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釗：隔行并不隔山——讀凡勃倫《美國的高級學術》和《韋伯論大學》

　　近年來國內學術界雖然介紹制度學派時候，對其創(chuàng)始人凡勃倫（T.B.Veblen）的學說有所紹介，也開始比較系統(tǒng)地出版馬克斯·韋伯的著述，但是，在討論如何創(chuàng)辦世界一流大學、大學教育中為何缺乏人文精神等熱點問題時很少有人注意到凡勃倫、韋伯的大學論，而凡勃倫《美國的高級學術》（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韋伯論大學》（Edward Shils Max Weber On Universities ）的中譯本的出版，為我國讀書界提討論的這些熱點話題提供新的視角。拙文略談幾點這兩位同時代、不同領域的大師大學論中的相同之處。

　　國內教育經(jīng)濟學的主流是傾向于新制度學派諾斯（D. North）、T. W .舒爾茨的制度變遷理論，特別是推崇T.W.舒爾茨的“成本—收益”分析，強調資源配置與經(jīng)濟效益。在中國可以說是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論一枝獨秀，大學里人力資本竟然還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凡勃倫的制度經(jīng)濟理論與今天幾乎可以被主流經(jīng)濟學所接納的這些新制度學派的學說卻是大相徑庭。貝克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前言中更明確指出，人力資本理論允許“文化利益”與高等教育緊密相連，他們注重的可統(tǒng)計、測量的社會和私人的經(jīng)濟利益。但是，對凡勃倫來說，經(jīng)濟學家們所探究的價格與效益是蘊藏在社會歷史文化中，經(jīng)濟學家們從中將其分析抽象出來的，凡勃倫這本書中，煞費苦心地詳細描述了商界領袖對美國大學的“引導”，導致美國高等教育中，一般學院和職業(yè)學校的畢業(yè)生作職業(yè)生涯做準備時，由于職業(yè)、工作的“金錢利益”取向，會引起的高等教育使命的轉移，而這種高等教育使命轉移的成本是巨大的。正如伯格在為該書再版寫的前言中所說，“凡勃倫極力主張我們應當追隨商業(yè)系統(tǒng)的規(guī)則，這是一種在金錢價值觀支配下由參與者隨著數(shù)量日益增長的精練的畢業(yè)生的需求而構立起來的‘吸引消費者’的機構。大學的管理日益同金錢價值觀念相一致，大學把越來越多的空間用于可用的、實用的，也就是市場化的計劃和理想中，而很少用于‘隨意的好奇心’（idle curiosity）的運作中（除了理想的市場地位之外，好奇心實質上也應該是為擁有商品化的學術成果的學者們極為關注的學術自由），對學者們而言，‘隨意的好奇心’的運作才是其內在的價值。”

　　此書在1918年出版，但是凡勃倫早就開始著手撰寫了，所以，作為來自具有人文主義傳統(tǒng)的歐洲的凡勃倫對美國大學價值取向的批評，與同一時期韋伯的擔憂是同樣的：德國的大學由于大工業(yè)與現(xiàn)代商業(yè)的“金錢利益”取向影響，引起的高等教育使命的轉移，維系個人自由的人文主義傳統(tǒng)正在迅速消失。當然，韋伯不僅對德國大學傳統(tǒng)的學術圈內行會性的教授自治表示不滿，更對國家對大學日益強化的干預和控制深深地憂慮，看到了美國大學的體制中的商業(yè)競爭使得大學教學與科研更具有活力。盡管如此，半個多世紀后，保守的古典主義者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的理想主義走得還要遠，更加追求傳統(tǒng)的人文精神，追求終極真理，認為韋伯是這種“把歐洲大陸的虛無主義崇拜得望塵莫及，把虛偽的相對主義理想的庸俗化視為一種寬容”的思想在美國蔓延的禍首之一。（《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

　　凡勃倫認為，市場并不是無序的，不是亞當·斯密所謂看不見的手在活動，而是幾只手的活動，市場上有一只凱恩斯“看得見的手”在活動。他強調“權力”在經(jīng)濟中的作用，現(xiàn)實的市場不是自由的，而是受權力控制的。其所謂的“權力”，不是社會生產(chǎn)關系中的經(jīng)濟關系在企業(yè)中的反映，而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中的“支配能力”。

韋伯卻從宗教學與政治學出發(fā)，教育觀中包含了對奇里斯馬與理性這樣兩個對立的功能的肯定。（《宗教社會學》）因為即使人文傳統(tǒng)教育使人們感悟到奇里斯馬權威，目的也是為了達到對自然、人類社會的支配。他說：奇里斯馬式的說教“隨著職業(yè)分工的精細化、專業(yè)知識的增長，其本身的量與內在的理性的成分也在增加，恢復奇里斯馬感悟性——雖然因為古代作為禁欲手段遺留下來的，但還是可以今天在專門職業(yè)訓練的教育中，可以在學生生活中、特別是名門高中的學生生活中具體地表現(xiàn)出來�！保ā吨�配的社會學》）所以他的關于教育的功能的觀點于凡勃倫有驚人的相似——凡勃倫在《有閑階級的理論》（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指出：歷史上與傳統(tǒng)各種支配類型相對應的各種教育制度，實際上是同時在實施有“奇里斯馬”權威效應的人文主義教育與理性的專業(yè)教育。各種教育制度共同的目的是培養(yǎng)習得與統(tǒng)治階層固定身份相對應生活方式的人才。即使在近代社會，這種教養(yǎng)資質也是身份差別中最難克服的部分。雖然在西歐封建社會中，它也不會帶來絲毫經(jīng)濟利益，依然發(fā)揮它的社會功能。韋伯說：“完全是一種虛設，也沒有在外觀上引人矚目或實用等存在的理由，……這種欲求只是因為要向大眾暗示這是掌握權力、維持統(tǒng)治地位的一種手段、具有身份權威而存在的。從它的拒絕理性的物質消費的傾向的意義上來說，是一種‘奢侈’，但是對于封建統(tǒng)治者來說，這絕不是多余的，倒是強調自己的社會存在的一種手段。”（《支配的社會學》）到了現(xiàn)代，這樣的人文教養(yǎng)的教育雖然依然有它的奇里斯馬的“權威”，但是已經(jīng)不完全具有代表統(tǒng)治階層成員資格的社會功能了。當然在不同的國家中表現(xiàn)出來的程度各有差異。

　　19世紀至20世紀交替的年代，凡勃倫和韋伯都注意到當時高等教育行政管理官僚體制中的“強人管理“的弊端。韋伯對為普魯士現(xiàn)代教育作出貢獻的“強人”——普魯士教育部長弗萊德里�！ぐ�爾特霍夫個人品格與管理能力沒有惡感，卻普魯士教育部對大學教授任命的人事干預強烈批判，原因就在于：這種國家行政權力操縱下的人事制度，靠官員與教授個人的品質也很難保持它的廉潔。19世紀末柏林大學因為它在普魯士的特殊地位，柏林大學教授中也很明顯出現(xiàn)利用權力的接近和轉移謀取名利的腐化傾向。韋伯痛心地說：“在柏林大學，像其他地方一樣，也有一些具有保持強烈人格的學者，繼承、保持其學術團結與獨立于高層教育行政當局的光榮傳統(tǒng)。但是，人所共知，這一個群體的人數(shù)并非在逐漸增加。不幸的是，對柏林的教授們來說，距教育部的大門是如此之近，很容易發(fā)生這種事情。這種令人不快的形勢一直有不斷惡化的趨向，普魯士的‘地方教授’向那些實際上或據(jù)說是有影響力的柏林同事寫信訴求和抱怨，希望后者能夠在‘高層決策者’中為他們說情。個人與教育部關系的這種圍繞權力運作-——實際上已經(jīng)在每個領域或多或少地以公開的形式在發(fā)展-——毫無疑問，這也經(jīng)常被某些杰出的、具有鮮明個性的柏林的學者們運用于他們的學術發(fā)展。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即使大權掌握在一個對于學術績效的評估不懈地追求客觀性的人的手里，當一個人控制這么多贊助權力的時候，仍舊有被他個人偏愛與興趣好惡所左右的危險。”（《韋伯論大學》）

　　而凡勃倫也以他的批評毀掉了一個教育家中的“強人”——芝加哥大學首任校長W·R·哈珀的聲譽。然而，當時哈珀被人們作為一種典范而不是作為撒旦——體面地活著，直到最終他連同他的禍根一同死去。但是，哈珀以后的時代，情況發(fā)生了很多變化，在許多方面越變越糟。后來的幾代繼任者們——大學的校長、主管人及其有關人員——教務長、院長和其他大學后勤人員以及大學全體教職員，在很多方面能力并沒有表現(xiàn)出基于更多的、凡勃倫所嘲笑的“微積分學中所規(guī)定的超出平均數(shù)的標準偏差值的一半”。這本身也表示日益成熟的忽視人文傳統(tǒng)的、單純的現(xiàn)代專業(yè)（職業(yè)）教育的進步，并不一定能為高等教育提供更優(yōu)秀的管理人才。

　　總的說來，盡管同時代的兩位大師對高等教育的理念有著類同得看法，但是，韋伯側重擔心行政干預導致高等教育中學術自由的喪失；
凡勃倫更多看到自由經(jīng)濟制度腐蝕大學教育體制和發(fā)展趨勢的危險性。我們都知道：這兩者的結合會徹底埋葬大學人文傳統(tǒng)的生命力。

　　[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韋伯論大學》，孫傳釗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3月；

凡勃倫《美國的高級學術》，惠圣譯，孫傳釗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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