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麥克吉尼斯：實證主義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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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專家、學者還是政客都抱怨惡性的黨派偏見和特殊利益集團過于強大的力量歪曲了現(xiàn)代民主制度。結果，為推動公眾利益而制訂的政策要得到公眾的共識就變得非常困難。這其實不是新問題。比如在19世紀初，聯(lián)邦主義者和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 Republicans）發(fā)生激烈沖突，相互咒罵，在很多根本問題上爭吵不休，比如建立合眾國銀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是不是聰明的主意。在美國歷史上，達成政治共識的時代是很少的，即使有共識，相隔的時間也很長。

　　但是未來的政治比以前更容易達成共識，因為我們處在社會科學的實證主義黃金時代的頂峰。實證主義將幫助創(chuàng)立更多的測量手段檢驗對公共政策后果的一致意見。實際調查得出的豐富信息流將為公共政策提供一個靠山，來對抗黨派風暴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沖擊和干擾，讓政治過程不那么容易被狹隘的利益所操縱。

　　許多偉大的社會學家都明白人們最終是被事實，而非被抽象的理論說服的。這就是為什么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提供了大量的實際調查來表現(xiàn)其觀點的力量。如果政策的支持者能夠證明該政策能帶來更大的繁榮，它在政治斗爭中就已經勝利了一半，這種說法至今仍然是真理。當然，我們承認單單事實不能產生價值，客觀證據(jù)本身并不能在邏輯上命令人們支持某個具體的社會政策。亞當•斯密的同代人哲學家大衛(wèi)•休莫（David Hume）用他非常著名的“是/應該”的差異清楚說明了這個觀點。但是在政治上，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的許多人仍然堅持非常狹隘的價值觀念，至少在經濟領域如此。他們贊成更繁榮的經濟，更好的教育和健康保障，以及其他保證美好生活的東西。對于這些問題，需要辯論的不過是哪個政治項目實際上更廣泛地為人們帶來這些好處。

　　實證主義在美國尤其強大，美國的實用主義精神限制了政治辯論貌似真實的邊界。共和黨人試圖說明減稅將刺激經濟增長，民主黨人則認為減稅造成的赤字阻礙經濟發(fā)展。共和黨人說，從長遠來看，減稅會讓所有人的收入得到提高。民主黨則不同意這種說法。這種對重大問題的辯論對說服美國政治中的廣大中產階級非常重要。比如，一旦事實表明選擇學校整體上提高了學生的考試成績，那么模糊的道德訴求諸如這對老師不公平，將很難阻止主張選擇學校的人獲得相當大的政治利益。

　　幸運的是，我們處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過的實證主義最偉大時代的黎明。實證主義興起的推動力量是常常被稱為“莫爾法則”（Moore’s law）的日益增長和繁榮的信息技術。莫爾法則最初由英特爾（Intel）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莫爾（Gordon Moore）提出，現(xiàn)在已經成為公認的法則，那就是集成電路板上堆積的晶體管的數(shù)量每過18個月就翻一番。結果，計算機的速度和內存也按差不多同樣的速度在增加。這樣的增長至少還要持續(xù)15年。許多觀察家相信在硅片技術被用光后的幾十年里，新的范式將繼續(xù)推動計算機力量的增長。

　　莫爾法則的成果不僅成為更加別致的精巧玩意兒，而且成為獲得更全面信息的政策演算法。計算機不斷提高的性能正好解決長期以來被看作實證主義的致命弱點---需要大量的數(shù)據(jù)和強大的運算功能。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說過非常有名的話“世界就是建立在數(shù)字的力量上�！边@也是實證主義者的口號，但是處理這些數(shù)字需要計算機具備強大的運算功能。人類社會必須被分割成為可以計算的數(shù)字，解決任何社會難題都意味著處理數(shù)字，把它們切成小片和切成細丁來檢驗某個社會主張的假設以便得出結論，比如選擇學校提高學生成績的假設。

　　但是現(xiàn)在計算機讓人能夠以系統(tǒng)的方式收集和記錄越來越多的事實，更準確地測量世界上的事務。實際上，我們可以想象不久以后電子間諜將在網(wǎng)上掃描收集數(shù)據(jù)供研究人員使用。強大的計算機性能也允許創(chuàng)建和實施更加復雜的方程式，通過這些等式調查者能夠消除雜亂的社會生活中經常存在的讓人困惑的因素，揭示出社會現(xiàn)象的真正原因。計算機還允許比如重復抽樣等方法對誤差做更準確的估計，讓研究人員對調查結果有更大信心。據(jù)說芝加哥大學一位社會學家40年前花了整整一個夏天在大型計算機主機上進行回歸運算，現(xiàn)在的研究人員可以在幾個小時內在自己的手提電腦上進行幾十個回歸運算。因此，每年發(fā)表的實證研究性的社會科學論文越來越多，而且這個趨勢正快速增強。

　　經過一段時間后，大量的實驗數(shù)據(jù)和分析這些數(shù)據(jù)的研究成果將改變美國的政治。不管華盛頓在某個星期具體的政治議題是什么，新實證研究很可能提供調查成果，比如計算減稅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或者額外增加的學校開支對學生成績的影響等。這些成果的大量出現(xiàn)將戳穿政界玩弄信息迷惑的把戲，從而引起巨大的政治變革。

　　政治討論背后都存在一個人們的常識所決定的政治景觀，實證研究者用他們的發(fā)現(xiàn)改變的正是這些常識。當然，任何一個實驗發(fā)現(xiàn)的影響都是緩慢的，然而，不斷積累的實驗知識產生的影響將是非常巨大，廣泛而深遠的。正如在自然科學界，研究者之間常常存在真誠的不同意見和分歧，但是也像其他科學一樣，從長遠看實證研究者會達成某個政策的影響的共識，這種一致意見將影響政界的決策。知識增長和技術進步一樣是保持長期繁榮的根源。

　　當然，利益集團不會因為發(fā)現(xiàn)對他們不利的新的事實而改變主意，不管是教師聯(lián)合會還是汽車貿易協(xié)會---不會放棄追求行業(yè)利益損害大眾利益的項目。新的信息也不可能改變公眾不愿意了解復雜的公共政策這個事實。盡管如此，新信息將逐漸改變許多領域的辯論，因為實證研究結果會通過精英和現(xiàn)代媒體的眾多渠道傳播給大眾。漸漸的，信息公開往往迫使利益團體做出妥協(xié)。

　　另外兩個因素---其本身也是當前仍在進行的技術革命的產物---將增強實證主義的力量。一是博客的興起。博客幫助監(jiān)督，揭露利益集團或者有黨派偏見者弄虛作假的研究，因為這些虛假的研究為了證明其立場往往要歪曲現(xiàn)實基礎，而真正的實證研究結果正好戳破其面具。專家學者經常為博客撰寫文章，他們和新聞記者不一樣，更適合用探索的嚴謹精神將實驗研究置于審查和挑剔的眼光下。比如，一群著名的法學家開辦了博客，專門探討法律和實證主義的關系研究。這樣的發(fā)展態(tài)勢也迫使實證研究者在做出自由支配的決定時更加小心和透明，比如進行調查的時間段的選擇，因為同行能夠很容易指出他們的判斷錯誤或者偏見。

　　推動實證主義發(fā)展的第二個因素是信息市場的興起。信息市場是現(xiàn)代信息技術創(chuàng)造的非常復雜的普爾賭博，因為信息技術讓獲得賭注和保持投注賠率計算變得非常容易。信息市場已經因為準確預測時事發(fā)展的能力引起了眾多人士的注意。比如，在2004年總統(tǒng)大選前夜，互聯(lián)網(wǎng)博彩站點（Tradesports）準確預測了每個州的獲勝者是誰。現(xiàn)在公司經常使用它們預測哪個生產線會獲得成功。未來，個人可能以此確定增長率或者稅收收益是多少，要么根據(jù)具體的減稅措施的實行，要么根據(jù)沒有減稅措施的情況。這樣一來，稅率調整的影響的實際研究結果也將受到愿意在這些預測上下注的人的檢驗。正如經濟學家羅賓•漢森（Robin Hanson）注意到的，這些市場將成為監(jiān)督專家研究結果的更加民主的形式，讓專家的同行評審更難無視爭議性的主張。

　　實證主義成本的降低也可能改變我們的大學，因為它刺激學校在社會科學領域聘用更多的實證研究者。100年前，坐在椅子上的思索比實證研究便宜得多，因為實驗研究的投入相當大，大得讓人難以承受，用現(xiàn)有的技術很難獲得任何有用的結果。所以大學聘用那些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全面和統(tǒng)計學研究沒有興趣的理論家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現(xiàn)在實驗研究的成本降低，因而，各行各業(yè)的實驗研究者，經濟學家，心理學家，政治學家開始大量進入大學和智囊?guī)臁?/p>

　　實證研究人才大量涌入大學有幾個即刻的影響，有利于自由的探索，從而也幫助收集有助于達成政治共識的事實證據(jù)。首先，雇傭實證研究者可以減少學術界的意識形態(tài)歧視或偏見，因為不管實證研究者的個人政治立場如何，都比意識形態(tài)明顯的同事思想更加開明，公正。他們尊重事實，具備愿意聆聽其他研究者成果的專業(yè)素養(yǎng)，即使其觀點或研究結果與自己的不同。他們也更少偏見，即使社會科學院系在聘用理論家的時候也如此，因為實證研究者覺得所有的理論都是可以爭論的。

　　第二，大量的實證研究者將為實驗研究提供豐富的市場，更容易刺激人們獲得絕對準確的事實根據(jù)和模型�，F(xiàn)在有這么多的調查者，計算機技術無處不在，實驗結果能夠隨時驗證。而且，如美國密西根大學校際政治及社會研究聯(lián)合會（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and Social Research）收集起來的多樣的數(shù)據(jù)庫提供了一個隨時都可以使用的工具，能迅速揭穿希奇古怪錯誤百出的騙局。實際上，我最近就參加了一個學術討論會，就在演講者作報告的時候，聽眾里不少人在手提電腦上檢驗數(shù)據(jù)，進行另外方式的分析。實證主義的文化像計算機一樣在未來將無處不在。

　　實證研究者幾何數(shù)級的增長幫助解決了古希臘以來的另外一個爭論。柏拉圖主義者同情專家和精英管理，而亞里士多德主義者更傾向于民主管理。正如亞里士多德自己在《政治學》（Politics）中所說“為多數(shù)人謀利益比為少數(shù)人謀利益好，如果不是從個人角度看，而是從集體角度看，就好像參加者都出錢的宴會比從一個錢包里出錢的宴會好�！睂嵶C主義形式的專業(yè)素養(yǎng)跨越這兩個政治理想。在可以重復驗證，信息透明，成果分享等方面，實證主義具有民主的特征，正如前文所說，實驗結果受到博客的信息輸入和信息市場的監(jiān)督。因此專家的判斷再也不能是個別聰明人以權威的身份向社會灌輸?shù)慕Y論。相反，他們要反映實驗群體的集體主張和心態(tài)�？梢钥隙�，這和真正的民主社會不完全一樣。但是實證研究者的龐大群體足夠提供民主判斷的許多優(yōu)點---對同一個問題從多種不同的角度來分析。

　　我們已經開始看到實證主義文化在改變我們的談話方式。我們能夠看到實證主義者的著作更加吃香，受到普遍歡迎，具體的實證主義著作影響國家重大事件的辯論。想知道實證研究者的聲望，只需要看看芝加哥大學的名人史蒂芬•列維特（Steve Levitt）就行了。他的《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已經位于《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一年有余�！都~約時報》還給他在顯要位置主持周刊的專欄。

　　實證主義的政治影響比這位著名的，老練的學者的影響更加深遠。這里需要強調的是許多實證研究項目并沒有涉及復雜的公式，意味著信息技術讓收集數(shù)據(jù)變得更簡單了。一個絕好的例子是對美國大學意識形態(tài)不平衡的構成圖的研究。從法學院到藝術學院，理工學院，不管是通過所屬黨派，還是選舉傾向，民主黨和共和黨的支持者的比例從5：1到10：1，偶爾可能更高。

　　這項研究表明實證主義是如何能夠不攜帶自己的價值而產生影響。這里被確認的價值在于學術團體行動中隱含的東西，它們現(xiàn)在為贊助性行動辯護，根據(jù)是來自不同種族和民族的師生能夠豐富人們的教育經驗，產生“觀點，視角的多樣性”。如果接受這個論調，那么政治觀點的多樣性好像至少和種族多樣性對許多學科如法學，和多數(shù)社會科學的重要性一樣有意義。由于宣傳上的意識形態(tài)不平衡，行政官員已經不得不試圖解釋意識形態(tài)上鐵板一塊的人員是如何與他們宣稱的教育理想是一致的。

　　對美國未來更加重要的是在本質問題上的爭論。實證主義已經達成了某些領域的共識，首當其沖的是犯罪學領域。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政界關于對付犯罪的根本途徑分歧嚴重，有些專家攻擊監(jiān)獄刑罰具有破壞性，不利于改造罪犯，減少犯罪，有些專家甚至認為某些犯罪行為如涂鴉不應該被看作犯罪。

　　但是犯罪學家依靠實證主義方法顯示從前攻擊的命題的真實性。研究顯示監(jiān)獄刑罰大大減少犯罪，就像街上巡邏的警察增多減少犯罪一樣明顯。史蒂芬•列維特認識到監(jiān)獄爆滿的爭執(zhí)導致用自然實驗來檢驗監(jiān)獄刑罰減少犯罪的程度，因為釋放囚犯的原因和犯罪比例沒有任何關系。通過研究監(jiān)獄訴訟的后果,他能夠顯示從監(jiān)獄里每釋放一個犯人，犯罪的數(shù)量就會增加15%。喬納森•克里科（Jonathan Klick）和阿列克斯•塔巴羅克（Alex Tabarrock）采用類似的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通過使用國土安全（Homeland Security）警告來顯示警察的效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土安全警告增加了某個地區(qū)的警察數(shù)量，但是和犯罪率沒有關系。他們的文章顯示警察數(shù)量增加50%能夠降低犯罪率大約15%。

　　對于犯罪和懲罰的一致意見不僅創(chuàng)造了美國審判政策和政策實施的共識，而且向外輻射到相關的領域和其他國家。人們常常注意到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憲法領域共識最多的就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考慮到監(jiān)獄的效率，自由派更不大可能像60年代和70年代那樣堅持擴大權利以便降低人們犯罪坐牢的可能性。在英國，跨黨派共識是相似的。新工黨的流行口號是“嚴厲懲罰犯罪，嚴厲打擊犯罪的根源�！�

　　實證主義在過去的十年里給犯罪學研究帶來了變化，在未來的十年將給教育研究帶來變化。學者們已經在研究造成良好教育成果的因素。最突出的問題是挑選學校的自由度增加是否能提高教育質量。這里有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是由保羅•彼得森（Paul Peterson）和威廉•豪威爾（William Howell）做的，他們考察了私人慈善家提供的學校選擇項目的成績。因為申請該項目的學生比能夠接受的多，彼得森和豪威爾就可以比較進入私立學校的學生和留在公立學校的學生樣本。他們發(fā)現(xiàn)進入私立學校的黑人學生的成績有統(tǒng)計學意義上的顯著提高，雖然在其他群體中這個提高沒有統(tǒng)計學上的意義。

　　這樣的研究只是實證主義轉變的開始。首先，和任何別的科學研究一樣，如果在別的地方得出同樣的結果，人們對研究結果的信心就會大大加強。而且，這個研究提出了很多其他問題，比如研究結果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黑人孩子大批進入私立學校，還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嗎？這個結果只是相對數(shù)量少的黑人小孩進入好的學校文化中造成的呢？其次，失去這些學生公立學校是否就變得更糟糕了呢？或者因為競爭激烈，公立學校反而取得巨大進步呢？研究者們現(xiàn)在開始研究這些具體的問題。同時，彼得森和豪威爾的工作當然提供了理由，創(chuàng)造更多的特許實驗研究項目（experimental voucher programs）,像聯(lián)邦政府發(fā)起的由于卡特琳納颶風造成的學生轉學研究。只有通過大規(guī)模的實驗，我們才有可能回答特許項目優(yōu)越性（beneficence of vouchers）的關鍵問題。

　　盡管學校結構的嚴肅實證主義研究是受歡迎的，但是不那么認真的研究遭到新老媒體嚴厲的攻擊�！都~約時報》刊登了頭版報道美國教師協(xié)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的研究，認為教育部在掩蓋特許公立學校（public charter schools）的失敗。AFT聲稱從自己的數(shù)據(jù)來看失敗是非常明顯的。AFT說數(shù)據(jù)顯示學生在特許的公立學校的表現(xiàn)比一般公立學校的差。不過，遺憾的是，對AFT來說，這些最初的差異并不能證明什么，因為和彼得森和豪威爾的研究不一樣，這些研究者沒有控制選擇偏見---那些選擇特許公立學校的人不是從學生總體中隨機挑選的。特許公立學校往往來自貧窮的社區(qū)，學生功課不好，即使學校做出努力提高了學生的成績，和其他學生相比還是要差些。所以AFT的分析報告發(fā)表后幾個星期里連續(xù)遭到博客甚至一些主流媒體的挑戰(zhàn)和批評。

　　但是挑選學校不是教育質量研究的唯一內容。教育實證研究者也在探索學校資金投入和班級規(guī)模對教學質量的影響。非常重要的是，他們在考慮不同種類的教育項目如何影響不同的學生，以便在微觀和宏觀層次上設計更好的項目。在10年之內，我們就可以知道中小學教育最重要的是哪些事情。這些結果將影響未來十年的教育走向，更好的數(shù)據(jù)和分析會進一步完善假設。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根深蒂固的力量會抗拒任何改變，比如教師工會，或者某些特殊團體的理論家們會阻止這項工作發(fā)揮起改革的影響。這不大可能。要知道，利益團體即便能提供支持他們的實際數(shù)據(jù)來抗拒改革，卻不能阻止實驗結果從學術界通過媒體傳播到更大范圍的獨立投票者以及相當數(shù)量的有良知的政治人物。就像司法部門采取更好的政策，取得更好的結果一樣，實證主義也會在別的地方產生更多信息，從而帶來改變。

　　如果說實證主義對輿論有利，對特殊利益或黨派團體不利，那么得到嚴格監(jiān)督的實證主義文化就更好了。最近一些年事實檢驗的最有名的人物是埃莫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歷史學家麥克•貝里爾（Michael Bellesiles），他曾經因為一本書贏得非常有名的班克羅夫特歷史獎（Bancroft Prize）。該書聲稱私人擁有槍支在殖民地時期的美國不很普遍。這個說法當然讓槍支控制辯論的一方非常開心。但是，本文作者所在的法學院的實證主義領袖人物詹姆斯•林德格瑞（James Lindgren）發(fā)現(xiàn)貝里爾的主要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中部分內容顯然是建立在虛假的證據(jù)之上。經過他自己學校的調查，貝里爾被迫辭去教授職務，歷史上第一次班克羅夫特歷史獎被收回。

　　實證主義不斷增強的自發(fā)秩序（spontaneous order）是對那些擔心政治運動或者利益團體按自己的意愿操縱事實、利用實證主義趨勢的回答。馬克思主義宣稱是科學，馬克思和恩格斯確實提供數(shù)據(jù)來支持他們的理論。但是在他們那個時代，理論背后的通過數(shù)據(jù)庫和復雜運算重復實驗的強大文化根本不存在。而且也沒有專門設計的強大的統(tǒng)計學測驗，為不同角度的社會觀點提供支持。在當今的文化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實際觀點恐怕經受不住實證研究的嚴格審查。

　　實證研究途徑的其中一個好處就是它不一定需要理性思考者的狹隘觀點，這正是當今許多社會科學家存在的問題。如果個人的行為背后有不可理喻的原因，比如僅僅因為自己擁有就認為某些東西非常寶貴，就可以用實證主義的方法來檢驗那個行為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實證主義也不是對價值的重要性茫然不知。實際上，很多有趣的工作就是研究宗教團體提供相互幫助，增加他們成員收入的方式。因此，實證主義能夠套現(xiàn)（cash out）專家學者和政治家常常宣稱的價值才是最重要的。幸運的是，和他們不一樣，實證主義采取中性的衡量標準來評價什么價值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類似的，從長遠看，實證主義能夠縮短追求自由者和追求平等者的差距。因為實證主義者可以調查這兩個偉大社會責任的最佳平衡點。比如，實證研究已經證明財富再分配的政策造成依賴性，使得弱勢群體陷入困境，既損害了經濟增長，也損害了平等。實證主義者也在考慮減稅對經濟增長和平等的長期的影響。

　　當然，實證主義不可能在所有問題上形成共識。實證主義者可能顯示墮胎減少犯罪，或者提前墮胎降低自殺率。但是這些第二級的后果并不能說服許多人墮胎是正確的，提前墮胎應該得到鼓勵。認為墮胎是犯罪的觀點很可能徹底擊垮所有的實證主義考慮。不過墮胎是非同尋常的問題，因為人們對生命什么時候開始這個形而上學問題形成尖銳對立的兩派，在這個話題上，許多人觀點鮮明，雖然沒有任何一方能向對方表明自己是正確的。幸運的是，我們的許多政治問題不像墮胎問題這樣分歧如此尖銳，妥協(xié)如此困難。

　　人們可能想知道在許多問題，尤其是經濟問題和其他涉及可以測量的后果上差異的問題上更大的共識是否能增加諸如墮胎這樣棘手的道德問題上的共識。因而，在更多政策上的更多共識實際上讓人在政治上過分迷戀微小差別。人們忽略了應該關注的共同點，惡狠狠地集中在剩下的分歧上。

　　但是這個文獻不應該過分夸大。實證主義增加人們的共識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在墮胎等問題上的分歧依然像往常一樣激烈。而且，正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注意到的，當宗教之間競爭的時候，沖突有可能比較溫和。美國的宗教是最重要的機構，強調社會生活中價值觀念的角色，只要它們必須競爭，共識政治的升起就會加劇，而不是減弱競爭，因為宗教派別需要提供刺激來吸引許多受到周圍實證數(shù)據(jù)影響的人。而且，在經濟和社會政策上存在根本分歧的團體常常利用宗教的虛假路線和其他價值觀分歧來為自己派別的議程服務。實證主義形成的政策共識應該減弱制造不幸的沖動，緩和價值觀沖突。

　　如果實證主義可能提供共識的來源，限制未來利益團體的活動，為實證研究提供方便的政策也能達到這些可貴的目標。第一個要求是數(shù)據(jù)透明和容易接觸，因為統(tǒng)計調查首先需要數(shù)據(jù)。不幸的是，政府往往想隱瞞它的行為，掩蓋它的失敗。但是隨著實證主義的興起，有更大的理由迫使政府在內政方面（除去敏感的國家安全問題）的行為公開。政府的日�；顒雍驼�府工作人員工作的信息應該張貼在網(wǎng)上，方便機器閱讀。政府部門應該學學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克里斯•考克斯（Chris Cox），此人首創(chuàng)將證券交易委員會收到的信息公布在網(wǎng)上，而且保證未來數(shù)據(jù)用最容易接近的方式公布出來。如果需要的話，要建立特殊的機構來監(jiān)督這些信息的準確性和及時發(fā)布。

　　第二，實證主義的興起讓政府的適當分散更加有用。社會科學中最強大的調查工具之一就是比較不同的法律在不同的州或國家是如何運作的。這種仔細的比較能夠展示好政策和壞政策的后果。但是這樣的調查工作只有在各地政策不同，世界各地政府官員繼承下來權力集中的趨勢，確保他們的控制權力。當然，有很多理由來抗拒這個趨勢。政府分散權力為政府創(chuàng)造一個市場，讓不同的執(zhí)行機關競爭吸引人們和投資。它也允許多樣化政策的形成，來滿足人們多樣化的需求。

　　實證主義出現(xiàn)增加的好處還有：政府分散有利于進行針對社會政策不同后果的實證調查。我們都可以了解席卷波羅的海國家的減稅政策的影響，但是只有在歐盟抗拒呼吁稅收一體化的誘惑。那些有興趣形成共識，限制利益團體的人更應該堅定國內合適的聯(lián)邦主義的需要，抵抗那些迫使國家默認對自己國內事物指手畫腳的國際組織。

　　推動實證主義的另外一個政策要求是確保反映研究結果的信息用可以使用的形式自由地傳達給公眾。不言自明的是，任何對博客的限制都應該被拆除。不幸的是，有人已經提出張貼博客應該被看作對候選人的支持，應該受到麥肯恩-法因戈爾德競選改革法案（McCain-Feingold act）的監(jiān)督。但正是在接近選舉的時候，最需要實證主義研究數(shù)據(jù)和分析來批評候選人提出的政策和綱領。

　　更籠統(tǒng)的說，各種競選活動基金的管理威脅新實證主義幫助公眾形成共識的結論。雖然信息技術能幫助公眾了解社會，了解改善社會的政策，但是同樣的技術又讓他們的注意力更難集中。當成千上萬的人愿意參加林肯和道格拉斯關于奴隸制的辯論時，它就成為國人最好的演出�，F(xiàn)在政治人物要和數(shù)百個電視臺競爭吸引人們的注意力，這些電臺播放的節(jié)目比政治人物的表演有趣多了，國人也更喜歡看。

　　在新媒體時代，我們需要在政治上投入更多的錢讓人們獲得信息。當然，信息的提供要采用刻意簡單引人注意的方式（sound bites），多數(shù)知識分子會發(fā)現(xiàn)非常乏味。但是另外的方式30秒鐘的政治廣告不是政治討論會，而是啤酒廣告片（beer commercial）或者情景喜�。╯itcom）。從民主的起源開始，最初由知識分子提出的觀點總是通過簡單化和口號傳遞給公眾的，這種傳播方式和大眾接受的方式是隨著時間推移慢慢形成的，總體上說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力量。

　　如果實證主義幫助支持當今的共識政治，那么在未來可能更加有效。我們已經來到一個門檻，計算機可以保存數(shù)十億的數(shù)據(jù)，每秒種進行數(shù)百萬次的運算，而且計算機的潛能還在持續(xù)飛速增加，在未來十年計算機功能還要增強好多倍。我們可以期待能使用的數(shù)據(jù)數(shù)量同樣大幅度增加，因為收集數(shù)據(jù)的電子設備更多了。我們甚至可以期待有計算機程序評價哪些實證結論是最好的，當不同的實證分析發(fā)生沖突的時候。這樣的計算機判斷將具備更加中立的可靠性。總而言之，如果實證主義的成果現(xiàn)在改變了政治信息的構成，那么信息構成在未來只能更加豐富多彩。

　　實證主義迅速增加的力量并不能保證在社會政策和政治構造中所有方面的持久的一致意見。我在此不是提出事實推動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的終結》（End of History）的版本。他的著名理論指出意識形態(tài)辯論的辯證法最后歸結為自由市場和自由民主的共識。利益團體，未來的技術發(fā)展，和現(xiàn)在沒有人能夠預測的技術力量可能創(chuàng)造政府分散權力的反壓力（counter pressures）。但是實證研究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將產生持久的推動力，讓政治建立在共識和事實的基礎上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團或者特別游說活動上。

　　譯自：“Age of the Empirical” By John O. McGinnis Policy Review June & July 2006 Number 137

　　http://www.policyreview.org/137/mcginnis.html

　　作者簡介：約翰•麥克吉尼斯（John O. McGinnis），西北大學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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