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維：論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發(fā)布時間:2020-06-03 來源: 短文摘抄 點擊： 
摘要：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嚴重的問題之一。核心價值觀是一個七層的――道德、自然、群體、社會、政治、民族、國際――由內(nèi)而外的同心圓體系，其普適性、牢固性自內(nèi)而外逐層降低，體系的崩潰往往始于最外層的國際觀。重建價值觀，精英共識是關鍵。
社會核心價值觀的迷失，是中國社會面臨的最嚴重問題之一。缺少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沒了“主心骨”。
本文試圖提供一個關于“社會核心價值觀”研究的科學分析工具1，希望這個工具有助于形成中國知識界的核心社會價值觀共識。
本文回答以下三種問題：一，什么是社會價值觀？社會價值觀如何變遷？二，什么是社會核心價值觀？三，社會核心價值觀是如何迷失的，又是如何建構的？
本文分為四節(jié)：第一節(jié)，闡述社會價值觀的定義、作用、變遷、種類；
第二節(jié)，分辨社會核心價值觀體系和體系內(nèi)的層次；
第三節(jié)，討論核心價值體系內(nèi)不同層次間的聯(lián)系；
第四節(jié)，簡述核心價值觀生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途徑。
一．社會價值觀的定義、作用、變遷、種類
1．社會價值觀的定義
與動物不同，人類擁有“觀念”。人類的“觀念”有無限多，而價值觀不是一般的觀念，它是關于是非曲直的觀念――對人類的生存和發(fā)展至關重要――正因為有了它，人類才能分辨生活的甜酸苦辣，才能懂得恥辱和光榮，才有了關于光明的夢想。
價值觀是關于什么的是非曲直觀念？社科人文的各個學科因研究對象的不同，各自關心的價值觀也就不同。哲學關心與“真、善、美”有關的是非曲直觀，歷史學關心與歷史判斷有關的是非曲直觀，人類學關心人類再生產(chǎn)——性與生育方面——的是非曲直觀，倫理學關心與人類基本道德相關的是非曲直觀，心理學關心影響心理健康的是非曲直觀，經(jīng)濟學關心那些與市場機制運行相關的是非曲直觀，社會學關心影響社會（向現(xiàn)代性）變遷的是非曲直觀，政治學關心各種被稱為“主義”的是非曲直觀。
作為政治學人，作者關心的是能給“現(xiàn)代民族國家”帶來和諧社會關系的那些是非曲直觀念，作者把關系到社會凝聚的價值觀稱為“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
那么，到底什么是“社會價值觀”？人之間發(fā)生交往關系的場合被稱為“社會”；
社會上人之間的關系是“社會關系”；
人們關于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就是“社會價值觀”，它集中體現(xiàn)為社會“綱�！被颉吧鐣袨闇蕜t”――埋藏在我們意識深處。
“社會行為準則”由人們對社會關系的認識而來。這種認識經(jīng)過長年積淀，因潤滑社會關系而成為“綱常”，成為“人文知識”。行為準則與社會客觀條件有關系，與本地的文化傳統(tǒng)也有關系，從而在不同民族之間有很強的相對性。所謂“人類的普適價值”，大多承載著某些強大富裕社會的政治和文化偏見。
盡管不同文明體系社會的是非觀是相對的，但是，任何一個價值觀只有兩個方向――是與非。而是非判斷是有程度空間的，人們常常把價值觀向是或非一端的變化趨向稱為價值觀的“導向”，價值導向的終極標準只有“是”和“非”兩頭。當然，是非觀念可能會變化，今是而昨非，但依然還有是與非，只不過是以一種是非觀取代了另一種而已。舉個“導向空間”的例子：新聞界的價值觀認為，客觀報道事實是記者“應有的”職業(yè)道德，記者利用報紙扭曲事實而牟私利是“錯誤的”。但中國一些經(jīng)濟類的專業(yè)記者，經(jīng)常會收到企業(yè)的報酬，換取記者較多的“美言”。就新聞界的價值觀而言，這在方向上是“錯”的。但受制于種種現(xiàn)實條件，此種“非”，已是不成文的行規(guī)，被新聞界和企業(yè)界勉強接受。若記者因為收受較多的錢把一個經(jīng)營差的企業(yè)說成是經(jīng)營好的企業(yè)，就往錯誤的方向滑動了一大步。若記者把操縱企業(yè)報道當成自己的主要收入來源，就明顯是錯誤的了。若記者為了錢，去勒索企業(yè)，威脅毀掉企業(yè)的聲譽，那就成了犯罪。
2．社會價值觀的作用與變遷
強調社會價值觀對社會關系的作用是本文的基本出發(fā)點。
社會行為準則的前提是界定身份認同，即確定“我（們）是誰”。比如，我是男人，所以我“應該”保護女人；
我是老年人，所以“不該”去迪廳蹦迪；
我代表政府，“不該”辦博彩；
我們是中國人，“不必”以美國做判定是非的標準。
界定了社會身份，價值觀就比較穩(wěn)固，就能潤滑社會關系。自我身份界定清晰，與身份相關的行為準則也得到公認，社會關系就和諧。比如，我是“子女”，就“應當”孝敬父母；
我是“父母”，就“應當”養(yǎng)育子女；
我是“商人”，就“應當”做生意賺錢；
我是“教授”，就“應當”教書寫書；
我是管理社會的官員，就“應當”為老百姓服務。各安其位，方能各司其職，社會方能和諧。
相反，當自我社會身份定位出現(xiàn)混亂，則價值觀就不穩(wěn)固，行為綱常隨之紊亂，社會關系中的矛盾被催化。比如，男人同時認為自己是女人，教師同時自認是賺錢機器，官員同時自認是商人，商人同時自認是官員，則各自的行為準則就會混淆紊亂，導致怪異行為：掌握公權的官員挖空心思去賺錢，官場綱常就崩潰，官員的行為就似強盜了。老百姓視官員為強盜，社會就可能烽煙四起。
既然價值觀是人們關于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價值觀的主要源泉就是社會關系，價值觀變遷的主要動力就是社會關系的變遷。生產(chǎn)技術在進步，社會分工在變遷和細化，社會在運動演化，社會關系也在運動演化。倘若社會關系變動不拘，人們對自己身份的界定就變動不拘，人們內(nèi)心深處與身份相關的行為準則也就不穩(wěn)定。在一個高速變遷的社會，社會關系不可能穩(wěn)定，價值觀也不可能穩(wěn)定。
絕大部分價值觀的變遷是被動的，會跟隨、反映、并潤滑社會關系的變遷。大部分價值觀的變遷只會讓一部分人“不大適應”，卻不會引發(fā)社會動蕩。比如，當家庭由三世同堂變成核心型的小家庭，再變成“丁克家庭”（沒有孩子的家庭），原有“家庭倫理”相應地逐步解體是當然的。同樣的道理，先進避孕技術的普及和男女同工同酬，使性與生育的必然關系不復存在，關于性關系的觀念也發(fā)生顯著變化。當交通、通訊、運輸技術產(chǎn)生重大突破，IT業(yè)成為重要的產(chǎn)業(yè)部門，關于勞動的觀念，關于雇主與雇員關系的觀念，關于休閑娛樂的觀念，關于言論自由的觀念，關于師生關系的觀念，關于政府權威的觀念，等等，就都與小農(nóng)社會和機器社會里的觀念顯著不同。
如果社會結構變遷太快，社會關系變遷太快，就會造成同一時代里不同年齡人之間的價值觀出現(xiàn)“代溝”。當權的長者跟不上社會關系變遷的實際，強行灌輸保守的價值觀，會招致年輕人的逆反心理。同樣，年輕人不懂得尊重傳統(tǒng)價值觀，淺薄地嘲弄那些光榮時代確立的價值觀，也會招致長者的激烈反應。
3．社會價值觀的種類
價值觀分為兩大類，即“核心價值觀”和“非核心價值觀”。反映基本的、需要長期穩(wěn)定的社會關系的價值觀就是核心價值觀。或者說，能維持社會基本團結的價值觀就是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只有很少的幾種，筆者認為只有七種（見下文）。核心價值觀以外的對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都是非核心價值觀。在一個社會里，多元的非核心價值觀能增進社會活力，統(tǒng)一的核心價值觀能阻止社會分裂。
基本的社會關系“應當”比較穩(wěn)定，社會核心價值觀也“應當”比較穩(wěn)定。基本的社會關系沒有變，核心價值觀變了，可以使基本的社會關系發(fā)生“不應當?shù)摹蔽蓙y。在任何時代，人際關系出現(xiàn)急劇惡化都是“不應當?shù)摹�，而普適道德觀迷失后就會發(fā)生。這說明，與非核心價值觀的被動變遷不同，核心價值觀的變遷是主動的，有其自身的變化邏輯，相對獨立于社會關系的變遷。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闡述核心價值觀變化的獨立邏輯，及其對基本的社會關系發(fā)生杠桿作用。
二．核心價值觀體系及其層次
“基本的社會關系”是社會構成的骨架。骨架散了，“社會”就崩潰了�，F(xiàn)代社會的骨架由七大類關系構成：個人與他人的關系，個人與自然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與社會的關系，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人民與民族國家的關系，以及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
對應這七大類基本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就是“核心價值觀”。若把這些基本的是非判斷當作一個“體系”——核心價值觀體系，就能觀察到這個體系的分層，乃至層次間相互關聯(lián)的邏輯。對應“基本社會關系”的種類，核心價值觀自成一個七層的同心圓體系，自內(nèi)而外包含七大類核心價值觀：（1）道德觀，（2）自然觀，（3）群體觀，（4）社會觀，（5）政治觀，（6）民族觀，（7）國際觀。其中，最外層是國際觀，內(nèi)核是人類的普適道德觀。
1、第一層：個人與他人的關系——道德觀
在社會里，最基本的行為準則是六條區(qū)分“人”與“動物”的“普適道德”。既然我們是“人”，就不能認同：（1）殺人（比如，隨意監(jiān)禁，濫殺無辜）；
（2）搶劫（比如，強占農(nóng)民土地，違法迫使工人超時工作）；
（3）偷竊（比如，剽竊別人的研究成果，把全民或集體所有竊為私有）；
（4）欺騙（比如，出爾反爾，不講誠信）；
（5）遺棄（比如，拋棄老人和缺乏勞動能力的人）；
（6）濫淫（比如，強奸及同未成年人發(fā)生性關系）2。
人們對普適道德觀有分歧嗎？一般而言，人類在普適道德領域里基本沒有分歧。不過，近代市場體系確立以來流行的“物質主義”——個人的物質利益享受至上，以及“理性主義”——盤算利益得失是個人行為的至上準則。這兩條往往是道德和宗教界的批評對象。其實，在任何時代，追求物質享受都是人的本能。農(nóng)人努力使田地多出產(chǎn)，商人努力賺更多的錢，自古皆然。即便對于孔子，依然“食、色，性也”，而且要“食不厭精”。對物質享受的理性追求，提供了人類基本的前進動力。然而，理性地追求物質享受只是人類本能，而不是價值觀。價值觀不是本能，而是精英們制造的關于“社會”關系的觀念，要求在獲取個人利益的同時不能不擇手段，不能傷害“社會”中他人的利益。物質利益是重要的，成為“主義”，則反社會了。個人理性是重要的，成為“主義”，也是反社會的。本能以利己為要，而社會價值觀在本質上是利他的。當社會精英把“人類社會”的法則簡化為市場法則，甚至簡化為動物界法則，普適道德就成了“理性主義者”們的（邏輯）“累贅”。維系人類社會，靠的是人類成千上萬年痛苦經(jīng)驗積淀出的普適道德規(guī)則，亦稱“正義”或“基本法”。這正義觀是深深種植在人類心靈里的。正是這種“人性”使人類脫離動物界。比較動物界，人類社會優(yōu)越得多。無論出于什么原因，如果社會精英們不把自己看作“人”，而自認是動物王國里的一員，贊美弱肉強食自然法則下的“自由”及“理性”，心靈里的“普適道德”就迷失，這個社會就有墮入動物界的危險。
2、第二層：個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觀
大自然——山川、平原、海洋、空氣、動植物——是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根本條件，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就被歸為社會關系。人類對待自然的觀念，深刻地影響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觀念，影響各種社會觀念。
我們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觀念有什么分歧？近代以來，有教養(yǎng)的人們摒棄了萬物有靈的迷信，放棄了“天人合一”的玄學，避開成體系的宗教解釋，用科學的懷疑求知精神去解釋大自然，解釋“為什么”。正是因為對科學的信仰——科學精神――才有了近代以來物質文明的跨越式進步，人類近三百年的知識積累超過此前上萬年。如果我們自認是“現(xiàn)代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尊重科學就是我們時代的核心價值觀，也是正規(guī)學校教育的主體，更是社會進步的基礎。社會潮流是由社會精英引導的，如果我們社會的精英們不再自認是“現(xiàn)代人”，不信科學而信迷信，用迷信來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就會用迷信來處理其他的社會關系，那么，我們的社會就盛行“怪力亂神”。
3、第三層：個人與群體的關系——群體觀
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對于任何一種生物來說，群體的存在是個體生存的先決條件。生物學還告訴我們，群體和群體結構大于個體，群體生存競爭的能力取決于群體結構的復雜性。人是屬于社會的，個人的地位是由群體賦予的，也是自群體中因出類拔萃而獲得的。沒有群體認同的個體，雖然自由，卻是社會垃圾，也是社會碎片化的原因。所以，個體的自由和創(chuàng)造力不是在傷害群體中體現(xiàn)，而體現(xiàn)在為群體的生存和發(fā)展做貢獻。這種群體觀有相當?shù)钠者m性，也體現(xiàn)在各種成體系的宗教觀里。然而，在群體觀上，中國出現(xiàn)了重大分歧。到底是群體在先，還是個人在先？群體觀被中國很多的“精英”倒著講：雷鋒不代表“人性”；
而反雷鋒，見死不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人性”。像這樣的“價值多元化”、個人至上，是反社會的，不會讓中國的社會和諧有序。
以為西方社會信奉個人自由至上，這是中國一些社會精英“食洋不化”的誤讀。相對于中國社會事實上的個體家庭至上，西方社會自希臘羅馬時代就是群體主義的。中世紀自不待言。進入工業(yè)時代后，紀律和規(guī)則成為社會紐帶，群體嚴絲合縫的配合勞作成為西方社會強大的關鍵。在西方的群體里，等級、紀律、服從、權威、共同意志之類的詞匯屢見不鮮，那是西方社會的“基因”。Civil Society，無論翻譯成市民會社、公民會社、或者文明會社，首先是“會社”，不屬于組織起來了的“會”或者“社”，就成了“私”民，就不是“公民”，就不“文明”。正由于西方社會這群體至上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尊重“個人”，分清“群”與“己”的“權界”，才成為那里的永恒話題3。
中國傳統(tǒng)社會關于“公共”及“公民”的意識相當淺淡，僅極少數(shù)精英有在意“公共”的傳統(tǒng)。一直到1900年，中國的四億五千萬人還被兩萬洋兵打敗，賠了人家四億五千萬兩白銀，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如果中國人能團結一心，即使每人向這兩萬洋兵吐一口唾沫，侵略者也會被淹死在口水里。
所有發(fā)展中國家的群體價值觀都不如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穩(wěn)固。在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代化是個強化群體意識的過程。日本、新加坡、韓國在亞洲率先由發(fā)展中社會進入世界的發(fā)達社會行列，是加強和擴展了群體價值觀的結果。在現(xiàn)代中國，（社區(qū)范圍的）“社會主義”是強化群體意識的核心價值符號。
4、第四層：群體與社會的關系——社會觀
在現(xiàn)代市場社會，市場競爭是以群體為單位的，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競爭關系。村與村之間、企業(yè)與企業(yè)之間，每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都存在競爭關系。群體間的優(yōu)勝劣汰是“自然”法則。然而，人類社會并不處在完全自然的狀態(tài)中。大同世界，人皆兄弟，是人類進步的希望。群體競爭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更大群體利益的限制。近代以來，我們的群體價值邊界一直在擴展之中：小集體之上還有大集體，還有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之外還有國際社會。換言之，由家族認同而村落認同，由村落認同而鄉(xiāng)鎮(zhèn)認同，由鄉(xiāng)鎮(zhèn)認同而縣市認同，由縣市認同而省份和國家認同，這是靠不斷擴展邊界而進步的“現(xiàn)代”群體價值觀。我們稱這種現(xiàn)代觀念為“公民”意識。因為“我是公民”，所以不能傷害社會整體利益。近代以來，交通運輸通訊工具發(fā)達了，地球縮小了，國際競爭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所以，全民族的社會整體利益至上，不能被危害。正是在這個核心價值觀基礎上，各地各單位的人民必須遵守全國統(tǒng)一的法律和政令。比如，德國的《基本法》規(guī)定，德國實行“社會市場經(jīng)濟”，近來又調整為“社會環(huán)境市場經(jīng)濟（social-eco market economy）”。意思是說，社會整體利益和環(huán)境保護利益高于群體競爭的市場利益，而且這被稱為德意志民族的核心價值觀。
群體間的市場競爭，可能引發(fā)階級斗爭和利益集團的斗爭，從而損害社會整體利益。因此，對市場機制的尊重，要以尊重“社會整體利益”為前提，以服從關于保護社會整體利益的強制性規(guī)范為前提。在現(xiàn)代中國，（全國范圍的）“社會主義”是強化社會整體意識的核心價值符號。
5、第五層：人民與政府的關系——政治觀
群體的集合就是人民，人民組成社會，社會是由政府統(tǒng)一管理的。人民與政府的關系應當如何？這是個政治價值觀的問題。一切出色的文明都以一個獨特的政治文明為核心。政治文明凝聚在政治制度中。政治制度有社會結構和政治價值觀兩個來源。社會結構不同，各國的政治體制就不同，有些政治體制貌似相同而實際不同。葉利欽時代的俄國，雖然進口了自由民主制，但實際運作上更像哥倫比亞，甚至西西里的黑手黨。日本表面上奉行自由民主制，但其實際運作卻與西方大相徑庭：半數(shù)日本議員出身政治世家，部長的兒子是部長，部長的孫子也是部長，部長的重孫還是部長；
日本的“首席部長”（首相），實際出自700個左右自民黨黨員的選票，其中的掌控者不過寥寥數(shù)人。中國農(nóng)村的基層選舉也是這樣，法定的程序是一回事，實際的運作是另一回事。
為什么有些國家的精英非要硬性抄襲與自己社會結構不相匹配的政治制度？原因在于政治價值觀。政治價值觀可以獨立于社會結構而存在，是可以被精英們信奉、宣揚而流行的。政治價值觀集中體現(xiàn)為如何看待人民與政府的關系，特別是關于應當如何遴選政府官員，以及應當如何約束政府的觀念。倘若精英們認同的政治價值觀過于“西方”，致使流行的政治價值觀與中國實際的社會條件不兼容，就會撬動和扭曲人民與政府的關系，中國社會也就不可能和諧。
而今，流行于全球的政治價值觀是選舉，是直選，是多數(shù)決，是人民組成階級和利益集團，由集團的代表爭奪政府權力，通過占有政府權力來保衛(wèi)和促進本集團的利益。于是，政治成為政府權力的拍賣場，相對勢大者贏。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這種政治價值觀變成了人民與人民、人民與政府激烈沖突的催化劑。在歷史上，別國靠兩黨或多黨競爭解決了階級戰(zhàn)爭；
在中國，兩個黨或多個黨卻制造了戰(zhàn)爭，制造了所有人與所有人之間的混戰(zhàn)。中國因擁有自己獨特的核心政治價值觀而擁有獨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從而能自立于世界文明之林。在歷史上，中國靠儒家精英集團來領導；
在今天，中國由一支稱為“共產(chǎn)黨”的“先鋒隊” 來領導。兩者之間顯示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價值的傳承，異曲同工。不可否認，歷史上，儒家精英集團屢屢出現(xiàn)退化；
今天，中國共產(chǎn)黨也出現(xiàn)了退化跡象。但同樣不可否認，在歷史上，西方民主曾經(jīng)墮落為希特勒統(tǒng)治；
今天，西方民主再次遭遇嚴重的“合法性”危機，人民對政治失望、無助、乃至冷漠――2006年美國中期選舉的投票率才20％左右。今天，在廣大發(fā)展中地區(qū)，西方式的選舉民主也在四處遭遇“合法性”危機：街頭政治與票箱政治齊飛共舞；
社會被急欲綁“票”的政客挑動得四分五裂。
對本民族文化的自覺，首先是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如果中華民族不擁有自己民族的政治價值觀，就不可能擁有適應自己獨特社會結構的杰出政治文明，就會播種“龍種”而收獲“跳蚤”。
6、第六層：人民與民族國家之間的關系——民族觀
個人、群體、社會，都存在于民族國家之中。世界范圍的競爭，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過去是這樣，現(xiàn)在更是。世界市場將當今世界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加劇了世界范圍的競爭和沖突，導致民族國家的快速興衰，也導致龐大國家的天然競爭優(yōu)勢。為了避免被淘汰的前景，歐洲大陸過了氣的強國聯(lián)合起來，試圖建立一個龐大的歐羅巴合眾國。世界各大區(qū)域的中小國家之間也盛行區(qū)域合作。
民族國家是以“現(xiàn)代民族”為基礎的國家�！艾F(xiàn)代民族”是個政治概念，指的是國家行政疆界內(nèi)的所有人民，比如，美利堅民族、中華民族。“傳統(tǒng)民族”，指的是現(xiàn)代民族內(nèi)部依照宗教、人種、語言、文化、天然地理界限等劃分的民族。中華民族在20世紀靠浴血奮戰(zhàn)才建立起了自己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建成了本民族終極的安全保障。所以，愛國主義就是愛我們中國，民族主義就是在與其他民族國家的關系里，視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至上。只要自認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愛國主義是天經(jīng)地義的核心價值觀，本應是毋庸置疑的。
7、第七層：民族國家與國際體系的關系——國際觀
國際體系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因為國際體系處于“無政府”狀態(tài)，沒有統(tǒng)一的世界政府，各國都依賴本國的武裝力量自保安全，所以，通行于“國際社會”的基本法則是“弱肉強食”。因為被欺壓的民族會反抗，甚至聯(lián)合起來反抗，弱肉強食是需要結盟的，沒有任何強大的民族國家有能力單獨主宰整個世界。于是，在國際體系里，一方是壓迫者，另一方是被壓迫者，當然還有地位模糊的中介群，是壓迫和抵抗壓迫的中介和中間地帶。
由于被壓迫者也有國防兵器，會給赤裸裸的壓迫和掠奪帶來代價，國際貿(mào)易和國際金融便成為國際財富交流的最正常形式。貌似公平的國際貿(mào)易和國際金融體系，其實并不“公平”，大多摻雜著強國集團的政治和軍事壓迫。
文化血緣可以成為利益紐帶，對國際關系體系的是非判斷則構成結盟的紐帶。然而，世界體系里結盟的基礎是利益，不是文化或“文明”。壓迫者對國際關系的壓迫有一套辯護詞，被壓迫者對反抗壓迫也有一套辯護詞。認同壓迫者的說辭，當然有可能成為壓迫者的朋友。但能否成為盟友，并不主要取決于對國際體系的認識，而主要取決于利益，取決于你的國家是否被壓迫和被掠奪。最悲慘的國家是，一方面流行認同壓迫者的國際觀，另一方面自己就是被壓迫者，不得不反抗壓迫。伊拉克并不反感美國，是美國在冷戰(zhàn)末期在中東的主要盟國。在美國入侵前夜，伊拉克電視臺播放的是好萊塢電影。因為石油和地緣優(yōu)勢，伊拉克又不得不被壓迫，也不得不反抗。但被壓迫的伊拉克政治和軍事領袖們，并沒有抵抗美國壓迫的意識和意志，卻有變成美國盟友的夢。意識混亂，內(nèi)部就分崩離析，就軟弱，就“招”搶，“招”打。
由于上述道理，一個國家的人民，特別是這個國家的精英，需要有對國際關系的清醒認識。當今國際體系的本質到底是“相互依存”還是“壓迫與被壓迫”？我們自己是不是被壓迫民族？我們要認同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還是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
綜上，對七層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構成了七大類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價值觀：道德觀，自然觀，群體觀，社會觀，政治觀，民族觀，國際觀。如前所述，在核心價值觀的所有層次，在今天的中國都存在著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看不出哪一種是“主流”。這種情形就是“核心價值觀的迷失”。
三．核心價值觀體系層次間的相互關系
今天議論價值觀，大家容易集中著眼于“普適道德”觀念的缺失。普適道德是人類最核心的價值觀，是“人”皆有之，維系著人類“社會”，怎么會“迷失”？
在世紀之交，向來淳樸的俄羅斯公民們似乎突然喪失了道德意識。在短短十幾年內(nèi)，俄國遍布殺人越貨的匪徒，無人敢管。篤信伊斯蘭教的伊拉克公民原本安分守法，現(xiàn)而今“民主”了，伊拉克社會卻突然盛行暴戾之風，所有人偷竊和搶劫所有人，甚至稍有不合就相互殺戮。同為一代人，普適道德怎會驟然“迷失”？
價值觀當然受社會關系的制約，反映社會關系的變遷。社會關系變了，價值觀也會發(fā)生變化。南斯拉夫的民族國家都垮了，南斯拉夫的民族觀就沒了載體。然而，與一般價值觀不同，核心價值觀有其獨立的一面，有其自身的變化邏輯。倘若不應當變化的核心價值觀出現(xiàn)了變化，我們就要考察核心價值觀變化的內(nèi)在邏輯，這種邏輯對于社會關系的變遷有相當?shù)莫毩⑿裕沂巧鐣P系變遷的杠桿。核心價值觀變了，政策就變了；
政策變了，社會就變了。換言之，先有南斯拉夫民族觀的崩潰，后有南斯拉夫民族國家的崩潰。
上節(jié)提出了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分層。運用這個分層，我們可以分辨核心價值觀變遷的邏輯，即獨立于社會關系變遷的邏輯機制，從而解釋普適道德的“驟然迷失”。筆者由下述分析中得出的結論是：外層價值觀的迷失會觸發(fā)內(nèi)層價值觀的迷失，直至觸發(fā)位于最內(nèi)層的普適道德觀的迷失。換句話說，核心價值觀體系的崩潰往往始于最外層，即國際觀的崩潰。
1．國際觀是核心價值觀里最薄弱的一層
國際關系體系與人民的日常生活距離最遠，一般人對國際關系的理解遠遠弱于對身邊日常生活的理解。所以，對國際體系的判斷基本來自本國精英的看法：精英對國際體系的看法變了，整個社會的國際觀也隨之變化。
在中東，美國采取令世人瞠目結舌的政策――無條件地支持以色列做任何事情，不惜得罪該區(qū)域所有的穆斯林國家。除了占全國人口不到2％的猶太人，美國似乎沒有多少“利益”去實行這種政策。與該區(qū)的穆斯林國家不同，以色列沒有石油，也并不居于交通要道，支持以色列種族清洗政策甚至還導致了美國國內(nèi)的不安全。但是，大多數(shù)美國人對深究國際關系沒有興趣，美國對中東政策的教育、研究、制定、宣傳、執(zhí)行，都掌握在猶太人精英集團手中，他們成功地引導了美國的國內(nèi)輿論：把反對美國中東政策，與反猶主義、反基督教文明、甚至與支持希特勒的法西斯大屠殺聯(lián)系在一起。
同樣，在中國，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了解國際事務，中國人對國際關系的看法大多來自自己的精英。倘若精英們認同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這個世界就沒有壓迫與被壓迫民族之分，而是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文明社會”在創(chuàng)造和維護進步的國際秩序，是美國正在領導與反文明、反進步的“流氓國家”進行正義戰(zhàn)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中，妥協(xié)和討價還價是一回事，持有某種國際觀是另一回事。國際觀變了，妥協(xié)和討價還價的性質也會變。羅馬帝國喪失了區(qū)分羅馬人與日爾曼人的意識，羅馬帝國的末日也就不遠了。“華夷之辨”消亡了，中華帝國體系就不可能持久。1975年，是前蘇聯(lián)經(jīng)濟非常健康的年代，是自信心膨脹的年代，但在該年舉行的第一次“歐安會”上，前蘇聯(lián)簽署了“赫爾辛基協(xié)議”，向西方的國際觀繳槍。當一部分前蘇聯(lián)的知識精英們改變了對國際體系的認知，前蘇聯(lián)的核心價值體系就開始了自外而內(nèi)的多元化歷程，直至崩潰。
2．國際觀的迷失會觸發(fā)民族觀的迷失
如果美國領導的國際體系是正義的，代表進步，那么與這個體系的沖突則罪在本國，本國的愛國主義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就應當遭到抵制。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常把中美矛盾歸于中國對主流國際機制缺少認同，歸于“極端民族主義”。對于壓迫國家聯(lián)盟的成員，認同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與認同愛國主義毫不沖突：美國社會里的愛國主義被公認為世界最強的一類。美國國慶日家家戶戶都自動高掛國旗，“不愛國”的帽子對美國精英們是不堪其負的。同樣，對于被壓迫國家而言，認同反壓迫的國際主義與認同愛國主義也毫不沖突：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與今日美國一樣，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渾然一體。然而，在壓迫國家內(nèi)部，信奉反壓迫的國際主義與信奉愛國主義會發(fā)生激烈沖突，美國的政論家、哲學家、語言家喬姆斯基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同樣，在被壓迫國家，信奉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與信奉愛國主義也會發(fā)生激烈的沖突，因為，被迫抵抗國際壓迫的現(xiàn)實與其國際觀必然發(fā)生沖突。在中國，國際觀的迷失正在導致愛國主義的消解，反對愛國主義的價值觀公然登上了大雅之堂，是否應當堅持愛國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一場輿論混戰(zhàn)。不信奉現(xiàn)存國際體系的人們指責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是大丈夫，現(xiàn)在有人存心讓中國做美國的小老婆。而信奉現(xiàn)存國際體系正義性的精英們，像美國那樣要求中國“理性地融入”美國領導的世界體系，無例外地斥責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主流媒體，甚至教育界，以貌似“公平”的姿態(tài)給雙方提供“平等”的平臺，助長非愛國主義的輿論，直至讓歷史教科書“淡化”民族國家意識。輿論混戰(zhàn)和教育的變質，體現(xiàn)了中國民族觀的迷失。
3．民族觀的迷失會觸發(fā)政治觀的迷失
如果認定現(xiàn)代民族是虛無的，如果相對于外族利益而言的本民族利益不是至上的，如果愛國主義是可以反對的，那么，民族的政治價值觀就要讓位于所謂的“普世政治價值”。迷失了民族觀，會喪失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就會輕浮地談論“普世政治價值”信仰，而無視其能否適應本國特殊的社會結構。
民族觀，并不與某種具體的政治觀必然相連――“愛國”與“愛黨”當然有區(qū)別。但是，民族觀要求以本國利益為至高標準，不會被什么主流的“普世政治價值”嚇倒。人類道德觀是普世的，但政治價值的所謂“普世”性明顯不是事實，過去不是，現(xiàn)在也不是。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不同的社會結構，政治價值觀就豐富多彩，政治文明也就豐富多彩。例如，中國的民本主義與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兩類不同的政治價值觀4。以多數(shù)決為程序的普選并不代表普世政治價值，正如公開考評也并不代表普世政治價值。羅馬的政治價值觀風靡了整個羅馬帝國，卻與中國漢朝的政治價值觀不同，因為，兩國的社會結構不同。若小農(nóng)的中國也奉行起羅馬的政治價值，那么，這個世界也就沒有“了中華文明”。美國軍威給阿富汗帶來了“民主”，也制造了軍閥混戰(zhàn)和世界上最大的毒品生產(chǎn)基地。毛澤東所持的政治價值觀與“世界潮流”不同，鄧小平也頂住了所謂的“世界潮流”，堅持非西方的中國政治價值觀。而戈爾巴喬夫則被所謂“世界潮流”嚇壞了，結果就是中蘇兩國迥然不同的命運。
在西方成長的孫中山先生，本來認同西方的政治價值，但是，當他看到中國正是受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掠奪而衰落，就對原先認同的價值產(chǎn)生了懷疑，轉而求助于中國本土的政治價值，以及能使中國獲得民族解放的其他政治價值5。孫中山的思想核心是民族利益至上的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不談民族自主的“主權”，哪里還談得上“民主”？中華民族的社會過去是獨特的，現(xiàn)在也是。中國不是階級和利益集團組成的社會，一如臺灣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也不是。在這些與西方不同的中華社會結構里，選票主要靠族群和地域區(qū)隔，所以多數(shù)決在本質上是分裂性的，反現(xiàn)代的。正因為如此，無論是暴力階級斗爭的政治價值觀，還是程序階級斗爭的政治價值觀，我們對待它們的惟一標準就是本民族的利益。沒有對本民族政治文明的甦醒和自覺，就不會有真正的文化自覺。有了民族政治文明的自覺，就不難發(fā)現(xiàn)：乞丐并不因為獲得一張選票就成了“主人”，對他來說，那張票還不值一瓶酒。
在今天的中國，政治價值觀是爭議最大的一類核心價值觀，精英們的思想一片混亂，而且在進行著“百花齊放”的混戰(zhàn)。在政治價值觀方面，我們應主要靠以集團為基礎的“多數(shù)決”，還是繼承中國政治文明傳統(tǒng)，靠考評考選的“績優(yōu)”原則來公開透明地選拔一個中立的領導集團？決策者應當是全民利益的代表，還是某些集團利益的代表？應主要靠“多數(shù)決”的票箱子，還是靠“分權制衡”的法治來約束政府？
中國今天在政治價值觀上的混亂，還體現(xiàn)在官方的反應上：一旦美國批評中國沒自由、不民主，中國就極力辯解。這種辯解，體現(xiàn)對美國“普世”政治價值的認同，以及對自己民族政治文明的自慚形穢。
4．政治觀的迷失會觸發(fā)社會觀的迷失
政治價值觀是關于政府與人民相互關系的價值觀，在邏輯上與社會整體觀是緊密相連的�！肮佟闭撸肮堋币�。為什么社會需要政府“管理”？因為社會要求整體的和諧。在現(xiàn)代市場社會，有政府管理未必就有社會的整體和諧；
但是，沒有政府管理就肯定沒有社會關系的整體和諧。
政府的管理是受政治價值觀制約的。在結構不同的社會，處理社會關系的方法不同，政治價值觀也就不同。政治價值觀不同，關于如何維系社會整體性的觀念也就不同。由此，政治價值的混亂，將導致社會整體觀的混亂。如果維系社會的整體價值觀迷失了，人們的認識不統(tǒng)一，維持社會的整體性也就極為困難。
法定的固定社會分工，是維系封建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
物競天擇，自由競爭，強者獲勝的集團型社會分工，是維持資本主義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
競爭服從社會整體利益的社會分工，是維持社會主義社會整體性的價值觀。在今天的中國社會，群體間的競爭經(jīng)常呈惡性競爭態(tài)勢，以鄰為壑、無法無天，規(guī)范群體競爭的社會準則滯礙難行。
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整體觀是非常薄弱的，這也是引入社會整體利益觀的主要緣由。這個社會整體觀就是（全國范圍內(nèi)的）“社會主義”。當政治價值觀崩潰了，社會主義的價值觀也崩潰了。缺少了社會整體觀，群體之間的競爭利益就至上，社會就陷入群體間的惡戰(zhàn)。于是，為了小集團利益，可以去侵吞全民所有的財產(chǎn)；
為了本單位利益，可以無視國家環(huán)保法律而去污染江河湖海；
為了本省本地的利益，國家法律和中央政令被擱置一旁。
5．社會觀的迷失會觸發(fā)群體觀的迷失
如果全社會的利益是虛無的，較大群體的利益也就不實在，小團體的信念也將隨之動搖。當群體的精英和領袖們自己都不在意自己所領導的群體，搞“五鬼搬運”，竊本集體內(nèi)的“公家”利益為自家所有，那么，哪個員工還會珍惜自己的團隊？群體觀垮掉了，團隊就會“兵敗如山倒”。原本盈利的企業(yè)瞬間被“企業(yè)家”搞垮，而這些企業(yè)家還振振有詞地引用“經(jīng)濟學家”們的話，指責“產(chǎn)權不明晰”，認為只有“明晰”到“個人”的產(chǎn)權，才是真正實在的產(chǎn)權。然而，“股份公司”難道不是集體企業(yè)？股票的所有者對企業(yè)必然有“責任心”，而不會“望風而逃”？“職業(yè)經(jīng)理人”沒有產(chǎn)權就肯定不敬業(yè)？教師不擁有學校產(chǎn)權就應當不認真教書？軍人因為不擁有軍隊的產(chǎn)權就不拼死作戰(zhàn)？總理因為不擁有國家的產(chǎn)權就不認真辦事？
群體觀的迷失，會導致個人利益無限膨脹，就只剩下原子的“個人”�，F(xiàn)代社會不是由個人組成的，而是靠群體串聯(lián)起來的。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只剩下個人主義，我們得到的只是普遍的“反社會”的意識，這個社會離陷入“所有人與所有人”之間的戰(zhàn)爭也就不遠了。我們中國社會的群體觀就是（社區(qū)和集體范圍的）社會主義――強幫弱，富幫窮，扶老攜幼，同舟共濟，共同進步。
6．群體觀的迷失會觸發(fā)自然觀的迷失
在現(xiàn)代社會里，個人是非常無助和脆弱的。缺少了群體的信念，無助的個人就只好乞靈于各類神怪賜予的“奇跡”�？茖W的知識與個人利益相距遙遠，需要靠群體、靠群體的配合、乃至靠全社會和全人類的協(xié)作才能發(fā)揮效益。缺少了群體的信念，對科學的信念就喪失了根基，因為，科學知識無助于克服個人的恐懼，也不解決個人面臨的重大社會挑戰(zhàn)。
在一個社會里，當賴以進步的科學精神被打入冷宮時，這個社會就會流行各種“妖道”，“現(xiàn)代人”就墮落成“傳統(tǒng)人”。在中國最近15年間，傳統(tǒng)迷信和各類變種了的西洋宗教雜交，遍地開花。對此，社會精英們的推波助瀾，“功”莫大焉。西安有所“華中科技學院”，原先一年只能招到200學生，遂在教學樓一層的副院長辦公室設了神壇，還請專職神棍做法。據(jù)說設壇之后的第二年學校就招了600學生，而今已經(jīng)招到1500學生6。此事竟然發(fā)生在每年要培養(yǎng)上千名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學院”。以前，有報道說，西部某縣的首腦機關里也設神壇。在當今的中國，有不少官員和商人們靠求神拜廟打卦來祈求升官發(fā)財，樓層不設4、13、14層，車牌、門牌揀選88、66。如此這般，流行邪教不足為怪。王道衰，妖道興，自古皆然。
7．自然觀的迷失會觸發(fā)道德觀的迷失
群體觀迷失了，科學觀也迷失了，“社會”就成了一個空洞的概念，適用于社會關系的普適道德也就沒了依托，我們對“人類社會”的信念就只剩下了缺乏科學信念和沒有群體歸屬的個人。
宗教信念固然可以替代科學信念，但人們信奉的宗教各不相同，現(xiàn)代的人類社會也無法依賴宗教來引導群體的生產(chǎn)活動。當“社會”不存在了，世界上只有個人，人的獸性就彰顯。喪失了道德觀的人們，是非�？膳碌娜�。喪失了道德意識的社會，當然不可能是和諧的社會。
國際觀、民族觀、政治觀、社會觀、群體觀、自然觀、道德觀，就是這樣層層相關，構筑了我們“現(xiàn)代社會”的核心價值體系。道德觀是普適的，最為堅固；
自然觀基本上是普適的，堅固程度次之；
群體觀和社會觀的普適性依次遞減，堅固程度也依次遞減；
政治觀是普適性的分水嶺，人們在政治觀上的顯著區(qū)別已經(jīng)說明其非普適性，盡管政治觀的堅固程度相對較低，卻是有關社會統(tǒng)一的核心觀念基礎；
民族觀當然依民族不同而各自獨立，“現(xiàn)代民族”的歷史并不悠久，長者二三百年，短者二三十年，民族觀不是堅固的觀念，卻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賴以生存的關鍵；
國際觀被明顯分割成“陣營”，不可能普適，因為各國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的地位不同，國際觀的堅固程度最低，卻是核心價值觀體系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綜合而論：核心價值觀的崩潰是自外而內(nèi)，由易到難的，越往里越難崩潰。在這個體系里，政治觀是普適性的“拐點”，也是堅固程度的拐點。倘若我們看到了政治價值觀的多元化，那時，核心價值觀體系已經(jīng)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了。倘若我們看到了最內(nèi)層的價值觀開始崩潰，那時，這個社會的價值觀體系肯定處在全面的混亂（多元化）和崩潰之中。因此，攻擊一個強大的國家，攻擊其核心價值體系是最廉價的進攻手段，能收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效果。有效的攻擊往往從最薄弱、有爭議的外層開始。被攻擊方的核心價值體系是自外而內(nèi)崩潰的，直至垮到最內(nèi)層。蘇聯(lián)的瓦解，以及瓦解之后的情形，給這個邏輯提供了生動的案例。
中國核心價值觀的迷失，也是從“國際觀”的變化開始的，從不會發(fā)生世界戰(zhàn)爭的判斷，發(fā)展到今天的“融入論”。同樣，我們要重建社會核心價值觀，一個有效的方法就是從國際觀著手，重新審視本國的戰(zhàn)略方向，將那偏向“事秦謹，與諸侯信”的連橫，逐漸調整為傾向制衡霸權的合縱7。
四．社會主流價值觀的生成
維系社會整體性，關鍵在于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和鞏固，使之成為社會的“主流”認同。在“價值多元化”的當代中國，核心價值觀如何能被“確立”和“公認”？回顧中外社會的變遷史，核心價值觀生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路徑大體如下。
1、知識精英形成關于核心價值觀的共識
核心價值觀是由知識精英界定的。這些精英自上而下地界定本民族文明的各層核心價值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最終形成一個社會主流體系。
在現(xiàn)代社會，這些知識精英包括以下四大類人：（1）主要大學的人文和社科類教師；
（2）主要政黨的領導人和政府的中高級官員；
（3）主流大眾媒體的管理和從業(yè)人員；
（4）大型企事業(yè)機構的管理者。主流體系形成之后，知識精英們會自覺地群起圍攻挑戰(zhàn)這個價值體系的企圖，甚至以徹底忽略抵制之。在這四類人中，核心價值觀體系組織對于“事實”的理解。
2、通過思想論戰(zhàn)取得和鞏固精英的核心價值觀共識
精英們思想混亂，對自己擁有的價值體系沒信心，又不敢放棄，就心虛，就不許爭論，就本能地進行思想壓制。然而，核心價值體系是在論戰(zhàn)中成長的，也是在批判中創(chuàng)新和進步的。知識精英們的共識是通過激烈辯論形成的。用粗暴的行政手段壓制爭論，是一個社會主流價值觀體系僵化衰落的根本表征。思想，不可能靠行政壓制占據(jù)上風。相反，壓制討論使對方思想更容易流行，因為，公眾本能地要求了解和關心受到行政壓制的思想。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野蠻壓迫制造了數(shù)以萬計的“殉教者”和數(shù)以千計的“圣徒”，促進了基督教取代羅馬的多神教。漢初對儒家思想的壓制促進了儒家確立“獨尊”地位�；浇躺駲鄬枷塍w系的壓制促進了西方整體上的世俗化。同樣，近代國家對共產(chǎn)主義思想體系的強烈壓制，反而促進了共產(chǎn)黨人的思想如狂風暴雨般傳播；
而共產(chǎn)黨國家對現(xiàn)代西方思想體系傳播的壓制，則導致了原有正統(tǒng)思想體系的僵化與虛弱。
在現(xiàn)代社會，隨著傳播技術的日益發(fā)達，作為建立或者摧毀思想的工具，監(jiān)獄和行政壓制是極為落后的手段，早已被高明得多的手段所淘汰，比如，對傳媒的控制。懷疑本國精英和大眾的價值觀判斷力，不允許手中的輿論工具論戰(zhàn)核心價值觀，其實就是在制造核心價值觀的多元化，也是在損害原有的核心價值體系。在中國，社會主義的主流價值觀是有強大民意基礎的。然而，行政對輿論的壓制，已經(jīng)把承載主流價值觀思想的精英和輿論工具邊緣化了，而反主流的價值觀卻在主流媒體上大行其道，甚至利用官方政治帽子去壓制原有的社會主流價值觀，使其流落到網(wǎng)絡大眾論壇上。可以認為，正是因為主流傳媒拒絕思想領域的論戰(zhàn)，使其失去了活力，而喪失了對主流價值觀戰(zhàn)場的主導權。
3、核心價值觀的傳播取決于精英們與大眾的交流能力
一種核心價值觀能否成為主流，以及能否鞏固其主流地位，在于創(chuàng)造和宣揚這種價值體系的精英與人民大眾交流能力的強弱。及時更新語言概念表述，使之有強大的滲透力，清晰地回答而非回避人民熱切關心的現(xiàn)實問題，就能把知識精英團結在“主旋律”周圍。
如果“主旋律”成為官氣十足的“黨八股”，那就不是主旋律了。要求人們“認真學習”的黨的文件誰都看不懂，也不愛看，就不叫“黨”的文件了。傷害核心價值觀，“黨八股”是最致命的，體現(xiàn)了思想的封閉、枯竭、無能。美國和日本的保守主義，伊斯蘭世界里的原教旨主義，之所以迅速流行，因為他們更新了表達傳統(tǒng)思想體系的語言，給出了親近人民現(xiàn)實問題的解決方案。毛澤東慣于使用人民的語言，是他成為人民領袖的重要原因。在《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里，毛澤東用“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來說明他的“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币粋�全新的價值觀，就這樣傳播到了全社會。過去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為了確立一套新的價值體系，發(fā)明了能打動民心的通俗口號。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這六個字，通俗而又精確地體現(xiàn)了黨的復雜綱領，深刻地觸動了所有人。自“五講四美三熱愛”開始，中國官方文件里的“大眾語言”日漸拙劣，成了毫無生氣的“新八股”。深宮里的秀才拼命制造二、五、八，三、六、九之類的廉價數(shù)字口號，官僚氣十足的“全面”、“完善”、“大力”、“充分”、“深化”、“加強”、“健全”、“推進”彌漫在所有黨和政府的文件里。這種語言成為笑話，被蕓蕓眾生“惡搞”，遑論團結知識精英了。
4、知識精英要讓核心價值觀贏得關鍵的機構、人群和場所
知識精英們擁有與人民大眾的強大交流能力，核心價值觀就能贏得關鍵的機構、關鍵的人群和關鍵的場所，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知識精英們選擇和界定了核心價值觀，若要使之成為“公認”，就需要這個觀念體系掌握關鍵的機構、關鍵的人群、關鍵的場所。
所謂“關鍵的機構”，指的是關鍵的大學（比如，一流大學、黨政干部培訓機構、民族學院、行政學院、政法學院），關鍵的政府機構（比如，立法、行政和執(zhí)法機構、主要政黨），核心的人文社科科研機構，以及關鍵的大眾傳媒（在西方，教會也屬“關鍵傳媒”的一種）。
所謂“關鍵的人群”，指的是大都會居民、大學生、媒體從業(yè)者、青年白領、婦女團體、和社會最貧困的人群，比如，中國城市里的“民工”——當今產(chǎn)業(yè)工人的主體。為什么社會最貧困的人群是關鍵的人群？核心價值觀忽略社會最貧困的人群，給不出解決貧困問題的答案，就喪失了社會道義上的制高點，就難以成為社會主流。比如，宗教價值觀的傳播，往往在于他們扶助最貧困人群，占領了道德制高點。共產(chǎn)黨人價值體系的核心是，照顧和解決貧困。攻擊這個價值體系，在于指責其制造貧窮。
所謂“關鍵的場所”，指的是各種能集合人群的場合，比如，電影、戲劇、小說、大眾的網(wǎng)絡聚會空間、城市和社區(qū)的集體活動場所以及各種民間社團的活動場所。
當一種核心價值觀體系掌握了關鍵機構、關鍵人群、關鍵場所，這個社會就擁有了主流價值觀，而這些機構、人群、場所就會自覺地排斥挑戰(zhàn)主流觀念的企圖。有了社會主流價值觀，社會的團結是有機的，而非機械的。
5、精英們要堅決和不懈地維護代表核心價值觀的符號
在七層核心價值觀里，每一層都有歷史的和當今還活著的社會榜樣。這七大類符號是主流價值觀的旗幟和號角。金字塔是埃及政體的象征符號，遍布全國的孔廟是傳統(tǒng)中國政體的象征，斯巴達城邦自“俄瑞斯忒斯”的傳說而起，雅典城邦以忒修斯為開國之王，天主教為殉道者們封圣，莊嚴的華盛頓紀念塔和杰佛遜紀念堂穩(wěn)固地聳立在美國首都的中心。當列寧和斯大林被妖魔化了，前蘇聯(lián)的價值觀體系必定是無以為繼的。
當一些知識精英開始丑化我們民族的精神楷模，就是在挑戰(zhàn)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當臺上的“勞動模范”被賺大錢的商人替代，我們社會的核心價值觀就開始裂解。當鶴崗市為保護國家財產(chǎn)而致殘的方玉榮女士被社會長年忽視，生活陷入困窘，我們就不難知道，為什么在常州——蘇南一個擁有深厚社會主義傳統(tǒng)的城市，上百市民會“圍觀”小偷毆打“多管閑事”抓小偷的老人，直至老人被打死都無人出手救援8。
核心價值觀是依賴一些符號才能被社會傳承的。那些符號背后的故事，當然有事實根據(jù)，也包含了浪漫的想象。但是，那些故事全是事實，或者說應該全是事實，因為，那些故事比事實更壯麗，更動人，是我們?nèi)祟惡兔褡宓木襁z產(chǎn)，是學校里人文教育的核心。人們由此懂得，當他們?yōu)樽鋈说淖饑溃瑸榭茖W的探索，為社區(qū)的利益，為社會的團結，為政治的正義，為祖國的安全，為世界的公正而奮斗的時候，即使犧牲了，也會博得永恒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同胞樹立榜樣。
在今天的中國，個別學者拿著所謂“理性”標桿去批判所有導致中國今天制度的社會運動，特別是愛國主義運動，貶低中國20世紀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這樣的思想，成了2006年新版上海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指南，卻沒有主流媒體刊載批評的立場。沒有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未來的。被閹割了精神的“理性”，會讓孩子們成為沒有血性的行尸走肉。沒有“精神”，中華民族是不可能世世代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這精神的骨架，就是我們的核心價值體系。維系和鞏固這一價值體系，有賴于我們細心地呵護承載這一體系的典型符號――從《義勇軍進行曲》，到狼牙山五壯士，到八女投江，到黃繼光，到埋葬在坦贊鐵路邊的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尸骨——這些符號是我們國際觀和民族觀的載體和基石。正是這些處在核心價值觀體系外層的基石，構筑了我們中華民族的現(xiàn)代“精神長城”。
結 論
概括本文要點如下。
1，把“社會價值觀”定義為“對社會關系的是非判斷”，可以推進對社會價值觀作用和變遷規(guī)律的認識。
2，劃分了“核心價值觀”與“非核心價值觀”，并指出：多元的非核心價值觀反映社會變遷的需求，能增進社會關系的活力；
統(tǒng)一的核心價值觀反映社會生存的需求，能阻滯社會關系的惡化和分裂。
3，指出了對應基本社會關系的“核心價值觀體系”，分辨了這個同心圓體系由內(nèi)而外的七大層次，并指出：核心價值觀體系相對于社會關系的獨立性和對社會關系起到的杠桿作用。
8 參見《北京晚報》2006年9月27日第23版。
4，討論了七層核心價值觀之間的邏輯關聯(lián)，并指出：核心價值觀體系在普適性和牢固性上，自內(nèi)而外逐層降低。在這個體系里，政治觀是普適性的“拐點”，也是堅固程度的拐點；
而國際觀是最薄弱的，也最容易遭到攻擊――在體系崩潰時，國際觀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
5，為了在中國重建“社會主流價值觀”，文章探索了“社會核心價值觀”生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路徑。盡管這個“路徑”僅僅是對一些歷史經(jīng)驗的粗糙概括，但作者深信，有了社會主流價值觀，我們中華民族就有了“主心骨”，中國社會才可能和諧、牢固、安全。
注釋：
1 在這里，“科學”指的是可證偽的因果關系，并不代表“正確”。參見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中文版，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
2 為什么是這六條？這六條是正義觀的基礎�！妒ソ�(jīng)》中的“十戒”，仔細分析，也是這六條�？疾旃沤裰型獾母鞔笪拿鳎瑥牟柯湟�(guī)范，到宗教法，到自然法，到現(xiàn)代法律，雖內(nèi)容各有不同，卻都包含這六條。最古老的法律是刑法，也都均包含這六條。以后的各類法律皆延續(xù)古老刑法所體現(xiàn)的正義觀。沒有這六條，就談不上人類社會的“文明”。所以，我們可稱這六條為“基本法”，也就是人類最基本的道德原則。
3 嚴復將約翰•穆勒的名著《論自由》（On Liberty）獨具匠心地翻譯成“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群己權界論》，嚴復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寓意個人權利尚需界限。
4民本主義的含義是：政府存在的原因在于照看（全體）民眾的福祉，政府由考選出的中立精英文官組成，以維護民眾福利為“本”職。不為（全體）民眾服務的政府合當被推翻。民主主義的含義是：依照多數(shù)決原則，社會集團推舉自己的精英代表爭奪政府權力，通過掌握政府權力來保護和促進本集團的利益。民本主義成為中國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可以一直追溯到《尚書•夏書•五子之歌》。《尚書》是上古文獻的匯編。傳大禹的孫子“太康”（夏王“啟”之子）失德，其五個弟弟分別做《五子之歌》，以大禹的訓誡相勸。第一首歌中的第一句便是“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本主義作為中國官方意識形態(tài)是一脈相承、萬世一系的，延續(xù)至人民共和國之“為人民服務”，到而今的“以民為本”。西方民主主義也有悠久傳統(tǒng)，始于原始軍事部落民主，支持者眾則獲領導權。西方民主不是強調“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多數(shù)決”，體現(xiàn)強權政治意識。民主主義建立在集團分化的社會基礎之上，也是強權意識的產(chǎn)物；
民本主義建立在非集團化的均質社會中，也是權力中立意識的產(chǎn)物。民本主義要求“抑制豪強”；
民主主義則承認強大集團分肥的合理性。概言之，中國不以社會集團之間憑實力進行的斗爭為“政治”�！罢敝沃谥袊恕罢摹敝�，是正義（或曰中庸）的道理之治，是道德倫理之治，是中立的精英文官之治，不是崇尚利益集團精英代表之間的強權政治。
5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包括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民權主義。若把“聯(lián)俄、聯(lián)共、扶助農(nóng)工”的政策，及“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計劃綜合起來看，就知道他的思想與今日大陸和臺灣的選票箱子癡迷者大為不同。孫文思想的外延是民族主義，內(nèi)核是民本主義。孫文民本主義在傳統(tǒng)民本主義強調國計民生之外又增加了現(xiàn)代民權觀。維護權利靠法治，與民權主義結合的民本主義就是法治民本主義，憲政民本主義，自由民本主義。
6 參見《北京晚報》2006年10月9日第25版。
7 戰(zhàn)國七雄：秦在西：另五國在秦國之東自北向南一線排開，為燕、趙、韓、魏、楚；
齊國則在五國之東。六國中任何一國與秦修好而沾秦攻擊他國之利，稱為“連橫”；
六國中任何國家間之聯(lián)盟以御強秦，稱為“合縱”。齊國亦為強國，與任何五國之一聯(lián)合，即足以制衡強秦野心。但齊國老太后為齊王田建立下“事秦謹，與諸侯信”的“準”連橫策略。同時，秦則采取“遠交近攻”之策，與五國背后的齊國修好。六國中，齊國最后被滅。田建雖在位40年，卻唇亡齒寒，終成亡國之君�！笆虑刂敗钡膽�(zhàn)略與宋朝屢與強國結盟的愚蠢戰(zhàn)略本質相當。宋先與金結盟，擊宿敵契丹（遼），卻被金吞掉半壁江山；
后又與蒙古結盟擊金，又被蒙古完全吞并。齊國與宋朝的執(zhí)政者都幻想巴結和“加入”強權，違背了與弱國結盟平衡強權方能自保的安全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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