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旭東：在拉雪茲神父公墓

　　七十年代上中小學(xué)的一代人或許對“拉雪茲神父公墓”還存有依稀的印象。當(dāng)時的文字介紹會告訴我們，1871年巴黎公社失敗，梯也爾的政府軍攻陷巴黎后，最后一批公社社員退入拉雪茲神父公墓，不肯投降，最后全部犧牲在一堵墻下。這堵墻就被人叫作“公社社員墻”。

　　回想來，當(dāng)時吸引我的并不是這些文字，而是照片里社員墻墻上的一座浮雕：一個半裸著上身的女性形象，象一個安祥的天使，又像一位悲痛欲絕的母親。她雙臂展開，臉微揚(yáng)著，兩手扶在身后殘缺的墻上，像是要把倒下去的人和這個世界隔開。在禁欲的七十年代，在那些漫長的、無所事事的夏天，這座浮雕像曾是一道炫目的啟示，給“世界革命”和“無產(chǎn)階級專政”這樣的抽象概念添上一種異國情調(diào)的、令人心跳加快的肉感。同德拉克洛瓦的油畫《自由帶領(lǐng)人民》中那位袒胸露臂的女性形象一道，社員墻上的浮雕或許標(biāo)志著我們那一代人不合法的性啟蒙中的某個重要時刻。

　　今年夏天由于“非典型性肺炎”，原定的回國講學(xué)計劃臨時告吹，本來排得滿滿的夏季日程突然開了一個大天窗。本想老老實實呆在紐約改書稿，但一天早上醒來，僥幸記起這世界上除了美國和中國之外，卻還有別的地方。多年來一直想去法國一游，總抽不出身來，現(xiàn)在不去，更待何時？一通手忙腳亂，在網(wǎng)上訂好了全程，轉(zhuǎn)眼間一家人已經(jīng)站在巴黎街頭。

　　如果誰在少年時代飽讀飽覽法國文學(xué)、歷史和美術(shù)，他（她）來到巴黎，就不會有絲毫陌生感，因為就像海明威所說，巴黎是一個“流動的圣節(jié)”（a movable feast）。在巴黎的日子里，雖常常沉醉于一種似曾相識、故地重游的感覺，但在當(dāng)?shù)厝搜劾�，恐怕我們幾個只是不似游客，勝似游客，照舊一付既然花了錢大老遠(yuǎn)趕來，就非得看個夠本的兇惡吃相。那些天我們一家也真就像上了發(fā)條、編了程序的玩具兵，腳一沾地就自動朝下一個目標(biāo)行進(jìn)，不舍晝夜�；仡^想，這種“一網(wǎng)打盡”的玩法也實在有點可怕。連巴黎這座在歷史、文化和建筑風(fēng)格上“富得讓人不好意思”（導(dǎo)游書語言）的城市，到頭來也招架不住這種后現(xiàn)代旅游工業(yè)的掃蕩。現(xiàn)在的中產(chǎn)階級消費(fèi)者盡可以照著巨細(xì)無遺的導(dǎo)游指南按圖索驥，仗著信用卡、旅行支票和英語，每到一地如入無人之境，只將各種“景點”按購物單的式樣排好，便可不分青紅皂白，砍瓜切菜般一路掩殺過去。在這樣潮水般的攻勢下，巴黎的陷落，大概會比它在近代兩次落入德國人之手還要迅速而徹底�！办`韻”消散的巴黎，一座露天旅游商場而已。十天之后，當(dāng)我們收住陣腳，腦子已經(jīng)空空如也，再也想不出下一個目標(biāo)了。離啟程去南部的普羅旺斯還有整整一天，但誰也沒有重登圣母院，三進(jìn)盧浮宮的興致和力氣。就在此刻，“拉雪茲神父”（Pere Lachaise）這個地鐵站名從地圖上浮現(xiàn)出來。

　　拉雪茲墓地不在巴黎的黃金旅游熱線上，我們坐地鐵換了一次車才來到這里。四周看去，沒有林蔭道旁的 “高尚住宅區(qū)”，街上也不見充斥塞納河“左岸”拉丁區(qū)的咖啡館、酒吧和那些好像有著無窮閑暇的法國人。從門口一位學(xué)生模樣的小販?zhǔn)掷镔I了一份墓地的詳細(xì)地圖來看，只見名人和準(zhǔn)名人墓都在上面羅列出來，但卻找不到巴黎公社社員墻的位置。

　　墓地原來非常大，寬闊的主道旁有整齊、高大的樹木。交叉小徑之間，密密麻麻的墳像種植園里的作物一樣茂盛，估計沒有兩個小時走不出來。幸虧這是我們巴黎之行的最后一天，不過是想找一個提起來還有點名堂的清靜去處消磨時間。作為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國人，前來尋找巴黎公社社員墻這個童年記憶中的模糊的亮點，也算是師出有名吧。但誰如果只是想放慢步子，在閑逛中出神，哪里還有比這里更好、安靜的去處！哪里還有比死者更好、更耐心的伙伴！

　　我們進(jìn)的是邊門，走不多遠(yuǎn)就看到意大利歌劇作曲家羅西尼的墓，像一個放大的神龕，立在大路邊明晃晃的太陽地里，顯得無遮無蓋。這時突然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個小伙子，費(fèi)力地往門把手上插一朵小花。羅西尼自有人愛，但在肖邦墓前，我們才看到了當(dāng)天墓地里唯一的“人群”。所謂人群，不過是七八個陌生人同時站在了一起。一個散發(fā)著濃烈的汗臭味的俄國人神情激動，好像隨時都準(zhǔn)備放聲大哭。他先把一個小錄音機(jī)放在石碑上，放起肖邦的A大調(diào)波蘭舞曲。然后后退幾步，低頭垂手，在樂曲聲中一動不動，像在默哀，又像在演戲，弄得其余的人一動也不敢動。一曲終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氣，身后幾個游人開始小聲說話，是波蘭語。肖邦在巴黎達(dá)到其音樂生涯的頂峰，享盡世間的愛慕和榮耀，但他的早逝據(jù)說卻同1848年華沙起義失敗、幾位波蘭友人的遇難所帶來的情緒打擊有直接關(guān)系。

　　雖說為社員墻而來，但我們線路只是漫無目的地在墓地間穿行。巴爾扎克墓、德拉克洛瓦墓、籍里柯墓、柯羅墓、大衛(wèi)墓、莫里哀墓、拉封丹墓、王爾德墓，這些不朽的名字和樸素的墓碑讓人覺得，充實地活過的人，死后也不會寂寞。而一些富貴人家的墓地，雖占著顯著的位置，看上去卻好似蓋錯了地方的豪宅，大而無當(dāng)，不禁讓人反倒為墓主生前的考慮不周和身后的必遭的白眼生出一絲憐憫。最出乎意料的是普魯斯特墓，我們按著地圖，在一塊網(wǎng)球場般大小的墓區(qū)里來來回回濾了好幾遍才找到。原以為這位巨富出身、喜歡將瑣事儀式化的現(xiàn)代文豪會給后人留下一個略顯張揚(yáng)的墓地，但眼前看到的卻只是一塊比單人床還要窄小的黑色大理石。它高出地面不過一尺，除了正面刻有“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字樣，再沒有任何多余的裝飾，好似一個最小主義（minimalist）的習(xí)作。普魯斯特的寫作風(fēng)格繁復(fù)恣肆，展示回憶的無窮無盡，“像尼羅河的泛濫一樣灌溉著真理的國土”（本雅明），但作家自我的收束竟是這樣地簡練、突兀。

　　因為我們把地圖研究得精熟，竟不時可以給旁人指路。問路的碰巧都是美國人，一律都問美國60年代嬉皮士搖滾歌星莫里森（Jim Morrison）的墓在哪里。莫里森的墓我們沒有去，但知道它的準(zhǔn)確位置，可為之而來的巴黎公社社員墻，卻連影子也沒見到，問到的人都一臉茫然，令我們懷疑起它是否仍然存在。眼看游人漸漸稀少，想到今天除了我們自己，也許再沒有別人為此而來，心里不免焦慮起來。畢竟，沒有公社社員墻的拉雪茲神父墓地之行就像是一出沒有高潮的戲，讓此前種種有意的延宕失去意義。

　　終于遇見一位穿制服的管理員模樣的人，急忙中也顧不得許多，跑上前去徑直說“Parlez-vouz anglais?”（您說英語嗎？），原想用英文好問個究竟，不料對方回答“Non, Je parle francais” （不，我說法語）�？催@位先生，臉上并沒有反英語霸權(quán)主義的怒氣，反倒停下了手中的活，等我們用他聽得懂的語言問下一個問題。此次游法印象很深的是，是在川流不息的游客的包圍中，變成了“本地人”的法國人都能夠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說“本地話”，既沒有高人一等的傲氣，更沒有怕被譏為不夠“國際化”甚至不夠“文明”的猶疑和愧色。從這些普通人里嘴里說出來的活生生的法語，終于脫去了文化和學(xué)院時尚賦予它的高雅色彩，而同對具體、樸實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享受和摯愛結(jié)合在一起。此刻，我更覺得明明是我等闖到別人的家園，還張口就要人說英語，不好意思的本應(yīng)該是我們。不待我們用結(jié)結(jié)巴巴的法語把問題說清楚，他就告訴我們，巴黎公社社員墻還在，就是公墓最東北角的那一小段圍墻。

　　拉雪茲公墓的游人本來就不多，此時天色已變得陰暗，當(dāng)我們到達(dá)時，東北角公社社員墻這一帶顯得冷落而荒涼，大概平日也是人跡罕至。雖然做好了失望的準(zhǔn)備，但真見到了，還是不敢相信眼前這墻和周圍一切的簡陋、寒酸。難怪這么不好找，若不是那位不說英語的管理員以法文特有的明晰告訴我們社員墻的準(zhǔn)確方位，我們即使從它面前走過也會同它失之交臂。最掃興的是，根本就沒有什么浮雕！唯有矮墻上鑲嵌著一塊不大的灰禿禿的石板，上面用毫無個性的字體刻著：“1871年公社的死者”。我呆呆地盯著這塊牌子，心里倒寧愿那位管理員告訴我，巴黎公社社員墻已經(jīng)不存在了，它已不留痕跡地消失在時間的空洞之中。但這分明存在的社員墻，同那個在記憶的幽暗中閃爍的拉雪茲神父公墓相去多遠(yuǎn)！沒有行刑隊的排槍，沒有高呼口號的就義者，沒有悲痛的女神張開溫柔的雙臂，沒有鮑狄埃的詩句隨著《國際歌》的旋律在空中回蕩。只有墻外緊貼著墓地的幾幢毫無個性的現(xiàn)代公寓樓，近得可以讓人看見廚房里的壇壇罐罐和衛(wèi)生間里掛著的內(nèi)衣。我站在巴黎公社社員墻前，一時無語。

　　回到盧森堡公園附近的住處時，天色已經(jīng)完全暗了下來。窄窄的街道上，店鋪都關(guān)了門，只有一家賣水果冰激凌的小店燈火通明。顧客并不算太多，但因為只有一個漂亮姑娘在柜臺前忙著，所以隊還是排到了門外。我們?nèi)�人各要了一份冰激凌，在店�?nèi)的桌子旁坐了下來。一種舒適的、近乎甜密的疲勞感告訴我，白天的拉雪茲公墓沒有白去。此時公社社員墻前的失望已經(jīng)淡去，卻想起小時候第一次聽說“巴黎公社”時的情形。那是1971年冬天，我還沒有上小學(xué)，在文革中自顧不暇的父母又把我送到徐州的爺爺奶奶家去住一段時間。爺爺20年代入黨，60年代初在政委的任上離休，住在云龍山腳下的軍區(qū)大院里直到去世。爺爺平日種花讀書，應(yīng)酬少得近乎孤僻�？梢惶煜挛缂依飬s來了很多穿軍裝的人，院子里停著成排的綠色軍用吉普車。這些操著各種方言的粗漢嗓門都很大，在爺爺?shù)目蛷d里噴云吐霧、放聲說笑。他們不但帶來了成筐的活魚、雞鴨、大肉、蔬菜、水果和手榴彈一樣捆在一起的瓶裝酒，有些人還帶來了自己的廚師和勤務(wù)兵，一進(jìn)門就打發(fā)他們到廚房和后院去忙活。中國人聚會的高潮自然是吃飯。到了晚上，當(dāng)爺爺起身祝酒，我才知道，今天異常豐盛的宴席是為了紀(jì)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鞍屠韫�社”，多么異國情調(diào)的名字！原來一百年前歐洲就有公社��！可公社怎么能在巴黎呢，巴黎的公社會是什么樣子呢？

　　盡管這個由專業(yè)廚師操持的晚宴讓我大開眼界，但任何一個來自上海的兒童，都能穿過來客氣派的專車警衛(wèi)，一眼看出他們身上的土氣。這種鬧鬧嚷嚷的、中國農(nóng)民式的土氣同墻上的馬恩列斯畫像、世界地圖和幾張臨時貼出來的、表現(xiàn)巴黎公社的宣傳畫透出的“洋”氣形成了鮮明對照。雖說開飯時唱的是《國際歌》，但幾杯酒下肚后，分明就是農(nóng)村過年或娶媳婦辦酒席的場面了。但這些打了天下、又坐了天下的中國農(nóng)民為什么要紀(jì)念巴黎公社呢？他們在一百年前的法國起義者身上認(rèn)出了什么兄弟和鄉(xiāng)情般的東西呢？三十多年后的法國之行，讓我出乎意料地在執(zhí)著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普通法國人身上看到普通中國人的影子。但記憶提出的問題卻是：如果不是“革命”的理念，在那些穿軍裝的中國農(nóng)民和巴黎公社社員之間，又有什么切實的聯(lián)系？直到二十年后在美國的博士課程上讀到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革命與世界主義》（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我方才意識到，來爺爺家做客的土八路和巴黎之間，確有一段被遺忘的因緣。

　　一九七一年冬天，我六歲時的那個晚上，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紀(jì)念巴黎公社。此刻，在盧森堡公園深沉的暮色中，在告別這座城市的前夜，我突然感到，比起我在美國的一些言必稱巴黎的學(xué)院界同事來，那些正在記憶中變得模糊的老一代中國人或許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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