西。對于他的死，知識界額冠相慶。這位“喬木同志”，不過是個專事整人的政治小人兼黨棍而已。捧著他當書讀，說他有什么“最高境界”，不是令人笑掉大牙么！

　　如今，楊絳女士卻帶著錢鐘書先生的口氣，一口一個“喬木同志”，而且以“欣賞”的態(tài)度談論此人，說什么要從他的“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連胡喬木的同黨都鄙視和憎惡他，無人這么吹捧他，楊女士卻厚著老臉吹捧他。不知楊絳（也許錢先生也在內）眼中這位胡喬木的“最高境界”在哪里？楊女士應當告訴我們這一點，因為這才是讀者最需要領教的，可是她又閉口不言。顯然，她根本不知什么“最高境界”，當然說不出，所以只是拿這四個字打馬虎眼，虎虎那些見了“最高境界”四字就頭暈目眩、莫測高深、焉敢輕叩其門的普通讀者；
或者，她不好說出真情所在。

　　楊絳女士為何如此贊美“喬木同志”呢？

　　透過她閃閃爍爍的文字，我們才曉得，他們夫婦那套令同僚艷羨不已的高級樓房，原來是胡喬木悄悄搞來的。我們還知道，錢鐘書做上高官，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相當于副部級），也是“喬木同志”一手搞來的。錢氏不必做任何事，只是掛個名，享受部長級待遇，包括享有專車和高干醫(yī)療待遇（見第一六零頁）。這實際是胡喬木賞給錢鐘書的一個高級干部待遇。錢鐘書一生從未做過官，晚年卻做了共產黨高官，靠的就是這位當年清華校友的“喬木同志”。

　　胡喬木給他們夫婦如此大實惠、大好處，莫非這就是他的“最高境界”？不難看出，楊女士們是用狹隘個人實利觀點來看待和品評一個人，看他對自己是否有用，來判定此人價值，以換取他們的所謂從“最高境界來欣賞和品評”，不知他們這種標準是否適用于欣賞和品評周興、來俊臣、秦檜、嚴嵩、袁世凱、江青、希特勒、戈培爾之輩。私利常常會蒙蔽一個人的良知，收買一個人的嘴巴，收買一個文人的筆。從楊女士這本書，我們再次看到人性的弱點，特別是中國文人的根性和弱點。

　　傻瓜愛說自己聰明，精明人卻愛說自己很傻。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都想遮掩自己。楊絳把自己和錢鐘書說成是“書呆子”，這話有點兒像賣傻。她的文字多處可見，他們夫婦雖坐冷板凳，卻一點兒也不呆。她的筆就象胳膊肘，知道往里拐，他們沒有擺脫俗氣，沒有擺脫個人利益桎梏。誰給好處就為誰說好話，楊女士也不例外，哪怕這個人是卑鄙黨棍、政治小人、知識界蟊賊，也能捧著他當書讀，還說他有“最高境界”。錢先生家門一向關得緊，但是對這個興風作浪、與先進的知識界人士為敵、誣蔑和絞殺思想自由運動的“喬木同志”，錢家大門卻時刻敞開，接談甚歡。

　　你看，楊女士又來了，她的嘴多會說，她的心多會體貼，如此喋喋稱贊“喬木同志”：“喬木同志想問題確會這樣認真負責。但是我覺得他到我家來，是放下了政治思想而休息一會兒。”這張巧舌如簧的嘴巴，令人油然想起宋元話本小說《快嘴李翠蓮記》中的那位李翠蓮（小時中的“快嘴”，意思是伶牙俐齒、口才極好）。胡喬木忙著費盡心機誣蔑和絞殺中國思想解放運動，誣陷和迫害那些政治開明、態(tài)度豁達、思想解放的黨內外人士和學者作家，楊女士卻稱贊“喬木同志想問題確會這樣認真負責”。殊不知，“喬木同志”越是“想問題認真負責”，就越是為害中國思想文化的進步和繁榮，中國就越遭殃。

　　而且，楊絳甚至生出一種低賤者被大人物看得起而格外感激的心情：“可是我們和他地位不同，身分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們卻知道自己的身分。他可以隨便來，我們決不能隨便去，除非是接我們去。我們只能‘來而不往’。我們受到庇護，心上感激。但是鐘書所能報答的，只不過為他所潤幾個文字而已。鐘書感到慚愧。”（第一五八頁）

　　這段話再明確不過地表現出錢鐘書楊絳夫婦骨子里的卑微奴性以及缺乏大是大非之感。他們夫婦畢竟念過書，比劉姥姥有規(guī)矩，知道大觀園不是自己隨便進的。他們夫婦多么懂得自己地位低下、牢記自己身份、不可忘乎所以、與這位大恩人平起平坐！他們夫婦多么懂得“我們不決不能隨便去，除非是接我們去”，他們夫婦多么知道“感激”“喬木同志”對他們的“庇護”，甚至錢鐘書為自己不能為“報答”“喬木同志”、不能為他做更多的工作、幫更大的忙而“感到慚愧”呢。

　　楊絳女士這么巧舌如簧地反復為“喬木同志”辯護，原來他們夫婦受到他的“庇護”！讀到這里，一切都明白了。什么“讀書總是從一本書的最高境界來欣賞”，什么“使用繩子總是從最薄弱的一段來斷定”，什么“鐘書待喬木同志是把他當書讀”，統(tǒng)統(tǒng)是私心在作怪而玩弄出的詭辯和自飾。楊女士自稱書呆子，誰信呢？

　　楊女士筆下左一個“同志”，右一個“同志”，來得似乎特別親而甜。這些“同志”，無一例外都是毛澤東身邊的共產黨高級干部，錢先生與他們有若干往來。不知楊女士與這些共產黨高官同的是什么志？與他們“同志”來“同志”去的，是否走得格外密、攀得格外親呢？莫非楊女士已經老年入黨、煥發(fā)青春或是個秘密黨員、預備黨員、親黨的黨外人士或“統(tǒng)戰(zhàn)對象”什么的？特別是，她口口聲聲“喬木同志”，叫得那么親切，那么近乎，那么一副自己人口氣，不知她與胡喬木此人到底同的是什么志？反觀她稱學者兼作家鄭振鐸為“先生”，人們不免覺出她心中和筆下待人是有遠近之分的，她是很會掂量這些詞的區(qū)別、政治內涵和感情色彩的。楊女士九十高齡、風燭殘年之際，仍滿口喋喋“毛主席”“喬木同志”……，這種感覺，就象見到高頭大馬簇擁著一頂轎子過來，忽然聽到街衢萬頭攢動中有人高聲標榜說：“我們皇上…我們王爺…我們家大少爺…”

　　四

　　楊絳女士這本書，有許多套語舊詞都來自毛澤東時代意識形態(tài)話語庫。這些詞 語都有特定的政治內容和那個時期意識形態(tài)色彩，或帶有很深的政治偏見，或帶有很強的虛偽性，或帶有很濃的誣蔑性。上文已間有涉及，這里再舉一例。

　　例如“解放”或“解放后”這類詞，也都是毛澤東政權的自我粉飾之語。事實上，中國人民從未被這個政權“解放”過。恰恰相反，中國人民的人權和自由受到空前的剝奪、凌辱和鎮(zhèn)壓，他們不僅沒有思想、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而且連不說話、不追隨、不跟著喊口號、不跟著運動的自由都沒有。中國民族淪入史無前例的深重苦難。這樣的國民，能說是“解放”了么？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解放”一詞亦屬于應當掃蕩之列，除非以諷刺的方式運用。

　　記得一九八零年十二月錢鐘書先生在為楊絳《干校六記》寫的前言里，就曾這樣指出：“我覺得她漏寫了一篇，篇名不妨暫定為《運動記愧》�！边@是在委婉指出妻子這本寫個人文革經歷的小書，缺乏自我反省。何以見得呢？錢先生繼續(xù)寫道：“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
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慚愧使人健忘，虧心和丟臉的事總是不愿記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記憶的篩眼里漏得一干二凈。”如果楊絳記得這話，或許會使這本《我們仨》少些假話，少些虛偽，少些媚俗，多些真誠，多些自省，多些尊嚴。

　　我本來不想寫這篇文字。說起來，筆者曾與錢鐘書先生楊絳女士在同一個皇家式翰林院，而且與錢先生在同一個研究所。雖然我比他們年輕許多，我進研究所時，他們都已退休，但是，我對他們卻一直很尊敬，就象對待一切治學嚴肅、為人端正的學者一樣。然而，抽閑翻看楊絳女士這本《我們仨》，使我驚異難忍。我本想保持厚道而沉默，但是良知卻使我不能不說出心中的疑問和看法。既登學界，俗慮當棄，遂寫此文，以抒胸臆。

　　楊絳女士這本書，讓讀者對錢鐘書楊絳夫婦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也讓人們看到了什么是知識的愚昧、精明的昏聵。這在他們俏皮多譏的小說和尋章摘句的管錐文字里是見不到的。也許，這就是此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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