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中國共產(chǎn)革命中的毛的因素

　　在今天的中國，有關毛澤東的敘述，是一個被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有關毛澤東的研究已經(jīng)越出學院的范圍，不同年齡段的人，不同社會背景的人，都會有自己的對毛的敘述，有時，這些敘述是和具體的歷史事實相聯(lián)系的，有時這些敘述只是表明一種態(tài)度和立場，而不一定要有具體的歷史事實作基礎，也就是說，把毛已抽象出來，成為一個符號象征。這從另一個側面也說明，毛對中國的影響有何等深遠，盡管他已去世二十七年，中國的情況和他離世時相比，已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我們是學歷史的，應該比較客觀，但即便這樣，不同的歷史學家，他們的有關對毛的敘述也是不一樣的，一個原因是不同的歷史學家或學者，他們有不同的評價系統(tǒng)，再有，就是毛作為一個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有著不同的面相，梁漱溟先生就說過：“毛澤東不是一個，而是變化中的許多個”，當我們只看到毛的一個或幾個面相，有不同看法，發(fā)生爭論就在所難免了。對于毛，自可以有不同的認識角度，這些不同的認識角度構成了一個很寬大的平臺，能夠幫助我們來認識毛澤東這個在二十世紀中國舞臺上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歷史人物。我只能從自己的認識角度，就這個問題粗線條的談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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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談的主題或一個基本線索是：毛澤東的崛起和1949年中國共產(chǎn)革命的勝利，也就是中國共產(chǎn)革命中的毛的因素。毛在晚年對他一生的事業(yè)也作過自我 評價：我一生做了兩件事，一是把日本人打敗，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
二是發(fā)動了文革。對第一件事，沒有人反對，第二件事，支持的不多，反對的不少。

　　毛在中共崛起與他是中共最有名的軍事領袖分不開的。1927年9月之后，毛上山，但是當時中共黨人上山的也很多，毛有什么特別之處呢？第一，他做的最成功，第二，毛不僅僅是軍事領袖，他在政治上也有許多見解，1928——1930，毛在贛南和閩西開創(chuàng)出一片新天地：這就是以共產(chǎn)黨軍隊為中心，發(fā)揮政治動員的巨大功能 ，開展土地革命，爭取底層群眾支持，創(chuàng)建中國的紅色政權。而他的基本的政治態(tài)度和領導風格也在這個時期的浮現(xiàn)了出來了：

　　1，重視革命暴力， 強調革命專政對于無產(chǎn)階級反抗和奪權的極端重要性，

　　2，有一套改變中國的大見解，隨形勢變化而變化，從不放棄，

　　3，重視動員底層群眾，

　　4，非�，F(xiàn)實主義，

　　5，強勢的領導風格

　　這五點一直延續(xù)到1976年毛逝世，基本沒有改變。

　　1928年后的上海中共中央：

　　1、以城市為中心，

　　2、對毛樂觀其成，

　　雖然有時覺得毛偏離“正統(tǒng)”，但基本上對毛是肯定和支持的， 1928年 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毛缺席仍被選為中央委員。1930年后，因生存環(huán)境日益惡化，上海中央向江西轉移，1931年底-1933年春，上海中央到達江西蘇區(qū)，

　　與毛的分歧沖突加�。好�的軍事路線與中央的軍事路線的分歧是最重要的；
其次，黨中央要樹立新權威而對毛加以防范，

　　中央的路線是“進攻路線”、“階級決戰(zhàn)”，

　　毛的軍事路線：敵強我弱，要有長期的觀點，要避實就虛，集中兵力打殲滅戰(zhàn)，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大幅度前進，大幅度后退，不以一城一地為目標 ，在運動中殲滅敵人，

　　毛的這一套確實很成功，將國民黨軍的幾次圍剿都打破了，創(chuàng)造了“以少擊多”的典范，

　　留蘇派在周恩來等的支持下，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一個蘇式社會在江西二十多個縣建成，但由于沒有軍事上的成功，蔣介石以“步步為營”、“碉堡政策”逐漸蠶食中央蘇區(qū) ，1934年10月，紅軍被迫長征，長征途中，損失慘重，到了遵義，為了黨和軍隊的生存，領導層決定開會，也是毛有意促成的。他有句名言，當仁不讓。在這次會議上，毛分化了國際派，爭取了周恩來，毛重新進入核心層，毛這時的權力還是相對的，盡管他已成了最重要的領袖之一。毛澤東以后說過，他這個人是 “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的“菩薩”，在遵義又開始“香起來”，并被大家撿了起來，果然遵義會議后，他立即就行動了起來。

　　毛面臨的兩個問題：

　　1、如何對付國民黨？

　　2、如何進行黨內(nèi)整合？

　　毛在1938年和梁漱溟先生說過，他是“以其道易天下者”，1935一1936年，面對國民黨的軍事追擊，中共及其軍隊的生存，是壓倒一切的頭等問題，但是對毛而言，事實上卻存在著并行的兩條戰(zhàn)線。

　　第一條戰(zhàn)線是對付國民黨的外部戰(zhàn)線。不言而喻，“易天下”即是縛國民黨之“蒼龍”。在中共未奪取政權之前，威脅中共生存和發(fā)展的主要力量只能是蔣介石政權。因此，如何回擊并打敗國民黨，不僅是毛須臾不能忘懷的首要問題、也是毛用以凝聚、駕馭和統(tǒng)一全黨的最重要的政治理念和驅動力量。

　　與第一條戰(zhàn)線相比，第二條戰(zhàn)線雖不那么凸顯，卻同樣重要——這即是對黨內(nèi)進行統(tǒng)合的戰(zhàn)線。顯而易見，欲易蔣介石政權之天下，若不牢牢掌握中共及其軍隊，則一切免談；
而易國民黨之天下，又必先改變毛所認為的凡不利于奪取國民黨政權的中共方針、政策等各個方面，是故，第一條對外戰(zhàn)線與第二條對內(nèi)戰(zhàn)線，兩者之間又存在著密切的聯(lián)系。

　　1935一1936年，毛澤東將其側重點主要放在對付國民黨的第一條戰(zhàn)線，在毛的努力下，紅軍阻遏了國民黨對陜北的軍事進攻，使中共的生存環(huán)境獲得了明顯改善。毛在軍事上的成功，對其政治生涯有極重要的意義：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nèi)，毛只是以擅長指揮軍事而著稱于中共黨內(nèi)，從主要擔負軍事領導責任到一身兼負黨和軍隊的決策以及指揮責任，毛澤東在黨和軍隊中發(fā)揮的作用日益突出，此既是中共領導體制在戰(zhàn)時環(huán)境下變化的產(chǎn)物，又與毛所占據(jù)的特殊地位，他所擁有的獨特的政治資源有關。同時，這也是毛頑強努力的結果。

　　中共領導體制在戰(zhàn)時狀態(tài)下發(fā)生的變化，對毛澤東順利地將其在軍事指揮領域的權力延伸至黨的領域有著直接的影響。長征前夕，戰(zhàn)況瞬息萬變，形勢極端危急，為了適應戰(zhàn)略大轉移的戰(zhàn)時需要，黨和政府系統(tǒng)全部并入軍隊，而中共全部權力完全集中于博古、李德、周恩來領導的“三人團”。遵義會議雖取消了“三人團”，但在1935年 3月，又根據(jù)毛的提議，為便于“應付緊急軍事行動”，重組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然而，“新三人團”的體制卻不同于老“三人團”，代表黨的洛甫并不在“新三人團”之列。遵義會議原來決定，周恩來是代表黨在軍事上下最后決心者，毛澤東輔助周工作，但到1935年春夏之交，周恩來與毛澤東調換了角色——周成了毛的輔助者。這樣毛成了事實上的中共最高軍事指揮者。毛與周角色的互換對毛有重大意義，在緊張的戰(zhàn)時狀態(tài)下，軍隊與黨實際已溶入一體，當毛置身于領導軍隊的關鍵地位時，事實上他己處于隨時可以領導黨的有利位置�！　�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毛澤東在1935一1936年使自己在中共領導層中愈來愈處于最有實力、最具影響力的地位，在大敵當前，全力指揮軍事的同時，毛對黨的大政方針和全局性方面的工作保持著高度的關心。一方面，毛不敢冒任何風險，謹慎地在莫斯科劃定的禁區(qū)前穿插迂回，努力維持著中央領導層的穩(wěn)定；
另一方面，毛又不失時機，利用戰(zhàn)時狀態(tài)提供的組織機構變動頻仍的機會，巧妙地運用自己的影響力和特殊地位，有條不紊、小心翼翼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

　　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莫斯科和中共黨內(nèi)的壓力下，毛被迫長期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lián)碜o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是毛澤東與洛甫政治結合的基礎。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和出于現(xiàn)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斗轉星移、時過境遷，再繼續(xù)然持這個結論，就愈發(fā)顯得強人所難了。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系到毛澤東能否實現(xiàn)其“道”，從而在政治前途上開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催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更無法打破今毛感到壓抑的、彌漫于中共黨內(nèi)的濃厚的俄化氛圍，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的改造。　　

　　一向末被史家注意的1937年的劉、洛之爭對中共歷史有著重大影響，這場爭論的實質是如何看待中共1927一1937年的政治路線及是否改組中共領導構成的問題。盡管毛澤東完全贊同劉的觀點，但囿于黨內(nèi)的強烈反對和洛甫激烈的抵拒，毛只是有節(jié)制地表明了自己對劉少奇觀點的支持，而未全面闡述他個人對十年路線的總體看法。劉洛爭論雖以洛甫意見占上風而告結束，但毛洛聯(lián)盟從此正式解體，而毛劉長達 30年的政治結合的基礎卻因此次爭論而告奠定。

　　（二）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國內(nèi)形勢急劇轉變，歷史遺留問題尚未解決，黨內(nèi)又就與國民黨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政策和八路軍軍事戰(zhàn)略方針問題發(fā)生了新的分歧，毛澤東陷入了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困境。

　　1937年 8月下旬，在洛川會議上，毛提出的利用抗戰(zhàn)時機全力發(fā)展中共及其武裝、八路軍以游擊戰(zhàn)為其主要作戰(zhàn)方式、將軍隊主要力量用于開辟敵后中共根據(jù)地等一系列主張遭到中央核心層部分成員冷遇，周恩來且?guī)ь^對毛的主張表示異議。這是遵義會議后，毛在中央核心層所遇到的第一次挫折， “運動游擊戰(zhàn)”方針受到軍方領導人的一致?lián)碜o，毛面臨軍方與其疏離的現(xiàn)實危機。

　　1937年11月底，王明身負莫斯科要求中央轉變方針的重大使命，以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書記處書記的身份飛返延安。王明且以天子門生自居，口銜天啟，傳達斯大林要求中共全力加強與國民黨合作的新方針，受到周恩來等的一致?lián)泶�。周且�?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上，不指名批評毛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而沒有實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則。

　　面對來自莫斯科的巨大壓力和政治局內(nèi)的一致聲音，毛澤東雖然隱約其辭，但最終取與大多數(shù)政治局委員相一致的立場，對王明的新方針隨聲附和，此亦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王明返國對毛澤東造成的沖擊既深又遠。1937年12月后，在中共黨內(nèi)事實上形成了毛、王共治的局面，毛的影響相對下降。1937年未至1938年夏，這是毛在遵義出山后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毛自稱，在這段時間“鬼都不上門”，此話可能言過其實，但其政治影響相對減弱卻是事實。

　　雖然毛澤東在政治上遭到嚴重的挫折，但他并未就此罷休， 1937年底至1938年夏，毛韜晦養(yǎng)氣、進行各項準備，為挽回頹勢竭盡一切努力。

　　在毛的各項準備中，理論的準備占據(jù)重要位置。毛深知“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若不建立起自己的有說服力的概念系統(tǒng)，便無法在新的形勢下使其同事折服。而要拿出這一套概念系統(tǒng)，又必須在莫斯科的菜單里進行精心選擇，并加以自己的佐料，使其既有莫斯科可以接受之外觀，又有自己的靈魂。

　　此項工程難度甚大，非大手筆無以完成。1935年前，毛盡管已萌生種種想法，但多屬對當時黨政策之直觀反應。只是到了抗戰(zhàn)階段，當毛已研讀了一批列寧、斯大林著作，毛的一套想法才在與其政治對手的較量中逐漸系統(tǒng)化和概念化。與王明等的分歧更刺激了毛理論思維的活躍，促使他創(chuàng)造出幾個極具攻擊力的概念術語。　　

　　1938年8月，王稼祥返國帶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核心的口信，毛乘勢立即召開中共六中全會，就此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新概念，將其“道”在全黨和全國完全公開。毛正式亮出自己的旗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中共在抗戰(zhàn)中獲得正當性，也為奪取“解釋權”走出關鍵的一步，毛明確表示，中國不僅從馬列主義，而且還要從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吸取精神資源。毛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其大的方面而言，即在于他吸取、運用馬列階級斗爭、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蘇共黨的組織結構形式，將其與中國歷史重大遺產(chǎn)——農(nóng)民造反、“馬上打天下”的傳統(tǒng)融匯統(tǒng)一，使之轉化為由共產(chǎn)黨領導的、推翻國民黨統(tǒng)治的現(xiàn)代農(nóng)民大革命。作為中共摹本的俄式革命理論及經(jīng)驗，雖在毛將中國傳統(tǒng)遺產(chǎn)轉化為現(xiàn)代農(nóng)民革命戰(zhàn)爭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但俄式理淪及其經(jīng)驗與毛的觀念和行動又常有不合之處�！榜R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口號為中國的共產(chǎn)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和色彩，它不僅為毛所有的觀點提供了合理性的解釋，也給毛提供了自由活動的廣闊空間，它更有助于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chǎn)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于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抗戰(zhàn)階段，毛抓住“中國化”的旗幟，立時使王明等陷于窘境而無以自拔。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之召開，終使毛正式成為黨的領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會后，毛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日常工作（此時的書記處類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度與王明合作的周恩來旋即離王而去。毛與周再次走到一起。

　　（三）

　　從1935一1938年，經(jīng)過 4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畢竟在實現(xiàn)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完全獲得中共意識形態(tài)的解釋權，中共理論和思想宣傳部門仍控制在留蘇派的手中。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chǎn)黨內(nèi)，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jīng)典的解釋權，誰就控制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tài)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制也難持久。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jīng)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nèi)早造成一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chuàng)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毛對此除了憤慨而亳無辦法。

　　1938年10月，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臺上向全黨發(fā)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學什么？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chǎn)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tài)度和工作方法�？墒钱敃r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于將其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1938一1941年，學習運動并沒有使毛滿意, 1941年 5月19日，毛當著王明等的面，向王明發(fā)起新的一輪攻擊，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中，他要求徹底扭轉1938年后開展的學習運動方向，“廢止孤立地、靜止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

　　在向王明發(fā)起的最新挑戰(zhàn)中，一組組最具隱喻性和挑戰(zhàn)性的新語匯被毛創(chuàng)造出來—— “言必稱希臘”、“希臘和外國的故事”、“教條”、“留聲機”，盡管皆有其針對意涵，卻并不明確所指，這就更加容易在詞語與現(xiàn)實之間引發(fā)疑問和聯(lián)想，從而猛烈動搖王明等的老語匯的神圣地位，為毛通過改變詞語，奪取意識形態(tài)解釋權掃清障礙。

　　1941年春，實現(xiàn)毛澤東目標的日子已經(jīng)迫近，毛己成為不可動搖的中共第一號領袖，現(xiàn)在毛不僅是軍事家、政治家，也開始成為黨的理論家。盡管毛澤東還未獲有中共總書記或黨主席的正式頭銜， 1941年6月22日，德侵蘇，斯大林無力東顧，毛順風扯帆，先在黨的領導層開展思想交峰，繼而在1942年初把運動推向全黨，是為“整風運動”，這是一場徹底改造全黨——從組織結構到精神氣質，從語言到思維方式——的大風暴。在1942——1945年時間里，毛用兩手：“和風細雨”和“急風暴雨”，從 思想、組織、權力結構重組等入手，實現(xiàn)了黨的全盤毛化和他個人對黨的完全領導。

　　毛的概念全面滲入黨的思想、組織：

　　1）農(nóng)民 ；

　　農(nóng)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最具革命性，

　　2）知識分子；

　　他認為，知識分子對于革命很重要，但知識分子只有書本知識，因此需要長期改造思想，毛以后對國共斗爭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是共產(chǎn)黨的農(nóng)民打敗了國民黨的知識分子，

　　3）對理論；

　　毛說，不能對實踐有用的理論就是狗屎，甚至還不如狗屎，因為狗屎還可以肥田，

　　4）對個人與集體 ；

　　強調個人必須服從集體，

　　毛抓住幾面旗幟 ，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反帝反侵略，開展底層革命，

　　1，民族主義 （抗日，以后又反美），

　　2，平民主義 （窮人的黨）

　　爭取廣大底層民眾的支持，抓住了大多數(shù)，

　　3，高呼民主主義、反對蔣介石的獨裁，

　　新民主主義 ，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歡迎外國資本 ，爭取國內(nèi)各階層的支持，抗戰(zhàn)勝利四年后，打敗蔣介石與國民黨，奪取全中國，毛的成功取決于他抓住了兩個大問題：民族主義和民主主義，占據(jù)了近代中國的道德至高點，毛的成功取決于他面對中國近代以來的幾個基本問題所作出的有力的回應：

　　近代中國的基本問題：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即 “反帝反封建”，孫中山的反應是：創(chuàng)建三民主義，發(fā)動反清革命和國民革命，有所成功，也有所失敗，關鍵是對底層的改造著力不夠。

　　毛的反應是：

　　1、通過對馬、列、斯的轉換，面對底層群眾和精英分子，創(chuàng)造出一套新意識形態(tài)，這是一個完整的無所不包的新解釋體系，為中共提供了意義和價值，

　　2，靈活的革命策略，

　　3，高度重視軍隊，

　　4，高度重視黨的思想和組織的統(tǒng)一，

　　5，發(fā)動底層革命，

　　6，他個人的特殊稟賦：軍事學高明和熟練高超的政治謀略, 毛雖不是學軍事的科班，這點他特別得意，自稱是“綠林大學”。

　　（四）

　　1949年中國共產(chǎn)革命取得勝利，一個最重要的的特征就是在冷戰(zhàn)格局下，創(chuàng)立新國家、新制度，由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歷史進程，中國出現(xiàn)了新的面貌：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的新確立，工業(yè)化的展開，普通民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廣泛參與，全社會共同意識、共同價值觀的建立等等。新國家、新制度、新社會是中國共產(chǎn)革命勝利的產(chǎn)物，促成革命的成功因素在當代史上繼續(xù)發(fā)揮重大的影響，成為建國、治國的“依賴路徑”，但是也有悖論：這就是成功的一套在新環(huán)境下，沒有及時調整，而帶來一系列嚴重的問題。

　　這怎么說呢？這就是列寧所說的：靠廣大工農(nóng)的熱情、沖擊和英勇精神，可以解決革命的政治任務和軍事任務，“但這個優(yōu)點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為我們的最危險的缺點了。我們總是向后看，以為這同樣可以解決經(jīng)濟任務。但錯誤也正在這里，因為情況改變了，……不能企圖用昨天的辦法來解決今天的任務�！�

　　1，眾所周知，中國共產(chǎn)革命的成功是中共長期領導武裝斗爭勝利的結果，而這又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革的一個基本特點，這就是為了抵御外來列強的侵略和改變國內(nèi)的積貧積弱，中國重要的政治力量，都把運用軍事手段實現(xiàn)政治目標，擺在頭等重要的地位。從建國初開始，社會的組織化加速進行，在全社會的范圍內(nèi)，軍事性的風格和精神氣質也逐漸濃厚，大大改變了世紀初以來，由受列強侵略而造成的民氣低落，精神低迷的狀態(tài)。五十年代，國家進入到建設時期，從蘇聯(lián)引進的蘇式經(jīng)濟管理體制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幫助中國建立起初步工業(yè)化的基礎，中國的計劃管理模式事實上已具有“理性計劃經(jīng)濟”的特征，但是本土過去革命時代的經(jīng)驗仍然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1957年后，軍事化或類軍事化的思維和管理方法在經(jīng)濟建設和社會管理中全面復活，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達到高潮。烏托邦主義配之以高度的組織化和軍事化的政治措施，軍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決一切問題的慣性，給國民經(jīng)濟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壞。以至 “唯軍事至上”在文革初期達到巓峰。在戰(zhàn)爭年代運用高度集中統(tǒng)一的軍事化方法達成革命目標是順理成章的，在從軍事時期到和平時期的過渡階段，繼續(xù)沿用軍事化方法和手段進行快速動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進入長期和平建設階段后，遲遲未能建立起以法律為中心，體現(xiàn)共性和個性相協(xié)調的現(xiàn)代經(jīng)濟和社會管理體制，培育現(xiàn)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這必然給國家、社會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質生活帶來消極影響。

　　2，1949年，在農(nóng)村進行了22年武裝斗爭的革命者進入到城市，他們面臨的一個新課題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與知識分子結合，這是在執(zhí)政的條件下建設國家，發(fā)展教育，科學，文化的關鍵。但如陸定一同志所說的，解決這個課題對于黨和知識分子來說，都是有困難的，因為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黨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識分子對革命也不了解。在中共奪取政權的過程中，農(nóng)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被廣泛動員的農(nóng)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占了的絕大的比重。在這樣的背景下，農(nóng)民的狹隘性和保守性被遮蓋了，而只是被限定在 “小生產(chǎn)自發(fā)性”上面，這就造成一種弔詭的現(xiàn)象：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
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領域，農(nóng)民思維，農(nóng)民習氣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lián)系的知識分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這種思路下，新老知識分子都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長時期內(nèi)難以正常發(fā)揮。

　　3，毛澤東的領導是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革命的勝利使毛獲得極高的威望，毛成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體現(xiàn)，其權威具有不受制約的至高無上性，在這種狀況下，領袖的自律和智慧成為政策糾錯的唯一條件。遺憾的是，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的專斷性急劇發(fā)展；
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堅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規(guī)律，于是，在他的不可違逆的意志和昂揚的理想主義精神氣質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糾錯機制都無從建立。

　　1949年革命的勝利既是革命的到達點，也是建設的出發(fā)點，但“馬上得天下”并沒有很快轉化成為“下馬治天下”，這是因為對“革命”與“執(zhí)政”的互動關系認識不清�！案锩�”一詞在近代中國有完全正面的意義，從孫中山開始，致力于改革中國現(xiàn)實的政治力量都自稱 “革命者”或“革命黨”。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臨的環(huán)境和任務都變了，經(jīng)濟建設為第一要務，為此需要對過去的傳統(tǒng)進行轉換，需要建立起以科層化為表征的理性化的經(jīng)濟和社會管理系統(tǒng)，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時期的經(jīng)濟社會管理方式和戰(zhàn)時狀態(tài)下組織形式有著巨大的差異，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層制雖然存有種種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經(jīng)濟和社會生活不受空想烏托邦的破壞�？障霝跬邪钪髁x的表現(xiàn)形式之一就是決策過程中的隨意性和浪漫主義，在追求理想主義的美好未來時，過去熟悉的記憶和經(jīng)驗不斷被喚醒和復制，于是，迷信過去的傳統(tǒng)，延續(xù)過往的傳統(tǒng)，就成為應對現(xiàn)實和未來的不二法門，如此就很難在治國理念和組織形式上向現(xiàn)代公共管理轉變。歷史的辯證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時空條件下有可能成為障礙性的因素，對此問題認識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從革命向執(zhí)政轉化的困難。而這種轉化的遲滯一定會給國家的發(fā)展和人民的生活帶來消極的影響。

　　時至今日，有些學者對“革命”及其內(nèi)部機制作了具體的分析：

　　1，社會革命能夠導致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因為社會革命的基礎很廣泛，有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它的綱領確實符合近代化的主題：追求國家獨立、社會公正和解放，推動社會各項事業(yè)的進步。

　　2，社會革命也有后遺癥的問題。

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進入社會和個人的一切領域， 其結果是限制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主發(fā)展，這就是國家力量無所不在，社會自主性和個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終完全消失，最后只剩下一個強大到無所不在的國家權力，即列寧說過的所謂“兵營式的社會主義”。

　　正因為如此，國內(nèi)外學術界普遍高度評介1978年后鄧小平領導的中國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的進程，認為改革的實質就是重新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也就是從“革命”向“執(zhí)政”轉變，從“馬上得天下”到“下馬治天下”。

　　最后的話：毛是中國人的一個永久的話題，他將持續(xù)性的引起我們的思考和反思，而所有這些，都應該指向未來，指向民族、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

　　2003，11，11于臺灣師大歷史系

　　2003，12，1于中國藥科大學

　　2003，12，6于南京大學社會學系

　　2004，5，11于臺灣中興大學歷史系

　　2004，5，18于臺灣成功大學歷史系

　　2004，6，2于臺灣暨南大學歷史系

　　2004，10，23于華中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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