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松：中國公共外交的發(fā)展及其體系構建

　　[內容提要]公共外交是一國政府通過對外信息傳播和對外文化交流等方式,對他國民眾進行說明、說服工作,旨在創(chuàng)造有利于本國的國際環(huán)境,進而實現(xiàn)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作為傳統(tǒng)外交的重要補充,公共外交的價值日益為世界所認同。中國真正開展公共外交的時間并不長,建國初僅限于單一的宣傳,冷戰(zhàn)后開始建設自己的公共外交體系,總體來說取得過一定績效,但仍有缺失,主要表現(xiàn)為重硬權力輕軟權力、政策姿態(tài)內向、目的意識不強等。要改變這一狀況,就必須做出新的嘗試,包括改變思路,構建個性公共外交機制;有的放矢地改變“觀念市場”;確立“精英效果理論”;轉守勢為攻勢。

　　[關鍵詞]中國外交　公共外交　軟權力　精英效果理論

　　歷史經(jīng)驗證明,外交實踐需貼近不斷變化的世界,以適應新的挑戰(zhàn)和國家利益的需要。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fā)展,國際社會的輿論、觀念和信息等因素對一國外交政策的影響與日俱增。在這一背景下,西方許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其外交政策結構,權衡“軟權力”和“硬權力”的相對重要性,把重視話語影響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 lomacy)推向前臺。本文試圖對公共外交進行系統(tǒng)研究,著重探討中國公共外交的發(fā)展和演變,評估其體系缺失,再思其體系構建。

　　理論解析

　　“公共外交”一說最早源于美國。1965年,塔夫茲大學( Tufts University)弗萊徹法律外交學院院長埃德蒙•格里恩( Edmund Gullion)首次使用這一概念,之后此概念即逐漸散見于各類著述中。根據(jù)1987年美國官方的規(guī)范定義,公共外交指的是“由政府發(fā)起交流項目,利用電臺等信息傳播手段,了解、獲悉和影響其他國家的輿論,減少其他國家政府和民眾對美國產(chǎn)生的錯誤觀念,提高美國在國外公眾中的形象和影響力,進而增加美國國家利益的活動”。[1] 公共外交不同于民間外交,前者指一國政府對他國民眾的外交活動,即以公眾為受體的外交形式;后者則是以公眾為主體的外交形式,是一國的民眾與他國民眾之間的交流活動。[2] 與政府對政府的傳統(tǒng)外交形式相比,公共外交的行為方式是間接的,是“隱藏的說服者”[3],在很大程度上能改變另一國政治生態(tài),促進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產(chǎn)出。[4]

　　作為傳統(tǒng)外交的重要補充,公共外交在國家外交戰(zhàn)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約瑟夫•奈認為,公共外交的價值不僅在于能獲取特定時限的目標,而且具有惠及所有國際事務的潛力,是實現(xiàn)一國長期戰(zhàn)略目標必不可少的部分。[5] 首先,公共外交可為國際互動創(chuàng)造信任機制。公共外交在現(xiàn)代外交政策體系中的作用日益顯現(xiàn),主要在于它被視為一種在國外培植信任和理解的有效工具,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向國外民眾展示本國的正面形象,感化國外民眾,以對本國形成親和力。其次,這種“軟性”政策是為一系列硬性目標的成功鋪路,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帶來經(jīng)濟利益的最大化。過去僅僅通過經(jīng)濟手段追求經(jīng)濟利益的做法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已不復存在,“文化與經(jīng)濟、情感和品牌、慣例與價值觀不再分離”[6]。國家可借助這一政治色彩相對較弱的外交形式塑造有利的宏觀經(jīng)濟結構。信息、文化交流與經(jīng)濟領導人在私人層面上形成的親密文化關聯(lián),尤其能促進政府間的經(jīng)濟合作,并加強商業(yè)部門和國外民眾的溝通,使之接觸新的信息和教育資訊,催生充滿活力的大眾消費社會。[7]

　　現(xiàn)在,公共外交對傳統(tǒng)外交的增效作用日益為世界各國所認同。美國的公共外交是其外交政策中的一個恒常主題,一直擔負著向世界散播美國價值觀和思想理念的重任,今天更成了美國“國務院戰(zhàn)略計劃”的兩大支柱之一。美國政府官員認為,開展公共外交是對大眾媒體革命的自然適應,是與文化對政治影響力不斷增加相呼應的。[8] 其他國家也愈來愈依賴這一手段創(chuàng)造與國際社會對話的氣氛。法國、加拿大、德國、日本等國已將公共外交當成各自對外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中樞”和“支柱”。為了追求其世界影響力,法國正努力公關,力求提高自己在世界舞臺的聲音,傳播獨具法蘭西個性的價值觀、標準和慣例。加拿大政府投入巨資,向國外民眾推廣其“以和為上”的價值標準,以使加拿大文化得到國外族群的認同。德國當前對外政策中的核心原則之一,是創(chuàng)立跨越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障礙的對話網(wǎng)絡,向國外“有學識的群體”講述其價值觀和準則。日本政府也正積極實施一種海外文化大戰(zhàn)略,試圖引導周邊國家民眾重新認識日本的形象。[9] 公共外交如果說是大國獲取硬權力的輔助手段的話,那么對一些中小國家來說則有著更重要的意義。它們意識到,由于沒有足夠的硬權力,只能倚重軟權力手段爭奪關鍵的國際制高點。利用公共外交在國際舞臺上展現(xiàn)自己的存在,是這些國家基本的對外戰(zhàn)略模式。意大利、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國家的決策者,都把信息和文化合作的外交方式看成評估本國的海外形象以及與國外社會建立深層和穩(wěn)固關系的重要指標。[10] 可以說,通過公共外交營造理解、善意和趨同的互信機制,已被各國視為與他國建立信任關系不可或缺的手段。

　　發(fā)展與評估

　　中國外交中雖然沒有公共外交思想的系統(tǒng)表述,但公共外交的實踐由來已久,主要表現(xiàn)為對外宣傳、國際交流和傳播活動。從思想淵源看,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早有公共外交思想的萌芽。歷史上的許多古訓至今廣為稱頌,比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得傳,或“傳道”爾后方能獲助;所謂戰(zhàn)爭獲勝三要素“天時、地利、人和”中的“人和”,“師出有名”,以及“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達”等等[11],其中包涵了豐富的公共外交思想。

　　進入現(xiàn)代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中國也在不斷開展公共外交的嘗試,主要經(jīng)歷了從最初的單一對外宣傳到初創(chuàng)公共外交體系的過程。( 1)建國初的對外宣傳。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壯大社會主義力量,中國外交戰(zhàn)略集中于兩條戰(zhàn)線上,一是與蘇聯(lián)發(fā)展“一邊倒”的關系,另一個是反對美國為中心的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這一時期中國對外宣傳的范圍相對狹小,主要局限于社會主義陣營以及部分亞非拉國家,宣傳途徑以新華社在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拉國家設立的分社為主,并出版了一些對外宣傳刊物,如1950年發(fā)行的《人民中國》、1951年創(chuàng)刊的《中國建設》等,都先后用英語、俄語、日語和法語等語種出版。1958年出版的《北京周報》是一份代表中國政府立場,介紹和分析中國政治、經(jīng)濟、文化的新聞性周刊,具有權威性、新聞性和資料性,在中國對外傳播中占有重要地位。[12]另外,這期間還成立了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宣傳目標以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交流和了解為主,并針對兩種不同制度與西方國家展開口舌之戰(zhàn)。這一時期的對外宣傳凸顯意識形態(tài)色彩,與外界缺少融通與互動,主要為單向宣傳。(2)改革開放后,中國對外宣傳逐步走向成熟。隨著對外經(jīng)濟開放政策的落實,國家經(jīng)濟不斷發(fā)展,國內政治環(huán)境日益寬松,一種多門類、多渠道、多層次的全方位對外傳播格局開始形成,一批新的對外宣傳媒介開始創(chuàng)辦,如英文版《中國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以及中央電視臺的國際衛(wèi)星頻道等,成為中國對外傳播的重要窗口和主要信息源。[13] 這一時期的對外宣傳主要表現(xiàn)為國內外互動明顯增加,逐漸由單向宣傳轉變?yōu)殡p向融通。宣傳重點也表現(xiàn)出一定的主動性,但宣傳集中于經(jīng)濟方面,缺乏以全方位國家形象工程為主體的自我意識。(3)冷戰(zhàn)結束后,對外宣傳工作的重點從強調宣傳策略轉向創(chuàng)建公共外交體系。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外交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的。隨著蘇聯(lián)和東歐國家的解體,原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呈現(xiàn)出分兵應戰(zhàn)的態(tài)勢,開始確立各自的公共外交定位。中國的外交壓力也逐步增加,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態(tài)度由先前針對意識形態(tài)的責難轉到對其他陣地的攻擊,“中國威脅論”逐漸浮出水面。為平息西方社會的誤解和敵視,中國開始改變對外宣傳方式,逐漸形成一種復合宣傳戰(zhàn)略,公共外交體系初具雛形。國家開始把公共外交的重點放在國外普通民眾身上,并通過市場機制有效地開展說服性宣傳,以期達到五個目標:向外界傳達中國的聲音;展示中國的良好形象;批駁對中國的歪曲報道;改善國際環(huán)境;對他國的決策施加影響。與以往單一宣傳形式相比,此時公共外交呈現(xiàn)出宣傳技能上的多樣化特點:既重視對外宣傳也重視對外文化交流,促使文化產(chǎn)業(yè)更具競爭力和影響力;加強對外宣傳的市場機制研究,以促進外交攻關活動;優(yōu)先報道重大事件,對國外的失真報道定期糾錯,做到有來有往,及時監(jiān)控國際輿論狀態(tài)。總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公共外交的目標已瞄準國家整體形象的塑造,確保外交成為經(jīng)濟發(fā)展的增效閥。近年來隨著“和平發(fā)展”理念的深入,中國開始有意識地塑造與國際社會合作、作為維護世界和平重要力量的形象。

　　然而,中國仍然面臨著比較嚴峻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一方面,西方大國利用資金和技術優(yōu)勢壟斷世界輿論陣地,以民主、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等方面的差異為借口,向中國發(fā)起輿論大戰(zhàn),極力封鎖中國正面的聲音,使許多國家的民眾先入為主地接受大國的“觀念要挾”�？梢哉f,當前世界輿論市場的導向基本上為數(shù)個大國所掌控。另一方面,隨著近幾十年經(jīng)濟持續(xù)迅速發(fā)展,中國的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這引起原本對中國有成見的國家的擔心和恐懼,它們開始鼓吹“中國威脅論”,強化對中國的觀念輸入和輿論滲透。這些現(xiàn)象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中國的公共外交并沒有達到積極引導國外輿論的理想效果。從內因上說,這是由于中國公共外交的發(fā)展還存在某些缺失。

　　其一,重硬權力輕軟權力。在外交決策中,決策者可選擇的手段有多種,但其起點主要是對硬權力和軟權力進行甑別和掌控。[14] 硬權力一般指軍事和經(jīng)濟等有形力量,無疑是國家追求的首要目標,但“軟權力并非懦夫的權力”, [15]軟權力和硬權力各司其職,不能相互替代。在中國,硬實力主要表現(xiàn)在經(jīng)濟領域,軟權力則體現(xiàn)在經(jīng)濟背后的文化價值和形象塑造。長期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為了提高經(jīng)濟實力,改善人民生活,中國政府確立了以經(jīng)濟帶外交的主導思想,這無疑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在不少部門中逐步形成了一個不恰當?shù)挠^念,認為經(jīng)濟搞上去了,國力提升了,國際形象就自然改變了,致使中國外交偏重國家間關系和高級政治,不太關注長時段隱性權力的打造。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有人認為中美關系在某一時段變好了,美國人就對中國友好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白宮對華示好而國會卻仍反華。實際上,他們忽略了國會是美國民意的宣泄場這樣一個事實。這也是近年“中國威脅論”產(chǎn)生、蔓延和強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

　　其二,政策姿態(tài)“內向”。由于文化上的差異,各國的對外政策決策方式也有不同。西方國家文化的外顯性,決定了它們的公共外交模式是大張旗鼓的侵入式。例如,美國在冷戰(zhàn)期間實施的公共外交刻意強調其開放性,揚聲提調,感覺頗為體面和自信。而按中國傳統(tǒng)來看,這頗有“干涉”別國內政之嫌,不容易廣為接受。正因為有這種思維定勢,中國在開展公共外交時往往顯得姿態(tài)“內向”,甚至閃避,以為“無聲勝有聲”效果更佳。事實上,這恰恰有悖于公共外交的前提:政府通過信息項目和文化交流有意操縱一國的輿論和外部社會,與宣傳自己國家的道德和信仰的做法不同,被普遍認為是合法之舉。[16]

　　其三,“目的”意識不強。中國的內政和外交一直秉承“和為貴”的傳統(tǒng)德行。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國外交的格調是“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泛泛友情宣示,沒有明顯功利性目的�？偟目�,中國的公共外交,一般采用各種傳播手段介紹中國的發(fā)展和政策,或者通過各種文化協(xié)定和合作計劃增進民間交流,以友誼為目標。但外交的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理性的”不擇手段是國際關系中一條潛規(guī)則,公共外交雖形式上流于普通和漫不經(jīng)心,但背后的手段應該具有特定的針對性。加之當代國際關系的特點是信息泛濫,資訊繁多,但各國在地理上相互隔離并在語言、文化、意識形態(tài)和發(fā)展水平上參差不齊,致使民眾無法消化所有接受到的媒體聲音,所以必須“引”其言,“導”其行。

　　體系構建

　　為了推進中國公共外交,追求其效能的最大化,有必要做出新的嘗試。首先需改變外交思路,構建具有中國特點的公共外交機制。中國公共外交的目標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同。美國追求的是利益全球化,向世界張揚和推銷其硬權力主導下對外政策的合法性,這就決定了它的公共外交特征是以話語霸權開道,旨在說服世界民眾“理解”其對外政策,因此,美國公共外交實際上是其傳統(tǒng)外交的延伸。而中國公共外交的目標是培植中國形象和營造經(jīng)濟增長的良好國際環(huán)境,(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追求“和為貴”的境界。自信、務實、開放、負責的中國,是中國公共外交的基本目標定位,長遠看是服從于中國國家發(fā)展目標的定位,積極配合“三步走”的經(jīng)濟發(fā)展目標,循序漸進地促進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形象從中性到正面- 親近的轉換。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將公共外交提升至戰(zhàn)略高度、建立具有自己特性的公共外交體系,使其成為傳統(tǒng)外交的有力推手,應該是現(xiàn)今公共外交的應有之義。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和諧世界論”就是一種新的外交思維。它凸顯了在一個“無序世界”里,“霸權穩(wěn)定論”不能唱獨角戲,國際體系需要和諧。

　　可以說,“和諧世界論”是對當今世界開出的一劑“良藥”,體現(xiàn)了新理想主義的精髓,為國際社會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必將在世界的和平與發(fā)展事業(yè)中發(fā)揮應有的作用。實際上,“和諧世界論”正可以成為中國公共外交機制構建的邏輯起點。國際政治是國內政治的繼續(xù),世界和諧社會是國內和諧社會的延伸,世界社會和諧有賴于世界民眾改變對中國等國家形象的錯誤認知。

　　其次,必須有的放矢地改變“觀念市場”。所謂觀念市場,是指世界某一特定國家或地區(qū)的民眾對另一國家形象的一種長期穩(wěn)定的認識,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一般而言,文化差異越大,觀念的負面作用越強。如果兩個地區(qū)長期弱化彼此的疏通和解釋努力,勢必產(chǎn)生文明間的誤會乃至沖突。有效的公共外交手段則可贏得其他國家的“人心和思想”,是解決外交危機的第四種力量。[17] 目前,對中國的負面觀念市場集中在幾個主要大國和地區(qū),如美國、日本以及某些歐洲國家。“縱觀中美200多年的交往史,中國在美國的形象一直在變化,但美國始終沒有客觀公正地評價過中國。”[18]這些國家存在大量針對中國的“憎恨媒體”[19],它們宣揚對中國的不滿,鼓動對中國政府和民眾的負面心理。常言道,“弱國無外交”,這在民眾心理上也有反映,大國的外交政策往往引起其他國家追隨,大國的國民觀念取向也具“示范效應”,常常引來其他國家民眾的仿效。因此,中國的公共外交無需遍地撒網(wǎng),而是必需集中資源實行戰(zhàn)勝“憎恨媒體”的更好戰(zhàn)略。譬如,加大對公共外交的投資,集中打造幾家有影響的媒體,針對這些大國的右翼媒體發(fā)起攻勢,做到有的放矢。

　　再次,確立“精英效果理論”。阿爾蒙德認為,外交決策過程中的輿論主體主要分為四類:普通公眾、關注問題的公眾、輿論精英和政策精英。[20] 輿論精英和政策精英雖然人數(shù)少,但對專業(yè)問題的分析較一般民眾更為理性、深入,容易引起政府決策層的重視。因此,精英輿論對大眾輿論具有較強的引導性和疏導力。[21]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公共外交應以國外精英受眾為主,兼顧一般受眾,因為改變西方精英階層的觀念往往能在民眾中產(chǎn)生重大的“跟隨效應”。另外,確立“精英效果理論”主要是從中國的財力現(xiàn)狀出發(fā)的。與美國等西方國家名目繁多的公共外交資源相比,中國的公共外交仍存在資源和管道的不足,不能全面出擊,應選擇重點突破。

　　最后,將公共外交視作“合法”事業(yè)來培植,轉守勢為攻勢。過往事實表明,一些西方國家之所以名正言順地向世界推銷自己的價值觀且屢屢得手,原因在于其以進攻姿態(tài)壟斷公共外交的話語權。中國公共外交常常囿于西方的公共外交攻勢,正是由于缺乏先人一步的主動出擊戰(zhàn)略。“韜光養(yǎng)晦”是中國的外交基調,它講究的是內斂,指的是傳統(tǒng)外交中政府需要謙和的姿態(tài),而作為傳統(tǒng)外交不宜主動出擊的補充,公共外交則以“合法”的面目出現(xiàn),可大張旗鼓,主動出擊。因為國家間的形象認知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如果你不去表達自己,就必然由別人任意表達,以合理、合法的心態(tài)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和理念應成為中國外交事業(yè)的一個重要部分。英國文化學者霍爾認為,控制輿論的一個有效方法就是盡量隱藏意識形態(tài)框架的輪廓,并視既有做法為理所當然。[22] 外交決策分析家希爾也指出,“公共外交等軟權力手段應更具操縱性和脅迫性,惟其如此,才能取得對外政治進程中的決策優(yōu)勢,甚或削弱一國的對外政策”。[23] 這表明公共外交一方面要講究以事實說話,另一方面要具有進取性。

　　總之,公共外交是信息社會發(fā)展的自然要求,是現(xiàn)代外交中必不可少的外交形式。它與傳統(tǒng)外交“相得益彰”,已成為各國對外戰(zhàn)略中的重要手段。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外交初出茅廬,與西方國家相比,仍有許多亟待改進的地方。為適應變化的國際社會和時代要求,中國公共外交需要新的探索。改變傳統(tǒng)思維模式、構建適應中國特色的完整公共外交體系,是構筑中國未來整體“形象工程”的必要之舉。

　　注釋：

　　[1]U. S Department of state, D ictiona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rm s, 1987, p. 85.

　　[2]“What is public policy?”http: / /www. publicdip lomacy acy . org/1. htm.

　　[3]Alan Chong and Jana Valencic ( eds) , The Im age, the S tat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nference Proceedings,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EFPU Working Paper, No. 2001 /2, 2001.

　　[4]趙可金:“美國公共外交的興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 2003年第3期,第88頁。

　　[5]Joseph S. Nye, J r. andWilliam A. Owens, “Americaps Information Edge: The Natur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 /Ap ril 1996.

　　[6]H. E. Lamberto Dini,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Italy, Address to the Conference - “Culture Counts: the Financing, Resources and the Economics of Cultur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Florence, 4 October 1999, http: / /www. esteri. it/ eng/ archives/ arch _ p ress/ index. htm.

　　[7]U. S. State Department,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Strategic Plan (2000) , http: / /www. state. gov. com.

　　[8]U. S. State Department,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Media and Culture, ”Annual Report 2002, Wilson Editions, Washington, 2002, p. 24.

　　[9]Dominique de Villep in, Discours dans la Dizième 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Foreign policy statement, Paris - 27. 08. 2002; Canada - DFA IT, “Projecting Canadian Values and Norms, ”Canada in the World -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 1995, available at http: / / www. dfait - maeci. gc. ca / foreign _policy; Joschka Fischer, Address at the opening of the Forum on the Future of Cultural Relations Policy, Berlin, 4 July 2000, released by the German Federal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 GFMOFA; Japan Government, Basic Strategies for Japanps Foreign Policy in the 21 st Century New Era, New Vision, New Dip lomacy, Task Force on Foreign Relations for the Prime Minister, November 28, 2002.

　　[10]Italia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rancesco Aloisi de Larderel, “IIDirecttore Generale Per la Promozione e Cooperazione Culturale, Promozione e Cooperazione Culturale, ”available at http: / / www. eng/ foreignpol / index. htm; India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nternationalAffairs S trategy of India, MEADEV 2002, available at http: / /www. meadev. nic. in /; Iran - Hamidreza Assefi, Spokesman of the Iranian Foreign Ministry, “ForeignMinistryps Success Is in ChangingWorld Public Op inion”, Iran (Morning Daily) , May23, 2001, No. 1810, p. 10. Turk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unctions of theD irectorate General of Cultural Affairs and its Activities for the years 1998 - 1999, available at http: / / www. mfa. gov. tr/grupa / ao /01. htm.

　　[11]李智:《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66 - 167頁。

　　[12]郭可:《當代對外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第19 -20頁。

　　[13]郭可:《當代對外傳播》,第22 - 23頁。

　　[14]Joseph 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No. 80, Fall 1990, p. 168.

　　[15]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Hamp shire: PalgraveMacmillan, 2003, p. 135.

　　[16]Mark Leonard and Vidhya Alakeson, Going Public: D iplom acy for the Inform ation Society,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er, 2000, p. 59.

　　[17]Edward Kaufman, “A Broadcasting Strategy to Win Media Wars, ”TheWashington Quarterly, Sp ring 2002, p. 115.

　　[18]潘志高:“中國在美國的形象:變與不變”,《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3年2期,第123頁。

　　[19]“憎恨媒體”最初是美國用來描述納粹德國和蘇聯(lián)“憎恨電臺”(Hate Radio)這一宣傳工具的,它的作用在于挑起當?shù)孛癖娗榫w,煽動針對標的國家的暴力沖突和憎恨情緒。見Antony J. Blinken, “Winning the War of Ideas, ”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p ring 2002, p. 105.

　　[20]Grabriel A. Almond, The Am erican People and Foreign Policy,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New York, 1966, p. 138.

　　[21]郭可:《當代對外傳播》,第170 - 171頁。

　　[22]任金洲主編:《電視外宣策略與案例分析》,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2003年,第28頁。

　　[23]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p.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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